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党中央决定留在陕北

►　国民党宣传占领延安的胜利

►　记者团访问延安

►　《大公报》记者寻访真相

►　机关干部转移过黄河

►　严峻局势下的动荡

►　毛泽东决定留在陕北

►　枣林沟会议决定中央分为两部

►　中央组建“昆仑纵队”

胡宗南进攻延安期间，蒋介石一直焦急地等待前方的消息，他不断催问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郑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此时受蒋介石委派到西安协助胡宗南指挥进攻延安），范回忆：这时的蒋介石，怀着满腔的希望和焦虑的心情，不断地打电话追问“有什么重要的虏获？有中共首脑人物和重要的有关中共党政军文件没有？中共首脑人物去向何在？”我也只能向胡宗南追问，胡也答不出。因为他们既没有虏获到什么人，也没有虏获到什么东西，更没有虏获到什么首脑人物。延安的空室清野很彻底，既找不到吃的，也找不到向导。不但胡宗南得不到情况，连董钊、刘戡他们在第一线的指挥人员同样得不到情况。解放军和中共首脑人物究竟到哪里去了，谁也无法答复。蒋介石再三追问，由失望到烦躁，他把追问的重点转移到“缴获什么重要文书、档案、命令”上面，再三表示“这些东西，非常重要”，并指出一定要查明共军的去向。这些，我和胡宗南也是苦心追求而不能答的，只好一概往后推。

3月19日，胡宗南在洛川接到董钊进占延安城的电报，欣喜若狂，督促参谋们捏造战报说：“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虏敌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西安留守的参谋长盛文转报蒋介石，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命令西安市的商店、居民当天晚上燃放鞭炮，庆祝所谓“陕北大捷”。但这些信息就连国民党军内部也觉得不可信，范汉杰三番五次地打电话问裴昌会，战报是不是这样？以便如实上报。裴答复他：“战报发出后，已由盛文转告国防部了，这就是根据，不要再问了吧。”当然范也能会意，无可奈何地说声“再会”，不再来电话了。

1947年3月20日，南京、上海各大报都刊登了国民党军占领延安的消息。《申报》的标题是：《国军昨晨光复延安俘虏共军一万余人》，内容是中央社的通稿：“共军为配合莫斯科会议向西安所发动之大规模攻势，今已被国军完全摧毁。中共老巢延安于19日上午被国军克复。源自本月11日起，盘踞延安及鄜县一带之共军开始南犯以来，国军为自卫并击破其窜犯阴谋，乃分两路予以反击。连日以来战况异常激烈。共军以贺龙为总指挥。拥有中共精锐部队教1旅、教2旅、358旅、359旅，27师、124师、警1旅、警2旅、警3旅、警4旅、新1旅、新4旅、新8旅、新9旅、11旅、骑6师等共十万余人。经国军奋勇攻击后全部崩溃。据初步之统计，共军伤亡约1万余，投诚2000余。国军乃于19日上午十时完全占领延安。克正抚辑流亡中。”

这就是胡宗南精心编造的“捷报”。第一，战争原因要甩给中共，不是国民党军主动进攻。第二，情报显示大量错误，指挥员误为贺龙，部队中大部分番号是子虚乌有。第三，战果是谎报的，根本没那么多伤亡，更没有什么“俘虏”。

第二天，国民党军在延安举行升旗仪式：“中央社西安20日电，光复延安国军，20日晨在城中心高地举行升旗典礼。并高唱国歌。”在南京，总参谋长陈诚举行记者会，通报战况后说：“中共如放弃武装叛乱，政府即停止进军。共军乃向东北逃窜。可能为窜往晋西北。国军仍当追击至黄河边。至今后战事。重点当在鲁、晋一带。”

蒋介石非常兴奋，3月22日致电胡宗南：“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雪21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闻捷报，无任欣慰。各官兵之有功及死伤者应速详报。至对延安秩序，应速图恢复，特别注意其原有残余及来归民众与俘虏之组训慰藉，能使之对共匪压迫欺骗之禽兽行为，尽情暴露与彻底觉悟。10日后，中外记者必来延安参观，届时使之有所表现，总使共匪之虚伪宣传完全暴露也。最好对其所有制度，地方组织，暂维其旧，而使就地民众能自动革除，故于民众之救护与领导，必须尽其全力，俾其领略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也。”

3月24日清晨，胡宗南身穿普通士兵灰布棉军服，带领熊向晖和洛川指挥所人员，乘吉普车从洛川经茶坊、磨子街、四十里铺，当日中午进驻延安。“前进指挥所”先期到达，为他安排的行辕是延安最好的房子——边区交际处。胡嫌不隐蔽，选定在边区银行窑洞居住办公。胡宗南盘算着，一方面要做足占领延安的胜利宣传，另一方面要执行蒋介石的指示，以民众解放者的身份表现。他声称要做得“比共产党还革命”。

到延安后，胡宗南就琢磨怎么搞宣传。南京方面要组织记者团来采访，让他们看什么是重点。胡宗南和熊向晖等商量，胡宗南说：不要忘了国民革命和北伐经验，一定要唤起民众。不只是为了接待记者，丢掉民众就打不了胜仗，连向导也找不到，要千方百计争取几个“劳动英雄”“参议员”“妇女代表”合作。有他们作榜样，一般民众会跟着来。他问熊向晖有什么意见，熊说：“我们已经以胡先生的名义发表告陕北民众书，颁布施政纲领，如若不能马上做到，也不要违背基本精神，至少要做到不扰民。”胡宗南命令政治部主任王超凡转令各部队政工人员：维护军队声誉，严格检查军风军纪，对违纪的要处罚，严重的要枪毙。他又说，接待记者工作要做好。他不赞成弄虚作假，不得已而为之。凡事要有重点，作假也要有重点。

王超凡报告接待中外记者准备工作情况。他说：为显示众多共军被击毙，已造了一些假坟。但被俘共军人数少，包括伤兵只有几十个人，他们思想顽固。为此已向整27师选调几百名官兵，穿杂色服装，冒充共军俘虏。经几天训练，可应付记者提问。王继续补充：不安排记者接触老百姓，因为留下来的大都是妇孺老弱，态度敌对，居处分散，一不小心就碰上地雷，有时会碰上打冷枪。幸好有几个共干“投诚”，官最大、最积极的是边区保安处科长韩继恩。让这几个共干向记者现身说法，效果会好。胡宗南要王超凡选两个人装成被俘的共军团长，选一个人装成旅长，要装得像。这是重点，先做好准备，他将亲自查问。

王超凡用了心思，选一个在“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受过训练、会演戏的湖南人陈国栋扮演被俘共军旅长。这人一见胡宗南，立正、敬礼、弯腰。胡问其姓名职务，他按王超凡的编造一一回答。问了几句，胡就批评王超凡不懂革命。说他选的这人像绵羊，满口国民党腔调，一问就露出马脚，根本不像共产党，更不像共产党的旅长，共产党的旅长态度应该强硬，讲话要骂娘。王超凡很委屈，说胡先生早有指示，不要骂娘。胡宗南说：“不是要他骂共产党，是要他骂我们。骂得越凶才越像，越往上骂才越像。”胡宗南说王超凡不在行，要熊去导演。

熊向晖明白胡宗南的心思，对王超凡说：“胡先生指示的关键是，越往上骂才越像，他不好说透，意思就是骂国民党、骂总裁。要我导演，有个条件：此事你知，我知，那个‘旅长’知，传出去对胡先生不利，对革命不利。你同意，我才干。”王说：“行，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熊向晖和王超凡找到那个“旅长”，告诉他：“胡先生对你的表现不满意，你在西安一定听过胡先生的精神讲话，‘被俘不屈’，‘宁死不投降’。你演过戏，要合乎共军旅长的身份。态度要强硬，姓名职务不要自己讲，不要有问必答，要用共产党的语气，把总裁叫做蒋介石，骂蒋介石是卖国贼，国民党是刮民党。”陈国栋吓得连说不敢。王超凡让他听话，现在就按旅长标准开伙食，做得好升他的官，但若说出是谁布置的，就砍他的头。

为了接待前来采访的记者，胡宗南首先要把延安整理得像样。他向蒋介石报告：延安飞机场和洛川至延安间的公路已被严重破坏，正在日夜赶修，须俟修复后始能接待。一方面从关中区征派民工，赶运延安，整饰市容，扩修机场；一方面由西安运来大批高级食物及日用品，连招待所、酒吧间、理发厅和浴室里的一切设备（如沙发、桌椅、搪瓷澡盆、中西餐具等）以及这些场所的服务人员，也都是由西安接运来的。

1947年4月5日，从南京出发的第一批中外记者团飞抵延安。中外记者团在西安停留时，胡宗南命留守西安的盛文参谋长好吃好喝款待记者团，然后陪同记者一起到延安。盛文带来蒋介石颁发的勋章，胡宗南获二等云麾勋章，裴昌会、盛文、薛敏泉、董钊、刘戡及有功师、旅、团长分获三、四等云麾勋章或一、二、三等干城勋章。胡宗南命盛文主持，在延安机场举行阅兵典礼，在边区政府礼堂讲述占领延安作战经过，并答记者问。

下午，胡宗南在延安招待中外记者。新闻报道说：“胡宗南长官五日下午七时，在前共军总部交际处大厦设宴招待京沪中外记者团全体人员。席间由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领导全体举杯向胡祝贺光复延安之战功。胡氏致辞，特别提及延安民众之痛苦生活，盼呼吁加强救济工作。希望记者于视察后予以呼吁，积极增强各项救济工作，并盼对如何恢复延安供给意见。中外记者推代表感谢。”

记者看到：“延安居民生活极艰苦。中共宣传之丰衣足食，经记者二日来访问。得悉彼等所居者为土窑及小屋。所食者为高粱小米。”为此，胡宗南举行了向百姓发放救济款的活动：“延安市区急赈。五日上午开始发放。每人发给2万元（法币）。原拟每人发1万元，因恐难民不敷用，六日晨特予增加。至中午已发给834人。下午继续办理。难民获得赈款，莫不喜形于色。医疗施粥工作亦同时开始。”

然后是一系列的组织参观，《大公报》记者周榆瑞写了系列报道《延安行》，开始说：“延安的市区在江南人眼中，只是小而又小的村镇。一条黄土铺成的街道，两旁大约也有百十来家的店铺。其中十之二三仍然紧闭着大门。街上来来往往的是军人。清一色的灰布军装使得这小城市更显得单调而落寞。”

“边区政府是延安有数的建筑物之一，承蒙长官部的盛情厚意，把我们这一群记者安顿在这里住下。这是一所完全用砖石砌成的窑洞式房屋。朝南的五间房子比较大，正当中刻着办公室三个大字。后两排12间屋子全是长方形的，都有装在墙上的书架和枣木的桌椅。据说是中共留下的。”

“长官部对于中外记者可是费了一番心思来招待的。除掉供给我们每日三餐丰富的西餐和崭新的铺盖外，还替我们安排了访问延安的程序。刚吃完午饭，王副主任就来陪伴我们前往参观中共要人的故居，我们五六十人分乘六辆大型的吉普车穿过延安唯一的街道。向城北20余里的延园疾驶。”

记者们参观了枣园、王家坪、杨家岭中共中央大礼堂等地方，汉口《和平日报》记者李一萍的《延安见闻》写道：“陕甘宁边区政府位于全城中央，是窑洞砖石与瓦泥建筑，很像大型的公路桥梁孔道，共计四十几间，建筑相当精致。现在是一战区长官部的招待所。边区参议会在边区政府的近旁，是一座砖瓦建筑的礼堂。不高，可容七八百人。中央大礼堂在延河西岸的杨家岭，出北城约十华里，用石柱和砖瓦构筑，五星、麦穗和镰刀斧头的标志依稀可见。图书馆和毛泽东的办公室在礼堂的上右方，已经被中共焚毁，书报已经无存，仪器满地。书报室的报纸，搜寻的相当充足，各地的报纸都有。《扫荡报》在架子上共占五层。”

采访的重头戏是会见“共干”韩继恩和“被俘旅长”陈国栋。韩继恩是货真价实的叛徒，据保卫干部回忆：蒋介石组织中外记者团到延安参观。身处延安的胡宗南，明知自己手里没有俘虏，却也得造假应付。训练了几个人饰演共产党干部，可惜都演技不佳。这时来了一个自动‘投诚’的韩继恩，自称是保安处的科长。韩继恩在众多记者面前侃侃而谈，还写了一本书《延安今昔》糟蹋共产党。其实这韩继恩早已不是边保的干部了。曾任边保科长的韩继恩，刑讯逼供，贪污吸毒，道德败坏，乱搞女人，被边保撤职查办。但是，边保在跑反（撤退）的时候，没有想到处置这个人，留下后患。韩继恩不但在舆论上给共产党抹黑，还带人到安塞挖出了边保埋藏的档案！

《大公报》记者写道：“我们走进窑洞。一个人满脸笑容，向着我们打躬作揖。‘这是向我们投诚的韩科长。他对于共产党的历史知道的非常清楚。’刘副处长这样向我们介绍。”

“虽然是个光头，却有一对深而黑的眼睛。他大约40多岁。从他的眼神和不自然的干笑，充分体现了他的狡猾无赖。不让我们盘问，他连忙自告奋勇向我们报告他所知道的情况，据他说他本来是中共的老干部，并且一向从事情报工作。他对共产党不满意的地方，是因为中共太看重宣传。他还喷着吐沫叙述中共党内斗争的时候，我们便走进陈国栋的屋子里。这位旅副司令倒是一位硬汉，他斜靠在床上，用轻蔑的眼光看着窗户纸上韩继恩的背影。他本来一言不发。我请他抽了一支香烟之后他才肯说话。他承认这次俘虏是出乎意料之外，又说共军本来预备着十天之内把国军在延安消灭。据他的看法，共军是因为不肯放弃他们的土地而反击的。‘延安失了，不是失败，我们绝对有机会回来的。只要时机一到。我们就可以整团整师的消灭敌人。’他以富于自信心的语气对一旁的军官说。问他为什么打内战的时候，他说为了个人生存不能不打。要每一个人都有饭吃。对于政协会议。他说过。可是他认为政府并没有争取和平的诚意。后来有人问他，如果把他释放了会怎么样？他很肯定地答道：‘放我回去。我还是要参加作战的。’”

韩继恩让记者看着恶心，陈国栋倒是入了戏，但是记者如果能查到西北解放军的干部名单，就知道查无此人。记者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不会让王超凡当猴耍。他们不信国民党军安排的参观，想方设法搞点真新闻。《大公报》记者采访到了几个百姓：“延安虽是中共十三年的根据地。但是当他们撤退的只剩下空房子和家具器材的时候，只有逐渐回来的老百姓才是记者们寻求真实的对象。因此我们纷纷的在街头上，在店铺里，在山坳中找老百姓和我们谈话。起先他们对于我们总是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说话时多少有点儿拘束。他们把我们叫做国军的记者。顺便问问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对于中共的看法，他一定赶快回答：‘共产党不好得很，蒋主席是好人，给我们一个人两万元。’后来因为我们在街道上走来走去，又常和他们说话，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就缩短了。”

“大致上说，他们对于八路军的纪律都有相当的赞扬。因为共军部队全是自给自足，不打扰老百姓。不拿百姓的东西。有几个人告诉我们说中共的医院是办的很好的，在从前延安根本没有医疗设备。共产党的医院有外国医生。他给咱们老百姓治病打针不要钱，还是很好的。他们都这样的说。”

“赵承业是我所接触的老百姓中最肯说话的一个人。他大约有50多岁的光景。他最先在北门外种地，后来开了两家小店。当他看见‘投诚’的韩继恩正在会议厅中向许多的同业陈述毛泽东与陈绍禹的冲突时，他不禁伸了一下舌头。我便问他认识不认识韩，想从他的口中听听关于这位科长的一些故事。‘延安哪一个人不认识韩科长？我们从前怕他。他最贪污，到处问人家借钱不还。而且他还吸鸦片烟，他的老婆也是强娶过来的。’接着他又补充一句，‘他甘心情愿为共产党做情报，经常派人员到我门外，偷听我们私下的讲话。’听完他的话之后，我不免看了韩一眼。一个朴实的农民。真正把他的脸谱给勾画出来。”

胡宗南一直保持低调，唯一的例外是单独会见了《大公报》记者周榆瑞，向记者谈了自己的想法。记者写道：“他在陕北的工作原则，现在有两个办法：一、大量释放俘虏，并且给他们路费和旅费。共军的人员被我们俘虏时，几乎都是立刻把他们放走的，这样可以使中共说我们杀害俘虏的宣传不攻自破。二、大胆任用士兵。陕北本地共产党员对我们很好，而且他们在本地有领导作用。说到这里他停顿了片刻。继续说：依照我的计划，将来还要选择他们之中的开明贤良分子，让他们当乡长或其他地方的行政人员。我相信绥德和清涧一定有优秀人物的。可惜高岗到东北去了，如果他在此地，是最可用的人才。”

“至于陕北最重要的粮食问题，我们已经有了对待的办法。在延川甘谷驿、永平镇这一带，我们获得了四百万斤共军没有掳走的粮食，所以粮食不成问题。还有，他们没把壮丁拉走，到处都是。这些壮丁暗中帮国军的忙，例如军用电话线没有被剪断，伤兵从前方下来也没有被杀害，这些事实证明了上述两个方略是可以实施的。事实上此地的老百姓都是八路军，粮食、枪械、骡马和壮丁都是共产党的生命。而且来的壮丁中一定还有从前他们的干部，不去说破他们，就等于招抚八路军。”胡将军放出了爽朗的笑声，从笑声中我领会到他心中的得意。

胡宗南在延安做足了宣传，鼓吹国民党军队的胜利。报纸上也是谣言满天飞，一会说毛泽东逃到了晋西北，一会说毛泽东乘飞机逃到了佳木斯，准备逃往苏联。4月25日，国统区各报纸登出林彪被刺杀的假新闻：“中央社长春24日电：共军林彪被刺毙命一事。此间获得详情如此。上月28日，林彪在哈市召开东北共军高级干部会议，检讨今后工作方针。林彪主张作战到底，李天佑则提出五项要求。林彪对其各项未能答复，而谓其有反动之心，应依法严惩。李之亲信见李受窘，当即向林突击两枪。中林小腹，林之卫士将李之亲信击毙。即将林彪送南岗市立医院。该院未能诊治，于次日转送五道街犹太医院，经该院长实行手术后，延至一夜毙命。李天佑已被处死刑，林之继任者为吕正操云。”

那些乌云翻滚的日子，解放区干部群众的心情非常沉重。无论怎么说是主动放弃延安，但大家的心里就认为红色首都丢了，不知道今后形势会怎么样。延安中央机关的大批干部家属都从瓦窑堡、绥德等地纷纷向黄河边撤退，疏散到山西北部的晋绥军区各地。情形如同逃难，场景是相当混乱的。

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前，3月中旬，杨尚昆离开延安到瓦窑堡，见到在那里指挥中央机关转移的任弼时。他们都很焦急，因为和曾三的队伍失去了联系，吴玉章、邓颖超等还没有配备骡马。任弼时对杨尚昆说：“你赶快到黄河边去指挥，不然一堆人渡河就乱套了！”杨尚昆搞了一辆小吉普，当晚赶到黄河边，先去看董必武、谢觉哉，给他们安排了骡马，让他们东渡黄河，到山西临县贺龙的晋绥军区。接着，把疏散的队伍理顺。在困难面前，大家同仇敌忾，自觉性很高。军委三局的同志在子长县吴家坪一带夜以继日地抢运器材，坚壁物资。社会部的同志见到其他单位的驮子翻到河沟里，遂跳进冰冷的河水，抢救物资和马匹。3月18日，中央增派管理局副局长范离为中央后梯队司令员，前去晋绥，主持东渡黄河和安置工作。杨尚昆在河东、河西来回穿梭，指挥着把疏散的人员、物资运过河，把河东的安置情况报告任弼时。后来叶剑英带着王家坪军委总部的同志到了山西临县三交镇，各单位才慢慢地集中过来。

延安大撤退虽说是预有准备，还是有着不少乱象。从机关到群众，都有家属孩子，都有坛坛罐罐。边区政府的保卫局负责撤退的组织和保卫工作，也是最后离开延安的。机关走了，副处长赵苍璧带着秘书蔡诚到处检查。重要的档案都带走了，还有一些文件来不及装运怎么办，他们把所有的文件都集中到一个窑洞里面，再从崖上挖土，把整个窑洞覆土盖住。

延安的撤退相当彻底，从机关到商店，从干部到群众都撤了，只给胡宗南留下一座空城。当时按计划，中央机关干部家属撤退到瓦窑堡，边区政府机关干部家属撤退到安塞真武洞。敌人进了延安，一天就能开到真武洞，赵苍璧又布置家属往黄河边转移。大人背着孩子，平均十几个人一头骡子驮行李，还要驮上机密的文件档案。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家属队走错了方向，河水轰隆隆好像要把人吞掉，孩子们不敢过桥，年轻干部高奇夫背着孩子趴下，摸着桥板爬行。这一夜才走了二三十里路。沿途老百姓都跑光了，没吃没喝，每人发一个煮土豆。有个孩子饿得咬了一口，土豆没煮熟！走了3天到了瓦窑堡，碰上边区政府的骆驼队，又引来飞机轰炸。

战争时期最苦的就是女干部，男人上了前线，孩子全丢给妻子。老百姓还好些，抱着孩子躲起来就行，女干部则要带着孩子行军。撤退时，保卫部干部郝苏的妻子苏平刚生下孩子2个月，产后身体还没有恢复，就背着儿子，带着几个孩子向黄河撤退。队伍行军时，背着孩子的苏平几乎天天掉队，到了驻地人家都吃完饭睡觉了，妈妈还得想法给孩子弄饭吃。有人劝说苏平把孩子留给老百姓，还能换一匹马骑，苏平死活不干，不能让孩子2个月就没有亲妈。丈夫郝苏派警卫员送来一匹骡子，苏平却拒绝了：“你的骡子打仗去，大家走路我也走路。”走到绥德，掉队的苏平紧张了，这一带敌我交错，遇见敌军怎么办啊！直到遇到一名穿灰色军装的干部，苏平才找到自己的队伍，渡过黄河。

从1936年底到1947年初，延安十年处于和平状态，人们已经习惯了和平生活，一下转不过弯。杜鹏程跟随报社从安塞向子长撤退的路上，也目睹了一些。

3月23日：“回真武洞。呀！只几天时间这儿成什么样子，延河湾搞得乱七八糟。敌人还离此地五十里，有的人张皇失措，将仓库、草、布都烧了。街道上不知什么人还乱抢。十年和平生活，有些人开始盲目乐观，现在又张皇失措。固然事情有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是干部之张皇是不可宽恕的。”

3月28日：“上午派我到乡政府去交涉粮食。十年和平生活，战争袭来后有些张皇失措。民兵、自卫军很多，但找不到负责人。路边的村子负担重，老百姓都跑了，结果过往军人找不到抬伤员的人和带路的人，很混乱。有些机关也乱拉差，军队找不到人发脾气。根本上是干部首先惊慌，如果是区、乡干部层层抓紧，那么混乱的情况就会改变。”

4月2日：“最近秩序不好，有些机关个别坏人乱来，半夜打人，乱拉人，打老百姓逼着硬要吃白面，老百姓逃跑一空，牲口也卖了，大吃大喝不过光景了。现在二月多了，还未上山。‘豌豆收不收就在九里头’，可是现在早已经过九了，人们一点也不谋生产。”

延安的机关干部和家属要全部疏散转移，边区的物资财产也要转移。这又是一个繁重的任务。3月开战之前，边区政府贸易局干部喻杰等人忙着疏散物资，汽车、驮骡队日夜不停。由于没有固定的后方，通讯联络也不大通畅，物资疏散工作一时有些忙乱。敌军步步逼近延安，边区政府把财贸机关、银行等撤退到安塞。敌军又向清涧、绥德进犯，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物资200多驮，其中包括黄金10万多两，是用木箱盛的，放在清涧县靠黄河边的一个村子，由郭林森带一个警卫班看守。好险呀！敌人竟开到了离这个村子五里路的地方。由于当地群众掩护，没有走漏半点风声。敌人转到前面村子住了一夜，第二天退回蟠龙去了。彭德怀得知这批重要物资后，特地派保管科长谢扶琴带着驮骡帮助转运。谢扶琴到达时，郭林森已在晋绥边区后勤部和贸易公司的帮助下，将大部分物资和黄金运过黄河，放置在柳林镇。郭林森和谢扶琴又把这批物资转移到晋绥军区临县和兴县之间。

搬迁和转移都需要人力和骡马。战争初起时，各地勤务动员缺乏严密的组织工作，突然进入战争状态，勤务搞得非常紊乱。派差任务由干部决定，经常事到临头乱抓一气，形成了严重的负担不公。

后勤部门总结：“从1947年3月延安撤退到4月蟠龙战斗以前，运输呈慌乱现象。收发手续紊乱，坚壁物资他人擅自乱用，损失如何迄今无法统计。兹据6至11月分六个月统计，在运输两批物资37589件中，损失为6610件，占17.3%。其中计有：黄河水冲10种，6521件（74驮）；遗失1种，14件；错发2种，79件。”

这种混乱局面必须尽快制止，4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联防司令部发布《立即纠正违犯群众纪律现象》的布告：

自蒋胡贼军大举进犯边区以来，我全体军民一致动员，奋起自卫，军队为人民利益而战，人民积极帮助军队作战，军民团结，争取胜利。但在战争动员中，发现仍有少数人员，不遵守政府法令，破坏群众利益的现象，必须立即纠正。兹特布告：任何机关部队，绝不准乱要民夫、乱拉牲口。吃用粮草，须有该负责机关盖章的粮票、草票，如无公粮公草，应在当地政府及群众许可下打条借用，将来凭条归还。住地须给群众留窑留房，借群众东西，用后必须归还，如有损坏，必须赔偿。今后倘有侵犯群众利益之行为，人民有权拒绝，并有权向当地党政机关控告与要求赔偿损失。侵犯群众利益者，一经查出，概以违背政府法令与群众纪律，从严惩办。

4月28日，边区政府又下达了更详细、具体的《关于战勤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全面分析了战争初期的混乱状况，指出问题关键所在是各级干部的作用好坏。严格命令不许再破坏群众利益、违反群众纪律，要把战争动员和后勤工作统一领导起来，走向正轨：

检讨一月以来，我各地配合战争的后勤动员，尚存在着严重缺点。很多地方由于战勤动员工作不好，增加了我军很多困难。追究原因，主要是：（一）部分干部怯懦退缩，不能给群众撑腰出主意。敌来跑在前，敌去回在后，使群众失掉领导。于是谣言纷起，人心惶惶，造成某些地区严重的混乱状态。另一方面，我部分机关和部队人员，在转移运动中违反群众纪律，非法强拉民夫牲畜，乱用民间食物，浪费人力物力和物资，个别人员甚至打骂群众，引起群众对我们不满和对立，以致有些地区，敌人未到，群众即逃避一空，造成战争动员以及前后方工作空前未有之严重困难现象。（二）由于我们工作中命令主义，对群众缺乏政治教育，群众中的困难问题不去了解，不能给以具体解决，担架运输人员，用强迫命令的方式去动员，家庭的困难和生产问题，不给以适当处理，队员的政治教育、生活管理又不关心。因此担架运输人员不能及时的供给前线，动员起来又不断发生逃跑等现象。为纠正上述严重缺点，争取自卫战争胜利，各级政府应立即深入进行检查各该地的动员工作，找出毛病根源，力求改进。

一、对于脱离群众、退怯逃跑的干部，应发动群众展开斗争，分别教育惩处以至撤换，改选勇敢积极分子接任工作。同时发现坚决勇敢、积极负责、在工作中表现特别好的干部，亦应即时予以表扬奖励。今后各地必须坚持区乡干部不脱离本区本乡的原则，敌来应和群众一起坚持工作、一起转移，我军到时要领导人民拥护军队，用尽一切办法组织群众，帮助军队带路、救护伤病兵、筹备粮草、组织担架运输、挑水送饭、洗补衣服等工作，以减少军队疲劳，提高杀敌勇气，战胜敌人。

二、严格整饬群众纪律。战时民力畜力之义务动员，只限于有关战争必需之枪械、弹药、粮秣、被服、胜利品及伤病员等事项，此外一概不准动员。一切动员均须经过政府办理，无论任何机关部队均不得向人民直接进行动员。今后倘有不遵守此项法令，擅自动员或违犯群众纪律之行为者，群众有拒绝与控告之权，各级政府和机关部队及干部，均有干涉与制止之责。如有携带武器实行威胁者，应予解除武装，解送当地政府或原部队严格惩办。绥德分区党政军组织纪律检查队到各地实际巡视检查的办法很好，必要时各地亦可采用，以期边区军民关系更加亲密团结。

三、动员担架运输时应向群众解释清楚，讲明服务时间，由政府派人率领管理，随军行动。出发群众家庭柴水及春耕等问题，必须用互助变工代耕等办法妥为料理。担架交部队后，政治机关应指定专人领导进行政治工作，特别照顾其吃饭睡觉及安全掩护，逐渐提高其政治认识及服务战争的情绪和胆量。对于中途逃跑担架运输人员，应经过群众斗争，予以说服教育，随即归队服务，绝不可马虎过去，亦不可迁就落后分子，影响整个动员工作。

四、经常教育群众，提高其斗争情绪与胜利信心，并使群众了解我军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意义和运动战的特点，纠正群众希望分兵防守的错误想法。每乡每村组织警戒线，盘查放哨，实行村与村、区与区互相联防，互通情报，随时揭破谣言，稳定人心。讨论如何保护老小妇女避敌办法，估计敌人将有可能到来时，干部应主动领导群众进行人畜、粮食、物资、用具等的就地避敌转移疏散坚壁。在必要时（如估计敌人一时期不会离开及据点地区）转移疏散的群众则须参加转移地的生产。敌人走后即返回家乡生产。此种转移疏散，事先必须准备携带必要的粮食、物资、用具，以免冻饿。驻防部队移动时，在不妨碍军事秘密范围内，应向乡上干部和群众说明，如系撤退，亦应通知地方，进行各种必要的准备工作。军队撤走后，民兵应经常监视与侦察附近敌人行动，若遇敌人进犯，应尽力阻击，掩护群众撤退。只要真正和群众密切结合，把群众组织起来，群众的恐慌乱跑及抱怨政府和干部的现象，自然可以消除。

在严峻的战争形势下，必须严格党的纪律。对那些惊慌失措，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的；对那些思想麻痹，无所作为的；对那些革命意志衰退，贪污腐化的干部，必须执行纪律，予以惩处，才能使党恢复战斗力。而对战争初期个别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边区政府于1947年7月10日发布命令，对其进行了通报处理。

代理延长县县长董耀卿，于敌进犯前不作必要准备，借口粮食局无疏散指示，不将公粮疏散。迨敌至延长城时，马家河有公粮一千八百石未疏散。有人提出应立即疏散，反称“劳民伤财，叫丢去”，结果全部丢掉。致使该县公粮前后损失共达三千余石之多，引起干部、群众异常不满。又将军鞋四千六百双放在城郊村庄不予坚壁，敌人路过时拿去大部分。对敌只知畏怯逃跑，不予反革命分子以应有之镇压，虽经有关方面提出意见，亦不采用，遂使敌焰嚣张，增加人民很大损失。据上事实，应予撤职处分。

代理清涧县县长王士英，思想麻痹，以为敌人不会到来，遂不积极组织发动群众进行紧急备战工作，对于干部家属及公私物资俱不妥为疏散，以致县城临陷之时，大批干部群众不及转移出来，仅公粮一项损失即达二千余石。对于恶霸反革命分子亦不作适当处理，使其得以为虎作伥，助桀为虐。在敌占清涧三月中，未能积极发动群众对敌斗争，坐视人民在暴敌统治之下被动应付，甚至有为敌所用的现象。据上事实，应予撤职处分。

绥德专署建设秘书张爱民，生活一贯腐化，铺张浪费，对工作不负责任。自去年九月至今闲住家中，久不到职。虽经专署屡次函促并派专人去找，终不回署。且在闲居期间使用一两个通讯员、勤务员，任意开支，靡费公粮。在环境紧张时，银行与贸易公司物资托其找人疏散保存，事后短少很多，张爱民有贪污嫌疑。前此并有假公济私、私卖枪支之不法行为。据上事实，除予撤职处分外，着交法院究办，以申政纪。

上述现象说明，自延安撤退，陕甘宁边区形势空前严峻，人心浮动，秩序混乱。共产党究竟能不能战胜国民党，成了大家心中的疑问。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其他解放区，国民党军仍在不断地前进，占领解放区的地盘，各地都不同程度地收缩防御，解放战争处在最困难的时期。这时，全党全军干部战士都看着中央，盼望中央能拿出办法来，带领大家熬过苦难的阶段。

这个问题，毛泽东在撤离延安之前就考虑了。在撤离延安的前一天，毛泽东接见新4旅干部时，就谈到自己准备留在陕北。他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担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

毛泽东、周恩来一行离开延安，车行到三十里铺，周恩来叫队伍停了下来，进行轻装精简。总部机关的人在撤退时，把一些办公用的桌子、椅子也带上了。周恩来看见说：“这些东西还带着干什么，哪还能用得着？今后就得在膝盖上办公啦。”说着，他还拍了拍自己的膝盖。

3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和机关到达永坪镇刘家渠（今延川县永坪镇西南）。这是个在山沟里不足百户的小村子，比较隐蔽。全体人员都到村里歇息，车子都放在了村外。

第二天下午4点钟左右，一架国民党的飞机从村子上空经过。毛泽东乘坐的车都用高粱垛子做了伪装，但有一辆车没伪装好，玻璃没盖严，太阳照射在上面有反光，国民党的飞机发现了，便飞来飞去向汽车俯冲扫射。

村子里的指战员听到扫射声，看见敌机，就要出窑洞支枪射击。周恩来连忙制止说：“不能开枪，否则就暴露目标了。都回到窑洞里去！”敌机扫射了一阵子，见没什么动静，就飞走了。

大家出去一看，毛主席乘坐的汽车停在一棵大槐树下，被敌机击中两处。一弹打破车前右边的玻璃，一弹打在右后轮上。真危险呀，警卫战士赶忙用高粱秆和谷草重新严密地把汽车伪装好。周恩来亲自指导大家应该怎样防空，怎样伪装汽车，再三嘱咐战士们要确保毛主席的绝对安全。他说：“你们一定要把防空警戒搞好。这里也不能久停，今晚六时主席继续转移，到瓦窑堡去，你们要随时随地作好一切战斗行军准备。”

形势如此紧张，当时中央多数领导人的想法都是东渡黄河，到山西晋绥军区暂避一时。毛泽东还在行军途中，中央书记处的三位书记已经考虑了过黄河的事情。3月20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电告贺龙、李井泉：“（一）决定中央全部先后移到晋绥。（二）贺炳炎旅暂向离石柳林线开进。其电台即与我们联络，将来西渡后归我们指挥。（三）在辛关渡准备少数船只，紧张时供我们从河口渡河之用。”

考虑到胡宗南来势汹汹，要把中央赶过黄河，与他正面作战把握不大。中央即使到晋绥后，可能受到华北傅作义的夹击，晋绥兵力薄弱，也很难对付。想来想去，3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四大书记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联名致电在任家山的毛泽东：“敌似决心继续扫荡陕甘宁及晋西北，以延安为枢纽向东向北行动，正面恐难找歼敌机会。为此，请考虑以下问题：（一）正面留一部兵力（二三个旅）滞阻敌之前进，大部分散到敌之侧后行动，配合王世泰断敌交通，打击敌之运输队。待敌更分散后，集中力量各个消灭单个敌人，这样则要准备敌人进到永坪、延川甚至瓦窑堡、绥德。（二）因晋绥我兵力单薄，对傅作义可采取两种办法：一是要晋察冀调动适当兵力打击傅之南进；一是让傅南进，将傅主力一部也吸引到陕北或晋西北，以便其他区域打击敌人收复失地。如采第二方案，则中央大机关准备分散，在适当时期转至太行地区。（三）敌正准备北进，我们可能月底或下月初间须东进，有一些问题想和你谈谈。如你今晚未动身，则可不来王家坪，我们几人明晚来你处谈。”当晚，毛泽东到王家坪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会合。

中央到底走不走，彭德怀也心存疑虑。但是毛泽东非常坚定，3月27日单独给彭德怀发了电报：“宥电悉。积极歼敌方针极为正确，部署亦妥，已令陈谢积极动作。现在不怕胡军北进，只怕他不北进，故陈谢迟几天行动未为不利。傅作义的一〇一师等部向晋西北进攻，左云失守。阎锡山攻占孝义、兑九峪，有向中阳、石楼出扰之可能。数月内，贺李处局面将较紧，但只要陕北及陈谢在南线胜利，即有办法对付阎、傅。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这是毛泽东单独作出的决定，同日，他给贺龙、李井泉发电，提出不要贺炳炎旅在黄河边掩护中央渡河，而是以我为主，在陕北与胡宗南作战，力争扭转战场局面，取得主动地位：

榆林之敌只能自保，出扰能力不大，贺炳炎旅可即解除渡河掩护之任务，该旅使用由你们决定。中央直属人员到晋西北者是否转到太行，待恩来到你处决定。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据彭电已歼三十一旅（缺一个团），俘四千人，旅长以下无一漏网，缴子弹二十万，士气大振，信心提高，并可能争取新胜利，各个歼灭胡军。为配合打胡宗南，我陈谢集团日内开始向晋南三角地带出击，约需一个月时间。如阎锡山向石楼、中阳出扰，那时亦可北上打阎。大约在三四个月内，我主力尚不能北上打傅作义，全靠你们以现有兵力支持北线。详由恩来面达。

彭德怀3月25日在青化砭首战告捷，给毛泽东极大的鼓舞，他认为中央是可以在陕北坚持的。3月29日夜里，中共中央书记处四大书记毛、刘、朱、任（周恩来提前过黄河去安排中央机关疏散到晋绥军区的干部）到达清涧县石嘴驿（今石咀驿）镇枣林沟村，住在吴进增家。枣林沟距清涧县城约25公里，因枣树多而得名。转移到此的书记们当天住进枣林沟村，当晚大家彻夜未眠，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枣林沟会议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正式讨论了中共中央是继续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的问题。

自从3月27日毛泽东在任家山作出“中央在陕北不走”的决定以来，各战区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安全考虑，多次要求毛泽东撤离陕北，东渡黄河进山西。有的甚至提出要向陕北增派部队，以保障党中央的安全。

会议上，毛泽东首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反复考虑过了，我们中央不能离开陕北。这是我一路上深思熟虑的问题。留在陕北，我们可以牵制胡宗南23万大军，叫蒋介石这个战略预备队失去作用。”同时也不同意给陕北增加部队。他说：“不能再调部队了，陕甘宁边区巴掌大的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部队，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

对于中央留在陕北，毛泽东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央好比一块招引绿头苍蝇的肉，放到哪里，都会引许多苍蝇来叮，可以把人家搞乱。陕北群众条件好，地形好，我们熟悉，可以在这里搞一个战略上的作战方面，钳制敌人的力量。

但是，任弼时有不同意见。他说：“各大战略区的领导同志打电报来，请党中央迁移到晋西北、太行等比较安全的地方，以便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是有道理的嘛！”他又说：“我们现在三面临敌，万一让胡宗南把我们一网打尽怎么办？中央的安全是个战略全局，我主张大家过黄河去。”

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上午，最后决定：中共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分成两个班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纵队留在陕北，主持工作；刘少奇、朱德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4月，中央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3月30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任弼时致电正在晋绥安排中央机关后撤工作的周恩来和贺龙：

（一）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刘二同志明晚由石咀驿（绥德南七十里）动身去临县与董、叶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往太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已至晋西北者，照前议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由你告董、叶处理，嗣后听候中央工委指示。

（二）接电后请你于数日内回来，嗣后即由毛、周、弼三人主持中央。我们现在石咀驿附近。

（三）敌已占两延，下一步行动待侦。

（四）如敌攻清涧，我们准备移至安定、保安之间。为免被敌隔断，故请你早回河西，河东事由刘、朱、董、叶处理。

毛泽东决心留在陕北，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体现了中共领袖在危难时刻的勇敢担当。如果从安全因素考虑，中央当然应该过黄河，但是解放战争正处于最困难时期，各战区都在艰苦作战。中央主动放弃延安，虽然是明智的选择，但是国民党宣传机构大肆宣传占领延安的胜利，无疑给各战区的同志心里造成了很大的阴影。如果这时候中央再离开陕北，就给解放区群众造成了失败逃跑的印象，必然挫伤大家的士气。毛泽东决定在陕北坚持，既牵制了胡宗南，又给各战区做出一个榜样，这样就鼓舞了大家的信心，增强了与国民党斗争到底的勇气。

另外，毛泽东也有慎重的考虑：之所以敢于留在陕北，是相信当地人民群众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中共在陕北经营了十几年，群众觉悟高，陕北的群众是毛泽东能够信任和依靠的力量。如果到了新区，情况复杂，难免出奸细叛徒。在陕北坚持，安全反而有保障。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是非常正确的。

3月31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工委从石嘴驿出发，在绥德县田庄附近分手：其中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留在陕北，直接指挥西北野战军作战和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率领延安机关多数干部于4月4日到达河北平山晋察冀军区所在地，负责土改和解放区后方工作；杨尚昆、叶剑英率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军委一局、军委二局部分干部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在山西三交镇，负责配合中央前委的工作。

为了适应转战陕北的需要，中央前委机关人员组成了由任弼时任司令、陆定一为政委的“昆仑纵队”，下属3个电台大队：一大队负责通信联络，黎东汉任大队长；二大队负责无线电情报侦破，胡备文任大队长；四大队由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组成，范长江任大队长。警卫部队有四个警卫连，由警卫处长汪东兴负责。全纵队共600余人，非常精干。

在邱家坪村外的山沟里，任弼时召集中央直属纵队的各大队和警卫团的领导干部开会，报告目前的敌情和各战场情况，说明中共中央留在陕北的重大意义。周恩来对电台工作非常重视，他在干部会议上打比方说：“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任弼时进一步解释：“你们看，一大队是电台（通信），二大队是电台（情报），四大队还是电台（新华社），我们4个中央委员（毛、周、任、陆）加上你们3个电台大队，不就是党中央吗？”周恩来还说：“我们这个司令部，一不发钱，二不发粮，只发电报！”

二大队由军委二局（技侦）干部组成：副大队长王道益。下设三个中队：一中队负责人王镇南、王燮权，分管密码破译和校译整编通报；二中队负责人张保和，分管侦听和电报侦收；三中队负责人丁和庆，分管后勤保障。他们在转战陕北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是历史上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第一次脱离大部队，以游击队的方式独立行动。在转战陕北整个过程中，毛泽东从来没有要求彭德怀调动部队来保卫他的安全，而是让彭德怀集中精力专心指挥作战。毛泽东带着这样一支小部队钻山沟，与胡宗南的大军周旋，经历了革命生涯中最惊险曲折的一段时间。 TZxMcGs4PRpJILJx1D00Es3LJVoogB34GZobvcO513qhPgkLDH5ZuXhP/PrvaD1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