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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组织，不论大小，要有所发展、有所成就，就需要有领导。领导力的强弱，决定一个组织的结构和形态、功能和能力、事业和前途。每个组织必定有领导者，但领导者并不一定有领导力。领导者是由个人意愿和组织安排决定的，而领导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的能力、努力和权威决定的。简单讲，领导者决定于位置，而领导力则决定于素质。现实中，常常是拥有领导位置的人，缺乏领导素质；而具有领导素质的人，却缺乏领导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国家是否有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择天下英才而用之，人尽其才，其中自然包括领导人才。传统中国社会，就把举贤任能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之道。
领导力，源自领导者的品德和智慧，以及所表现出的才能和为人，由四大方面能力构成：
一是凝聚力。所谓领导，简单来说就是能够领导被领导者，得到被领导者的认同、信任。只有被领导者愿意跟着领导者走，团结在领导者周围，领导者的领导才能实现。如果领导者往前走了一段，回过头看没有人跟上，那这种领导者即使握有权力和资源，也是无领导力的。
二是预见力。对此，毛泽东的论述十分深刻，他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所以，毛泽东强调，领导必须有预见力。
三是判断力。有不少人把决策力作为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比决策力更为重要的是判断力。决策力中包含判断力，但从领导力角度来看，判断力又高于、大于决策力，决策力是具体的，而判断力包含着对抽象理念和重大原则的判断和把握，也包含着对具体利害得失的判断和把握，既关系到前进方向问题，也关系到具体行动问题，在实践中这两方面是相互统一的。一项具体行动的成功，不能代表领导的正确，只有指对了方向、走出了正确道路，才是真正的成功。这也就是毛泽东说的那句名言：“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表明，三大判断力极为重要：其一是理论判断力，要时刻把握住理论正确方向，理论一旦出错或者陷入教条，不仅会出现方向错误，而且会搞乱思想并导致内耗。反之，正确的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能化为无穷力量，毛泽东视之为思想变物质的飞跃。其二是时代判断力，既要把准所处时代的主要矛盾，也要明白所处时代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这两者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前者要抓住主要矛盾、明确工作重心，后者要回应时代要求、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这两方面都到位了，事业发展也就有了着力点和开拓力。其三是形势判断力，即透过现象看本质，准确把握复杂形势背后的逻辑关系、发展走势和机遇挑战，既能抓住时机，又能防范风险，既能借力打力，又能趁势而上。
四是战略力。伟大的领导者，往往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作为理想主义者，领导者往往有远大的抱负和追求；作为现实主义者，领导者往往能立足现实、实事求是，把理想落实于行动。领导的战略力就源于其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其所展现的战略眼界、战略境界、战略高度，既不是先天的，也不是谁教的，而是其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交互作用所形成的感悟、胆识和气质决定的。领导者的战略力，既离不开其拥有的凝聚力、预见力、判断力，也需要能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其拥有的凝聚力、预见力、判断力。2022年，基辛格在其99岁高龄出版的《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个案例》中，概括出领导者六种形态的战略力，分别是谦逊战略（The Strategy of Humility）、意志战略（The Strategy of Will）、均衡战略（The Strategy of Equilibrium）、超越战略（The Strategy of Transcendence）、卓越战略（The Strategy of Excellence）和坚定信念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viction）。由此可见，战略力是一个领导者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其高低不是用具体标尺来衡量的，而是用其所把握的机遇、所创造的局面、所达成的目标、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来综合评判的。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拥有一个领导者容易，而要拥有一个有强大领导力的领导者则很难，除了需要历史、社会、文化和制度等综合因素作用外，还需要拥有领导力的领导者的大志向、大境界、大事业和大作为。所谓的国运昌盛，一定体现为拥有强大领导力的领导者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两个确立”，是党之幸、国之幸、人民之幸，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