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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册收录了我在非常不同的场合所描绘的知识分子肖像。然而，这些人物——他们的作品在此得到回顾——所具有的共同点要多于这些场合所显现的差异。本书要讨论的十一位作家从20世纪的历史经验空间中获得理论创作的灵感，即便是在这种完全外在的意义上，他们就已殊途同归。虽然约翰·杜威、弗朗茨·罗森茨威格、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罗宾·科林伍德，以及赫尔穆特·普莱斯纳生于19世纪下半叶，但他们那些足以影响理论的经历与经验都发生在20世纪，即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回望历史时所说的“极端的时代”。此外，这里所收录的理论家们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穷其一生，都不愿超然于政治—历史的事件之外来理解自己的工作。即使如罗宾·科林伍德这般看似遁世而怀旧的人，都认为自己的哲学理论或许能为时代的挑战提供解答。然而，这里所谈论的大多数作者都并非出于自愿才成为知识分子，而是迫于流亡与政治上的无所归依，才不得不在自己的理论工作中紧跟历史的时代步伐，唯其如此，他们方能幸免于难。就此而言，本书也证明了托尼·朱特的论断有多么正确：20世纪造就了“无所归依的世界公民”这种新知识分子类型。 [1]
当然，所有这些共同点都还没有解释我这本论文集的标题。在研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的论文时，我碰到了“活体解剖”概念。在他数量众多的文学评论中，克拉考尔赋予其中一篇以《时间的活体解剖》（Vivisektionen der Zeit）之名，借此表达以下观点：倘若用于社会肌体（Gesellschaftskörper）的解剖刀能够揭示被遮蔽的功能过程（Funktionsabläufe），那么，该文所讨论的艾瑞克·雷格尔的小说事实上有助于理解自身时代的内在生命。 [2] 通过以下双重方式，本书所收录的诸论文也应当提供此类“活体解剖”：一方面，这些论文所论及的是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试图对社会运作方式进行分析，借此对社会活体进行解剖，从而推导出关于历史、社会或者政治的合适概念；而另一方面，这些论文又一同构成了对整个时代的“活体解剖”，因为它们会在所选取的20世纪理论中清晰说明，这些理论在其创作过程中那些关于痛苦、灾难以及驱逐的深层经验究竟是什么。当然，这种汇编并不能替代20世纪的政治观念史，但却可以迈出一种早该进行的尝试的第一步。这种尝试就是：把该时代的思想史视作一个过程——一个从历尽艰辛的领悟中，萃取出充满意义的洞见与无法替代的教诲之过程。
阿克塞尔·霍耐特
2014年3月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1] Tony Judt, Das vergessene 20. Jahrhundert. Die Rückkehr des politischen Intellektuellen , München 2010, S. 22ff.
[2] Siegfried Kracauer, »Vivisektion der Zeit« [1932], in: Siegfried Kracauer, Werke , herausgegeben von Inka Mülder-Bach und Ingrid Belke, Bd. 5.4, Berlin 2011, S. 250—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