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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一个国家，还是整个世界，其发展和进步都离不开领导力量的推动。领导力量可以是一个阶层，也可以是一个集团或组织，甚至也可以是一个联盟，而领导力量的作用，最终不取决于这个力量本身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其是否拥有能够影响全局、引领时代的领袖。纵观当今世界发展，不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世界范围，这种领袖人物变得越来越少。许多国家发展因缺乏领袖人物而陷入困局，甚至出现严重的内部冲突和分裂，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成为批量生产政客的社会，没有特殊的时代条件和历史场景，不可能有真正的领袖人物出现。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舍勒认为，拥有“领袖精神”的政治领袖，应该是首先服务于人类价值之“进步”的，简而言之，应该要求“进步”。“整个历史主要就是精英及其追随者的事业。”要求“进步”，就必须对历史有整体把握，并建立相应的世界观，“谁要想从哲学角度建立世界观，他就必须敢于依靠自身的理性。他必须尝试着怀疑所因袭之见；凡是他本人不能明察和确证的，他都不应该予以承认。”
现代资产阶级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运动中起步的，并在其历史早期产生了不少有自己世界观的领袖人物，然而，现代资产阶级并没有把这样的思想运动推向深入，相反，却在其政治领域把这种思想运动引向了反面。结果，资本主义越发展，资产阶级越缺乏这种思想运动的滋养和推动，以至于当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时候，资本主义却无法给自身以及整个世界提供真正的政治领袖。
造成这历史性悖论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这个维度分析总结了资产阶级，强调资产阶级在摧毁封建统治的时候，亵渎了“一切神圣的东西”，但是在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却把自己的一切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成为代替过去的“一切神圣的东西”的新的圣物。秉持这样的世界观，资产阶级所认知的自我使命，不是改造世界，而是维护世界，进而维护自身的利益。除了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这个深层次原因之外，还有两个制度性的原因。一是资本统治制度带来的，这就是资本集团对政治家的控制，使得政治家不过是资本利益的代言人，维护少数人和眼前的利益，难以考虑全体人民、全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二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带来的，政党竞争、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使得政治家本质上不是社会发展以及社会运动的产物，不过是议会政治和选举机器的产物。在这样的政治体系中，政治变成了一种职业，许多政治人物不是为了政治而活的人，而是依赖政治而活的人，“这种政治家不会把‘理想’当成用心的所在”。
总之，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人物，不论地位多高，最终都是政治神圣化信徒、代议政治机器的产品以及资本统治的工具，其世界观是被决定的，其地位是被安排的，其使命是被收买的，其所有的成就，就是为委托者做些服务、为国家机器运转做些管控、为自己人生赚点名利，既难以开拓一个新局面，也难以开辟一个新时代。
与资本主义制度截然相反，社会主义制度却为培养和生成政治家提供了巨大的思想空间、制度平台和实践舞台。这思想空间来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宏大性和开放性，始终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始终保持理论、实践和制度的与时俱进；这制度平台来自社会主义制度对领导力量的要求，即领导力量不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仅代表人民群众当下的追求，而且代表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的未来追求；这实践舞台来自所有的领导者必须同人民群众、同社会实践相结合，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要努力成为改造世界的革命者、行动者和实践者。社会主义社会的属性、使命和目标，对培养和造就能够引领国家、引领社会主义事业、引领人类发展和进步的政治家具有与生俱来的内在需求，因而，只要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就一定能够为社会主义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提供伟大的政治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和成功实践表明，社会主义能够成为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并最终代替资本主义，与其拥有的一大独特优势密切相关，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不断培养和造就出为人民幸福和人类进步而奋斗，并在改造世界中塑造新世界的伟大政治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