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诺·特施克和汉内斯·拉赫尔
国际关系学科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好像大国、无政府状态、均势或国际法、伦理和公众舆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每个关注国际冲突和合作的系统研究的人的自然出发点，直到后来在相互依赖（或依附）和全球化的影响下才加强了国际合作的研究。然而，国际关系领域（IR）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提出了一个必须化解的具有潜在爆炸性的挑战，这种挑战在于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明显解释力，以及这种激进叙事中知识霸权的潜在政治影响，这种叙事将工业垄断和金融组织阶段的资本主义矛盾与“百年”和平后涵盖欧洲和世界的大国格局联系起来。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发展——在英美国家作为自由主义制度的理想主义，在德国作为地缘政治研究，在苏联作为帝国主义研究——成了世界政治进程中更具广泛的意识形态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的国际关系话语是通过将资本主义问题从主要战争的起源和持久和平的条件的辩论中驱除出来而形成的。但是，如果把对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和变化的动力排斥掉会越来越明显地削弱我们对国际进程的理解，我们不太清楚，通过把我们带回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或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需要付出怎样的巨大努力才能够来实现（甚至重振）这种理解。
是否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想带我们沿着走这条路走下去，或走多远还不清楚。他承认自己同情他所称的“列宁—布哈林帝国主义理论”。然而他坚持认为，需要的不仅是简单的重申或捍卫，还需要一种通过批评、修订和细化从而克服了列宁—布哈林理论局限性的新的地缘政治竞争方法（Callinicos 2007, 537)。毫无疑问，历史唯物主义者需要超越传统的帝国主义概念，拓宽他们对“国际”的研究，并寻求解释国家间“安全、领土、资源和影响力的所有冲突”（Callinicos 2007, 538）。然而，当它成为维护列宁—布哈林理论本质的工具时，这种受欢迎的拓宽就成了一个问题。因为卡利尼科斯要求我们在一个老的、迄今为止相当陈旧的问题上表明态度，即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更一般的形式的地缘政治竞争）与超帝国主义[具体体现在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所说的帝国（ Empire ，2000）或威廉·罗宾逊所说的“跨国国家”(transnational state，2004）]问题上表明态度。
现在，我们很高兴地承认，形成全球国家的想法被无望地夸大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领域仍然以某些国家间竞争为特征。但这一切都不是源自资本的垄断，以及资本和民族国家的融合，而列宁和布哈林认为这些是向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转变的核心。的确，卡利尼科斯把帝国主义的对抗延伸到地缘政治的竞争，从而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历史特定目的。因为，如果我们同意某些形式的地缘政治竞争、软平衡等在今天仍然存在，我们可能会以同样的理由指出，这种形式的国家间互动在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时代（即在转向垄断资本主义和经典帝国主义之前）就盛行了。
如果不强迫我们同意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阶段——它始于19世纪90年代，正如卡利尼科斯似乎期待的那样，那么很清楚，我们需要提出一个更系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地缘政治结构理解，而不要被老的辩论所挟持。
这反过来又需要两个澄清：首先，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现代性中有许多国家；其次，我们如何对过去两个世纪资本主义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不同历史动力进行解释。我们认为，卡利尼科斯最终未能澄清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尽管他提供了一些任何历史唯物主义的地缘政治方法都需要纳入其中的基本的标识。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家曾很好地描述了世界市场竞争与国家间对抗的融合。他们未能令人满意地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把帝国主义的驱动力植根于资本主义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这些理论家似乎能够解释为什么各国开始用军事和地缘政治的形式来表达本国资本的竞争利益。但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解释，因为它把资本主义理论不能当成给定的（无论它在经验上多么明显）一些东西——国家的民族形式——简单地视为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假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形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垄断的形成是如何有助于增加民族国家及其资本在市场准入方面的竞争。
但是，又一次，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过去／现在是民族国家呢？为什么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和积累战略一开始就表现在一个地域政治框架中呢？正如安东尼·布鲁尔（Anthony Brewer 1990，122）指出的那样，列宁从未解释过为什么国家应该是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的相关单元，大卫·哈维注意到：
为了将马克思的见解转化为一个地缘政治框架，列宁引入了国家的概念，直到今天，这仍然是表达领土性的基本概念。但是在这样做时，列宁基本回避了这样的问题：如何或为什么资本流通和劳动力的应用应该是国家而不是全球的，以及为什么资本家或劳动者的利益，应当甚至可以表示为国家利益。（Harvey 2001, 326）
当代帝国主义理论的回归有重复这些理论问题的危险，尽管过去30年来人们努力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正如卡利尼科斯（追随Colin Barker 1978a）所指出的，这些努力主要是由于他们从一开始就未能从资本主义国家的排他性和多元领土性出发而受到了限制。但是，卡利尼科斯（Callinicos 2007，544）试图通过应用资本主义必然的不平衡和综合的性质来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即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多元特征。这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指责我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看法是错误的
，卡利尼科斯（Callinicos 2007，538）既没有对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在政治上以多个相互竞争的主权国家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条件做理论推导，也没有对这些条件进行历史性的具体说明。充其量，他解释了为什么本身无法解释的国际体系仍然存在，指出现有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不平等发展如何阻碍了它们之间形成永久的合作或整体结构。虽然这种不平衡发展的国家之间无政府主义式的竞争逻辑可能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排他性和多元领土主权的持久性（这是Ellen Wood[2002]的观点），但应该指出的是，这与列宁和布哈林所提出的发展逻辑是非常不一致的（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及）。
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空间沿着领土线成为碎片，划分成主权领域，每个领域都试图在不同的国家利益基础上组织和动员资本？应该指出的是，在某些方面，这个概念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特有的（尽管大多数历史唯物主义者不承认它是这样的）。对于韦伯主义者和其他方法论多元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相对不成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和领土主权被分别视为经济和政治社会结构的两种特殊和独特的历史形式；由于这些结构都是自主发展的（尽管彼此相互作用），因此一个内在的非领土资本市场关系体系应该与一个领土国际体系共存的事实并不存在理论上的谜题。虽然韦伯主义学派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相互关联的起源提出了相互竞争的解释，但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面临悖论。事实上，大多数历史社会学家都强调了军事化的国家间竞争促进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反之亦然。
然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就大成问题了，即使他们发展了描述上相似的历史叙述。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观念出发——即历史时代是由特定的财产关系（或者更传统，具体的生产方式）界定的——那么有必要按这些财产关系（或者，至少，按它们与这些财产的关系）解释社会的主要结构。例如，在资本主义时代，很明显，资本主义不能像韦伯主义学派那样，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经济结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组织模式，这种模式既涉及一个特定的生产和剥削组织，也涉及一个私人和公共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不可能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因为在那种社会，这种社会支配关系与剥削的关系完全统一的。公共国家是作为一个矛盾实体出现的，它呈现出一个“抽象的政治”特征，而且变成了一个为社会财产关系不断制度化、资本积累的组织和再分配的条件（这些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第二顺序的异化）进行斗争的中心场所。更具体地说，资本主义促进了统治和剩余占有之间的制度化分离，因为后者可以在生产本身的过程中产生，而不是像所有其他阶级社会那样，通过政治（强制和法律）手段在生产之后产生。然而，这种制度上的差异形成了社会冲突的中心，因为它定期地受到挑战，并被积极地——往往是暴力地——被再生产。因此，资本主义产生了国家自治的表象，而不是将其结构上的必要性强加于人。
资本主义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呈现出“抽象的政治性”，尽管不是在自由主义传说中的“守夜人”国家的意义上（这里应该注意到，我们并不试图暗示这个抽象的政治性不会以多种方式干预经济）。然而，控制资本主义国家的冲突某种程度决定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剩余占有的过程和资本盈利地再投资的条件再政治化或去政治化（这意味着统治和剥削的分离是明显的，因为它是真实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国家作为冲突场所的这种调节能力，不仅由外到内地干预资本主义持续再生产的过程，而且从根本意义上构成了一种社会政治关系，而不仅是经济关系。
这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概念解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下的国际关系理论意味着什么？在我们看来，主要意味着我们必须回到历史，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早期的现代欧洲社会的批判式研究似乎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叙事（除此之外，还有韦伯式的历史社会学家的叙事）已经太热衷于发现“资本主义”或“现代”元素在努力维护马克思或多或少的体系的观念和生产方式必然进步的观念（或者马克斯·韦伯的西方理性不可阻挡的崛起的观念）。相比之下，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 1985; 1993）和海德·戈斯腾伯格（Heide Gerstenberger 2006）的研究表明，中世纪和近代欧洲不同地区的阶级结构，以及统治和物质再生产的体系，遵循着基本不同的轨迹，并让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出现是更为地方化的和特定的现象，而不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或韦伯主义的“紧身衣”所暗示的那样。
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含义是，他们共同地认为，资本主义、主权国家和有领土组织的主权体系同时出现——它们的共同出现和共同构成——似乎在历史上和理论上都存在问题。事实上，这不仅是个问题，而且根本不可能。因此，我们建议，任何发展一个资本主义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都需要从承认这一事实出发，即在领土国家形成和资本主义出现的过程中，会受到社会时空差异和作为中介的地缘政治的影响。
而且，如果将这一观点应用到历史材料上，就会非常明显地发现，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区域发展不仅高度分化，而且在资本主义和现代主权崛起之前，就存在一种以领土界定的地缘政治的多元世界。它不是像新韦伯主义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一个无法理论化的过去的偶然遗产或自主的军事或政治权力来源的独立副产品，而是几个世纪以来前资本主义阶级之间关于统治权和对土地和人口占有的社会长期冲突带来的决定性的后果。这些冲突可以追溯到加洛林王朝的解体，其解体最终形成了一个多国家的王朝体系。这种继承下来的多元领土世界对认识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它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构建和管理从一开始就包含在多个国家中，这些国家之间的互动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协调（详见：Teschke 2003; 2005; 2006和Lacher 2002; 2005; 2006)。
认识这种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历史最好的办法不是把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概念扩展到极致，或回到两个截然不同的、竞争且独立的逻辑之中，就像哈维（Harvey 2003, 29—30）所说那样：一个是国家管理者追求的现实主义的“领土权力逻辑”，另一个是公司所追求的跨国“资本主义的权力逻辑”。
相反，其带来的挑战是从历史的角度去展示：在任何时间点，争夺国家的控制权的社会—政治力量格局是什么样的；去确定哪个社会利益占了上风；去确证在一个多元国家的体系中——这个体系的无政府结构和国家发展差异性总是带来协调和协作问题——冲突的不同解决方式是如何形成不同的民族和国际积累和领土化战略的。
在这方面，还不完全清楚卡利尼科斯（Callinicos 2007, 543）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哈维的两种逻辑的概念（重新表述为两套不同的“再生产规则”）。然而，把一个永恒的政治—领土（帝国）积累的通用理性在理论上归因于国家管理者，在我们看来，在历史上是毫无根据的，而且充满了物化的危险（还无意间造成了对现实主义不必要的证明）。问题从来不是国家管理者或资本家应该做什么，或者根据理想的典型逻辑应该做什么，而是他们实际做了什么。
这不是否认“无政府逻辑”和“资本逻辑”能够施加某些压力，而是国家或公司如何应对这些压力不能只是从这些逻辑的“律令”推导出来，而总是取决于多种因素，如阶级力量的平衡，自我组织的程度，霸权话语的背景，制度和其他权力的资源的调动，等等。这个理论前提并不意味着理论的消解或者理论被历史所包容，而是需要一种以施动性为中心的辩证方法，首先解释广泛不同的、具有根本竞争性的、由不同历史方位下的行动者在领土和积累战略上的构建与实施。历史方位不同是指各国内部的战略力量对政策方向和世界范围（时空上）不平衡和（地缘政治上）综合发展方向存在着不同观点。进一步发展还需要对布伦纳的“再生产规则”(Brenner 1986）一词进行修改——该规则从分析的角度对特定阶级的再生产规定了一套有限的战略选择——并要求用一个更灵活和历史上更开放的词“再生产的方式”来替代它。因此，与其抽象出两种独立的逻辑，然后试图通过历史上追溯它们的“交集”来重新整合它们（或通过逐步引入其他规定性来使分析复杂化），我们建议反其道而行之，首先重现现实—历史的、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冲突，以便得出资本主义地缘政治竞争与合作的多重逻辑，如果“逻辑”这一词要有意义的话。换句话说，两种理论逻辑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竞争的多种模式，但多种竞争与合作模式的历史记录将无需这两种理论逻辑。这种方法克服了将一种不变理性赋予国家管理者——由所谓地缘政治无政府的竞争规律驱动的领土扩张的权力最大化，以及将另一种不变理性赋予资本家——由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规律驱动的跨国利润最大化。
这一观点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认识到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的渐进式和长期性，正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认为的那样。安德森认为，虽然近代早期确实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并在这个意义上指向了现代性），面对金钱的“溶解力”，专制国家作为保卫贵族特权和收入的堡垒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现代国家代表了一种介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政治组织形式，只有通过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完全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部分（Anderson 1974b, 19)。然而，对于安德森来说，近代的早期确实见证了政治和经济的逐渐分离，以及社会生活的两个运动在资产阶级发展的逻辑之下被交付给社会的两个不同的领域，尽管在此之前，整体上这种社会的动力仍然由政治一极主导。
安德森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在近代早期出现的私有财产权是资本主义财产权，因此（至少）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也是专制国家的先驱）出现了什么样的财产呢？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普遍存在着加强财产所有权，在法律上加强了对财产（不论是动产或不动产）的保护。商人的财富和他们提供给国王的贷款变得更加安全，尽管这些贷款只有在极高的利率下才能获得。农民能够摆脱许多与封建历史有关的封建义务和费用。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对自己土地的控制接近了现代对私有财产的定义。
但这种类型的财产构成了早期现代欧洲的经济动力吗？在某种意义上，是的，但只是在一个非常反向的意义上。农庄主没有，也不能像资本家一样行事。它们的处境使它们“理性”地追求多样化，而不是专业化，以尽量减少对不可预测的农产品市场的依赖，从而限制商业化。如果说农民远非资本家，那么商人也是如此。有人认为，专制的法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恰恰是商人和实业家缺乏创业精神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当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 1979, 51—67）说在大革命前的法国根本找不到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或者真正的资本主义阶级，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里的关键不仅是在欧洲大陆的专制社会中缺乏资本主义动力。更重要的是，农民产权的巩固，特别是与一个非常不同的（尽管仍然是私人的）形式的财产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种财产对早期现代欧洲的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的发展有着（更多的是毁灭性的）巨大影响。一旦后期封建贵族失去了对农民生产的剩余强制性（尽管是合法的）获取渠道，他们就被迫转向国王寻求其他形式的收入。法国国王当然在加强农民所有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要通过税收的形式直接获得农民剩余。现在，随着税租的减少，贵族生活方式和争斗的基础被削弱了，但在王朝国际体系中，国王们能够通过卖官鬻爵将贵族纳入他们不断膨胀的国家机构之中，产生收入来为他们日益昂贵的战争提供资金。王朝体系遵循前资本主义时代的逻辑，即围绕人口和领土展开地缘政治竞争：即地缘政治积累。相反，贵族、资产阶级金融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商人）发现，将现有财富投资于这个国家机构获得收入更有吸引力，他们购买官位，从而重新得到收割农民剩余的机会。
随之而来的动力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缺席，而且造成一种必然的——如果是周期性的话——长期经济恶化，这种恶化使得近代早期欧洲的专制国家到1760年时远远落后于一个国家，即近代早期发展资本主义的英国。在法国，在社会和经济上有效的财产形式，就像在所有前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是由政治构成的财产（Brenner 1985)。专制国家的税收／官位结构是一种新的、独特的剩余政治占有形式的表现。与封建主义不同的是，剩余不再由个别领主支配，而是嵌入进蒙荫（patronage）、官吏腐败（office venality）和仆从主义（clientelism）的网络之中，这些都最终集中在国家机器机体之中。
这个国家，很明显，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它是一个政治统治和剩余占有的有机融合的体系的中心。在这个体系的顶端是社会财产关系（比“产权”更有用的概念）和主权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的一部分，这个社会部分有一个系统性趋势是把财富投资到剩余榨取的手段上（官位作为私有财产是可继承的，并对财务收益具有法律上可强制执行的权利）。正如专制主义的主要学者理查德·邦尼（Richard Bonney 1991，360）指出的那样：专制主义可以被视为特定国家的一套特有的安排，通过这种安排，私权发挥着保护私人财产权利（如那些供奉于公职和年金的权利）的作用。在这个社会里，由于财产关系的专制制度，很少有人投资生产资料，不论是商人和明显不是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其他成员，还是在面对日益增长的苛捐杂税，越来越无法维持（更不要说提高）土地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农民。
正是这种前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关系，逐步支配着早已失灵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的基本神话——的具体动力。
但是，尽管政治与经济组织处于不同形式的专制主义或其他非资本主义形式下的欧洲大陆国家，不是资本主义的，它们仍然开创了一种国家形式，这种形式甚至在今天仍然影响着政治空间的组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国家的主权仍然是个人化的、不完整的，并充斥着地方和法人的特殊主义。这些国家的领土（一种对领土居民的广义个人统治形式）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非个人领土，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与其国民之间的关系是由法治来调节的。尽管如此，这些国家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空间组织的改变——虽然它对基于主权和领土权，并从1500年（或1648年）持续到1973年（甚至更长）的现代国际体系不具有构成性作用——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19世纪上半叶的某个时候开始的（尽管是不平衡的）资本主义时代，其结构仍然是由多元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因为正是在专制主义时期，领土得到了更清晰的界定，这是由于封建时期以领主为基础的“分割主权”（parcellised sovereignty）通过对土地贵族的非军事化和把他们吸收到王朝国家中而被改造了。因此，中世纪的领土特殊主义被改造为更加同质和有界限的（尽管仍在变化）王朝王国的领土。
欧洲大陆国家的资本主义转型是对18世纪末英国在财政—军事的相对优势以及工业革命（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霸权）所产生的双重压力作出的反应。这两者都源于先前农业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随后从王朝到议会主权的转变，这种转变促进了英国／不列颠国家在光荣革命之后的日益理性化（Teschke 2003, 252—262)。在欧洲大陆，资本主义英国享有的财政—军事优势削弱了专制主义在地缘政治上成功竞争的能力，耗尽了专制主义国家的税基和国家财政，加剧了国内关于再分配的社会矛盾，导致了“旧制度”的最终危机。世纪之交之后，英国工业产品不仅挑战了那些疲弱的经济体，它们还威胁将无限扩大英吉利海峡两岸用于军事目的财政资源之间的差距，从而威胁欧洲大陆上专制主义或后专制主义国家阶级在内部和外部的再生产。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转型表现为旧统治阶级（改革派与保守派）内部发生了深刻而尖锐的危机，引发了一系列上层革命。
资本主义的“后期发展”[因为欧洲国家经历的不仅是像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所认为的后期工业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在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成为资本主义的过程]，最初是为了提高欧洲国家的地缘政治竞争力，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其统治阶级的地缘政治竞争力；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挑战并最终破坏了其阶级权力的社会基础。后期发展是为了增加这些国家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和战略生存的能力，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加强了巩固领土的动能。这带来了双重挑战：一方面，要找到新的方法，使税基更具产出，使税收制度更有效；另一方面，在改革和19世纪巩固民族国家的时代，通过颁布民法典来消除继承下来的社会政治等级制度，从而聚集民族主义力量。在近代早期建立的领土框架的再生产，为管理资本主义转型提供了动力来源和制度框架[在国际层面是以政治和地缘政治稳定为体现的，它不完美地由后维也纳欧洲协调（post-Vienna Concert）来保证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权的社会关系，甚至是领土的性质，都经历了彻底的转变——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多个国家的框架内，这些国家像过去一样，继续对领土行使主权。对领土划分产生政治空间具有排他主权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本格局，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更不是因为它的概念，才产生了这样一种国际体系。资本主义需要某种形式的（地缘）政治组织，但它不需要历史上出现的地缘政治的具体格局：一种国际体系。从资本主义到任何特定的地缘—领土矩阵或一套国际关系，根本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从反事实角度来看，我们完全有可能想象如果资本主义出现在帝国形态中，比如罗马帝国，它就不需要将其政治分裂成多个领土单元。资本主义并没有从自身发展出一个领土国际体系，使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的碎片化；相反，资本主义是由一个国际体系构建的，因为它是在一个既存的领土国际体系的背景下诞生的。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从民族国家身份向全球国家身份转变的主张持怀疑态度。虽然全球国家的缓慢和矛盾性形成过程是当前的一个重大事件，但资本主义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似乎阻碍了全球国家制度的必然加强。
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从列宁—布哈林的理论中推导出来，就像卡利尼科斯似乎建议的那样。事实上，在当今世界，面对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和超帝国主义的两种概念选择，列宁和布哈林将被迫接受超帝国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现实。因为，在这场基于20世纪早期危机环境下的陈腐辩论中，人们所忽略的是，列宁和布哈林都不认为帝国主义间的对抗是一种可能的资本主义长期结构性状况。相反，他们将超帝国主义的未来描绘为在没有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情况下最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发展轨迹——他们两人都认为这是不可想象的。只要花较短时间我们就能够揭穿围绕新旧帝国主义争论的一些错误见解。
布哈林认为，与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时代以商品交换为特征的世界市场不同，20世纪早期资本国际化的结果创造了一个日益稠密的国际相互依赖网络（Bukharin 1972，41—42)。世界市场条件（世界价格和利润率）逐渐成为所有资本主义“民族区域”的先决条件。这听起来很像最近的全球化理论家的主张，然而，列宁和布哈林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国际相互依赖导致国家间利益的和谐。相反，他们认为资本输出不同寻常地加剧了大国之间的关系。对资本投资机会的争夺已经被军事压力强化了（Bukharin 1972，100)。
因此，与金融资本国际化相对应的是一种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就是大国之间为经济和政治划分世界进行的争夺（Lenin 1973，101)。武力最终是各国获得多少势力范围、殖民地等的仲裁者。虽然军事暴力不是帝国主义治国之道的主要工具，但可以预期，当现有的世界市场控制和国家权力的平衡发生变化时，它将被使用。然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必然不平衡使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力量的关系一旦改变，在资本主义下，除了力量的关系，还能找到其他解决矛盾的办法吗？”（Lenin 1973，116; Bukharin 1972，87）。
因此，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和日益增加的国际竞争携手并进。原因是，正如布哈林特别试图确认的那样，“经济活动的国际化与资本利益的国际化过程是完全不同的”（Bukharin 1972，61）。当它们开始参与境外的经济活动时，各个国家的资本发现它们有相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利益（Bukharin 1972，62)。因此，国际化加剧了资本之间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资本与各自国家的关系变得非常重要。事实上，布哈林认为，这越来越成为国家组织的民族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从这个角度看，垄断的过程把每个民族经济变成了由金融资本和民族国家组织起来的“单一的联合企业”。因此，至关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民族”间的资本也在相互交织，并带来巨大的影响（Bukharin 1972，80)。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布哈林和列宁驳斥了卡尔·考茨基提出的“出现超帝国主义国家托拉斯的可能性，至少在中期之内的可能性”的主张。但是，这个熟悉的论点出现了反转，颠覆了任何将这一论点应用于战后时期和当今事态的企图。因为列宁和布哈林不仅承认超帝国主义是可以设想的（就像卡里尼科斯所说的）。事实上，列宁认为：“毫无疑问，发展的方向是向毫无例外地吞并所有企业和所有国家建立单一世界托拉斯发展”（列宁为布哈林的《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一书所写的前言，1972)。这听起来更像是哈特和内格里的帝国而不是列宁的帝国主义，列宁认为这种固有的资本主义发展逻辑没有可能实现，“因为在一个单一世界托拉斯实现之前……帝国主义必然会毁灭，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它的反面”（列宁为布哈林的《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一书所写的前言，1972)。
布哈林也提出了类似的逻辑，他更明确地说明了超帝国主义可能实现的条件：“资本利益的国际化是国际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形成的巨大动力……尽管这一过程本身可能是重要的，但是，它被更强烈的资本民族化的趋势所抵消（Bukharin 1972，138)。”然而，布哈林似乎暗示，国际化趋势可能以某些方式发展起来：如果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使所有其他国家臣服。
但是，“超帝国主义”时代根本没有真正的可能性，难道它不受集中化过程的影响吗？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难道不会逐渐地相互吞并，直到形成一种包罗万象、征服了所有其他托拉斯的力量吗？如果我们把社会过程看作一个纯粹机械的过程，根本不考虑敌视帝国主义的力量，这种可能性是可以想象的。（Bukharin 1972, 142）
因此，这是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必然逻辑。根据布哈林和列宁的观点，这种逻辑既可以维持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土主权，也可以维持地缘政治竞争的动力。在他们看来，只有世界革命才能阻止超帝国主义的永久协调和全球国家的形成。但世界革命从未到来。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类似布哈林设想的单极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在两极冷战结构内）。如果这更像是一个超帝国主义的结构，其后果可能会接近布哈林所设想的出现了一个真正的超帝国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国家可能的条件。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利益的团结才能建立。这就是出现越来越多的“参与”和融资的情况，也就是说，由于证券的共同所有权，不同国家的资本家阶层对同一标的拥有共同财产权。这里，我们面前其实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黄金世界。（Bukharin 1972, 62）
只有当利益的相似（以及对立）被一个利益的“实际统一”所取代，帝国主义间的对抗才能避免。这就需要“资本利益”本身的国际化。
在过去的30年里发生的事情正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家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输出形式和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资本输出形式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差异；前者是货币资本的国际化，而后者是生产资本的国际化，生产资本的国际化导致跨国公司、合资企业等资本利益相互融合。因此，有人认为，民族资本集团不再相互对抗，或者说它们不再有独特和竞争性的民族利益。因此，如果列宁和布哈林以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理解为基础，能够目睹当今世界的话，他们更接近哈特、内格里和罗宾逊。
这并不是说我们同意这种全球化观点（我们应该称之为“列宁—布哈林Ⅱ”吗？），就像我们认为最初的列宁—布哈林观点是令人满意一样。在本文的结尾，我们认为，最需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从帝国主义的原始辩论以及它强加在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狭隘框架中解脱出来。正如卡利尼科斯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即使把争论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各种形式的地缘政治竞争，并不能为列宁—布哈林理论的基础增添新证据，无论它如何修改，也不能使我们排除“超帝国主义”的可能性。我们需要了解不同类型和模式的地缘政治竞争与合作，以超越这种帝国主义的对抗——超帝国主义的二分法，以便理解过去200年来的国家形式的历史演变和国际竞争的动力变化。即使是最粗略地浏览一下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历史是如何记录资本主义国家和领土化计划之间的关系所发生巨大变化的：从大英帝国时期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到索尔兹伯里或张伯伦的新帝国主义，再到德国和日本是如何在正式帝国和非正式帝国之间的变化（德国主要通过领土扩张和经济上控制支配中欧获取“生存空间”[Lebensraum]，日本主要通过武力和非武力实施“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再到后来在冷战和当代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美国主导（多边的）战后自由世界秩序。
将这些历史波动当作“偏离”资本主义和经典国际体系之间正常相关关系而加以否定，将是本质上不变的国际秩序的结构主义观点的物化。现实情况是，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空间化战略”，如从给予相对弱国完全的司法独立，到像欧盟这样的半霸权工程，再到完全的领土控制系统，以追求“生存空间”或“正式帝国”。此外，资本主义核心国家自身也以历史上不断变化的方式构建了彼此之间以及与世界市场的关系。要理解这些不同的空间化战略，需要以施动者为中心的观点。这一观点强调领土化和去领土化的不断变化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帝国主义间的对抗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历史上有限的变化形式，它需要结合这个特定的历史事件下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和阶级斗争的背景来理解。
如果我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个决定性事件中，如“百年和平”时期，发现地缘政治竞争，鉴于这些事件实质性的差异，那么很明显，我们需要超越利用两种不同但相互作用的“逻辑”去解释地缘政治竞争的抽象理论。例如，1945年之后的地缘政治竞争与1972年之后和1989年之后的（以及“9·11”事件）地缘政治不仅不同，而且有着显著的区别，后者是由新的动力产生的。虽然地缘政治竞争是整个资本主义现代性时期的特征，国际竞争（和合作）的具体动力却经历了重大转变，这些转变是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中特定社会和国际冲突得到不同的解决的背景有关的。卡利尼科斯在谈到国际竞争结构的变化时，仍然完全是描述性的。虽然他承认1945年后国际动力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和全球化时期不同，但他没有提供如何概念化以及如何从理论上解释这些不同的指南。
此外，我们应注意，不能从帝国主义对抗本身抽象出更一般的资本主义地缘政治动力，我们需要重新考虑那些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为我们理解从19世纪90年代到1945年间帝国主义间对抗有多大作用。这期间的问题我是熟悉的，包括对非工业化国家市场的资本输出的机会相对不足，以及主要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垄断格局相当复杂的形式。也许，现在不仅要说“列宁—布哈林Ⅰ”对现在的不适用，而且要认识到列宁、布哈林、鲁道夫·希法亭和卢森堡甚至没有把他们自己的时代弄对。正如我们以上所说，任何关于在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竞争中的国家作用越来越突出的理论，不能简单地将民族国家视为给定条件，而是要从理论上解释民族国家形式及其内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是如何形成资本主义现代性特质出发。最后，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导致从相对合作转变为彻底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对抗的内在动力的性质。根据卡利尼科斯的观点（Callinicos 2007, 541)，19世纪晚期向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转变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和资本日益相互依赖，其结果是国家间竞争被纳入资本之间的竞争。我们认为，对上述动力应当反过来理解，可能会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这种转变：即将资本纳入国家，并对经济竞争进行政治动员。
最后，卡利尼科斯（Callinicos 2007, 544）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资本主义中是否真有什么固有的东西，使国家保持着多元的状态，如由于其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趋势，经常破坏着统一——这种破坏是建立在由实力决定的不稳定关系基础上的。但资本主义固有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多大程度起着这种破坏作用？如果有的话，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并不是因为它的本质——当然从概念（即从历史和施动者中抽象出来的）上讲，通过世界价格形成和利润率的长期均等，它应该在国际上自我平衡——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在时空上有差异的历史原因和扩张从一开始就有许多非资本主义（通常是反资本主义）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产生并不断复制不平衡，其体现在后期发展和追赶者的不同战略上。事实上，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概念——或社会不平衡和地缘政治综合发展——之所以有意义，在于有一些东西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纯粹概念之外，它构成了托洛茨基所说的，资本主义不断的历史发展，是通过将非资本主义地区纳入其中，是通过将先前的非它所塑造的地缘构造——国际体系——来实现的。虽然我们可能同意这个地缘政治的前提——它已迫使托洛茨基通过增加“不平衡和综合发展”来决定性地重塑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念——从历史上看已经对世界各国整合起来施加了强大的障碍，但它没有绝对性来阻止整合的可能性，欧洲一体化计划已证明它的非绝对性。
因此，我们建议的不是回到“老大师”那里，也不像哈维那样部分地向韦伯的多元主义模式倾斜，以捕捉现实主义的想象，并将强权政治与马克思主义的关切结合起来，也不是对资本主义逐渐取消国家边界持有一种演进性的理解，更不是对政治马克思主义进行正统的解读，而是不断关注国际关系中社会—政治上不同结构的丰富多样性，因为这些结构似乎一次又一次地会逃脱先见之明概念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