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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 ① ，革车千乘 ② ，带甲十万，千里馈粮 ③ ；则内外之费，宾客 ④ 之用，胶漆之材 ⑤ ，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 ⑥ 则国用不足。夫顿兵挫锐、屈力殚 ⑦ 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⑧ 。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①驷（sì）：以四匹马驾驭的轻型战车，又叫弛车。
②革车：重车，辎车，用来载军粮器械。
③馈：运送。
④宾客：使节、游说之士。
⑤胶漆之材：指制造与维修攻矢等作战器械的物资。
⑥暴师：军队长期在外。
⑦殚（dān）：尽。
⑧久：拖延。
孙武说：用兵作战的一般规律是，要用战车千辆、辎重车千辆、带甲官兵十万，还要越境千里运粮，这样前方后方的经费、招待宾客的开支、胶漆材料的采购、车辆盔甲的维修，每天要耗用千金。只有准备好这些，才能让十万大军启程。这样用兵作战就要求速胜，旷日持久就会使军队疲惫，硬攻城邑就会使战斗力衰竭，军队长期在外作战就会使国家开支不继。如果军队疲惫、挫伤锐气、消耗兵力、用尽资财，那么列国诸侯就会乘此危机而兴兵进攻，那时即使是足智多谋的人，也无法挽回它所造成的后果。所以，只听说过虽然战术笨拙但力求速战速胜的战例，却没有见过因为战术精巧而故意延长战争的时间的战例。所以，不完全知道长期用兵害处的人，就不能完全知道兵贵神速的好处。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 ① ，粮不三载 ② ；取用于国，因粮于敌 ③ ，故军食可足也。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 ④ 。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 ⑤ 。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盾蔽橹，丘牛大车 ⑥ ，十去其六。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
草秆一石
⑦
，当吾二十石。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 ⑧ 。故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故兵贵胜，不贵久。
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 ⑨ ，国家安危之主也 ⑩ 。
①籍：此处用作动词，即登记，征集。
②载：运载、运送。
③因：依、就。
④急：在这里有加重之意。
⑤中原：此处指国内。
⑥丘牛：从兵役中征集来的牛。
⑦
秆：泛指马、牛等牲畜的饲料。
⑧货：财货，此处指用财货奖赏的意思。
⑨司命：此处引申为命运的主宰。
⑩主：主宰之意。
善于用兵的人，不再从国内征兵，不再多次向前方运送粮草。武器取用于国内，粮草征集于敌国，这样军队的供给就可以满足了。
之所以会因军队出动而贫穷，远途运输是个重要原因。远途运输会使百姓贫困，临近驻军的地方物价就昂贵，物价昂贵就会使百姓的钱财耗尽，钱财耗尽就必然导致加重赋役。人力耗尽、财力枯竭，国内便家家空虚。百姓的财产将会耗去十分之七，国家的军费也会由于修理破车、医治军马，制造铠甲、头盔、大弩、箭枝，装备大戟、盾牌、车篷、楼橹，补充丘牛大车，而消耗掉十分之六。
所以，明智的将帅务求从敌国取得粮草供应，吃敌国一钟粮食，相当于从本国运送二十钟；用敌国一石饲料，相当于从本国运送二十石。
所以，要使官兵奋勇杀敌，就要激励部队的士气；要使官兵勇于夺取敌人的财物，就要奖励他们。因此，在车战中，凡是缴获敌人战车十辆以上的，要奖励首先夺得的人，且将我军的战旗插在缴获的战车上，和我军的战车夹杂起来使用。对于俘虏，优待和保证供给，这就是所谓战胜敌人而使自己强大。
因此，用兵作战贵在速战速决，不宜拖得太久。
所以，懂得用兵的将帅，是民众生死的掌握者，国家安危存亡的决定者。
本篇题名为作战，主要从战略角度讲述作战时，合理运用后勤的诸多问题，并提出了“兵贵速，不贵久”的速战速胜方针。
首先，孙武通过速战之利和久战之害的规律，提出“兵贵胜，不贵久”的观点。这主要是针对军队后勤供给与保障系统而言的。因为任何一场战争都是交战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而军事实力所依赖的则是综合国力的强弱。军队长期在外作战，国家财力终会枯竭，前方与后方的各种费用十分惊人，长期消耗，战争必败无疑。
其次，孙武又提出了“因粮于敌”、“胜敌而益强”等作战指导原则。这种军事思想无论在古代还是在当代都是十分高明的。
袁绍兵败官渡，呕血死去，他的两个儿子袁熙、袁尚投奔了乌桓的蹋顿单于，准备东山再起。曹操为巩固北部边疆，消灭蹋顿和二袁，于公元207年亲自远征乌桓，但是，由于人马多，粮草辎重多，行军速度大打折扣，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易城（今河北雄县西北）。
谋士郭嘉对曹操说：“兵贵神速。只有迅速接近敌人，深入敌境，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才能取胜。像我们这样慢腾腾地往前走，敌人以逸待劳，又早早地做好了准备，怎么能轻易地打败敌人呢？”
曹操接受了郭嘉的意见，亲率几千精兵，日夜兼程，在崎岖的山路中行军500多里，突然出现在距蹋顿的老窝柳城仅100里的白狼山，与蹋顿的几万名骑兵遭遇。
蹋顿的骑兵没有料到会在自家门口与敌人遭遇，显得茫然失措；曹操等人见敌我如此悬殊，知道只能拼死一战，或许还有活路，因此人人拼死战斗，无不以一当十。战斗空前残酷，曹操的几千人马死伤大半，但蹋顿及其部下将领死的死、伤的伤，群龙无首，终于被曹操打败。
袁熙、袁尚听到蹋顿阵亡的消息，带领随从逃出乌桓，投奔了辽东太守公孙康，不久便被公孙康设计杀死。曹操北部边疆从此安定下来。
在刘备和孙权联合抗曹，酝酿赤壁大战的时候，周瑜发现诸葛亮是位能人，游说诸葛亮为东吴效力而没有达到目的，欲除掉诸葛亮以绝日后之患。
一天，周瑜聚众将于帐下，请诸葛亮议事。诸葛亮欣然而至。
坐下来后，周瑜问诸葛亮：“即日将与曹军交战，水路交兵，当以何兵器为先？”
诸葛亮说：“大江之上，以弓箭为先。”
周瑜说：“但今军中正缺箭用，敢烦先生监造十万支箭，以为应敌之具。此系公事，先生请勿推却。”
诸葛亮说：“都督见委，自当效劳。敢问十万支箭，何时要用？”
周瑜说：“十日之内，可完办否？”
诸葛亮说：“操军即日将至，若候十日，必误大事。”
周瑜说：“先生料几日可完办？”
诸葛亮说：“只消三日，便可拜纳十万支箭。”
周瑜说：“军中无戏言。”
诸葛亮说：“怎敢戏都督！愿纳军令状：三日不办，甘当重罚。”
周瑜大喜，唤军政司当面取了文书，置酒相待说：“待军事毕后，自有酬劳。”
诸葛亮说：“今日已不及，来日造起。至第三日，可差五百小军到江边搬箭。”饮了数杯，辞去。
鲁肃说：“此人莫非诈乎？”
周瑜说：“他自送死，非我逼他。我只吩咐军匠人等，教他故意迟延，凡应用物件，都不与齐备。如此，必然误了日期。那时定罪，有何理说？公今可去探他虚实，却来回报。”
鲁肃领命来见诸葛亮。
诸葛亮说：“吾曾告子敬，休对公瑾说，他必要害我。不想子敬不肯为我隐讳，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三日内如何造得十万箭？子敬只得救我！”
鲁肃说：“公自取其祸，我如何救得你？”
诸葛亮说：“望子敬借我二十只船，每船要军士三十人，船上皆用青布为幔，各束草人千余个，分布两边。吾别有妙用。第三日包管有十万支箭。只不可又让公瑾得知。若彼知之，吾计败矣。”
鲁肃允诺，却不解其意。回报周瑜，果然不提起借船之事，只言孔明并不用箭竹、翎毛、胶漆等物，自有道理。
周瑜大疑：“且看他三日后如何回复我！”
鲁肃私自拔轻快船二十只，各船三十余人，并布幔束草等物，尽皆齐备，候诸葛亮调用。第一日却不见诸葛亮动静，第二日亦不动。至第三日四更时分，诸葛亮密请鲁肃到船中。鲁肃问道：“公召我来何意？”
诸葛亮说道：“特请子敬同往取箭。”
鲁肃说：“何处去取？”
诸葛亮说：“子敬休问，前去便见。”遂命将二十只船，用长索相连，径望北岸进发。
这夜大雾漫天，长江之中，雾气更甚，对面不相见。诸葛亮促舟前进，果然是好大雾！当夜五更时候，船已近曹操水寨。诸葛亮让人把船只头西尾东，一带摆开，就船上擂鼓呐喊。
鲁肃惊道：“倘曹兵齐出，如之奈何？”
诸葛亮笑道：“吾料曹操于重雾中必不敢出。吾等只顾酌酒取乐，待雾散便回。”
再说曹寨中，听得摆鼓呐喊，毛玠、于禁二人心慌飞报曹操。
曹操传令说：“重雾迷江，彼军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轻动。可拔水军弓弩手乱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内唤张辽、徐晃各带弓弩军三千，火速到江边助射。比及号令到来，毛玢、于禁怕南军抢人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少顷，旱寨内弓弩手亦到，约一万余人，尽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发。诸葛亮教把船调转，头东尾西，逼近水寨受箭，一面擂鼓呐喊。待日高雾散，诸葛亮令收船急回。二十只船两边束草上，排满箭枝。
诸葛亮令各船上军士齐声叫说：“谢丞相箭！”比及曹军寨内报知曹操时，这里船轻水急，已放回二十余里，追之不及。曹操懊悔不已。
关于诸葛亮草船借箭，我们只需看一看诸葛亮是如何运用他的智慧的。当诸葛亮知道周瑜要害自己时，便开始留意其一言一行。后周瑜提到造箭之事，诸葛亮马上明白了他的真实意思，便凭借自己的天文知识答应三天完成，这在外人看来，简直是神话，但诸葛亮由于了解天数，遂开始制造神话。当鲁肃来访时，诸葛亮故意把责任推到他的身上，然后又故意给鲁肃一个台阶，答应自己的借船要求，使得自己在人员和用物上保证了绝对的安全。对于曹操，诸葛亮看得很清楚。曹操三江口新败，对于进行水上作战万分小心。日前又中了东吴奸计，杀了蔡瑁、张允。因此，对于对手的每一步作战之事均要认真分析，稳妥进行。当他闻知东吴夜间趁大雾偷袭时，加重了他对水上作战的疑虑，因此不会出兵迎战，如此一来，正中诸葛亮下怀。在借箭过程中，诸葛亮抓住了曹操多疑心理，并利用疑虑可乘的空隙，草船借箭成功。
草船借箭还体现出兵家另一思想：借敌之器，以制其敌。这是一种战略智慧。诸葛亮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在与东吴的诸种交往与纠葛中，用得最多的便是智谋。
三国时期，蜀国将领孟达投降了魏国，于是被任命为新城太守而驻扎在上庸城。但不久，他又联吴归蜀而背叛了魏国。
魏将司马懿秘密发兵进讨孟达。当时，众多将领都说孟达与吴、蜀二国有了联络，因此应当首先观察事态的变化尔后再采取行动。但司马懿却说：“孟达是个没有信义的人，现在正是他与吴、蜀之间相互猜疑的时候，应当趁其犹豫未决之时，迅速把他解决掉。”于是就亲率大军以一天赶行两天路程的速度，连续行军八天而抵达上庸城下。此时，吴、蜀两国也都各自派将统兵前来援救孟达。对此，司马懿则分别派兵加以抵御。
孟达在叛魏附蜀之初，曾给蜀相诸葛亮写信说：“宛城离洛阳八百里，而距我这里有一千二百里。驻守宛城的司马懿获悉我起兵举事后，必先写奏表上报洛阳的魏明帝，等到皇帝批复回来时，已经一个月时间了。到了那时，我的城防已经加固，诸将所属部队都已部署停当。况且，我军地处深远而险要，司马懿必定不会亲自前来，其他将领来进攻，我就没有忧虑之事了。”但当司马懿亲自率兵突然来到之后，孟达又赶紧告诉诸葛亮说：“我起兵举事仅仅八天，司马懿就率兵来到我的城下，他的行动怎么这样神速啊！”
上庸城三面临水，地势险要，而孟达又于城外构筑木栅以加强防御。司马懿挥军渡过河水，冲破木栅，直抵城根，然后分兵八路攻城，仅仅经过十六天时间，孟达的部将李辅等人便杀死孟达，打开城门而投降了司马懿。
魏灭蜀后，魏、吴南北对峙。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八月，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废黜魂元帝曹奂，自立为武帝，国号晋，改元泰始。吴国自蜀国灭亡之后，形势已岌岌可危。吴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吴景帝孙休病死，孙权之孙孙皓为帝，孙皓沉湎酒色，后官美女多达5000名，奢侈无度，国用人不敷出。孙皓宠幸佞臣，迷信巫卜，有敢于上谏和得罪于他的大臣，不是挖眼、断足，就是剥皮、锯头。朝中人人自危，朝不虑夕。
司马炎经过5年的努力，国内政局稳定，军事实力大增，于是就着手灭吴，派尚书右仆射羊祜统领荆州诸军，镇守襄阳，虎视江南。晋泰始六年（公元270年），河西（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鲜卑族首领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占据凉州，司马炎分兵御边。泰始八年（公元272年）边地稍安，司马炎即召羊祜商议伐吴。羊祜认为当年曹操南征失败，原因是缺乏水师，现应训练水军，制作舟舰，控制上游，一旦时机成熟，水陆齐发，一举灭吴。司马炎当即密令益州刺史王浚在巴蜀训练水军，建造大舰，长120米，可载2000余人，可驰马往来。
吴国建平（今四川巫山县北）太守吾彦发现上游不断有大量碎木漂下，推断晋必攻吴，上疏孙皓，请求增兵建平，守住险要，以防晋军顺水而下。孙皓以为晋国无力对吴用兵，根本不予理睬。吾彦只得自命民工，铸造铁链、铁锥，在西陵峡设置障碍，横锁江面。羊祜在荆州实行怀柔策略，减少守备巡逻部队，进行屯田，积蓄军粮，并与吴人友好相处。会猎时，捕获被吴人射伤的禽兽送还吴人。羊祜的这些举动，麻痹了吴人的警觉。晋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吴名将陆抗病死，他所辖的军队由他的5个儿子率领。吴国长江中下游防务，由于失去干练的统帅，更加削弱。
羊祜认为，伐吴时机已到，向司马炎进言：“现在伐吴可以不战而胜。”司马炎赞同。不久，羊祜病死，司马炎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年底，司马炎以琅琊王司马仙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成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复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浚沿江东下，6路大军共20余万人，水陆齐发，直扑东吴。王浚水师，越瞿塘，过巫峡，一举击破丹阳城（今湖北秭归东），活捉丹阳守将盛纪。进入西陵陕，舰船受阻于拦江的铁链和铁锥。王浚命水性好的士卒，撑数十个大木筏先行，将铁锥拔出，又命令士卒，将巨大的火炬安置船前，烧熔铁链。吴军原以为这些障碍足以阻止晋军，未曾派兵把守。晋军顺利地拆除水障，继续进军。在王浚进军的同时，杜预也出兵策应，派部将周旨率奇兵800人，乘夜渡江，埋伏在乐乡（今湖北滋县东北）。王浚军抵达乐乡，都督孙歆率军迎战，吴军大败。伏于城外的周旨军趁乱入城，孙歆做了晋军的俘虏。杜预、王浚水陆大军合攻江陵，斩守将伍延。随即逼降武昌（今湖北鄂城）守将，胜利结束长江上游作战。
吴主孙皓为挽救危局，派丞相张悌领精兵3万渡江退敌。军至牛渚（今安徽当涂北之采石），太守沈莹建议在此坚守，以防晋军水师。张悌不纳，率全军渡江，寻找晋军决战。吴军在杨荷（今安徽和县境内）遇王浑前锋张乔所率7000余人。张睇将其包围。张乔见寡不敌众伪降。吴军继续前进，至牌桥（杨荷以北），与王浑主力遭遇。沈莹率5000精兵发起冲击，被晋军击退，沈莹阵亡。
吴军后退，晋军乘势反击，张乔也从背后杀来，吴军全线崩溃。副军师诸葛靓劝丞相张睇后撤。张悌决意以身殉国。诸葛靓挥泪离去，不久，张悌为晋兵所杀。王浚水师抵达三山（今南京西南五十里）。吴主孙皓派游击将军张象率万余水军前去阻挡，张象竞望风而降。孙皓于是将全部军权交给陶浚，命他第二天领兵迎敌。谁知吴军将士不是纷纷逃走就是过江降晋。孙皓采用光禄勋薛宝、中书令胡冲等人的计策，同时分送降书给王浑，王浚，司马仙，想使三人争功以激起晋军内乱。王浑接到降书后，要王浚来江北商议，王浚借口“风大，不能停泊”，扬帆直指建业（今南京）。3月15日，率8万水师进入建业。吴主孙皓被迫到王浚军门请降。
晋军仅用两个月时间，就灭亡了割据江东57年之久的孙吴政权。
北魏与大夏统万城之战，发生于我国历史上东晋十六国时期。当时，我国南方为东晋政权统治，而北方则出现了众多的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以及汉族建立的独立割据政权。北魏与大夏便是这些众多的割据政权中的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在这些割据政权中，北魏由于能够接受汉族的先进技术与文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因而逐渐强大起来。北魏在将自己的势力向南发展、推进的同时，也开始着手统一北方。
公元427年的北魏与大夏国统万城之战就是在此背景之下发生的。在这次战争中，鲜卑族北魏主拓跋焘对于孙子“兵贵胜，不贵久”的作战思想有较深刻的理解，面对所要攻打的统万城，作战指挥果断灵活，避免了陷入旷日持久、进退两难的境地，较好地完成了这次攻坚战，推动了北方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进程。
大夏国建立于公元407年。当时，北方已有南燕、后燕、北燕、北凉、北魏、后秦等独立的割据政权。夏主赫连勃勃是匈奴族人，在建夏之前，曾经投奔后秦的高平公破多罗没弈于（鲜卑族），谋得后秦骁骑将军的官职，并被没弈于招为女婿。后来，赫连勃勃以在高平打猎为由，阴谋袭杀了岳父，将其领地及手下并为自己的势力，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大夏国。赫连勃勃建国后，没有将高平作为自己的根据地，而是以流动袭击的办法蚕食后秦疆土，不断扩大了自己的统治范围。不久，东晋刘裕灭了后秦，赫连勃勃趁势占领了后秦岭北镇戌郡，夺取了长安，在较强的军事力量支持下，其统治权得到了巩固与发展，成为北魏的劲敌，阻碍着北魏对西北地区的统一。
赫连勃勃在其统治得到巩固，疆土逐渐扩大的基础上，决定将其国都定在统万城（在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公元413年，赫连勃勃征发岭北胡汉各族人民十万人筑都统万城。他驱使人们用蒸熟的土筑城，筑成后他用铁锥刺土，如果刺进一寸，就杀掉筑城的人。在他的暴力与高压下，统万城筑成后非常坚固，其“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其坚可以砺（磨）刀斧。”赫连勃勃妄图以此坚城抵御外族侵略，延续其残暴的统治。
北魏政权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于公元386年，那时，后燕是当时黄河流域最强大的国家，北魏则处于后燕势力的包围之中，北魏通过与后燕的多次艰苦作战，削弱了后燕的势力，使自己逐渐强大起来。北魏统治者注意军事与生产双管齐下，稳定其统治范围内的农业经济，吸取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知识，重用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因而发展成为一个较强的政权。公元396年，北魏攻占了后燕重镇晋阳、常山、信都、中山，给后燕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不久，后燕灭亡，北魏开始进一步实施其统一北方的计划。公元425年8月，夏主赫连勃勃病死，诸子争位，互相攻战。次年，赫连昌争取到王位继承权，但大夏内部矛盾更为尖锐，北魏便乘此机会发动了灭夏之战。
公元426年9月，北魏主拓跋焘命大将奚斤率兵五万，攻夏之薄坂（今山西永济西），进袭关中、长安（今陕西西安）；自己亲率骑兵两万出平城（魏都，今山西大同市），渡黄河袭击统万城。夏主赫连昌率军迎击，战败退回城内固守。魏军分兵四掠，驱牛十余万，掳夏居民万余而归，作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
这年十二月，魏军南路奚斤率军夺取了长安。次年正月，赫连昌派其弟赫连定领兵二万南下，企图夺回长安，恢复关中。两军相持在长安附近。魏主拓跋焘乘夏军兵力被牵制在关中的有利时机，决定动用近十万大军再次袭击统万城。5月，拓跋焘率军西进，以三万骑兵为前驱，三万步兵为后继，三万步兵运送攻城器具。北魏军从君子津渡过黄河，至拔邻山（今内蒙古杭锦旗境内）筑城修整。原附属于夏的今内蒙古南部与陕北地区各族游牧民族首领纷纷降于北魏。这时，北魏主拓跋焘改变步、骑兵齐进的原进军计划，决定率轻骑三万以最快的速度直抵统万城，然后诱敌出战，将敌人消灭。对这一决定，拓跋焘部下有所不解，他们认为统万城坚固，敌军必定固守城内，三万骑兵先驱到达不足以攻破坚城，最好还是等步兵到达后，带上攻城战具，再行攻城。
拓跋焘解释说：“用兵攻城，在军事上是下策，是不得已才用的。现在若等步兵、攻具齐备，再去攻城，敌军见我势众，必然据城固守，不敢出战，我军攻城不下，旷日持久，食尽兵疲，外无所掠，反而会形成进退两难之势。因此不如现在以轻骑直抵城下，敌人见我军步兵未到，意必松懈，我再以疲弱示之，诱其出战，必能一举歼敌。再则我军之所以适合采取轻骑决战，以争取速胜，还因为我军离家两千余里，又隔黄河，粮草运输困难。以现有的三万骑兵攻城虽不足，而决战则有余。”拓跋焘说服了部队，遂督军前进。
六月，魏军至统万城。拓跋焘将大部队隐蔽在城北山丘深谷中，以少数兵力至城下挑战。夏军坚守不与北魏军决战。这时，夏军一将领狄子玉前来投降魏军，并泄露夏军的作战意图：夏主赫连昌已派人调赫连定回援，赫连定认为统万城非常坚固，魏不可能一下攻克，因此他打算战败奚斤于长安后，再回援统万城，到时内外夹击北魏军，将魏军一举歼灭。因此，夏主赫连昌采取了固守待援的方针。
恰巧，此时魏军中有一犯罪的士兵出逃至夏军内，告诉夏军说：“魏军粮尽，辎重在后，步兵亦未到，宜速击之。”赫连昌听了此话，深信不疑。于是他亲率步骑三万出城迎战。拓跋焘见敌军出迎，喜不自禁。为诱夏军深入并助长其骄气，魏军向西北方向佯作退却。夏军出城追击北魏军。这时，天气突变，骤然刮起东南大风，飞沙满天，雨随风至，赫连昌之军利于顺风追击，便趁势猛攻魏，形势对魏军很不利。但拓跋焘坚定指挥作战。他除派兵正面迎击敌军外，将骑兵分为左右两队，绕道截断夏军后路，从背后顺风向夏军反突击，将不利变为有利。激战中，拔跋焘身先士卒，虽身中飞箭，仍带伤奋勇杀敌，在魏军的前后夹击、拼死力战下，夏军被杀一万余人，赫连昌来不及回城，率残部逃往上圭（今甘肃天水市）。北魏军乘胜攻下统万城。赫连定却没能攻下长安，听说统万城失守，也退逃至上圭。北魏军取得了统万城之战的最后胜利。
不久，北魏军进军上圭，夏国灭亡。
从统万城之战中，我们不难看到孙子的军事思想在古代不仅仅是汉族的军事统帅将其作为指挥作战、克敌制胜的指导，而且，在受到汉族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区域中，也极受少数民族将领的推崇。我们从统万城之战拓跋焘对于攻打坚城的弊端的认识中，从拓跋焘为尽量避免自己军队屯兵坚城而不下、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作出的决策中，都能够清楚地看出这种情形。正是因为拓跋焘对于长途奔袭敌国的弊端有所认识，因此在统万城之战中，他采取了诱敌出城的策略，争取了速战速胜，抓住了敌人援军未到的有利时机，以速战取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既避免了攻坚战，又避免了受到敌军的内外夹击，可以说是运用孙子《作战篇》指导思想克敌制胜的成功范例。
反观夏军之失败，其主要原因固然是因为其本身奴隶制政权极其恐怖统治的不得人心，军事、经济实力弱于北魏，但仅就其军事统帅而言，赫连昌作战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在北魏军第一次越过黄河袭击统万城之后，夏军仍没有注意加强黄河天险一带的战略防御，反而分散兵力屯兵坚城去攻夺长安，使北魏有了发动袭击统万城的间隙；在北魏军逼近统万城之时，赫连昌在没有认真分析出城速战对于敌我双方之利弊的情况下，临时改变以逸待劳、固守待援的作战计划，出城轻率迎战，结果造成兵败城破，丧国灭国的遗恨，其教训值得后代兵家深思。
唐宪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彰义（彰义、淮宁，均属淮西道，治所在蔡州）节度使吴少阳去世，他的儿子吴元济隐匿父丧不报，对外谎称父亲得病，由他自己统领军务。随后，吴元济以蔡州为据点，在淮西烧杀抢掠，公然反叛。唐宪宗派人安抚不成，只得调遣各路兵马前往讨伐。平叛战争持续两年多，屡遭失败。长期的战乱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为了尽快结束战事，李愬主动给唐宪宗上书，请求领兵讨伐吴元济。李愬是唐朝著名大将李晟的儿子，青年时代即受朝廷的重用，历任多种官职，政绩卓著。当时新任宰相裴度也认为李愬有军事才能，可以重用。唐宪宗遂命李愬为隋唐邓节度使，负责西路官军的指挥。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正月，李愬到达淮西前线的唐州（今河南泌阳县）。他看到官军将士普遍惧战，士气低落。李愬因而决定暂时不主动出击。他首先慰问将士，抚恤伤病人员，让部队战士休养生息。淮西叛军由于连败官军，滋生轻敌情绪，又见新任的统帅李魍并不采取军事行动，因而不作任何准备。西线官军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已经可以作战了，李愬便着手进攻蔡州。考虑到兵力不足，采取“以敌制敌”的斗争策略，削弱叛军实力，增强自身力量，最后消灭叛军。
一天李愬部将马少良在巡逻时与叛军丁士良相遇，展开一场恶战。最后丁士良战得精疲力竭，被马少良生擒而归，丁士良随即被押到李愬跟前。李愬问他有何话说。丁士良镇定自若地说：“大丈夫死则死耳，啰唆什么！”李愬叹道：“好一个大丈夫！”即令部下给他松绑，并任为将。于是丁士良感激李愬再生之恩，甘愿以死相报。当时蔡州西面有一个重要的外围据点文城栅，由叛将吴秀琳驻守，唐军曾数攻不克。丁士良向李愬献策道：“文城栅之所以难以攻破，都是因为有陈光洽在为吴秀琳出谋划策。公若许可，我就设法去把陈光洽捉来。”李愬欣然表示赞同。丁士良果然捉获了陈光洽。吴秀琳由于失去陈光洽为他谋划，没多久就献出文城栅，率部投降。李愬重用为衙将。吴秀琳属下有一员干将，名叫李宪，颇有才勇，李愬替他更名为李忠义，然后让他在身边做事。李愬又命人把文城栅降将的家属全部迁到唐州保护起来。由于连续取得胜利，官军士气重新振奋起来。叛军见形势不利，纷纷投降。李愬让他们去留自便，对家有父母的，还特别发给衣帛路费。不少降卒感激不已，愿意留下为李愬打仗。李愬每得降卒，必定亲切接待，多方询问，因而叛军中地形险易，兵力虚实无不知晓。李愬开始谋取蔡州叛将，吴秀琳献策道：“兴桥栅（在文城栅以东）守将李祜是吴元济的健将，骁勇善战，公欲取蔡，非先取李祜不可！”
一日，探马飞报，说是李祜率领士卒在张柴村割麦。李愬设下300伏兵，活捉了李祜。
由于李祜在以往的战斗中杀死不少官军，众将都非常恨他，纷纷要求把他杀死。李愬连忙劝退众将，亲自为李祜松缚，待为上宾。李祜见李愬如此优待降将，愿弃暗投明，与李愬一起筹划攻取蔡州。诸将对李愬把人人切齿痛恨的降将待为上宾，并委以重任的做法，不理解，不服气。李愬只好派人将李祜押送朝廷处置。事先上了一道密表，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意图，并且说：“李祜是讨伐吴元济不可缺少的将才，如若杀了他，平定蔡州恐怕难以成功。”
唐宪宗甚为赞赏李愬善待降将的做法，下诏赦免了李祜，让他返回到李愬军中。李愬随即任命李祜为散兵马使，令其佩刀，出入李愬营帐。经过这一番波折，李祜愈加感激朝廷的信任，不断为李愬出谋献策。其他降将见此，更加愿意拼死效力。
没多久，李愬即用李祜的计策，雪夜攻破蔡州，迫降吴元济。
“以敌制敌”是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一个大战略。几乎在每次较大规模的战争中，成吉思汗都处于劣势，为什么大多数又是以他胜利结束呢？一位成吉思汗研究专家分析说：以敌制敌的策略，是他为了改变敌优我劣形势而采取的诸多措施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取得成功的奥秘之一。利用敌人的力量打败敌人，是成吉思汗的成功秘诀。
首先，成吉思汗善于借用敌人的人力。
蒙古军队征服史中最受非议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对被征服民族的态度。所到之处，被征服者要么被杀，要么被掳为奴，这与中原王朝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驰，而其破坏性更是无以复加。但蒙古人靠的就是这种做法。到了元朝时期蒙古人也不过百万，用这么一点儿人去征服世界，不是做梦是什么？但成吉思汗的军队不少反多，原因就在于他的武装力量是个大磁石，越滚越多。征服了一个地区，把能杀的杀了，妇女掳为己有，儿童抚养长大就成了蒙古的新生力量，不杀的男丁、士兵则编入军队，充当“伪军”去进攻敌人。
成吉思汗还有更阴毒的一招，那就是用俘虏去攻打敌人。攻下一个地方后，把俘虏的百姓放在军队前面，让这些百姓充当拦箭牌，一般守城守寨的人见了自己同胞都会手软，不忍攻杀，战斗力自然大减。
其次是借用敌人的资源和技术。
蒙古军队的一个优势是它的灵活性与机动性，蒙古史学家贾敬颜曾撰文指出过：蒙古人行军打仗，家属随行，根本不发生军需给养困难——这就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所以能在不长的期间内横行亚欧的原因之一。
与其他各国军队相比，蒙古军队无需辎重，无需后勤保障，不像中原王朝那样，一旦粮草不济，必败无疑，行军打仗，粮草先行，这是中原战争的通则。但蒙古人对此不担心，他们身上带有原始的“强盗”习性，以战养战是其生存之道。攻下一地之后，由被征服者负责军队的粮食、草料供应，吃饱喝足，再踏上新征途。花剌子模的一个城市的居民未战而降，以为会幸免于祸，但几天之内先后经过三批蒙古大军，这一下把该城地皮刮了三尺，蒙军走后，这儿已同废墟一样。对蒙古人来说，这种做法既解决了自己的给养问题，也大大地削弱了敌人，使敌人失去反抗的人力和物力。所以，庞大蒙古帝国的建立，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然而，却持续了几百年，实在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成吉思汗对于工匠有着令人奇怪的兴趣，每战之后，工匠一个不杀，都带到大漠，让他们从事生产。这是因为蒙古生产技术落后，尤其缺少工匠。也真难为成吉思汗能想出这种办法来，用最快的方式赶到了时代前沿，不亚于经过了几次科技革命。他用工匠们建造无数的大兵工厂，生产作战所需兵器。
成吉思汗天才创意，把被俘的工匠组成了独特的军种——工匠队。有人说，这是古代军事史上最庞大的独立兵种。
成吉思汗充分利用工匠，保证了蒙古军武器始终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他们不仅有抛石机、连发弩、“火焰喷射器”，还从汉人那里学来了火药技术，改进了火器，建造了当时世界上威力最大的火炮。在后来的攻城战中，炮兵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四大发明的火药技术传到欧洲，就是蒙古军队带去的。
以当时几乎是最落后的民族掌握时代最先进的技术，成吉思汗用一个“借”字，解决了几百年都不一定能解决的问题。
《作战篇》中说：“兵贵胜，不贵久。”孙子认为，用兵打仗，贵在速胜，而不应形成久战不决。打仗和其他社会生产活动一样，要有目的，要讲效益。打仗的目的就是满足自己的利益、取得战争胜利；以最小的牺牲、最少的损失，尽可能地取得胜利，这就是打仗的效益。
要想速战速决，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明朝后期，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不断骚扰明朝的北部边界。明神宗朱翊钧征调各路兵马11万，起用杨镐为辽东经略，由总兵马林、杜松、李如柏、刘挺分率北、西、南、东四路兵马联合攻击，直取后金都城赫图阿（今辽宁新宾西老城）。
努尔哈赤探知明军的作战计划后，认为南北两路军马不能立即到达，决定采用集中兵力，避实击虚，逐一打败明军的策略。努尔哈赤只派出500人马去阻滞刘挺的东路军，自己率领10万主力大军迎战孤军冒进的西路军。
总兵杜松是明军的勇将，但勇而无谋，骄傲轻敌。杜松为夺首功，长驱直入，到达萨尔浒谷口（今辽宁抚顺东）后，即分兵两路：一路在萨尔浒山下扎下营寨，一路进攻吉林崖，企图抢占制高点以控制战场。吉林崖地形险峻，易守难攻，杜松屡屡受挫。
努尔哈赤率八旗主力抵达萨尔浒，他对众将领说：“明军人多，我军人少，不宜分散用兵，我们先攻破萨尔浒山下的明军，吉林崖的明军自会不战而溃。”于是命令主力骑兵趁明军立寨未稳之机，向明军发起猛攻。驻扎在萨尔浒山下的明军因重型装备尚未到达，只是依靠少数车辆构成车阵应战。在努尔哈赤的猛攻下，明军车阵迅速被冲垮，努尔哈赤的大军冲入明军营寨，将萨尔浒山下的明军全歼。随后，努尔哈赤挥师进攻还在进攻吉林崖的杜松。守卫吉林崖的后金军队得到主力大军的支援，军心大振，居高临下，发起反攻。杜松前后受敌，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杜松本人也战死在乱军之中。
杜松的西路军覆灭之时，马林率北路军进至萨尔浒西北30余里的尚间崖。努尔哈赤仍旧采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逐一击破明军的龚念遂营、马林营、潘宋颜营，北路军亦全军覆没，马林弃军而逃。
明军东路军总兵刘绠有万夫不当之勇，手握一口镔铁大刀重120斤。努尔哈赤派一能言善辩的士卒伪装成杜松的信使，诱骗刘綖轻装疾进，结果，刘綖在进入阿布达里岗时陷入埋伏，刘綖战死疆场，东路军大败而逃。
坐镇沈阳的辽东经略杨镐闻三路大军被歼，急令李如柏的南路军后撤。萨尔浒大战前后只有5天，明军损失5万人，后金仅损失2000余人。从此后，努尔哈赤完全控制了辽东战场，对衰败的明朝政权形成了强大的威胁。
“虚”者“弱”也。做人不可欺弱，打仗则要避实就虚。战争中要尽量避开敌人强大的一面，而要找出其虚弱之处予以打击。无论什么样貌似强大之物，总有其虚弱的地方。找到它，就可把握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