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介石与胡宗南制订进攻延安作战计划
► 熊向晖获取情报
► 延安开始疏散转移
► 彭德怀部署延安保卫战
► 胡宗南洛川军事会议
► 毛泽东准备放弃延安
► 延安保卫战打响
► 国民党空军轰炸延安
► 毛泽东离开延安
► 国民党军占领一座空城
1947年2月28日,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胡宗南奉命飞到南京。
胡宗南(1896—1962),浙江镇海(今宁波市镇海区)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参加过东征和北伐。1930年率部参加中原大战,以作战勇敢著称,战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1师师长。后到鄂豫皖参加“围剿”红四方面军的作战。红军长征期间,他率部队驻守四川松潘。在红军围攻下坚守不退,迫使红军转向草地。抗战期间,他参加了淞沪会战和开封会战。1942年开始驻守西安,封锁、监视陕甘宁边区,号称“西北王”。
到南京后,胡宗南来到国防部,直至见到参谋次长刘斐,才知道是蒋介石命令立即进攻延安。胡宗南3月1日的日记,记录了刘斐与他商量对策的过程:
“午前10时。赴刘次长为章(斐)办公室。研究攻击延安方案。刘为章对本部提出攻略陕北匪巢方案。认为妥当。刘遂作结论如次:
在政治上,要拆延安之台。三国外长会议,可能干涉中国问题,如能一举打垮,则苏联亦爱莫能助之。对内,目前政治指导方针,实行宪政,解放政权。而共党破坏统一,和平破裂,只有打的一途。如将延安打垮,国内政党即无所依附。在内政外交上,必须打下延安。在政略检讨结果,须要打延安。在战略上检讨,更须要打延安。延安附近匪受打击,贺龙自大同惨败以后,从未恢复。聂荣臻损失过半,陈赓在太原附近伤亡惨重,其余刘伯承则远在平汉路不能策应。此在战略上检讨,我应攻延安者,一也;国军集中主力攻陈毅,我应乘时击破延安。我攻下延安后,可以抽调多数兵力,应用于其他方面。此应攻延安者,二也。
政略战略,皆需要目前攻打延安。战术上为兵力问题,但目前匪我兵力无问题。陕北现有正规军,为警备五个旅、教导二个旅。其余第八旅、十旅、新一旅、骑六师,约6万人。在晋西增援兵力,王震358、359旅6000人。贺龙三个旅约1万人。陈赓10旅、11旅、12旅、13旅、24旅约15000人。总计约9万人。而我一线兵力85000人,兵力无问题。下为战术问题,用何种战术方式,来达成任务?敌情判断:匪号召巩固边区,则匪必与我决战。地形判断:匪在大劳山一带,即延安外围有坚固工事,则有利用工事与我决战可能。我集中局部优势兵力,在空军支持之下,稳扎稳打,可能成功者也。”
当晚9时蒋介石召见胡宗南和刘斐,同意了上述计划。胡宗南要拿出具体作战计划,想起了机要秘书熊向晖。当时熊被胡宗南保送美国留学,在上海办出国手续,而且刚结婚,正和夫人在杭州度蜜月。突然被胡宗南紧急召往南京,以为是秘密身份暴露,不免心中忐忑。
3月2日晨,火车到了南京下关车站,看到有人来接,熊向晖悬着的心放下一大半。到胡宗南的办公室时,胡正同参谋长盛文看地图,一见熊就哈哈大笑说:“来得好快。”又问:“新娘子呢?”熊说:“她在上海等着送我上船。”胡宗南说:“推迟三个月。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明天就回西安。”
盛文向熊向晖介绍情况说:“前天(2月28日)总裁急电胡先生来南京,胡先生不知是什么事,把我带来。当天下午总裁就传见。总裁说,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已经获得确实情报,马歇尔、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胡先生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选在3月10日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发起进攻。外交交涉由外交部办。总裁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胡先生马上想到你,把你请回来。”
胡宗南告诉熊向晖他和盛文要去国防部开会,下午蒋介石还要接见。又递给熊一个公文包,要他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供蒋介石参阅。临走时,胡嘱咐熊一定要把门锁好。
这天晚上,熊向晖倒锁房门,仔细阅读攻击延安的方案。阅后记在脑中,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冲掉。完成了工作,熊向晖找盛文聊天,问道:“这次进攻延安,计划周密,我看很快会成功,为什么胡先生让我推迟三个月再出国,难道这一仗要打这样久?”
盛文说:“胡先生前天到南京,始知总裁意图,临时同国防部商订攻略延安方案,昨晚总裁核准后,才电告西安薛副参谋长调集部队。现整一军在陕只有一个旅,其余均在山西;整二十九军正在陇东同共军作战。总裁规定在四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开始时的3月10日发起进攻,参战部队要在9天之内开到指定地点集结,困难虽多,尚可克服。总裁规定这次行动的战略任务是迅速攻占延安,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两个兵团以优势兵力钳形夹击,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可以完成。但共军惯于运动战、游击战,如陕北共军不以主力守延安,要完成歼灭的任务不是短期的事,三个月能否办到,还很难说。”
3月2日,蒋介石召见胡宗南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研究空军配合问题。王叔铭承诺调14架轰炸机轰炸延安。3日上午继续研究,蒋介石命令胡宗南11日开始进攻延安,空军提前从8日开始轰炸行动。下午,胡宗南一行飞返西安。
虽然国民党军企图攻占延安是蓄谋已久,但是蒋介石命令胡宗南行动还是事出仓促。从研究过程看出,南京国防部对陕北共军兵力虽然估计过高,但是决心十分明确,就是要尽快占领延安,消灭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胡宗南一回到西安,就紧急部署,调动部队。熊向晖则是急于将情报传递出去,他立即找到地下情报人员王石坚。王石坚在西安为隐蔽工作披上了“社会化、职业化”的合法伪装,办西安《新秦日报》和西北通讯社;在西大街开书店;还购置了新华巷1号有三进院落的住宅。按规矩熊向晖是不该直接联系他的,但是情况紧急,熊闯到他家,王石坚非常惊讶。熊详细告诉了胡宗南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及有关情况,还告诉王,胡为了保密,决定待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作战命令,他的军师旅长现在还没接到命令。王石坚表示:这些情况非常重要,他即报延安。
3月7日,熊向晖又找王石坚通报蒋介石给胡宗南发密电,进攻日期推迟3天,因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但仍命令胡迅速夺取延安,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王石坚说:延安来电,已将胡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呈报毛主席、周副主席,认为很及时、很得用。熊说:“可惜我明日须随胡宗南去洛川,无法续供情报。”王说:“主要的战略情况已搞清,细节会由别人查,想不到你会回来,取得意外收获。”熊向晖提供的重要情报,为延安方面争取了时间,提前进行各方面准备,意义非常重要。
情报传到延安,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中央机关组成直属纵队,由杨尚昆任司令员,邓洁为副司令员,李涛为参谋长,负责机关疏散工作。本来1946年11月延安已经进行了第一次疏散,把年老干部、家属小孩向瓦窑堡转移。当时杨尚昆下令集中了各机关的骡马,又向群众征调了一批骡马,分配给各单位。因为敌人的行动还没有开始,所以转移工作比较有秩序。等到农历春节临近,在瓦窑堡的婆姨娃娃开始想家了,嚷嚷:敌人又没有打延安,让我们回延安过个年多好。那时,杨尚昆的想法是不让回延安的,可是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长饶漱石跑到王家坪来说:“尚昆呀,照顾他们一下吧!”杨说不行,转移多不容易呀;一两千人,有许多是要骡子要马的。饶漱石一再坚持,杨尚昆只好答应有限制地回来,结果回到延安的有1000多人。他们住了不到一个星期,胡宗南就行动了,又得回瓦窑堡。这一次就没有上次舒服了,不能要骡子有骡子、要马有马,只好让大家步行。
延安中央机关的撤退工作是周恩来亲自主持的。2月18日,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的时候,周恩来就召集有关部门作了布置,确定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实行坚壁清野。党、政、军、民、学各口负责同志亲自动员、布置、检查、落实,要做到不给胡宗南留下一个群众、一匹牲口、一袋粮食和片纸只字。撤退转运主要是靠骡马和毛驴,有少数胶轮大车,各机关单位有组织地先把重要文件、老弱病员、幼儿转移到延安东北百余里外的瓦窑堡、永坪一带,然后再东渡黄河到晋绥地区。周恩来还亲自抓了几项工作:
一、指定专人将党中央、军委的重要档案文件,特别是毛泽东的文件、手稿,提前转运、妥善保管。指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曾三负责带队,将中央档案运过黄河到晋绥分局,交贺龙负责安排隐蔽。
二、同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副总编辑范长江等研究,新华社广播电台分几个步骤转移,采取接力的办法,以保证党中央的声音不间断传播。第一步,立即派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带上一套发电机和收讯台、广播台到瓦窑堡山沟里。如延安情况紧急,新华社广播电台随中央撤离时,瓦窑堡广播台接着广播。第二步,通知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太行山根据地选择一个地形和条件好的地方,组建新华社的临时总社,配备电台和干部,在瓦窑堡广播台转移时,太行山继续以“陕北新华社”名义广播,重要稿件由中央直接发给他们。第三步,由廖承志率领总社大部人员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到太行山与临时总社合并,最后移到哪里,看战争形势的发展再定。由范长江带精干的小班子和一部电台随中央行动。经过周密的安排,延安广播台于3月18日随中央撤离延安后停止广播,19日设在瓦窑堡好坪沟口一个小庙里的广播台立即开始播发文字新闻,口语广播则在转移中停止了。3月25日,周恩来还亲自到好坪沟新华社广播电台看望了工作人员。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太行山区涉县建立了新华社临时总社,4月1日正式接替陕北开始广播。
三、布置负责国统区工作的中央城市工作部和负责收集国统区党、政、军各种情报的社会部的转移。因为这两个部门每天都要保持和国统区地下组织的秘密无线电台的联系,周恩来指定负责机要工作的童小鹏和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组织一个联合秘书处,从中央机要处拨一个译电科,从军委三局拨两部电台,于3月9日晚上开始独立行动,每天保持同国统区电台的密切联系,将中央指示及时传达有关党组织,将国统区情况及时转报中央。
延安中央机关的转移,最重要的是文件档案。自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后,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据当时统计,仅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平均每年收到的各地上报的文件、资料,就多达2万余件,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机要处仅1946年一年接收的电报就达1.8万件。中央在延安的十几年,中办秘书处积累的档案资料堆了满满几个窑洞,此外,各党政军机关也积累了大量的文件档案。撤离延安时,为保护好这批珍贵的、涉及我党我军的秘密文件档案,中央下令各机关在疏散转移中,要切实做好档案资料的清理和安全保密工作。
1946年11月,中央机关开始疏散物资,坚壁清野。党中央专门发出保护秘密文件的重要指示,要求各地方、各机关和各部队在机关转移时,按照文件资料和档案内容,分成“重要”和“不重要”两部分,“重要的收集起来妥善保管,不重要的可择地埋藏,不得已时再予烧掉”。
从延安向外地转移文件档案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任务,中办秘书处将第一批16箱重要文件转移至保安县安窱岭(中共西北局建立的一个农场)保存,派专人看守。将第二批13箱文件资料转移至陕北清涧县十家塬子,委托中共清涧县委代为保管。此外,在第一次大规模转移中,材料保管委员会又带了90箱重要档案撤出延安,向晋绥军区的兴县刘家曲转移。中央军委派出十余名武装战士护送。这批珍贵档案驴驮人背,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安全转移到刘家曲。
1947年3月,中央决定由中办秘书处材料科、机要处文电科、中组部材料科、总政治部秘书处资料室等组成文件材料保管委员会,曾三为负责人,成员有裴桐、赵德芳、徐迈、谢国宝等十余人,统一负责收集、清理和转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各部门的档案资料。
1947年3月,国民党以重兵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直逼延安。我军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口号鼓舞下,以运动防御阻击敌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延安保卫战。在战前,我军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图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会场
当时很多文件资料分散在各机关,有的保存在个人手中。中央下发了《关于秘密文件检查管理办法》。各党政机关立即开展文件清查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带头把自己保存的文电和手稿交给中办秘书处和机要处整理保管。中央党政军机关的领导人及工作人员全部发动起来,进行文件资料清理工作。
文件资料档案量大,清理工作相当繁重,仅中办秘书处材料科接收到中央宣传部、中央政策研究室等机关移交的零散文件资料就达1.6万余件。撤离延安前,材料保管委员会接收并代各机关保管的文件档案资料多达96箱。其中,毛泽东移交的珍贵文献资料有3箱,周恩来移交了3箱又33包。
本就因文件档案资料数目过于庞大而难以清理,加之军情紧急,有的机关在撤离延安之前,因来不及清理,有的为图方便,将一些不应销毁的文件也销毁了。材料保管委员会在检查中发现,有的机关一次性“烧毁事务性电报共达13355件”,有的单位将十余箱文件档案资料全部烧毁。这些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他立即指示:“疏散档案,不要惊慌失措,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
1947年3月8日,延安召开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当天晚上,周恩来向童小鹏和罗青长交代任务,要中央办公厅和军委三局带着机器电台都来报到。9日集中了队伍,中央机要处邹群科长带十余名译电员,军委三局刘富龙台长带报务、机务员十余人,一辆骡马大车拉上电台设备,童小鹏背上两台照相机、从南京带回来的胶卷和底片。这个机要部门于9日晚动身,经过瓦窑堡、绥德,经碛口东渡黄河,经过半个月行军,于3月下旬到达临县三交镇附近的后方工作委员会驻地双塔村,各自归队,恢复正常工作。当时中央机要处和军委三局驻在孙家沟,城工部驻在王家沟,社会部驻在刘云沟。全部是窑洞,也是防空的好地方。
中央机关的大部队过黄河比较顺利。这两三千人和一批笨重的物资器材已经预先转移到瓦窑堡。胡宗南一行动,杨尚昆就赶紧通知这些人过黄河。一场大搬迁又开始了。这支队伍中有许多老同志,如董必武、吴玉章、谢觉哉等,都需要坐车骑马,整个队伍是辎重性的,需要的骡马,都是从百姓那里紧急征调的。
一些在延安的国际友人也被疏散。1947年2月初,周恩来与斯特朗、阳早、寒春等谈话:目前我们要到山沟里度过一段艰苦日子,但不用很久将会取得全国胜利。同意阳早、寒春等随军转移,劝斯特朗离开解放区。2月13日,斯特朗离开延安。
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承担了特殊任务,一是护送苏联的观察员阿洛夫去晋绥军区的临县三交镇。早在1942年5月11日,阿洛夫和孙平(弗拉迪米洛夫)同机飞抵延安,当时他俩是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观察员、情报员,对外则称为塔斯社驻延安的记者站。孙平身份是战地记者,阿洛夫是外科医生。
延安开始疏散转移前,任弼时找阿洛夫谈了一次话,向他解释中共中央为什么要撤离延安:这是战略上的需要,是为了便于同敌人周旋。这是主动放弃,不是失败,也不是被敌人赶出延安。对于我们主动放弃延安,外国人会怎样报道,那是他们的事。至少,美国人不会说我们的好话。既然主动撤离是种策略,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回来的。任弼时最后请他向苏联方面汇报这件事。
师哲的第二个任务是处理毛泽东与苏共的往来电报。师哲回忆,正在清理那些文件时,毛泽东来了,他问师哲打算怎样处理那些文件,并指示全部烧掉。师哲觉得烧掉太可惜了,尤其是同“远方”的往返电文,是重要的史料,建议挑出少量重要的亲自带在身上。毛泽东说:“不妥,你要是被俘或者被打死了呢?”师哲领会、并照办。毛泽东命令当时就烧,师哲一边清理那些档案,一边恋恋不舍地最后翻看它们。毛泽东就这样一直看着师哲把所有档案化为灰烬,最后还用小棍扒拉扒拉灰烬,证实一个字也没留下,他才离去。师哲为销毁这些档案而惋惜,更佩服毛泽东工作的细致。
3月3日延安开始了全面的撤退和疏散。《解放日报》记者杜鹏程在日记中写道:敌人全面进攻破产以后,又转而进攻延安。庆阳已失,延安紧急。昨天(2日),二次疏散令已下,延安全市进入紧张的备战疏散中。远处传来驼铃声,大家忙着搬运东西。脚户呐喊,骡马嘶叫,狗吠人喧,灯火齐举,人们紧张地来回走动。
杜鹏程刚打算睡觉,领导叫他连夜下乡动员借用牲口。他背上枪出发,独自行走在山沟里,摸黑着一会走在河里,一会又走在乱坟间,反正是瞎摸。到乡政府已是鸡叫二遍了,把乡长叫起来交代了一遍,然后就在大路上拉差,共拦住5个老百姓。他们有的是去卖柴,有的去卖炭,有的去卖粮食,统统被挡了下来。他们当中,一个30来岁,老实忠厚;一个40多岁,非常老实而且可怜巴巴;一个二十四五,精明懂事;另一个是柳林区模范村的,这人见识多,能说会道,有点滑头。
杜鹏程把拦下的百姓和征用的牲口带回报社,3月6日大家装运物资,中午出发。一路黄风遮天,尘土飞扬,沿途搬家的行人、马车个个都被蒙上了厚厚的土。讨厌的北风迎面吹来,使人睁不开眼,出不来气,憋得要死。3月10日疏散转移大军继续前行,“路上牲口、大车、行人,婆姨娃娃,男的女的,提的挑的担的驮的不绝于途。有的人说延安特别吃紧,有的说进攻就在一两日中,传说纷纭,莫衷一是。不管怎样说我心里着实焦急。晚八时许摸黑到青化砭。这里只一家可怜的小店,一个炕,挤了十五六个人。我睡在炕边的石头上,没铺盖,冷得睡不着。半夜月亮到了头顶,我们就起身。一行五人,大家心里茫茫然,又困,眼皮像坠上了千斤石,走着路就睡着了。走了十里,我和村长找了一个冷窑洞,躺下呼呼地睡到大天亮”。
一直住在延安枣园大院的中央首长,在转移前疏散到几个地方。毛泽东先是搬到了枣园后沟,警卫部队距主席的住所只隔一道山梁,主席出入都通过一条隧道。朱德搬去了离中央警备团团部不远的侯家沟,3月10日,离开延安,转移到瓦窑堡,同行的还有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等首长。毛泽东搬到了王家坪,和周恩来、彭德怀住在一起。这里是解放军总部和总参谋部所在地。王家坪的上面就是清凉山,解放日报社就在山上。隔着延河眺望,正面的右方是延安古城,再往南是延安的商业区新市场;左侧是宝塔山。
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的旧居
机关和群众大部疏散转移后,延安地区进入全面战备状态,3月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联防司令部下达戒严令:
蒋、胡反动派集结大军向我边区关中、陇东等地进犯后,又调遣十旅之重兵,集结南线,决心孤注一掷,进犯延安。西北各线,亦欲策应蠢动,边区已进入万分紧张的战争状态中。同时在此期间,敌探特务在我边区内地将会更加猖獗进行阴谋活动和破坏。我们为了坚决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并有计划地打击和消灭敌人,以争取自卫战争的最后胜利起见,除动员全边区人民积极参加战争,配合军队打垮敌人的进攻外,特通令各级政府、各旅、团、队及全体军民立即实行戒严,以防敌探特务之破坏。兹规定具体戒严办法如下:
(一)加强边境戒严,严密对外封锁。在固临、延长、垦区、鄜县和关中中心区,应自即日起不论邮差、商贩等一律不许进出。其他边境视情况之缓急,加以适当的管理。如必要对外进行贸易时,应选择一定地点互相来往,不得随便进出。蒋管区邮差来往,同样应在边界区指定一定地点办理邮件交代手续,不得自由进出。同时在边境区,各部队和地方民兵配合,实行武装巡逻,借以侦察敌情,捉拿敌探,不使泄露我方消息和秘密。
(二)在边区内地各村、镇要道,应普设哨站。严密盘查制度,认真检查来往行人,不许一个敌探奸细混进边区。为了便于检查,凡行人均须持有政府(乡以上政府)或部队(连队以上之部队)之路条或证明文件,否则不许通行。在此战争时期,各机关掌管路条之人员,必须选择忠实可靠的同志负责,不可草率从事。在盘查中若发现敌探嫌疑分子,应就地逮捕或拘留,随时送交政府处理。
(三)各级政府、各地公安机关应特别认真查户口,严密户口管理。村镇设户口簿与过往人员登记簿,由村长、镇长、自卫军或地方治安小组负责每天进行清查,不使一个行迹可疑、来历不明的人隐藏在村间户内。如发现有包庇或藏匿坏人行为者,应分别情节轻重,予以惩办。同时各地警卫队、保安队与民兵,尤应注意肃清武装特务,维护后方安宁。
中共中央决心保卫延安,军委副主席彭德怀负责军事指挥。他从枣园后沟搬至王家坪,靠前指挥,几天内连续以中央军委名义下令部署。
3月2日致电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习仲勋:根据敌之调度,进攻延安之大战可能3月7、8日开始。彭提出了保卫延安的三个作战方案,包括“让敌深入延安、延长后,待敌困难增多时再从敌侧后歼击”。
3月5日再次致电张宗逊、习仲勋:破坏胡宗南军进攻延安计划,首先是你们能在陇东、关中两区打几次好仗。要集中五六倍兵力消灭敌一个团,并从消灭敌人一两个营着手。
3月6日致电晋南的陈赓、谢富治:着陈、谢率第4纵队及王新亭纵队主力,出敌不意,准备渡河攻占阌乡(今灵宝市境)、陕县、新安等县及洛河以北区域,彻底破坏陇海路潼(关)、洛(阳)段,以确实保卫延安,挫乱胡(宗南)军部署。并强调:保卫延安的内线防御作战,“主要依靠陈谢从外线解围”。
同日命令张宗逊、习仲勋:主力8日由现地东进,限10日隐蔽集结张村驿附近地区,准备内线机动。7日下令:“内线防御须有20天坚决抗击,才能粉碎敌人,保卫延安。”
3月7日致电晋绥军区贺龙、李井泉:“我防御部队将在鄜县、甘泉、劳山、牛武、南泥(湾)、临真、金盆森林地区坚决抵抗,坚持20天。此役胜利关系甚大,望你们尽量帮助迫击炮弹、掷弹。” 8日贺龙回复:“3月上旬可以送出各类炮弹4600发,即日由工厂船运至军渡。”
3月8日,彭德怀命令王震率359旅和新编第4旅从延水关西渡黄河,隐蔽集结延长附近,准备配合教导旅各个歼敌。
这边彭德怀调兵遣将,那边胡宗南也在紧张部署。3月16日延安收到王石坚从西安发出的胡宗南作战部署情报。
3月10日上午,胡宗南率指挥部到达洛川中心小学,晚上10时,召集整编第1、第29军的军、师、旅长会议。胡宗南首先讲话:现在领袖(蒋介石)授命我们进攻延安,彻底摧毁共产党的根据地,解决西北地区“剿共”的军事问题。我们已经集中了十几万大军,比敌人多几倍;还有邓宝珊的部队在榆林,马鸿逵的部队在陇东,配合我军进行封锁堵截,形势对我们是十分有利的。大家要不负领袖的重托,发挥革命军人的精神,奋勇作战,建立奇功,延安必可指日而下,胜利稳稳在握。
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态势图
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长汪承钊报告作战计划和战斗序列:“一、右兵团指挥第1军军长董钊,率整1师师长罗列之三个旅;整27师师长王应尊之二个旅;整90师代师长陈武二个旅;重迫击炮第10团之第3营,于宜川北之平路堡、龙泉镇附近地区,就攻击准备位置,经金盆湾、孙家砭、张家桥至延安大道及附近地区,向延安攻击前进。依奇袭突破匪军阵地,并以左兵团之协助,以闪击行动,迅速夺取延安,并包围匪军主力于延安附近歼灭之。二、左兵团指挥官整29军军长刘戡,率36师钟松二个旅(缺28旅),整17师何文鼎之12旅,炮兵第51团之一连,工兵第2团之第3营于段仙子、党家原、街子河附近地区,向延安攻击前进。依奇袭突破匪阵地,协力右兵团围匪之主力于延安附近歼灭之。三、陇东兵团指挥官为整36师副师长顾锡九,率新1旅、独立第1、第2、第3团,陕西保安第3、第6团,甘肃保安第1团。以新1旅编得若干战斗群,于左右兵团攻击前二日,开始分向保安方向佯攻,于此广正面上欺骗敌人及拘束当面匪军之行动。总预备队为整76师,配合陇东兵团行动。先期于陇东发动攻势,于攻占庆阳、合水后,留一部于该地守备,主力星夜赶回洛川附近,为战区总预备队。”
接着,胡宗南要大家对作战计划发表意见。董钊表示右翼兵团完全同意绥署计划。整29军参谋长文于一提了两点意见:“(一)绥署作战计划以两大兵团采取密集齐头并进,只求尽速顺利进占延安,不急于迫敌决战,似无不可;但战争的胜败主要取决于能否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因此终须通过双方主力最后决战,消灭了对方的主力,才算取得真正的胜利。(二)两翼兵团都系大部队,应可独立作战,至少能够支持一定的时间。左翼兵团有不少重武器。绥署计划规定,本兵团各部队均系沿咸榆公路两侧狭窄正面的高山梁上行动,势必拥挤不堪,既碍大军行进,一旦与敌接触,更不利于作战部队的进出和展开。可否酌予变更,除以必要的兵力沿山梁逐步占领要点搜索前进外,以主力部队沿咸榆公路及其两侧地区分路前进,主力保持于右翼。”胡宗南问刘戡的意见,刘戡回答:“刚才文参谋长是我请他代表发言的,他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我没有什么补充。”刘戡说完,大家默默无言。胡宗南决定:“左翼兵团的行动,可照该兵团所提的意见办;其他部队均按原计划执行。”说完便宣布散会。
刘戡和文于一在归途中谈到会议上的情况,认为胡宗南同意整29军提出的变更左翼兵团行进路线的意见,显然出于勉强。刘戡认为绥署正副参谋长盛文、薛敏泉二人均无带兵作战经验,他们所拟的作战计划往往只是一些纸上作业,曾当面向胡提过意见,所以今天在会上才勉强接受我们的意见。预料会后薛敏泉仍将坚持原案,胡宗南也可能会有反复。
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在抓紧部署延安南线的防御。3月10日,他到金盆湾视察教导旅的防御阵地,听取罗元发旅长的汇报。当彭德怀问他们有多少弹药时,罗元发说:“部队子弹太少,平均每人只有十发。”彭德怀问他们能守几天,罗回答可阻击5天。彭说:“你们要尽可能争取一星期,给敌人以最大的杀伤,尽量争取多防守一些时间,以便使中央机关和延安人民有充裕的时间转移。”彭德怀最后又着重说:“我的意思不是要你们死守,而是要采取运动防御。”
打仗最重要的是知己知彼。现在敌情完全清楚了。西安地下党送的情报和国民党军的正式记录差别不大,胡宗南部队有2个整编军、14个旅20多万人,无论人数和武器装备都是绝对优势。而我军部队仅有4个旅,不到3万人,每人只有10发子弹。彭德怀是身经百战的将军,他当然知道10发子弹能打多少时间。他心里明白,靠现有的力量是守不住延安的。
在这个严峻时刻,中共中央不能不考虑:延安是守还是主动放弃?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毛泽东还是彭德怀,思想上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
从1946年11月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到1947年3月10日以前,尽管毛泽东作了两手准备,但他的立足点还是放在守住延安上。在1946年11月1日至14日这十多天的时间内,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连续发了十几份电报,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3个旅,杨勇、苏振华纵队3个旅,张宗逊纵队2个旅迅速从山西渡过黄河,进入陕北协同陕甘宁部队保卫延安。方案之二就是通过其他战区的作战,钳制胡宗南的部队,从外线配合陕甘宁部队作战,粉碎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到了3月10日,胡宗南主力部队已经在洛川、宜川等地集结完毕,而作为外线配合的主要作战行动,刘伯承、邓小平出击平汉线和陈赓、谢富治在晋西南的攻势还未准备就绪。
在胡宗南部对延安的进攻已迫在眉睫的情况下,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了彭德怀的汇报,郑重地讨论了延安弃守问题。毛泽东指出:蒋介石组织这次进攻的企图是“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根据这一判断,中共中央决定“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决心,并急调晋绥军区第2纵队王震部(2个旅约1万人)自吕梁地区西渡黄河,加入西北解放军序列。西北解放军当前应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同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地区周旋。陷敌人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的困境,然后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歼击,以达到钳制并逐步削弱胡宗南部,从战略上配合其他战略区作战,最终夺取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目的。会议结束后,中央即组织驻延安的党政机关及人民群众立即紧急疏散。
毛泽东为什么决定主动放弃延安,师哲回忆:“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王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微笑着说: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挡住他们去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与当地的干部见面时,毛泽东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道:“譬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但是,主动放弃延安,不少干部战士和老百姓还是想不通,在感情上很难接受。3月13日晚,毛泽东接见了来到延安的新4旅干部。他说:“当前,蒋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搜罗了二十多万人马,并且配有飞机、坦克,敌人来势很猛,兵力集中;而我军呢,装备极差,弹药奇缺,仅有两万余人,我们一下子消灭不了它。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如果死守一城一地,那是自背包袱啊!因此,中央才决定把延安让给蒋介石。但是,这只是暂时的。要知道,蒋介石是个小气鬼,一贯以占地盘为胜利。……好吧!我们就把这些包袱一个一个都给蒋介石背上。他背得越多就越走不动!那时,我们再集中力量,要打哪里,就打哪里!人们很快就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的胜利,而是他失败的开始。”
3月12日晨,驻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人员乘飞机离开延安后,胡宗南就命令国民党空军对延安狂轰滥炸。从早晨7时到下午4时,断断续续持续了9个小时。敌机对延安机场、延安旧城、边区政府、八路军大礼堂、中央党校、中央医院等处,实施了密集的轮番轰炸,投下了数以千计的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必须承认,大轰炸对延安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中央警卫部队转移到王家坪时,毛主席、周副主席都住在那里。在王家坪桃园挖有防空洞,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住在防空洞的一北一南。敌机轰炸延安的几天里,他们就在防空洞里办公、休息,洞里比较宽敞,还备了马灯、凳子、行军床。
每当敌机轰炸开始前,我们的连队就到驻地前面的半山腰隐蔽。在这里,我们看到敌机投下一颗颗炸弹,架在各个山顶上的防空火器一起向敌机射击,当部分敌机被击中后,其他的敌机便不敢无所顾忌地低飞了。在山顶还能看到车队、骡马驮队和长长的人流,越过延河向东面蠕动,这是在撤离延安。
考虑到胡宗南一旦空投,就会直接进入延安。叶剑英参谋长急令派兵到机场警戒,设置障碍,值班干部没有弄懂,就派了一个连到机场警戒。部队刚就位,叶剑英的吉普车到了,看见战士在站岗,急得大喊:“怎么搞的?还没有设障?出了问题你们负责!”大家这才知道是要防备敌军空降,赶紧设置障碍,破坏机场跑道。 为了防止国民党军空降部队占领机场,切断中央机关撤退的道路,彭德怀调新4旅一个团驻守机场。
陕北大战在即,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担负抗击国民党军精锐胡宗南集团的艰巨任务,谁来统率这支部队呢?按指挥关系,应该由贺龙指挥,他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又是晋绥野战军司令。第1、2纵队都是120师的老部队。但贺龙当时并不在延安,此时,彭德怀向毛泽东提出:“在贺龙未来延安前,陕北几个旅并上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
毛泽东表示:“很好!” 这是一个重大决策。3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以张宗逊、廖汉生的第1纵队、王震的第2纵队和罗元发的教导旅、张贤约的新4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保卫延安的命令。同时规定:从3月17日起,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
遵照彭德怀的指示,罗元发指挥教导旅及警备7团、延属分区独立第3团共7000余人,自临真到鄜县一带设立了三道防线:第一线为鄜县、麻子梁(临真镇);第二线为南泥湾、双庙梁(金盆湾南山)、麻洞川;第三线以金盆湾以北高地、松树岭及东南地区。利用有利地形,组成纵深防御,以顽强的节节抗击,给进攻之敌以严重打击和杀伤,达到消耗、疲惫敌人,掩护中央及延安各机关安全转移的目的。
3月14日拂晓,战斗打响。胡宗南右兵团整1师进至临真镇外围,整27师于午后到达崾崄,左兵团整29军攻占茶坊、交道镇、牛武镇、郝家塬等指定地区。
对胡宗南部队的情况,我军并不陌生。1946年9月22日,陈赓带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举行临(汾)浮(山)战役,歼灭自诩为“天下第一旅”的胡宗南整编第1师第1旅4500人,俘虏中将旅长黄正诚。事后陈赓纵队总结了经验,写了一份《胡军战术特点与我对胡战法》的报告供陕甘宁部队参考:
胡宗南部与阎(锡山)军比较,前者装备优良,战术、技术均较强,干部指挥素养较好,射击较准确;物资、弹药供应好,饷多,兵员充足,士兵体格强,攻击精神稍好。通讯联络工具充实,各团均配有报话两用机,陆空联络熟练。但官兵关系恶劣,步枪少,手榴弹不多,突击力不强;重武器多,行动不便,须仰赖良好的交通补给,否则便大受限制。去年吕梁战役,敌进大蒲一带贫瘠山地后,感到很大困难。故当我歼灭其第1师辎重营及一个步兵营断绝其交通后,董钊即被迫下令撤退。
某些部队如第1旅,有较长期的教养,受反动教育很深,对我误解。怕杀,怕活埋,但一经解释和加上实际体验,很快即会消除,其战斗力并不牢固。第1旅第2团即有二个连在火线上投降。虽在战时、平时能比较严格的服从命令(并非机械)作有秩序的行动,但在危急之秋,不能坚持到底。故在战斗中表现一定的顽抗精神,而并不顽强。
行动静肃,善伪装,善用欺骗,狡猾手段。防御动作熟练,工事构筑迅速。但缺乏战斗经验,不喜村落战、夜战、白刃战。
胡军战术:
一般规律是炮兵先开始射击,以猛烈火力掩护步兵分多路进攻,甚至险路上也来。去年敌攻击隰县,分为七路,羊走的路也作行动路。攻击动作多用包围,迂回很少。正面主要是火力,步兵从两侧接近,常有飞机配合,但作用不大。敌之攻击力不强,常被我所击退。如在野战一经我猛冲,多即溃退。
关于对付胡军的战法:
方针上尽量采取野战、近战,以避开其火力优势,尽量打其侧后、指挥机关,指挥机关一经我打中,其余部队即会混乱,做到这一点在我根据地内是有良好条件的,可以密匿我之行动,予以突然的打击。在战斗动作上应特别强调勇敢迅速,猛烈的插入其配备中、村落中,使其不易展开火力,勇猛突然的动作对胡宗南军队更要紧。
夜间作战,主要应靠手榴弹,不须多打枪,接近后一阵排手榴弹,敌人就会恐惧。同时夜间炸药、迫击炮、山炮都须尽量发挥作用。胡军最怕炸药,易使敌喊“缴枪”。
闻夏战役与打第一旅时的最重要经验,是当时感到夜间时间不足,天明后又撤出,晚去早归,这是最不好的。后经研究改正,黄昏即开始战斗,以充分利用黑夜,如晚上不能解决战斗,白天须继续战斗。自己能很好组织火力与突击相配合亦易成功。
如攻击不成退出战斗,尽量求得在黄昏后、拂晓前进行,并严密组织,不然会遭受猛烈的火力射击。
延安保卫战的过程表明,我军掌握了与胡宗南部队作战的方法,在战斗过程中基本贯彻了以上要点。
罗元发回忆:14日8时许,国民党军整编第27师开始向我临真地区大举进攻,与教导旅主力展开了激战。胡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一日之内向我主力阵地发动了多次攻击,但始终未能突破我军防线。经查明,敌以7个旅以上兵力向教导旅防区发动了进攻,整编第27师向临真,整编第10师向金盆湾,整编第1师向南泥湾东侧采取集团进攻和迂回包围。教导旅各团坚守阵地,与敌进行了逐个山头的争夺战。由于子弹缺乏,我军主要靠刺刀和手榴弹,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敌军被阻于第一线,进展迟缓。
作战初期,胡宗南的部队还是很谨慎的。“部队前进后,由于解放区早已完成了坚壁清野工作,胡军各部队派出的搜索部队,又经常遇到边区民兵的奇袭,因而不敢远离侦察,情况不明,地形也不熟悉,只得采取老一套的战术,叫作‘蛇退皮’的方法,即前卫部队前进占领阵地后,掩护本队前进,本队再区分前卫部队占领阵地,迭次掩护前进,因此,部队行动缓慢。就当时作战经过情况,除整编第一师在临真镇、金盆湾地区,整二十九军在劳山地区遇到边区部队的猛烈阻击外,其他地区并无战斗,只是随时遭受民兵的奇袭,而有一些小接触。但这些小接触常使胡军误为主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胡军部队既不得不展开,又不敢顺着道路走,只好爬山越岭以求安全。”
15日胡军整1师攻占临真镇西北阵地,整27师攻占临真镇,整17师攻占北山寺、榆家桥。16日彭德怀调整部署,用毛泽东的名义发布命令:
一、敌以五师十二旅约八万人进攻延安,经三天猛烈攻击,突破我第一线阵地。由于我军坚决英勇抵抗。敌伤亡甚大,困难增加,颇疲劳,今后更甚。
二、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企图。为完成上述任务,各兵团守备任务区分如下:
1.独一旅、八旅、警七团为右翼兵团,归张宗逊、廖汉生同志指挥,在道佐铺、甘泉、大小劳山、清泉沟、山神庙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
2.教导旅、二纵队(王震部)为左翼兵团,归王震、罗元发同志指挥,在王震未到前由罗元发同志指挥。教导旅在南泥湾、金盆湾、临真、松树岭地区组织防御战斗。上述地区至少坚持七天。
3.新四旅为中央兵团,不少于四个营兵力在庙尔梁、程子沟(不含)、三十里铺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由南泥湾向延安前进之敌。旅属炮兵应加强庙尔梁阵地。馀为预备队。位置延安,兼防敌兵控制机场。该旅首长仍兼延安卫戍。
国民党军虽然数量上处于绝对优势,但我军采取节节抗击,迟滞敌军的行动,使其前进缓慢。国民党整90师副师长任子勋回忆:“15日向金盆湾前进途中,六十一旅从上午9时起即遭遇到正面较有力的抵抗,前进较缓。到午后1时左右,在金盆湾以南高地,解放军阻击力量增强,同时,右纵队五十三旅也遭到坚强抵抗,前进都感困难。下午3时许停止进攻,即在金盆湾以南高地构筑工事,与当面解放军相对峙。这一天九十师师部和第一军军部均在左纵队六十一旅后面山坡上露营。16日,九十师继续攻击前进,当面解放军除留少数部队保持接触外,主力撤至金盆湾北边的高地占领防御阵地。”
“金盆湾以南约有10里一段地区,解放军到处埋设土造地雷,进攻部队在前进途中不时发生触雷事情,炸伤炸死人马不少,每前进一步都要先派工兵进行搜雷扫雷工作,因之行动甚为缓慢。占领金盆湾后,发生触雷事情更多,每一房舍或窑洞、门槛下、灶火里、炕洞内、水缸里、门背后、窗户上都有埋设或拴上地雷的可能。只要走进房内,谁要粗心大意,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就要被炸伤或炸死。弄得人人精神紧张,谁也不敢进屋,谁都不敢动手。下午1时,左纵队六十一旅攻至金盆湾北侧高地,遭到解放军教导旅的反击,伤亡很大,最后占领了该高地。这一天从早到晚只推进不到20里。左翼第一师也进占金盆湾以西的高地;右翼第二十七旅也占领了临真镇。”
17日金盆湾战斗最为激烈。胡宗南军集中优势兵力,在猛烈炮火和飞机的配合下,以密集队形分几路向我教导旅阵地及马房后山猛烈进攻。金盆湾后山战斗中,1营营长连承先两次组织部队反击,给敌人以大的杀伤。连承先负伤,教导员章灵继续指挥战斗。2团2营与1团1营并肩抗击,以白刃格斗连续击退敌约2个团兵力的轮番冲锋。敌人就在这阵地上死伤400余人。2营和3营在松树岭东南防御阵地上,5次与敌反复争夺,战斗甚为激烈。营长任书田左眼中弹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为了保障2营及8连侧翼安全,1营1连指导员刘瑞率部队4次出击,打退了向我2营迂回之敌。1团3营营长赵林在松树岭阵地上率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轮番攻击,光荣牺牲。教导旅右翼的新4旅在劳山一线也与敌展开了激战。
3月17日,国民党军出动45架飞机对延安进行了大轰炸,毛泽东的窑洞附近也落下一颗炸弹。18日,胡军左兵团攻击大小劳山,又与我军守备部队发生激烈战斗。敌人进攻受挫后,采取“钻隙战术”,经茶坊、王庄北进,企图在我军防御力量薄弱的松树岭至杨家畔线之原始森林打开突破口,得手后迅速向延安逼近。 当天,右兵团整1师突破防线到达程家沟、杨家畔之线。在双方兵力绝对悬殊的情况下,我军顽强抵抗5天,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彭德怀知道延安守不住了,下午到王家坪催促毛泽东迅速撤离。
中央警卫团干部蒋秦峰回忆:18日黄昏,我军主力部队在延安以南经过7天7夜的战斗,杀伤敌军5000余人后,从前线撤下来了。情况十分紧急,毛主席还没有离开延安,大家急得心里像火烧一样。这时,周恩来副主席把警卫团刘辉山团长等几个同志找来,神色严肃地说:“敌人主力部队已进到三十里铺,敌人的便衣已经到了七里铺,情况很紧迫。毛主席和我们准备今晚乘汽车出发。你们派一个步兵连和骑兵连,跟我们走;其余部队掩护中央机关最后撤离。现在,你们立刻组织几个检查组,分头到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等中央机关驻地,再彻底检查一次坚壁清野和保密工作,决不要留下片纸只字。你们临行前,可向前总了解一下敌情,如果飞机场通不过去了,你们就向西走安塞,到瓦窑堡中央后委来找我们。”
延安的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基本上撤离完毕,太阳快要落山了,炮声、枪声越来越近,胡宗南的部队已过了二十里铺,接近延安宝塔山了。可是毛泽东还没动身,他说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彭德怀一再催促,说“一分钟也不能待了!”毛泽东这才走出窑洞,同彭德怀握手道别,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居住十年之久的延安。
毛泽东和警卫排长阎长林带领的几个警卫坐一辆吉普车,车是美军观察小组走时留下的。周恩来和他的几个警卫,坐第二辆吉普车。跟随保卫毛泽东的两个警卫班乘坐另一辆美国中型吉普车,一辆带拖斗的小吉普车紧跟在后面。刘辉山带领的中央警备团有三个连:一个手枪连,一个骑兵连,一个机枪连。机枪连的机枪是苏联造的,是那种可以高射也可以平射的重机枪。毛泽东的车队经飞机场、桥儿沟,沿公路向东北方向转移。
这天晚上,教导旅战士们正在延安外围补修工事,准备再次打退敌人的进攻。这时,野战军司令部传达彭德怀的命令:“中央机关及延安居民已安全疏散完毕,教导旅七天七夜的抗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你们于今晚22时,将所有部队撤至青化砭以东隐蔽集结,待机歼敌。”罗元发指挥教导旅按时转移到指定地区,友邻新4旅在19日凌晨1时完成掩护主力部队与居民转移任务后,到延安东北青化砭常家塔隐蔽集结。
19日拂晓,彭德怀、王震等站在延安山顶上,用望远镜看到公路上国民党军行进,才骑马向北撤离。
据记载,胡宗南部队走在最前面的是整90师。3月18日下午,解放军教导旅向北撤退,整90师进至狗梢岭以西地区,61旅的先头部队距延安只有15里,师部当晚进至杨家畔宿营。这时,61旅参谋长报告:该旅曾窃听到延安解放军的指挥员给南线守备部队下达命令,要他们迅速脱离战场,撤至延安待命等。整90师师长陈武兴高采烈地说:“这下子我们可以得占领延安的首功了。”因为这一天,军队接到董钊转达胡宗南的命令:“首先攻入延安的部队,赏法币一千万元。”陈武满以为这下定可名利双收,谁知董钊在18日夜里又传下一道命令,指定整90师在3月19日午前9时由现在的位置开始攻击,其攻击目标为宝塔山至清凉山线及其以东地区。这个命令说明两点:第一,不让整90师进延安城;第二,让后面的整编第1师超越到整90师前面去。陈武当时对董钊的命令表示极大不满,说:“为将帅要取信于人,最重要的是待下公平,其次是赏罚严明。如果存私心、图私利,必然招致上下不和、士不用命的恶果。我们90师从17日起连续两天担任强攻,牺牲很大,而第1师未遇激烈战斗,并且行动迟缓,落后15里。这时眼看延安唾手可得,却来限制90师的行动,偏袒第1师,要它去立功!”
3月19日中午,左翼整编第1师争先恐后地插进整90师的攻击正面,强占了整90师的前进道路。陈武怒冲冲地派参谋人员去阻挡,反被整编第1师一个团长骂道:“我们奉命攻占延安,你敢挡路,贻误军机,小心你的脑袋!”陈想此事责任重大,只好罢休。双方部队挤在一条羊肠小道上,直到下午2时才挤到宝塔山上。陈武用望远镜向各山头瞭望了一遍,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过去有人出胡宗南的洋相,说他只是个当连长的材料,今天我看董钊的才能,只配当一个排长,不配作军长,更不配作兵团司令。今天如果敌方有一支强大部队进行反击,我看在延安城下非闹出大笑话不可。”直到下午3时,整编第1师的攻城部队才在飞机掩护下,用两个营兵力向延安老城西山的最高点突击。整编第1师进入延安时,城内早已空无一人。而整90师师部当晚进驻清凉山,所属各旅占领清凉山以东地区。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集中25万人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图为当时《大公报》的报道
守卫延安的解放军部队已经撤退,国民党军进延安并没有战斗。只是他们小心翼翼,生怕中埋伏,所以在进入一座空城之前,还用密集火力猛轰了一通。
占领延安,胡宗南还耍了个心眼。3月19日晨7时许,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裴昌会电话报告,整167旅攻占延安宝塔山,问是否立即向蒋介石报捷。胡答:不。8时许,整90师到达延安市郊,胡仍不向蒋报捷。直到10时左右,整1旅进入延安。胡闻讯大乐,亲自拟电给蒋,说整1旅率先夺取延安。电发后,熊向晖问胡:“这是何故?”胡哈哈大笑,说这是为整1旅恢复名誉。原来,1946年整1旅在晋南进攻解放军时被陈赓纵队歼灭,旅长被俘,胡认为是奇耻大辱。 这次有意把占领延安的功劳送给整1旅,为其挽回面子。这引起了其他作战部队的不满,特别是走在前面的整90师官兵更是愤愤不平。
早在3月9日,在山西平陆县境内的王震纵队359旅就接到了保卫延安的命令。曾任2纵政治部主任的王恩茂在日记中写道:“部队休整今日结束,明日出发。四旅、三五九旅分别举行军人大会,动员执行新的任务。我到平陆参加了三五九旅的动员大会。胡宗南正集中力量进攻延安……军委为打乱胡顽进攻延安整个部署,原陈谢纵队出击同蒲的计划改为破坏陇海路,要陈谢纵队四个旅,王新亭纵队一个旅,于今日出动,16日到达黄河北岸休息两天,19日渡河,占领新安、渑池、陕县、阌乡等县。刘邓部队须于19日以前休整完毕,出击平汉、道清,箝制顾祝同部队南下。我们原来任务首先打下大宁,然后再打吉县、乡宁,如吉、乡不好打,则打河津、稷山,现改为从永和关渡河到延川、延长,配合教导旅,歼灭进攻延安的胡宗南部队。”
王震纵队迅速出发,以每天70—80里的速度急行军,3月14日渡过黄河继续前进。当19日抵达延安郊区甘谷驿时,得到了延安失守的消息。王恩茂悲愤地写道:“……一回来即得悉敌人已进占延安,我的心里确有些难过,因为这是我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所在地,我曾到过几次延安,也曾在那里住过几年,我的两个孩子是在那里生长的,延安在我的脑海里,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敌人进占延安,增加了我们对于反革命蒋介石的愤怒,现在更加表明了只有同蒋介石战斗到底,一直到把他打垮,才能获得我们所理想的独立、和平、民主。”
3月18、1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准备放弃延安通报各大区,指出:
万一延安不守,我军行动将更自由,分别消灭敌人的机会也会增加。我们失去延安,虽有某些损失……而我们若能将胡敌大部吸引在陕甘宁而加以打击消灭,这正便利于其他解放区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失地。
第359旅战士在北返途中
第359旅在北返途中与敌激战
以边区地域之广,地形之险,人民之好,有把握牵胡军并逐渐削弱之,保持广大地区于我手,以利他区作战取得胜利。
主动放弃延安,是解放战争初期的重大事件。战争初期敌强我弱,战略退却是正确的选择,这也表明中共中央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稳定的生活结束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要在战争环境下艰苦转战,同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做斗争。这种局面要持续多久,中共何时扭转战局,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是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