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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朱元璋连续多年、大规模屠杀功臣后，太子朱标终于看不下去了。
这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连续利用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屠杀功臣、官员十多万人后，这一年，宰相李善长一门七十多人也被下令全部斩杀。对此，接受儒家教育长大的太子朱标规劝父亲朱元璋说：“陛下诛杀过多，恐怕会伤了和气。”
朱元璋听后默默不语。第二天，他把太子叫去，指着放在地上的一根长满刺的荆棘，让朱标捡起来。
太子朱标怕扎手，犹豫着不知如何下手。
这时朱元璋才慢慢开了口，说：“我是怕你不好拿，为你剥光了刺，再给你，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杀的人，都是对国家社稷有危险的人，除掉他们，对你是很有好处的。”
在朱元璋看来，太子性格文弱，所以他血洗英才荟萃的功臣集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为孱弱的后代接班铺平道路。
起初，他可不是这么说的。
在1368年建立大明帝国后，非常推崇《孙子兵法》的朱元璋曾将兵术权谋斥为卑劣之术。他经常对臣子们公开说：“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
然而，在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屠戮功臣行动展开后，他却改变了口吻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在朱元璋看来，大明建国之初，蒙古人残余的北元势力仍然虎视眈眈，在辽东、西北以及云南等地对明朝形成夹峙之势，所以他仍然需要利用群臣。等到北元势力逐渐被扫清后，他开始觉得，他当初赖以起家的淮西功臣集团，很碍眼了。
朱元璋祖籍本是沛国相县，与汉高祖刘邦所在的丰县同属今天的徐州市。由于家境贫寒，到了朱元璋的祖父辈时，举家一再迁徙。而朱元璋则是出生在濠州（今安徽凤阳），在亲兄弟和堂兄弟中排行第八。他起初连正式的名字都没有，父亲只是给他随便起了个名字叫朱重八。至于取名朱元璋，那已经是参加起义军以后的事儿了。
朱元璋小时候给地主放过牛。在父母和大哥由于饥荒和瘟疫相继死亡后，他又被迫当了和尚谋食。寺中无粮，他甚至当了三年乞丐，流浪四方。后来，在亲自撰写的回忆这段流亡生涯的文章《皇陵碑》中，他动情地说：“朝望突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1352年，25岁的朱元璋在儿时小伙伴汤和的劝说下投奔红巾军，由此开始了他驰骋一生的军事生涯。由于出生于淮河流域，因此朱元璋的功臣集团多为淮西人。建立明朝后，洪武三年（1370年），他封赏李善长、徐达、常茂（常遇春之子）、李文忠、邓愈、冯胜等六人为公爵，这六人全部为淮人。另外，他又封侯爵三十人，其中绝大部分也是淮人。对此，当时的诗歌描述说：“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
然而，辅佐自己起家的“淮西勋贵”们仗着自己劳苦功高，常曝出掠夺民田、贪赃枉法等行为。朱元璋特意命令工部铸造铁榜告诫功臣集团：“不以功大而有骄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故能享有荣盛，延及后世。”
对于起家自社会最底层，当过牧童、和尚和乞丐的朱元璋来说，他对于权贵集团有着本能的敏感。鉴于元朝末年社会豪强并起、欺凌百姓以致亡国的教训，他一直保有警惕。
于是，在光复北京，随后又相继平定西北和辽东，基本扫荡北元的势力后，觉得功臣们已经无甚大用的朱元璋开始下手了。
洪武十三年（1380年），决定对功臣集团先发制人的朱元璋，突然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将宰相胡惟庸诛杀，并屠灭三族、诛杀其“党羽”共一万五千多人。
早已告老还乡的宋濂本来与胡惟庸八竿子都打不着，可偏偏宋濂的孙子宋慎与胡惟庸关系密切，朱元璋一怒之下，意欲诛杀宋濂，将他逮捕至京城。
与朱元璋一同起自寒微的马皇后劝告朱元璋说：“民间百姓尚且懂得对老师以礼相待，何况宋濂早已致仕（退休）多年，与朝堂已无瓜葛，久居乡里，为何要杀他？”但朱元璋坚持不肯赦免宋濂。
到了吃饭时，马皇后故意不沾酒肉，朱元璋觉得奇怪就问为什么。马皇后回答说：“宋先生要死了，我是在为他祈福。”朱元璋至此才动了不杀之心。
另外，平时为人文弱的太子朱标挺身而出，为自己的老师宋濂进行“死谏”，以投河自尽为要挟，朱元璋这才宣称放过宋濂，但将其全家流放到茂州（在今四川北部）。年老多病、经不起长途颠簸的宋濂，最终死在了流放路上。
诛杀胡惟庸后，朱元璋马上宣布取消中书省，废除当时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并宣布由其本人直接管辖六部。由此，在中国历史上能起到制衡皇权作用的相权被废除。同时，他又将原来统管军事的大都督府拆分为中、左、右、前、后等共五军都督府，通过分权牢牢控制军队。将政权和军权牢牢掌握于皇帝一人之手，使得中国的帝制在朱元璋以后开始走向集权巅峰。
为了管控功臣集团和整个王朝，朱元璋还宣布设置锦衣卫，并由其亲自控制，四处侦察官员的举动。对此，朱元璋不无得意地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
通过革除相权、掌控军队以及制造特务统治，朱元璋的皇权越发巩固。然而，他对功臣集团还是不放心。
诛杀胡惟庸等功臣整整十年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又兴起党狱，宣布将当时已经77岁的前任功臣宰相、韩国公李善长一门七十多人，以及猛将陆仲亭、唐胜宗等一大批功臣宿将，以协助胡惟庸造反等名义全部诛杀。整个胡惟庸案前后历时十多年，“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
李善长被杀后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论韩国公冤事状》，公开为李善长叫冤。王国用说，李善长与陛下出生入死，生前封韩国公，位极人臣，并且还是皇帝的亲家（李善长的儿子娶了朱元璋的长女临安公主），如果说他自己图谋不轨还说得过去，但说他要帮助胡惟庸造反，实在太荒谬，难以服众，请求陛下以此为戒，不要再行杀戮。
王国用本是抱着必死的信念上书的，不知朱元璋是否一时良心发现，竟然没有发怒。
朱元璋自己心里也明白，整个胡惟庸案前后所诛杀的功臣集团及连坐的三万多人，其实基本都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只是为了巩固自家的天下。
大明建国初期，朱元璋与功臣集团也有过一段“温馨岁月”。
在历经十六年的征战后，1368年，41岁的朱元璋登基称帝。起初，他与功臣们的关系还算融洽。洪武初年，每当有功臣去世，朱元璋就感伤不已。鄂国公常遇春死后，朱元璋就亲到棺材前祭奠。大都督府同知康茂才在陕州病逝后，朱元璋“亲为文祭之”。卫国公邓愈死后，朱元璋下令辍朝三日。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朱元璋越来越冷酷。
应该说，年轻时长期紧张的战斗生活，使得他种下了阴冷残酷的种子。到了晚年，随着国事的烦冗劳累，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当上皇帝不久后就患“心不宁”症，即心跳过速的病症，甚至常发高烧，“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心里一烦，早期对待功臣和部属的那种忍让和细心，便开始消失。
传说中，有一次微服私访，当听到有个老妇人在路边与人交谈，竟然将“皇帝”称呼为“老头”后，朱元璋一回到宫中，立刻下令将老妇人及当地人全部杀光，并说：“张士诚死后，当地人至今还叫他‘张王’，但对朕竟然大胆叫‘老头’，真叫人活活气杀。”
对待身边的嫔妃，朱元璋也是动辄杀戮。鲁王的母亲郭宁妃、唐王的母亲李贤妃、伊王的母亲葛丽妃因为触怒朱元璋，被同时处死。朱元璋下令将三人的尸体用同一个大筐装了，埋在南京的太平门外。后来怒气消除打算以棺木入殓三人，挖出尸体时却发现早已腐烂无法辨认，只得勉强立了三个坟墓，以致后来唐王悄悄祭奠，都不知道自己的母亲究竟是哪个坟墓。
后来，楚王的生母胡充妃由于被怀疑堕胎，也被朱元璋暴怒之下斩杀，“投其尸城外”。楚王哭着请求将母亲尸体带回下葬，朱元璋只下令给了一条胡充妃生前用过的衣带。楚王只能带着衣带回到封国，为母亲做了个衣冠冢。
在诛杀胡惟庸、废除宰相制度后，尽管将政权独揽，但这也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给朱元璋带来了海量的工作。根据史书记载，仅洪武十八年（1385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这八天时间里，朱元璋就审批阅览了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两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
明朝的官僚集团在杀戮压顶的高压政策下，普遍不愿担责。因为既然所有的事情都是皇帝说了算，那么官员又有什么责任呢？
将政务的最终审决几乎全部揽到了自己头上，这也使得朱元璋逐渐不堪重负。临死前几年，他就对身边的侍臣说：“今朕年老，精力已倦。”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年仅38岁。接班人的突然死亡，让王朝再掀腥风血雨。
朱标去世这一年，朱元璋已经65岁。他所剩时日已经无多，而朱标的儿子、皇孙朱允炆这时才16岁。为了接班人的江山巩固，朱元璋觉得，他有必要继续为后代“开路”。
在朱元璋看来，尾大不掉的功臣集团将是后代子孙的隐患。他先是将以胡惟庸、李善长为首的文人功臣集团连带其宗族、下属共三万多人全部斩杀，而武将功臣集团此前之所以还没大规模清除，是因为蒙古人残存的北元势力仍然还在，他仍然需要猛将们为他卖命。
但是到了明朝建国十九年后，洪武二十年（1387年），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永昌侯蓝玉等率军二十万人最终平定了辽东。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蓝玉又带兵远袭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附近）的北元朝廷，并俘虏了元主脱古思帖木儿的次子地保奴、故太子必里秃妃等王侯贵族共三千多人，以及北元朝廷的宝玺、图书、金银印章等，给予了北元朝廷以毁灭性打击。
看到北元势力已经被击垮，朱元璋掂量着，武将集团们也没什么利用价值了。他开始寻思着下手的机会，太子朱标的病逝，更加使他觉得，如果不在有生之年加速铲除剩下的武将功臣集团，那么他年幼的皇长孙也将很“危险”。
于是，太子朱标死后次年，朱元璋以“谋逆”的罪名将大将军蓝玉以及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莞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全部处死，前后“族诛者万五千人”，几乎将整个明朝的开国武将集团杀了个精光。
至此，在前后将文臣和武将两个开国功臣集团及其家族、下属共四万五千多人全部斩杀后，明朝的“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明书》中记载：“（朱元璋）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
但朱元璋仍不满足。
在陆续诛杀开国功臣集团的过程中，朱元璋又对整个官僚集团和民间地主豪强大开杀戒。作为当过牧童、和尚和乞丐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自卑感。他内心深处涌动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偏颇、狭隘的世界观，对于功臣豪强更是有着发自本能的警惕和敌视——尽管这些人曾经是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兼兄弟。
朱元璋晚年时，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在一份奏表内有“作则垂宪”四个字，朱元璋认为“则”与“贼”近音，是在讽刺他农民军出身，因此暴怒之下杀了林元亮。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在《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四个字，朱元璋认为“生”与“僧”近音，是在讽刺他当过和尚，将蒋镇斩首。
尽管贵为帝王，但贫微的出身是朱元璋极度自卑的根源。谁要是敢掀这个老底，或者是影射讽刺，那立刻就叫他人头落地。
而作为穷苦出身的孩子，朱元璋更认为，天底下的官僚集团都应该勤俭节约。于是，他强行压低官员俸禄，部分底层官员俸禄“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以致很多官员“不足以资生”，“困于饥寒”。后来的史学家感慨说，明朝的官员是历朝历代工资最低的。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发起了规模浩大的反贪运动。在他治下，明朝官员贪污六十两就会被斩首，剥皮填草示众。而追究起来，朱元璋时期很多官员所谓的“贪污”，竟然是“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书四本、网巾一个、袜一双”。
户部尚书滕德懋被人举报贪污，朱元璋随即下令将他斩杀，还命令剖开他的肚子看看里面有什么。当看到滕德懋肚子里都是一些粗粮杂菜后，朱元璋才感慨说：“原来是个清官啊！”
在不停地斩杀开国功臣集团的前后，朱元璋也对整个官僚集团发起了大清洗。其中仅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和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就前后连坐斩杀近八万人，以致明朝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民间豪强，“大抵皆破”。
史载，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两浙、江西、两广、福建地区的“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因为他们在任期内要么被拘捕，要么被杀了。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针对整个官僚集团、民间豪强乃至普通有钱人的大规模屠戮杀害，使得传为江南首富的沈万三家族几乎被灭门。而读书人则“多不乐仕进”，“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部分人甚至不惜采取自残的方式来避免被录取为官，以求自保。
在这种恐怖的社会氛围下，朱元璋幸存的臣子们战战兢兢，因为不知道自己哪天就会被随意处死，许多官员每天上朝前，都要和妻儿诀别，如果当天活着回家，就要私下庆贺。而这些幸存的臣子据说每天上朝，还要揣测朱元璋的玉带怎么摆放。如果朱元璋把玉带高高贴在胸前，那就说明他当天心情好，可能不会杀人；但如果他的玉带被按在肚子下面，满朝文武大臣就知道情况不妙，可能有人要倒霉了。
虽然对待开国功臣和全部臣民以“暴酷”著称，但朱元璋对待自己的子女，却是出奇的“温柔”。
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将自己存活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全部分封为王。朱元璋给明朝官员们定下了历代王朝最低的工资标准，使得著名清官海瑞甚至穷得吃不起肉，以至于当海瑞为老母亲祝寿，破天荒买了一斤肉时，轰动了整个明朝官场。可与此同时，朱元璋却规定皇族一旦被封为亲王，其年俸禄至少在万石以上，是明朝最高级官员的十几倍，而这还不包括土地等大量赏赐。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最优越的生活，朱元璋还规定皇族子孙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全部由国家承担，10岁起还可以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后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
对于官僚集团工资低得无法养家糊口，而皇族成员待遇却远超宰相的畸形状况，明朝有人曾经私下感慨说：“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在朱元璋看来，整个天下都是朱家的，他铲除开国功臣、向太子朱标阐述“除刺”的心声，包括强行压低整个官僚集团的俸禄，其目的无非是损天下以肥自家。尽管帝王都有这个倾向，朱元璋却将这种做法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然而，厚待亲王皇族，也给明朝埋下了隐患。
从洪武十一年（1378年）开始，朱元璋将封为藩王的各个儿子派往藩国，这些皇子中“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有的藩王还镇守北方重镇，例如驻守大宁（区域遍布今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北等地）的宁王所部“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
藩王们分驻各地，在明朝初期拱卫了朱家的天下，但由于他们普遍身拥重兵，到了朱元璋晚年，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引起朱元璋本人和明朝内部的担忧。对于这种分封制带来的隐患，早在洪武九年（1376年），山西平遥一位小人物叶伯巨就公开上书指出“分封过侈”，在后世将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朱元璋对此的反应却是暴怒，认为叶伯巨公然议论皇族内务，离间皇帝父子骨肉之情，遂下令将叶伯巨囚死狱中。
此后，再也没人敢说藩王尾大不掉的事儿了。
但作为皇位的接班人，皇太孙朱允炆也看得很清楚。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死后，皇太孙朱允炆有一次跟朱元璋聊天，忧心忡忡地问朱元璋，假如“诸王不靖，孰御之”？
朱元璋一时语塞，面对自己的这位皇太孙和王朝的接班人，他想起了当初那个“胆大妄为”的草民叶伯巨的分析。他想了想，反问朱允炆：“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从小在皇宫长大、接受儒家教育的朱允炆说：“以德行感化他们，以礼法制约他们，这样不行的话就削减他们的封地，还不行的话就改立其他人或举兵讨伐。”
朱元璋点头说：“是啊，也只能这样了。”
为了给儿孙铺路，朱元璋不惜大肆屠戮功臣集团和天下仕民，但对于自己分封藩王的这种肘腋之变，朱元璋却像庸人一样不以为然。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最终走完了自己腥风血雨的一生，终年71岁。临死，他还嘱咐要让四十六位嫔妃殉葬。
在临死前发布的遗诏中，朱元璋说：“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
虽然临死前禁止各位藩王进入京师凭吊，以防止他们趁机争夺帝位，但朱元璋没想到的是，他死后仅仅一年，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他的第四子燕王朱棣就在北平起兵叛乱。又三年后，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最终攻占南京，建文帝朱允炆在战乱中失踪。朱棣夺位成功，成为后来的明成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