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和谈到破裂

►　重庆谈判和平建国

►　蒋介石挑起内战

►　国民党空军轰炸延安

►　毛泽东鼓励全党全军坚决斗争

►　胡宗南谋划进攻延安

►　中共中央筹备延安保卫战

►　东北送给中央的黄金

►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

►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70多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国共双方进行了战略决战。上百万人的激烈拼杀，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战争？凡事总要分个是非曲直。国民党有些将领说抗战胜利后本应和平建国，共产党偏要和国民党争天下，才导致了全面内战的爆发，所以国民党史书上称之为“戡乱”。

事实果真如此吗？现在公布的历史档案已经很清楚了。全面抗战期间，国共双方一直维持着合作的局面。中共中央曾通过各种方式，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向大会提交的政治报告题目就是《论联合政府》。在内部讲话中，他也提出对国民党不是“杀头”而是“洗脸”。希望通过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努力，使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

抗战胜利后，和平建国成为举国一致的愿望。为了实现和平，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邀请，亲自赴重庆谈判，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诚意。在重庆记者的眼中，走下飞机的毛泽东举止文雅，但带有些“乡野书生”气。他诚恳地向蒋介石提出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在拥有合法地位的前提下，与国民党商谈和平建国大计。

当时，蒋介石正处于声望较高的时刻：抗日领袖、国家元首，他内心是容不下共产党的。1945年8月28日，在毛泽东到重庆当天，蒋在日记中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毛泽东也胸有成竹：“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他们都明白。

在谈判过程中，共产党要求国民党当局承认解放区的合法性，在军队中保留共产党军队一定比例的份额。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们真愿和平。”这的确是共产党人的心愿。

蒋介石顾及面子也同样没有找到正式开战的理由。战后重建，百废待兴，民心所向，使他不得不坐下来进行谈判。最终，双方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在谈判期间，国民党当局就重新秘密印发1933年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编的《剿匪手本》。所以，在军队尚未调动部署就绪前，和平不过是蒋介石的权宜之计。

但共产党认真对待。根据“双十协定”的原则，双方开始勘分地界，处理接收一系列具体问题。为了促成中国的和平，美国政府派五星上将马歇尔来中国“调停”国共争端。这位老将军来到了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恳切地表示：愿意将首府从延安迁到淮阴，那里去南京开会更方便。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对各区的指示中明确宣布：今后武装斗争可能停止，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部队的干部甚至已经考虑着复员回家娶媳妇，过安稳日子了。

追求和平建国，保持共产党的合法与独立，是中共中央当时的立场和原则。许多民主人士起初对此并不认同。在重庆，《大公报》主笔王芸生曾劝告毛泽东：“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委婉地解释：“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蒋介石的锅里不许我们做饭。”这是关键所在。而战争的导火线，就是东北问题。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东北沦陷日伪十多年，国民党在那里没有坚强的基础，而共产党从1931年以后在东北坚持斗争。东北光复时，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派遣10余万大军进驻东北。蒋介石认为东北是工业基地，战略要地，绝不能让共产党占领。他调遣了最精锐的缅甸远征军，从云南出发，在越南海防港上船，沿海岸线一路北上，登陆秦皇岛，打出山海关。国民党军打着“接收东北主权”的旗号，以“正统”身份接管沈阳等大城市，还要把东北的共产党军队彻底清除。

在东北，共产党开始的策略也是一再忍让。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即沈阳、长春等大城市让给国民党，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但国民党军步步进占，咄咄逼人。战争不可避免。

为了让蒋介石承认共产党在东北的合法存在，中央军委命令林彪在四平阻击国民党军，开始了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当时，我军各部队质量参差不齐，没打过正规战。面对美式重装备、有正规作战经验的国民党军，能坚持一个月，已经是极限了。四平保卫战虽然“阻滞了敌人的进攻，但在我军处于劣势情况下，过多地看重了一城一地的得失，与敌进行不利条件下的作战……部队打得相当苦，有的甚至丧失了元气”。

蒋介石打赢了四平之战，信心满满，计划3个月内消灭共产党。

1946年6月开始，内战全面爆发。前4个月，共产党丢掉了100多个城市，稍微像样一点的城市，如张家口、承德、四平，全被国民党军占领了。战争初期的态势，对中共是不利的。老百姓对“中央”都抱着幻想和期望，而我们的部队比较分散，握不起拳头，也没办法和国民党军队决战。

当时谁都认为共产党不行了，就连我们自己的干部也信心不足。共产党只有农村根据地，国民党拥有大城市和所有经济资源，又有来自美国的军事援助。这时，共产党似乎没有胜利的希望，被逼到了绝境。

1946年6月底，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政治委员李富春、司令员黄克诚给党中央发去一份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电报，提出他们的看法和建议，供中央参考并希望中央作出判定。

关于国际形势：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苏联严重受伤，需要休息。但美国却相对地打强了，成为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与以苏联为中心的人民势力的矛盾，更加尖锐了。目前世界反动势力，特别是美国的反动势力，采取全面的扩张政策，世界人民革命势力特别是苏联则采取防御巩固的状态。估计这个形势可能持续三年或五年，世界形势才能发生基本的变化。

关于国内形势：经过抗战，人民的势力虽然发展与壮大，但还没有形成几个省区联成一片的根据地，尚缺少一个更有实力、更坚强的中心，目前也不可能得到来自国际革命的实力援助。蒋介石在抗战后嫡系军队增多，官僚资本有所发展，又得到美国空前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援助。反革命势力也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但目前均不足以制其死命。

基于上述对形势的分析，李富春、黄克诚建议：我党应采取力求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并提出三种对策：一、让步以达和平；二、拖延以待时机；三、坚决打下去以分胜负。他们认为，目前和平与战争的局面已到最后关头，拖延下去的可能性已很少，只有第一、第三两条路可走。如采取第一个让步以达和平的方针，若能求得全师而退，保存干部，保持部分军队与部分解放区，还是让步以求和平为宜。但他们估计，蒋介石不会因我党让步就放下屠刀，相反他会随时发动大屠杀，铲草除根而后已，这样，则不如采取最后一个坚决打下去的方针。但这个方针也有危险，胜利把握不大。

毛泽东阅读了报告，经过深思熟虑，7月6日回复了一个指示电：

李、黄：

时局分析电收到。你们分析中许多观点是合乎实际的，是好的，但缺点是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困难条件估计不足，同时对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也估计不足。第二次大战后，各国革命力量所处的地位是比第一次大战后要好得多，而不是要差些。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与无理要求又能出以坚决的斗争，则其结果比较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

这个电报显示了毛泽东与众不同的大局观。在全面评估形势的时候，是以我为主，还是只看到敌人的强大，如果只看到敌人的强大，看不到自己的力量，就会产生失败情绪，长别人威风，灭自己志气。毛泽东通过全面评估，认定蒋介石也有很多困难，不可能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国民党对解放区的侵略是不得人心的。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虽然弱小，但是受到人民的支持，只有坚决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悬殊对比下，作出这个决策是很不容易的。战争是残酷的，想和敌人斗争，还想打胜，绝不是说说就能办到的。“那个时候，我们党要下决心立即面对两个破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50年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毛主席思考了三天三夜，最后才下了决心。这个情况传播很广，大家都知道。人们不大知道的是1946年年中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破裂，毛主席也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

1946年6月26日，延安机场上空突然出现一架国民党空军的B24重型轰炸机。落地后才知道，这是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的驾驶员、空军上尉刘善本驾机起义。刘善本（1915—1968），山东昌乐人。1935年考入杭州笕桥中央航校，毕业后加入国民党空军。1943年被派往美国学习，1945年春驾驶美制B24重型轰炸机，取道印度回国。他是爱国青年，对蒋介石挑起内战、进攻解放区的做法极为反感，利用由昆明往成都运送军火的机会，在机组人员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的配合下，冒着生命危险驾驶B24重型轰炸机飞抵延安。刘善本驾机起义的举动轰动了延安，毛泽东和朱德亲自为他安排了欢迎大会。当时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都出席了大会，对刘善本予以隆重的欢迎。

这件事引起国民党空军的震惊，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副总司令王叔铭恼羞成怒。为了挽回面子，王叔铭飞到西安，命令九中队队长郭作璋驾B24重型轰炸机袭击延安机场，炸毁刘善本的起义飞机。为了配合轰炸机，国民党还专门派了6架P47型战斗机进行掩护，遏制地面对空火力。如郭作璋不能完成轰炸任务，则由战斗机进行扫射，将起义飞机击毁。

8月2日中午，国民党空军7架飞机空袭延安，炸毁了停在机场的B24“起义机”，还在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王家坪附近投弹多枚。

这是抗战胜利以后延安第一次遭受轰炸，中共中央高度警觉，他们认为这不仅仅是国民党空军的单纯报复。8月4日，中共驻南京代表周恩来给马歇尔递交了一封公函，对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提出严重抗议：

次辰将军阁下并请转

蒋主席赐鉴：

八月二日正午，延安上空突来国民党徽飞机七架，计P47式驱逐机六架，B24式轰炸机一架，自正南方向窜入，到后即扫射城郊达二十余分钟，发射机枪弹万余发。旋即飞至王家坪——中共军延安总部所在地上空，投弹十一枚，最近处只距总部房屋约四百公尺。事后检视炸弹片及子弹壳均美造，炸弹为延性弹。

查延安城自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年，四年间历遭敌机轰炸，久已成为废墟，城市居民及当地军政机关均移居城郊四周窑洞，军令部驻延联络参谋皆熟知之。今国民党飞机突至延安城郊，集中目标轰炸中共军延安总部所在地，其为有计划地发动全面内战之信号，已属毫无疑义。盖延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及中国解放区军队总部所在地，久为世界所公认，且其地又为远离冲突地区之后方和平城市。国民党空军之暴行，半年来，虽已侵扰、扫射或轰炸解放区城镇至二百六十八次之多（从一月十一至七月二十八止），但轰炸此远后方和平中心城市——延安，犹为首次。

本人兹奉命向国民政府提出最严重之抗议。政府如不承认此举为全面内战开始之信号，则请立即实行下列两项办法，以制止此类暴行之扩大：

一、下令调查此次暴行之经过，并严惩此次暴行之负责者；

二、将全国空军置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管理监督之下，以保证中国空军不再参加中国内战。

接到抗议后，马歇尔表示对此事全不知情。蒋介石将责任推到周至柔身上，周又推给王叔铭，谁也不承担下令轰炸之责。空军司令部在西安开会，“研究”这次事件的责任问题。郭作璋知道上面要把责任推在他身上，愤愤不平地站起来说：“别研究是谁下令的问题了。延安机场上的B24是我郭作璋亲驾飞机去炸的，要追究责任，枪毙我好了。”周至柔据此向上交差，蒋介石以不知情为词，向马歇尔敷衍了事。

在战争阴云笼罩的时候，一位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到延安。8月6日，她怀着好奇的心情，采访毛泽东。她问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看法，结果大大出乎意料，毛泽东坚定地说：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斯特朗没听懂，还问毛泽东“纸老虎”是不是农民用来吓唬小鸟的“稻草人”。毛泽东笑着用英语作了解释。当时斯特朗是理解不了其中含义的，共产党这么弱小，还说美国和蒋介石是纸老虎？以后解放战争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也成为经典名言。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中共中央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表现出忍让和策略的一面。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还在南京与国民党周旋，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易破裂。蒋介石想在3个月彻底消灭共产党，在政治上步步紧逼。10月16日，蒋介石发表声明，要中共答应八项条件，等于向共产党下了最后通牒。一些民主人士也非常担心，想以第三方的立场调和。梁漱溟、莫德惠、李璜提出一个停战方案，主要内容为：（一）全国军队一律就地停战；（二）在东北中共军队仅驻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三）沿长春铁路各县政权除中共已接收者外应由国民党派县长和警察接收。这个方案事先没和周恩来商量，而是同时送马歇尔、孙科和中共代表团。

这个方案看似公允，其实对中共非常不利。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东北共产党部队已经被迫退到北满。关内国民党军也是大步推进，中共根据地迅速缩小，而方案根本没提中共军队的生存权利，还要“就地停战”，这不是置我军于死地吗？10月28日，梁漱溟等3人来到梅园向周恩来解释他们的方案。 当梁漱溟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时，周恩来突然爆发，怒斥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义！”周恩来愤怒之极，竟然失声痛哭。梁漱溟等人吓傻了，赶紧去马歇尔和孙科处将方案撤回，避免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失误。

1946年6月至11月，国民党军依靠武器装备和人数的绝对优势，侵占了解放区大片土地。这是解放区最艰难的时刻，当时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刚刚脱险，晋察冀解放区重要城市张家口、承德失守，东北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满，山东菏泽及两淮、苏中解放区相继失守，我方丢失了105座中小城市。蒋介石洋洋得意，筹备召开实现独裁统治的“国民大会”，逼迫共产党代表团离开南京。

在常人看来，共产党似乎很快就会被国民党消灭。但是毛泽东从不利中看到了有利因素：国民党军虽然攻城略地，但战线越来越长，机动兵力越来越少。我军不争一城一地得失，集中兵力打歼灭战，4个月中已经歼灭国民党军32个旅。如果我军能保持这样的歼敌速度，过不了多久，形势就会朝着有利于我方转化。10月1日毛泽东起草《三个月总结》，号召全党坚定战胜蒋介石的信心。《总结》指出：“过去三个月内，我们损失淮阴、菏泽、承德、集宁等几十个中小城市。其中多数是不可避免地要放弃和应当主动地暂时放弃的；一部分是仗打得不好被迫放弃的。不管怎样，只要今后仗打得好，失地即可收复……各地应检讨过去的作战经验，吸取教训，避免重犯错误。”毛泽东坚信：“不管中外反动派如何猖獗（这种猖獗是历史必然性，毫不足奇），我们是能够战胜他们的。各地领导同志，应当向党内一部分同志，即对于国内国际有利形势认识不足、因而对于斗争前途怀抱悲观情绪的人们，作充分的解释。必须明白，敌人还有力量，我们自己也还有弱点，斗争的性质依然是长期的，残酷的。但是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此项认识和信心，必须在全党巩固地建立起来。”“今后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改变军事形势。各地必须依照上述各项方针坚决实施，力争军事形势的根本转变。”

严重的局面降临到了延安。随着战线的不断拉长，国民党军的机动兵力明显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转而采用重点进攻的战略方针：在晋冀鲁豫、晋察冀和东北战场上转取守势，集中兵力进攻解放区南线的两翼——山东和陕北。蒋介石指出：“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凡是匪军的老巢……及其发号施令的首脑部的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而“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它支战场惟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

蒋介石把重点进攻的目标首先指向陕甘宁解放区，是有原因的。其一，蒋介石企图夺取中共首府延安。如果成功，可以激励国民党军士气。其二，西北胡宗南集团是蒋介石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前8个月的作战中，胡宗南还没有发挥作用。蒋介石企图在占领延安后，把胡宗南部队从西北地区抽调出来，投放到华北或东北战场上去。其三，西北地区国共双方在军事力量上的对比，国民党军占有绝对优势，胜利似乎不成问题。

在这个关键时刻，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熊向晖发挥了重大作用，把胡宗南的作战计划报告了在西安的中共情报人员王石坚，使中共中央提前得到了预警。

熊向晖（1919—2005），安徽凤阳人，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初期由周恩来安排打入胡宗南身边，担任胡的机要秘书，是中共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一位重要的地下党员。

他回忆：1946年10月中旬，胡宗南就向蒋介石提出突袭延安、侵占陕北的作战计划，要求从山西调回整编第1军，会同他在陕甘的部队，于11月初开始行动。熊将这一情况告知王石坚。不久，王回复熊向晖：中央对此很重视，延安将进行疏散。

获得胡宗南即将进攻延安的情报后，中共中央协调安排，开始撤退和疏散中共中央机关人员。11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部署保卫延安的动员工作。决定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彭德怀负责保卫延安的工作，立即在党政军民中公开动员。

时任中央机关直属纵队司令员杨尚昆回忆：“11月上旬，书记处决定保卫延安，在一两周内将部分人员和笨重物资器材疏散完毕。11日，刘少奇在党校召开的一次干部大会上公开进行动员，宣布我为中央直属纵队司令，邓洁为副司令，李涛为参谋长，一共3个人，负责疏散工作。疏散的第一步，先把年老干部、家属小孩，向瓦窑堡转移。如果敌人进一步逼向延安就东渡黄河向晋西北转移。” 秘书处的转移，由曾三带队。他押送的是15箱档案和一部分金条、光洋，共十几个驮子，还派了一个班的武装护送。

11月11日，中共中央召集保卫陕甘宁边区与延安的干部动员大会。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等先后在会上讲话。彭德怀指出：蒋介石正从东面、南面、西面积极调兵遣将，纷纷向边区边境集结，形势极端紧张。边区军民必须准备一切力量，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主力部队要决心歼灭进犯蒋军的全部或大部，游击队、自卫军要展开普遍的游击战、地雷战，困死和饿死打进边区的敌人。全体干部要准备过更艰苦更紧张的战时生活，随时随地无条件服从命令，用全心全力争取胜利。

保卫延安，首先要有军队。抗战胜利后，为了开辟东北和发展山东、华北各根据地，中共中央从延安抽调大量的干部和部队开赴各地，陕甘宁边区几乎被抽空了。当时陕甘宁联防军的正规部队，只有新4旅和教导旅。

新4旅的25团来自冀南新9旅25团。1942年抗战形势艰苦，该团将第3、第9两个连拨给第10团，10团在1943年调往太行军区，后与太行抗大总校3大队合并，组成新的25团。1944年2月，在陕西甘泉编入新4旅。1945年旅长王近山调往晋冀鲁豫军区，新4旅由张贤约任旅长。

教导旅前身是冀鲁豫军区部队。1944年1月，冀鲁豫军区抽调6个团组成西进支队，其中包括回民支队。由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率领赴陕甘宁边区。8月，编成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旅长杨得志，政治委员张仲良。同时，晋察冀军区第1团、第5团、第9团、第34团、独立团和骑兵团等部，组成晋察冀军区机动旅，黄永胜任旅长，邓华任政治委员，奉命开赴延安。同年秋，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1945年底，两个旅主力调往东北，留下的部分部队改编为教导旅，罗元发任旅长。

这两个旅各3000多人，装备也很差，如何能担负起保卫延安的重任呢？彭德怀需要从山西调兵。11月11日，他以中央军委名义起草给陈赓、张宗逊等的电报：“敌有乘虚袭我延安极大可能，望陈张两纵队速向延安前进。”

11月6日，中央军委致电贺龙、聂荣臻、陈赓、刘伯承、邓小平：“为粉碎敌人进攻延安，拟调杨（勇）苏（振华）纵队（3个旅）、陈（赓）谢（富治）纵队（3个旅）、张宗逊纵队（2个旅）到延安，协助边区部队执行保卫边区之任务。”

当时，杨苏纵队在晋冀鲁豫，陈谢纵队在太行，张宗逊纵队在晋绥。晋绥军区的部队原属贺龙的八路军第120师，张宗逊纵队是晋绥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治委员廖汉生，下辖358旅、独1旅，他们最早接到命令调往延安。11月16日，贺龙从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赶到黄河边上，对即将出发的第1纵队指战员作了动员讲话，号召大家以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的实际行动，粉碎敌人进攻延安的阴谋，保卫党中央。

经过10天行军，晋绥军区第1纵队到达延安。12月5日，1纵在延安飞机场举行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动员大会。前一天接到通知：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要来检阅。刚到延安，中央领导就来看望部队，真叫人喜出望外。廖汉生立即开会研究如何搞好受阅工作。有的同志提出：部队才从晋绥前线下来，补充了大批国民党军俘虏兵，他们在受阅中会不会出问题？为了保险起见，最好把他们手里的子弹统统收起来。纵队领导反复研究，如果把子弹收起来是保险，但是我们开的是战斗动员会，怎么能够有枪无弹呢？再说把子弹从战士手里收走，他们会感到不受信任。最后决定：子弹一颗不收，相信战士，让他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12月5日下午，第1纵队近万名指战员全体列队，在延安机场接受了中央领导的检阅，干部战士深受鼓舞。

中央军委将驻陕甘宁部队重新整编，1947年2月13日成立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由晋绥军区第1纵队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新编第4旅、教导旅、警备第1旅、警备第3旅等部组成，司令员张宗逊，政委习仲勋。全军共6个旅，2.8万余人。随后王震的晋绥军区第2纵队西渡黄河，加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序列。

在此之前，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始了战争动员和准备工作。1946年9月，留守兵团呈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请求征兵6200人补充部队：

为着保卫中国解放区的心脏和民主自由的模范根据地，边区部队誓必不辞艰劳牺牲，实行正义的自卫反击。但为使主力获得适当的补充，地方兵团获得必要的充实，以保证战争的胜利起见，开辟兵源实为当前急务。为此我们建议在边区境内扩大兵员六千二百名，其数目分配为：绥德二千名，陇东延属各一千五百名，三边一千二百名（关中名额由分区自行斟酌规定，不在上述六千二百名以内）。其次要求政府动员人民做军鞋十五万双，以应战时急需。

9月25日边区政府批准征兵和军鞋征收计划：

本府第一三次政务会议决定：准予按照原提议之六千二百名之总数，但在方法上应采慎重步骤，以免引起群众恐慌。至于做军鞋十五万双一节，由政府发动全边区人民慰劳军队鞋子八万双，计绥德分区二万五千双，延属分区二万五千五百双，三边分区八千五百双，陇东分区一万零五百双，关中分区八千双，延安市二千五百双，于十一月底由专署负责除发往地方警卫部队外余统交各分区司令部点收。

对停战时期复员的战士，部队也要求归队。10月19日边区政府通知各县长：

顷接三五九旅来文内称：“九旅于南征之际，由于对本部队人员管理不严，处置不同，而使得部分人员，有的经过组织批准退了伍，有的擅自离开部队，或散居农村或参加其他部分工作。本旅此次突围归来，人员损失很重，须待补充，且内战严重，更须加强战斗力量，保卫边区。为此，请政府动员散居各地之九旅人员中凡能参加部队者，一律令其归队云云。”

因此希各县市接此命令后，即转令各当地政府与地方部队负责彻底清查各县市属境内之九旅退伍军人，及自九旅私赴各地方部队与机关工作的人员，不论其经过的手续如何，只要身强力壮，能做部队工作者，一律说服动员他们归回九旅，充实该旅战斗力，保卫边区，给进犯者一有力打击。

1947年2月，边区战争气氛日益加重。2月26日，边区政府连下两道命令：一是发动各县群众熬硝，一是收集生铁，为制造炸药和弹壳提供原料。

熬硝命令为：

为保证军火供给，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组织群众熬硝，便成为目前非常重要的工作。因此，前次分配给各分区各县熬硝的任务，务于四月底前完成。兹就熬硝、收硝、运硝等办法重新规定如下：

（一）在熬硝动员中，必须向群众进行深入的宣传和解释，说明熬硝是保卫边区应尽的义务，纠正纯利思想。同时注意火硝质量，须以百分之六十纯硝为准。凡合乎此标准者，其硝价每斤以二升至三升小米，按当地市价折价发给。

（二）为迅速完成熬硝任务，并保证硝质标准，各县应抽一有经验的同志，实地教给群众熬硝方法，并指导此项工作。至该员在收硝期间之伙食费用，由工业局负责供给。

（三）各县所设之硝站，凡收硝足够一驮者，应随时运往指定地点，并将起运时间通知工业局。至运硝费用均由收硝地点支付。其运硝地点指定如下：安塞、志丹、延安、垦区、子长及三边、绥德分区，送安塞茶坊工厂。甘泉、鄜县、延长、延川，送延安工业局。关中分区由专署负责先集中一地，待最后确定地点再送。

收集生铁命令为：

为了保证战时军火供给，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收集军需原料，便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由于敌人对我边区的严密封锁，致使向外购买一切军需原料和军用器材，至为困难。为此，本府决定各县应在民间大量收买生铁（如破锅、破铧、破钟等），以济急需，其收买价格，每平秤一斤一律以边币五千元折价，由军工局派赴各县的收硝处负责支付。至收集运送办法，暂确定各县所收生铁，均集中各该县府保管，并将集中日期提前告知军工局，以便设法转运。

战争一旦爆发，就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能否维持战争，资金是关键，军队的粮食、军需、弹药都需要钱。当时，延安的财经情况非常紧张，陕甘宁边区银行金库库存已降到警戒线以下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考虑到这个问题，需要利用一切条件，为中共中央和陕甘宁筹措资金。1946年11月14日，任弼时给驻北平军调部代表叶剑英和中央特别会计赖祖烈发了一封密电：“将东北局筹集的黄金利用去哈尔滨的美机设法运到北平，并尽量争取时间送到延安。”

叶剑英、李克农收到电报后，考虑哈尔滨没有军调部的执行小组，美方也没有飞机去哈尔滨，他们决定以叶剑英私人名义向美方委员饶伯森请求，借用他的专机去一趟哈尔滨。同时请美军翻译同行，以免沿途受到国民党方面的阻挠。饶伯森爽快地答应了请求。

飞机借到后，叶剑英与李克农派军委一局参谋杨迪去执行任务。李克农交代：“小鬼，我们相信你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你准备一下，明日就起飞，我们已通知东北局了。现在还有叶剑英同志写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亲笔信，你一定要当面交给林总（即林彪），此事至关重要，切不可交给别人转交。”

飞到哈尔滨，杨迪见到林彪，将叶剑英的信交给他。林彪看完信后说：“我们收到中央电报后，已开会研究了，由叶季壮同志正在加紧准备。我要他们多搞一些金条，明天准备好，你拿着信，直接去找叶季壮同志。”

第二天在军区后勤部叶季壮部长那儿，叶说：“杨迪同志，我们已准备了五个大皮箱。现在由财务处长向你清点，共同签字后，交给你。”他们将皮箱打开，里面都是金条、金元宝，还有许多金首饰。第三天早上，飞机从哈尔滨起飞，上午11时在沈阳降落加油。飞机返回北平西郊机场时，已经是下午3时40分。接杨迪的车到了叶公馆，叶剑英、李克农和赖祖烈都在客厅等着。杨迪报告：“参谋长、秘书长，我已经将党中央所要的金条五大皮箱都运来了，请首长们过目。”他们看了箱子后，叶剑英笑着说：“看来东北局真是翻箱倒柜将金库的存货都装箱运来了。”

经过清点，11月28日赖祖烈致电任弼时、周恩来：“金子已交人收，共八千七百四十三两五钱。” 这笔资金，连同陕甘宁边区银行转运出来的黄金、银元，后来都由叶剑英、赖祖烈保存在山西三交镇的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支持着陕北的战争。

11月15日，蒋介石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予以抵制。这说明蒋介石已经彻底关闭了政治协商的大门，共产党只有和国民党彻底决裂了。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指出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中共“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国民党军队如进攻延安，中共将被迫从边区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并说：今后革命的任务仍是独立民主，中共只要紧靠人民，为人民服务，必能成功。随后宣布中共代表团将返回延安。

当天，周恩来同马歇尔会谈，向他表明：由于“国大”的召开，国民党已经关上了谈判的大门。中共代表团将不得不返回延安。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一切，我们不会屈服，中国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马歇尔对周的离去表示遗憾，并表示愿意为周恩来回延安提供飞机，他有义务保护各地留守中共人员之安全，负责送他们回解放区。这也表明他在中国的“调处”使命以失败而告终。

11月19日，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成员李维汉、邓颖超等人飞返延安，在机场受到朱德的欢迎。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开会。周恩来报告国共谈判情况、美国对华政策、蒋介石集团内部的情况及国统区的形势等，说：经过谈判，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为群众所认识，我们的方针是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以武装斗争为根本。

毛泽东指出：南京谈判是有成绩的，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代表团不能早回来，一定要在开“国大”以后，这样战争与分裂的责任才清楚，才不至失去人心。教育人民是我们党成立以来的任务，对党本身、对党中央本身也有一个教育的过程。过去，在人民中间，在我们党内，都有一个“打不打”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剩下的问题便是“胜不胜”，许多人希望我们胜，但是害怕我们不能胜，怪我们失掉许多地方，失掉了长春、张家口以及现在可能失掉的延安、烟台等地。因此，现在揭破蒋介石的阴谋、清除和平幻想已退为第二位的问题了。第一位的问题就是要建立坚定的胜利的信心。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7年2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这也是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要准备5年到15年的长期斗争。他又预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时间也许就在今年、明年、后年。根据讲话精神，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又称为“二一指示”）。

在指示中，毛泽东一方面鼓舞全党全军必胜的信心，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和敌人作斗争。但是在战术上，在每一个局部上要重视敌人，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兢兢业业”，特别是当时我军还不够强大，在数量上还处于劣势，而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还很强大，还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毛泽东说“成败两个可能还在斗争”。他对许多事情总是“估计”，或者是说“可能”，而不是肯定地作出结论。

胡乔木回忆：“指示”发出以后，对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提法，不仅党内一般干部难以理解和接受，在党的高级干部当中也存有疑虑。有的同志还专门打电报问中央“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可以说，当时大多数同志看到的是敌人的强大和凶恶，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威胁。他们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但那时只是一种愿望和信念。

延安的局势越来越紧张，蒋介石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延安。延安的命运如何，便成了国共双方和国内外舆论关注的中心。毛泽东一方面力争好的可能，守住延安；另一方面又做了最坏的打算，主动放弃延安。 HjgPwMeLmXwcLS+wEf0qIGgA6+BllNwm/fe+0gXh7Jfd34ziX5a0cKekE3/QII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