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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中一个主要迷思是：苏联的解体是否也标志着全球层面地缘政治的终结？
众所周知，现实主义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以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为例，他就预言，德国和日本会拥核自重并崛起为大国。同时，他还预言，全球政治格局虽然在苏联（USSR）解体后形成了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结构，但这种结构会随着其他新崛起国家对美国的挑战而变得昙花一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单极霸权会对弱国施加影响，那些感受到影响的国家，无论正义与否，都会转而挑战单极霸权”（Waltz 1993，79）。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1999，44）指出，“反霸联盟的形成……会……成为单／多极霸权世界的自然现象”，在单／多极霸权世界中，美国超级霸权与多个区域霸权同时共存。但是，大部分研究者并没有捕捉到有能力制衡美国优势地位的反霸联盟的形成征兆。对于亨廷顿而言，制衡美国的关键行为出现得十分缓慢。至少部分原因是，在后意识形态的世界中，国际体系是更大范围的文化单元而非政治单元，对美国霸权的冲击来自有更大影响力的文化圈（Huntington 1999，45—46）；对华尔兹来说，这只是单纯地反映了决定当下结构趋势的内在困境：“现实主义理论预言，被打破的均势结构终有一天会恢复。现实主义理论，乃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的局限在于，无法预测均势结构何时恢复”（Waltz 2000，27）。
然而，对于更多理论家而言，以上理论回应代表着一种并不成功的尝试，一种试图挽救失败研究议程的尝试。一些研究者提出的解释试图表明，现实主义假设无政府国际体系中理性国家必然寻求自卫，制衡美国并不是单极结构中的必然结果（如，可参见Wohlforth 1999；或Paul 2005）。其他假设则认为全球政治的性质已发生变化。一项极具影响力的理论是，经济全球化伴随着各种全球治理形式的进化，此两者都会对民族国家的主权与能力施加更为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比世界经济结构变迁对民族国家的影响深多了。经济全球化及全球治理会给国家提供强烈的激励，促使国家合作，使他们剩余的权力汇聚一处（例如，Held, McGrew, Goldblatt et al. 1999）。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及国际关系马克思主义学派也探讨过类似问题。本文主旨便是梳理这些讨论，并在梳理过程中一并回应雷·凯利（Ray Kiely 2006）和贡萨洛·波佐－马丁（Gonzalo Pozo-Martin 2006）对我的方法的批评。我会分三个部分展开探讨。首先，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现代帝国主义性质的主要争论分歧提出自己的论点。其次，重点探讨一项具体的理论上的异常现象，也即：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国际层面国家体系之间的关系。最后，回归到本文开篇的问题上，讨论当前地缘政治的性质及未来。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家可能会发现他们对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辩论时采用的概念性词汇及特定语境相对陌生，但从不同理论视角看待关键问题仍会使他们从中发现一些有益之处。我捍卫的结论是冷战的结束并未终结地缘政治竞争。考虑到这一结论也是现实主义者所肯定的结论，我必然也会对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做出一些论述。当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所涉及的问题远超本文所述。
老生常谈的一件事是：自布什政府正式宣布要与恐怖主义开展一场“长期战争”后，帝国主义便又卷土重来。但随之一同迎来复兴的是论述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品。当然，确切地说，这不是偶然。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复兴要早于乔治·W.布什入主白宫。20世纪90年代重大转折性的事件，特别是，美国成为无与伦比的霸权国与持续扩散的全球化话语，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重新关注帝国主义[如，可参见鲁伯特和史密斯（Rupert and Smith 2002）提出的一系列的理论观点，以及罗森堡（Rosenberg 2005）对重大转折事件的关注]。当然，对帝国主义关注的回潮并非简单的旧论重谈。参与这一辩论的多数人都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列宁（Vladimir Lenin 1964）提出并经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 1972）极大地发展完善的帝国主义理论已经过时（罕见的例外见Halliday 2002a）。
然而，列宁—布哈林的理论为对比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述帝国主义理论时所表明的立场提供一个有用的框架。 [1] 列宁—布哈林理论的成就有二：（1）它提供了一种对资本主义发展特定阶段的描述。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到20世纪初，资本的聚集与集中会在国家层面形成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 1981）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一过程在国家和私人资本的融合中达到顶点（布哈林比列宁更坚持这一点）；（2）该理论尝试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国间地缘政治竞争提供一种解释框架，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主导各大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经济、领土竞争的结果。考虑到这两个基本主张，不难理解列宁和布哈林为什么会强烈反对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 1914）的超帝国主义理论。考茨基声称“组织”进程不会在国家层面停滞不前，反而会继续演进以实现资本的跨国整合，资本的跨国整合特性会使得战争从资本主义视角看变得毫无理性可言（Callinicos 2002）。
本文在此并非要全面评价列宁—布哈林理论的优劣之处（参见Callinicos 1987，79—88; 1991）。说得更准确些，本文重在借列宁—布哈林理论的第二点论述作为模板来框定当前的学术辩论。当前的学术论争，大概可分为三大理论立场。第一种立场，是那些遵循考茨基理论的研究者。坚持这一立场的有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以及威廉·I.罗宾逊（William I. Robinson)。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现已开始在跨国层面从经济、政治上整合起来，由此延伸出直截了当的结论便是领先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已成为过去式（Hardt and Negri 2000; 2004; Robinson 2004）。该论断有一项小前提，即是：在过去几个世纪，这种国际体系发端于欧洲而后扩展至全球，为地缘政治竞争提供了结构性背景，但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至最佳运行状态而言，国家间体系并不具有内在必然性，也非未来发展所必需。这一论断遭到非常猛烈的批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批评者是埃伦·伍德（Ellen Wood 2002; 2003），但批判者在论及当代帝国主义时，观点也各有不同。第二种理论立场，以利奥·帕尼奇（Leo Panitch）和萨姆·金丁（Sam Gindin）的系统性论述为代表。他们的研究断言资本主义需要国际体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已经成功地构建了一个“非正式帝国”，使其他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效地从属于美国霸权（Panitch and Gindin 2003; 2004; 2005）。该论断暗含的研究结论与哈特、内格里和罗宾逊等人的研究结论相同：地缘政治竞争业已过时！帕尼奇和金丁认为，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日德与美国展开的经济竞争与危机有着因果关系），还是伊拉克战争给美国带来的诸多不测之灾，均未对美国霸权造成重创。
可以公平地说，地缘政治竞争过时论的部分观点在左翼知识分子群体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比如，相关观点塑造了《新左派评论》（ New Left Review ）编辑的主要风格。这些观点具有的优点是：与乔治·W.布什政府的美国国家权力主张具有一致性（这一发展使哈特和内格里比较尴尬，参见：Boron 2005），都明确地捕捉到了后冷战时代以来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的权力不对称性。在地缘政治竞争过时论的基础上，凯利（Kiely 2006，208，212）提出了与哈特和内格里理论不同的修正版本，他认定“资本在全球层面扩张的加剧并不意味着会侵蚀民族国家，也不意味着等级制的民族国际体系会走向终结”。但他特别强调了美国霸权对于其他国家主要资产阶级带来的诸多益处：这样，“理解当前现实最有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考茨基的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合作的超帝国主义理论”。
以上各类观点均遭遇了第三种理论立场的挑战。第三种立场由被凯利（Kiely 2005，32—34）统称为“新帝国主义理论家”提出的。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2003），但也包括沃尔登·贝洛（Walden Bello 2005）、彼得·高恩（Peter Gowan 1999）、克里斯·哈尔曼（Chris Harman 2003）、约翰·里斯（John Rees 2006）、克劳德·塞法蒂（Claude Serfati 2004）以及我本人（Callinicos 2003）。概而言之，这类理论家都持有以下观点：
1.全球资本主义依然没有走出其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遭遇的经济危机时代（Brenner 1998；2002）。
2.经济危机时代最主要的一个方面便是造成在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政治权力中心——即所谓西欧、北美和东亚三角——之间的发达资本主义分裂。
3.从结果上看，尽管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权力不对称，但在持续性“大衰退”背景下，各大国（包含俄罗斯和中国等其他国家）之间存在重大利益冲突，可能会加剧地缘政治竞争。
第三种理论立场宣称地缘政治竞争依然会在后冷战时代存续，这是区分它们与前两种理论立场不同的关键之处。在与帕尼奇和金丁的学术辩论过程中，我本人非常明确地支持了这一观点（Callinicos 2005c; 2006; Panitch and Gindin 2006）。当然，关于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孰是孰非仍待实践和历史来验证。
哈维和我的观点都遭到了批评。在本文中，我将遵循批评者之道澄清一些理论问题。在论辩之前，我会先对自身观点的源流略作陈说。我的立论之基是站在相对赞同列宁—布哈林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上的。但请注意，我也意识到列宁—布哈林理论体系存在局限，需要评判、修正乃至于优化。因此，请暂不管一些马虎的批判说什么，我的立场不只是对列宁—布哈林理论体系的简单重述或单纯捍卫。
相较而言，哈维在《新帝国主义》(
The New Imperialism
）中的论述显然是建立在哈维自己对列宁—布哈林理论体系的再阐释、再延展基础之上。哈维采用了概念范畴更广的“地理—历史”框架，这一研究框架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模式的论述。如在《资本的限度》(
The Limits to Capital
）这本早期著作中已经涉及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乃至战争是如何成为一种解决过度积累危机的方式（欲了解更多哈维的观点，参见Ashman and Callinicos 2006）。
提及这一分析让我回到第一个澄清点。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论中，第三种观点与前两种观点共同提出一个问题：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在今天是否依然存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更倾向于抽象化地表述这个问题——即地缘政治竞争问题。原因有二。其一，虽然“帝国主义间竞争”这一表述在源于列宁—布哈林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典辩论中具有重要地位，但该表述仍存在一定不足。它将国家间竞争等同于国际体系的极化，即大致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1989年至1991年）的大国集团间竞争。这里隐含的表述是国家间竞争在形式上表现为霸权国之间的普遍战争。一旦当今这种趋势的缺失便意味着国家间竞争消亡。为了避免这种修辞生动但回避问题的策略，我倾向于使用地缘政治竞争这一更具普遍性的概念，因为该概念涵盖国家之间安全、领土、资源及影响力各方面的冲突。
其二，本文意指的地缘政治竞争概念刻画的是国际体系各单元诸多互动形式中的关键一种。采用地缘政治竞争这一概念的好处在于：可依照资本主义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来重新设定问题框架。无论是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和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这类尊奉韦伯主义的历史社会学家，还是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均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批评，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未能识别出国家间体系中存在着特定的竞争模式，这种模式作为一种超历史现象不受还原为阶级剥削之逻辑的支配。近来，尤以汉内斯·拉赫尔（Hannes Lacher)、本诺·特施克（Benno Teschke）为代表的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部分认可这类批评。他们指出：（1）现代国际体系并不是韦伯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超越历史的现象，它早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之前就已产生了，诞生于由封建财产关系危机孕育出的专制主义国家时代。但他们认为专制时代（与早期马克思主义对专制主义的解释背道而驰）并不意味着向资本主义过渡。（2）国际体系与资本主义会产生偶发式联系，原则上讲，国际体系完全可以不需要资本主义。关于国际体系在实践中是否真能做到，他们也有分歧（Lacher 2002；2005；Teschke 2003）。
拉赫尔和特施克的观点部分地依赖于一种错误的资本主义发展观（Harman 1989；2004）。但他们的结论（见上文的第二项）遭到了至少一位与他们持有相同观点的理论家——埃伦·伍德（Ellen Wood 2002）——的批评。对于伍德而言，即便是现代国际体系在源头上早于资本主义，但主权—领土型国家依然需要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经济与政治分离，这对国家的完善十分必要（另见Rosenberg 1994）。此外，资本主义在全球层面的整合度越强，它就越依赖国际体系来对那些从属于资本支配的人口加强管理。可以用曼（Mann 1986；1993）的研究对伍德的论述进行扩展。曼把国家权力的运用分为专制性权力（despotic power）和建制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两种。向客体施加权力时遭遇的限制越少，国家的专制性权力越大。与此相反，建制性权力的作用则是实际上管理着所有客体的生命。以此观之，古代帝国的统治者拥有更大的专制性权力，但它限定于首都周围的相对狭小的领土范围内。相较而言，借助官僚组织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带来的榨取能力，现代国家拥有非常强大的建制性权力，这些权力可以通过专制方式或非专制方式来运用。基于此，人们可能会重申伍德的观点：资本主义统治不仅使建制性权力成为可能，也需要这种权力由多个国家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行使。
但这种观点存在两个问题。其一，该观点有维韦克·奇伯（Vivek Chibber 2005，157）所谓“软功能主义”的错误。换句话说，它是为了资本的需要而要有国际体系的存在。其二，即使我们认可资本主义比早期生产方式更有助于（也要求）加强对更大范围人口的管理，但为什么这种功能的实现必须要由多个国家来完成（Callinicos 2004b）？哈特和内格里非常清楚资本主义再生产需要国家能力，他们只是否认这些能力正由主权—领土型国家在行使。恰恰相反，他们宣称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需的国家能力由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不同主体黏合而成的跨国政治网络予以提供，这一网络构成了他们所谓新的“帝国主权”。这也显示出无论是硬的还是软的功能主义都存在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也即：从特定效果的呈现中发现起作用的功能，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起作用的功能就必须要某种特定形式。因而，在此重申一下：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依赖曼所指的建制性权力这类国家能力的行使，但为什么这类能力的具体行使必须由多个国家完成？
但其他认为资本主义与国际体系两者存在必要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似乎也是脆弱的。哈维和我都独立地发展出非常类似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概念，我们的概念基于资本主义和权力领土逻辑、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分别交叉构建而成。我们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个吸引力在于，它规避了任何将国家的地缘政治策略还原为经济利益。因此，对于哈维而言，“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关系理应……被视为是有不确定的，且是经常相互矛盾的（或曰辩证的），而不单是功能性的或者是片面的”（Harvey 2003，30）。与他类似，我认为：
布什主义不能从政府企业关系的角度来进行简单解读，毋宁说，它体现的是一系列多少有点前后连贯维护并强化美国霸权的工程，它当然需要经济维度。说得更广泛一点，纵观现代帝国主义史，大国的行为都是基于复杂交错的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了在现代资本主义时代下地缘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相互交织的表现形式，但并未设法将分析中的不同维度相互融合。（Callinicos 2003，105—106）
我承认上述详细的自我援引看起来略显粗鄙，但我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凯利坚持不懈地对我的观点进行错误的再解读。凯利的解读错误到了这样的程度，他将我的立场描述为“从对美国资本的作用来看待布什班子”（Kiely 2006，218），这一解释与我上段所述出入颇大，这还只是《美国权力的新官僚》（
The New Mandarins of American Power
）
一书中的一小段。更不用说他对我在书中有关布什内阁全球战略整体分析的误读。哈维和我的立场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因为经济还原主义，实际上，我们的观点与经济还原主义完全相反。我们面临的问题恰如波佐－马丁（Pozo-Martin 2006，236）指出的那样：
假设了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因而似乎完全有可能佐证现实主义解释框架，就特定事态的意义而言，领土逻辑可能会被视为优先于经济逻辑。这难道不会导致基于国家利益或权力均衡概念的解释力滥用？马克思主义都还没能给现实主义一记重拳，现在居然转投现实主义理论，挖掘它的（部分）理论优点？
波佐把我作为“与现实主义搞暧昧”的典型，说我那篇写伊拉克的文章“虽然采用马克思主义解释框架，但读起来像一篇完美的现实主义理论文章”（Pozo-Martin 2006，236fn12；另见Callinicos 2005b）。
可以对上述批评做如下重新表述：哈维和我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将国家间竞争成功地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但这只是形式上的纳入。我们的理论融合了两种不同的逻辑（或曰两种不同的竞争形式），将经济竞争与地缘政治竞争同时纳入分析。实际上，我们已经暗地里接受了韦伯和历史社会主义者（以曼和斯考切波为代表）的多元主义解释路径。批评者宣称：指出两种逻辑的相互交叠、相互影响意义不大。因为这并未揭示出在这两种逻辑之间的相互关系上谁相对于谁有优先级。但若不先一步明确哪种逻辑更优先，我们的立场，实际上与曼的权力四来源（意识形态、军事、经济和政治）、斯考切波的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是两个相对自主且因果同效的跨国维度的概念并无二致（Mann 1986，第一章；Skocpol 1979）。批评者还指出，哈维和我虽然规避了经济还原主义和国家建制性权力的概念，但代价高昂。我们事实上接受了多元解释主义，这意味着我们接纳了基于国家利益具体化概念基础之上的分析，这让我们看起来非常像“现实主义”。
以上指责是严肃的，但仍能反驳。要辩驳，需要先绕回到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上，这一理论在《资本论》( Capital ）一书中阐述得并不完整。对于卡尔·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两种分离构成。一是劳动力与生产关系的分离，这导致劳动力可以出售给资本，这是造成劳动力被剥削的条件。二是“许多资本”共同控制彼此的生产资料，由此导致资本间的竞争性互动，这将生产单位置于系统性压力之下，以确保利润最大化及资本积累。由此推之，资本主义模式的特征——雇佣劳动力、积累和危机——是经济机制运行的结果，而竞争在经济运行机制中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新近对《资本论》中竞争问题展开的大量讨论，参见Arthur 2002）。从这一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出现可以被视为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竞争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
韦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如拉赫尔和特施克）均坚持认为地缘政治竞争早于资本主义。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 1983，37—41）提出了他称之为“政治性积累”的一项重要分析。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典型的就是封建主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没有动力通过引入可以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创新来增加收入，统治阶级改善物质条件的主要方式是通过领土扩张，领主吞并其他领主的领地与农民。这一方式需要投资军队、武器，还需要更有效地政治组织不动产以安排这种投资、调动必须资源来辅助这种投资。因而，封建生产关系掌控着领土扩张、国家建构的主要动力。在中世纪晚期至早期现代欧洲，出现了国际体系。正如曼指出的那样，这并非军事政治权力偶然规律的简单结果，这其实是源于布伦纳（Brenner 1986）所谓封建财产关系中特定的“再生产规则”，这是一种各经济阶级在一个给定的财产关系中为了生活资料的获得必须追求的战略。
但是——到此我已超越布伦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发展的国家（在现代早期，这类国家先是荷兰，而后是英国）在参与国家间竞争的过程中具备了一种选择性优势。这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获得资助和组织活动的能力有了惊人提升（如，可参见Brewer 1989）。这种国家能力优势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之前就已显现，但19世纪“战争的工业化”（McNeil 1982，第7章和第8章）使所有国家对提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有了兴趣。要赢得军事胜利，就需要在国内投资高科技武器和运输体系。相应地，在19世纪晚期出现了布哈林强调的国内经济权力的持续集中以及贸易投资国际化的趋势。驱动这些的恰是以私营企业为主要构成的资本间的经济竞争进程，但经济竞争也强化了私营资本对其所属的民族国家的依赖，以确保经营利润。由此，经济竞争与地缘政治竞争导致国家与资本相互依赖的持续加深，造成的结果便是国家间竞争变成了资本竞争的一部分。这样，19世纪末，帝国主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20年前，我第一次仓促勾勒出这一历史理论（Callinicos 2004a，第4.4章；Carling 1992，第一节）。在现在的我看来，当时勾勒的理论草图依然是正确的，但仍需要构建更为精确的理论基础，以厘清地缘政治竞争已被纳入资本竞争并成为资本竞争一种类别的意义。这就需要我们考察国家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话语体系中处于何种定位，他采用何种研究方法来明确这一定位。最初，马克思设想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分为六部著作：1.论资本；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Marx, 1983, 298）。当然，众所周知，他一直也没有写完《资本论》，这还只是他六部著作中的第一部。关于马克思是否放弃了这一宏伟的写作计划，评论家意见不一（Rosdolsky 1977；Dussel 2001）。我自己的判断是，当马克思开始写作《资本论》时，他发现不得不把原来打算在第二部和第三部著作中阐述的雇佣劳动和地产问题的大量资料放到《资本论》一书中，但他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开始写作他原计划中的后三部著作，其中就包括关于国家的论述。但他确实发展出一套理论构建方法，这种方法恰与本文在此讨论的问题密切相关。
人所共知的一件事是，《资本论》被构思成一套多层次理论结构，依次出现的层次是由简入繁。第一卷分析生产过程中价值的创造与剩余价值的获取。第三卷专门讨论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追踪剩余价值的分配——先是单个资本之间的剩余价值分配，再是在不同资本（生产、货币和商业）与地产之间的剩余价值分配，在这一分配进程中出现了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剩余价值分化为不同形式的收益，即企业家与商业的利润、利息和租金（Mosley 2002）。不同研究层次之间的关系是非演绎性的，而随着《资本论》论证过程产生的复杂性都“包涵”在此书一开始就提出的诸多概念中，如商品、使用价值、价值、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等。确切地说，马克思不断引入新的、更复杂的规定性（determinations），用以解决在早期分析阶段中出现的问题。这些规定性是通过它们在马克思整体论述中所处的“地位”来解释的，每一种规定都具有特定的属性，它不能还原到上面提出的规定性的属性上。
在我看来，上述程序也应当运用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对国际体系的理解上（为什么没有写马克思遗留未写的第四部著作——论国家——重要原因之一，就像科林·巴克[Colin Barker 1978a]在20世纪70年代有关国家起源大辩论中坚持认为的那样，国家是多元存在的）。换言之，国际体系被视为在构建完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大厦中具有一种独特规定性（甚或说，是一组独特规定性）。恰如我在上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每个规定性都有其独特的属性，不能还原到以前引入的规定性之属性上。但实际上，波佐－马丁引用的事实反对哈维和我有关帝国主义的概念，即强调地缘政治竞争与经济竞争特性不同，恰恰就这种方法期待我们所做的。当然，国际体系的确有着独特属性，如若没有，国际体系就无法形成解释力。强调国际体系独特性所暗含的一个意思是：在任何使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研究国际关系或国际重大事件时，都必然会带有现实主义理论元素，也就是说，任何马克思主义式的分析都必须考虑到国际体系中相互敌对的政治精英群体间的战略、计算及互动。但这不代表可以对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等现实主义理论家的概念不加批判、拿来就用。批评者应该明确指出哈维、我或者其他有类似看法的人到底具体犯了哪些这样的错误，而不是泛泛地发出模糊的警告。更重要的是，那些采用上述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从根本上不同于现实主义，因为它始终将国家管理者的战略、计算和互动都置入危机趋势和阶级冲突——它们构成了特定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背景中。哈维就是这样把布什政府的行为背景化，这为我们理解当前资本主义的演进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贡献，这是哈维《新帝国主义》(
The New Imperialism
）一书成功的部分原因。
然而，在对资本主义模式进行更大理论研究中仅仅靠国际体系一组独特的规定性是不够的。正如雅克·比代（Jacques Bidet 2000）所指出的那样，在《资本论》不断修订的草稿中，马克思不断重塑概念和论述他的观点，这使他越来越依赖竞争性结构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举个最重要的例子，马克思关于危机理论的核心论点是普遍利润率会下降到平均值，这一趋势依赖技术创新的引入。这种创新又是由资本对高于平均值利润的追求并引发其他资本的模仿引入的，最终导致对单位工人投入的提升以及资本回报率的下降。这种分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微观基础”，展示了宏观趋势如何运作，即由于这种激励，资本主义关系促使每个资本家以促进这一趋势实现的过程的方式行事。任何一种将国际体系放置于资本主义模式下的理论都需要解释这样的微观机理。萨姆·阿什曼（Sam Ashman）和我都认为，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的相互关系必须考虑到资本家和国家管理者这两组行为体的一系列再生产规则（Ashman and Callinicos 2006）。我们的论述建立在最先由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观点之上，即：对独特利益的追求导致他们走向联合。资本家有无数理由需要国家支持，与此同时，任何单一国家行为体的相对权力均依赖资本积累过程所提供的资源（Block 1987）。这一想法的巨大优势是它的立论起点，它从资本家和国家管理者的利益非同一性假设出发展开论述。对于我们而言，它能够极富成效地扩展到全球层面。
然而，所有这些，都回避了国际体系的多元特性这一问题。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国家？这仅仅是前资本主义“政治性积累”进程中的一种偶然历史事实吗？还是说，资本主义存在着一种内在特性，倾向于维持一个多元国际体系？我认为，存在着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所谓不平等和综合发展趋势。换言之，资本主义倾向于将全球统一到一个单一世界体系中，在这一体系中，投资和市场的准入门槛在地理上的分布极不平衡。有意思的是，列宁批评考茨基有关超帝国主义理论中就论及这一趋势。列宁承认，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更为先进的组织最终会导致单一全球垄断的出现。但在列宁看来，将政治分析建立在这一可能性之上会造成极大的误解。国际条约与国际卡特尔显示出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已经存在的力量上的相互关联。但考虑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总是会改变全球权力分布，这类列强间的权力关系安排必然是短暂的、易于变化的。尤其是在动荡时期，权力安排会出现变化。只有在权力的庇佑之下，新的关系安排才会确立起来。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划分势力范围、利益、殖民地等的唯一可信的基础是各列强在经济、金融、军事等方面的综合实力比拼的结果。这些国家的实力分布并未出现同等程度的变化，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同的事业、信托、工业分支甚至于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匀质的。半个世纪以前，若将德英两国资本主义力量两相比较，德国还只是一个悲惨且无关紧要的国家。相比俄罗斯而言，日本那时也微不足道。但是，能据此认为，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些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相对实力差距还会依然如旧吗？这是值得怀疑的。（Lenin 1964，295）
这一观点建立在列宁另一观点之上，即：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动态的，受被列宁称为不平衡发展法则的支配，而且两者是相关的。马克思对竞争的分析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观点，即：个体资本通过寻求高于平均的利润率（剩余价值）来维持或改善自身的市场地位。垄断是剩余价值的来源之一，但剩余价值更重要的来源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通过提高生产力将创新者的生产成本降到低于行业平均的水平。对差异化利润的追求是提升生产力的源动力，也因此资本主义才有了活力。事实上，这一切只能出现在创新普遍化，消除创新者的优势，继而拉平剩余价值之后才能发生（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视为综合发展法则的经济核心）。但创新普遍化带来的平衡也仅是破坏平衡的新一轮创新的开始，其动力在于对差异化利润的不竭追求。不平衡发展，说得更明白一点，既能提高生产力又有破坏经济稳定性的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固有特性。列宁提出的主张认为，正是这种力量持续不断地暗中破坏着“多国资本”整合为单一资本的努力。当然，这一观点仅限于分析经济领域。但正如我已论证过的那样，一旦将这种分析简单套用到政治领域，就会出现矛盾点。即便如此，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资本主义内在逻辑会外溢到政治领域。资本主义不单存在着不平衡发展属性，其发展模式的内在不稳定性会带来变化，这都会持续不断地破坏任何构建跨国超级帝国的尝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为这一论点提供了证据，即全球积累的进程并不会按照新古典理论预言的那样走向经济发展差异的终结，反而是会出现投资、市场和熟练劳动力在世界某些特定“有特权”区域的空间集聚（Ashman 2006）。成功巩固成功。那些享有这些集中度的特定区域很可能会持续激发创新、生成超额利润，从而使这些区域维系甚至强化其领先地位。因此，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模式的内在趋势，而非偶发特性。将中国沿海地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三足鼎立的东亚一极中与这一分析并不矛盾，因为中国的发展非但没有改变全球不平衡的图景，反而强化了这一图景。赫尔曼（Harman 1991，7—10）和哈维（Harvey 2003，101—108）各自提出主张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这种聚集密集性需要配套的基于领土逻辑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既需要支撑国家机器有效运行的资源，也为国家机器提供资源。当然，存在着各种类型的偶然事件，许多事件反映了无法还原为资本主义的过去，许多近来的历史（比如，思考一下，地处亚洲的日本帝国主义长久的影响）则解释了世界在领土空间上划分为不同国家的具体性。此外，国家认同的形成与裂变毫无疑问在塑造现代领土主权的巨大的排他性上发挥了一定作用。然而，资本主义模式下资源在地理上的天然不平衡分布所造成的离心力在维系国际体系多元性方面发挥着不可还原的作用。
我的论述是在高度的理论抽象下推进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的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理论框架下确定国际体系和地缘政治竞争是不是这一生产方式必然的规定性。总之，容我总结一下，至少表明我的论述有助于塑造经验研究议程。我认为，最好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解为经济竞争与地缘政治竞争交互影响的产物。但是，由于（根据假设）经济竞争与政治竞争的形式在结构上不同，并且两个维度的竞争由（至少直接由）不同行为体的利益所驱动，所以经济竞争与政治竞争如何交互具有历史多样性。在我的早期研究中，我就提出20世纪上半叶与下半叶完全不同（例如，见Callinicos 1991）。在20世纪上半叶，是阿尔诺·迈耶（Arno Mayer 1981，329）所谓“20世纪的‘30年战争’”时代（1914—1945年），经济竞争与地缘政治竞争相互强化。英国在那时是国际体系中最接近霸权的国家，但它也发现它的工业优势和海上霸权均面临来自德国和美国这两个强权的挑战。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想出的方案是通过联合美国来击败德国，但在这一过程中英国也失去了足以维持其霸权地位所需的资源。与此相对，20世纪后半叶，经济竞争与地缘政治竞争则出现了部分背离。美国这一新的霸权国遭遇了苏联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国际体系由此出现极化分裂，演变为两大对立集团。但美国能够同时在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开展整合，将所有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地区整合进单一跨国政治经济空间。在这一空间，依然会出现经济竞争。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这种竞争起了破坏性的作用。在大国集团中相对弱势者衰落得更快。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尝试永久化它的霸权地位，主要方式便是将其自1945年领导构建的超国家空间变得更为全球化，同时防止经济霸权转移演变成地缘政治挑战。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合作形式的制度化——国际金融机构、八国集团（G8）、北约、联合国等机制——为这一进程提供了政治框架。它们的作用及重要性，以及彼得·高恩（Peter Gowan 1999）所指称的20世纪70年代的美元—华尔街体系（它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关键管理机制），无一不是帕尼奇和金丁所说的美国“非正式帝国”的证据。只是，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总体关系模式比这两位所说的要更加复杂，矛盾也更多。
我在这里力图发展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可以为解开其中一些困惑做出重要贡献。例如，从这一视角更容易理解现实主义面临的困境，因为现实主义除了“软平衡”之外没有提出别的原因来解释制衡美国的力量没有出现（Pape 2005；Paul 2005）。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类似，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能够不受限制地识别出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全球自由经济的发展所蕴含的重要性，它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而非相互制衡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但是自由主义者依赖新古典主义的正统经济理论，后者假设市场经济必然是一种正和博弈。根据定义，自由主义者将均衡状态视为帕累托最优，参与其中的行为体没有兴趣作出改变。毫无疑问，正和博弈是可能的，这很重要，否则霸权国不可能会为其他所有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赋予这种结果是优先的默认情境，相反，它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存在内在冲突，预设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资本之间存在普遍的利益对立，这些冲突造成经济危机，以及不平衡发展的自我强化进程。与自由国际主义者提供的观点相比，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为经济权力在地理上极端集中的世界经济提供了一种似乎更为合理的论点。从这些集中呈现出来的竞争塑造着21世纪的地缘政治。要弄清它是如何演进的，需要许多学者的细致思考和深入研究。本文提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具无法取代这些学术上的努力，但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一种有用的分析方法。
[1] 在本文这样简短的、主要以概念为主的章节中，采用一定程度的模板归类十分必要。列宁—布哈林理论并不是阐释帝国主义的唯一视角，在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时期，还有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关注帝国主义议题。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就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她在《资本积累》（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一书中提出了资本主义崩溃论。列宁含蓄地否定了她的理论假设，布哈林则对她的理论展开公开批评。参见Luxemburg and Bukharin（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