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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官方会有选择性地对前代皇帝进行祭祀。其中，对于唐代皇帝，明朝祭祀四位，分别是唐高祖、唐太宗、唐宪宗和唐宣宗；清朝仅祭祀三位，分别是唐高祖、唐太宗和唐宣宗。
在这两个名单中，唐宣宗李忱算是一匹“黑马”了。
唐高祖李渊是大唐开国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代雄主、贞观之治的开创者，他们受到后世皇家的追崇，这不难理解。但唐宣宗李忱死之时，离大唐覆灭不到半个世纪，为什么会受到明清两代的共同认可呢？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唐宣宗堪称推崇备至。司马光在书中说：“宣宗性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唐宣宗由此被认为是“复制版”的唐太宗。
然而，真实的唐宣宗，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皇帝呢？
李忱是唐宪宗李纯的第十三个儿子，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暴毙时，李忱才十一岁。皇位先是由其同父异母的三哥、唐穆宗李恒继承。四年后，李恒驾崩，接下来的二十多年，李恒的三个儿子相继称帝，分别为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
李忱成为“三朝皇叔”。
虽然是叔父辈，但李忱与三个皇帝侄子的年龄相仿。三个侄子对这个同龄的皇叔，态度都不好。据史书记载，李忱自幼沉默寡言，性格木讷，每次参加皇族家宴，侄子们就以取笑他为乐，调侃叫他“光叔”。
唐武宗李炎对李忱尤其不尊重，继位后，更是处处提防这个皇叔，欲置他于死地。原因可能是，李忱曾对其生母说过，他梦到乘龙升天。不管真假，这是非常犯忌讳的一个梦。
野史中记载了唐武宗迫害皇叔李忱的故事，说唐武宗曾密令人将李忱囚禁起来，并抛入粪池中。幸得宦官怜悯，才用粪土车偷偷将李忱运出宫外，秘密保护起来。还有野史说，李忱经过几次这样的死里逃生，遂出家为僧，云游到江南避祸。这类故事的真实性存疑，但李忱在几个侄子当皇帝期间的危险处境，应该是真实的。
会昌六年（846年），唐武宗病重，口不能言，左军中尉马元贽等宦官密谋，拥立李忱为帝，是为唐宣宗。
唐朝中晚期，宦官的权势极大，大到可以废立皇帝。传统史书认为，李忱之所以被马元贽等宦官选中，是因为宦官们觉得这个“傻乎乎”的皇叔，为人愚钝，智商不高，拥立为皇帝后易于控制。谁知道，李忱继位后，“裁决庶务，咸当于理，人始知有隐德焉”。
原来，李忱是个“演技派”，他的傻和憨都是装出来的，是在激烈的宫廷斗争中的自我保护罢了。
这可不是一个傀儡皇帝。
唐宣宗即位当天，看到武宗朝权相、李党魁首李德裕，遂对左右说：“刚才在我旁边的人是太尉李德裕吧？他每次看我，都使我不寒而栗。”
李德裕曾在文宗朝和武宗朝两朝为相，共七年有余。尤其是在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裁抑宦官，讨平藩镇，击破回鹘，使会昌政局为之一振，“王室几中兴”。史家因此赞誉李德裕为“唐中世第一等人物”，是可与姚崇、宋璟并肩而立的贤相。
这样的能臣，在新皇帝唐宣宗的眼里，却是使他不寒而栗的人物。
即位不到一个月，唐武宗还未下葬，唐宣宗就将李德裕外放为荆南节度使，李德裕所提拔的官员也纷纷落马。唐武宗下葬后，李德裕又被贬为东都留守。宋人孙甫在《唐史论断》中说：“宣宗久不得位，又不为武宗所礼，旧怒已深，德裕是用事大臣，自不容矣。”
以拿李德裕开刀为开端，唐宣宗对武宗朝的一切政策，不管好坏，都进行反对，而且雷厉风行。
举两个例子。
武宗朝实行裁汰冗官政策，削减了一些州县官员。这本身是一个好政策，但唐宣宗不能容忍，他继位一年后，武宗朝裁减冗官的州县又增加了三百八十多名官员。
灭佛是武宗朝非常重要的国策，从客观结果看，这一运动有利于释放社会劳动力，减轻百姓负担，增加国库收入。但唐宣宗上位后，完全反其道而行，原先被摧毁的寺庙纷纷复建起来，被用于铸造钱币的钟磬、佛像，又重新回铸成钟磬、佛像。晚唐的佛教政策，表面是宗教问题，实质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牵涉国家大量的人口、田地规避赋税，唐宣宗对武宗灭佛的矫枉过正，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困境。
唐宣宗李忱为什么会为了反对而反对？
传统的解释是，他与唐武宗有宿怨，所以要反对唐武宗所用之人，所定之策。
事实上，这不是主要原因。
唐宣宗尽反武宗之政，主要是为了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拨乱反正”的李唐江山合法继承人形象。
前面说了，唐宪宗死后，穆、敬、文、武两代四朝统治天下二十多年，基本确立了穆宗一房为李唐皇室正脉的地位。唐宣宗是穆宗的异母弟，敬、文、武三朝皇叔，虽然是宪宗之子，但到武宗之后，显然已属于皇室庶支，何况他的生母身份较为低微，这给他继位的正统性蒙上了一层阴影。
唐宣宗继位后的所作所为，首先都是为了树立自己统治的正统性。
一方面，他极力渲染自己与唐宪宗的父子之情，甚至将唐宪宗神化，连选取宰相，都要在宪宗的牌位前祷告。通过此番操作，向朝野宣示自己的皇帝身份是直接继统于唐宪宗，具有十足的正统性。
另一方面，他极力想把自唐穆宗以下四朝定性为“伪朝”，从而给自己一个“拨乱反正”的定位。尽管二十多年前唐宪宗的死并无定论，但唐宣宗“咬定”，郭太后和唐穆宗母子两人参与了谋逆和弑杀君父的行动。唐宣宗上位后，对此案株连甚众，大中二年（848年）五月，郭太后在兴庆宫不明不白地死去，史书说“太后暴崩，上（指唐宣宗）志也”。意思是，郭太后的死，是有人按照唐宣宗的意思做的。
在唐宣宗看来，唐穆宗既然是弑杀君父上位的，那么他和他的三个儿子的统治自然就不具备合法性。唐宣宗因此指使手下人，将穆、敬、文、武四朝定性为“伪朝”，一度要把这四个皇帝赶出太庙。但因为这个认定波及面太大了，这对朝臣、对社会的冲击太大了，所以，唐宣宗对于穆宗是逆党、四帝是伪朝的定性，最终未能获得群臣的支持，只能不了了之。
在此情况下，唐宣宗通过尽反唐武宗之政的做法，向朝野宣告，要把穆宗以来的“伪政”通通恢复过来。这样，他就可以将自己摆到对李唐王朝具有“拨乱反正”之功的位置上。
但是，问题出现了。
如果唐宣宗反的是穆宗、敬宗或文宗朝的人事和政策，那或许是好事，因为这几朝均无大作为，反着干，兴许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偏偏唐宣宗接任的武宗朝，在权相李德裕的支持下，政治上多有改制和作为，取得了不俗的政绩，现在，他为了反对而反对，出于树立正统性而反对，结果，只能在政治和经济上开起了倒车。
以司马光为首的传统史家，对唐宣宗统治的大中时期多有溢美之词，美其名曰“大中之治”，但实际上，从他继位后急于证明自身正统性的行为开始，已经注定了其统治时期在政治、经济诸方面都是一次大倒退。
晚唐的三大政治问题——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与朋党之争，唐宣宗一个也未能解决。
即位伊始，唐宣宗罢免李党党魁李德裕后，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等牛党要人，同日被调回朝廷。李党陡然失势，牛党全面复辟。
一般来说，李党属于改革派，力主强化中央集权，颇有进取之心；而牛党属于保守派，因循苟安，碌碌无为。唐朝晚期，江河日下，任何一个企图励精图治的皇帝，都不可能对李党人物尽数贬斥。但是，“小太宗”的唐宣宗，却不分皂白地将李党人物悉数放逐，连李德裕也被一贬再贬，最后死在了海南。
唐宣宗用人，除了喜用牛党人物，还喜用宪宗朝名臣子弟。
一次，他找宰相白敏中谈话，说当年自己的父亲唐宪宗出殡，道遇大雨，百官都去避雨了，只有一个山陵使还护着灵驾不肯离去，这个山陵使是谁？白敏中答，令狐楚。唐宣宗问，他有儿子吗？白敏中答，长子令狐绪现为随州刺史。唐宣宗问，可以当宰相吗？白敏中答，令狐绪从小有风痹病，不过令狐楚的次子令狐绹做过湖州刺史，“有才器”。唐宣宗听完，立即给令狐绹升官。三年后，令狐绹被任命为宰相，一干就是十年，成为宣宗朝任期最长的宰相。
仅仅凭借其父在唐宪宗葬礼上的表现，就被定为未来的宰相人选，真是不可思议。但对唐宣宗来说，这很正常，终宣宗一朝，名臣子孙是他最喜欢用的一类人。除了令狐楚之子令狐绹，白居易堂弟白敏中、裴度之子裴谂、杜黄裳之子杜胜、牛僧孺之子牛丛都得到重用。
史书说：“上（指唐宣宗）追感元和（唐宪宗年号）旧事，但闻是宪宗朝卿相子孙，必加擢用。”
唐宣宗以为通过这种用人方式，可以缔造名相名臣，但这些名相名臣后人，大部分庸碌无为，导致宣宗朝出现文无贤相、武无良将的局面。
史学家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说，唐宣宗贬谪李德裕是“徒快私愤，自坯（坏）长城，即此一端，已觇器小。所用宰相如白敏中、令狐绹辈，皆阘茸无能。虽察察为明，遇事节俭，只合作盛世守成之主，迥非挽回危局之材”。
由于用人重出身不重能力，藩镇、宦官这两大拖垮大唐的痼疾，在唐宣宗朝也根本无法解决。
唐宣宗曾与翰林学士韦澳讨论如何对付宦官，韦澳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只好建议用“以宦官制宦官”的老办法。唐宣宗很无奈，说这是下策，恐怕难以奏效。后来，他又和宰相令狐绹议论如何诛杀宦官，但令狐绹没什么魄力，又怕惹火上身，于是主张慢慢来——“但有罪勿舍，有阙勿补，自然渐耗，至于尽矣”。不幸的是，令狐绹的密奏被宦官看到，导致宦官和朝臣的关系势同水火。
唐宣宗死后，宦官发动政变、改诏重立继承人的历史，再次发生。
晚唐的主要矛盾悬而未决，它们的集体爆发就只是时间问题。在这个大背景下，唐宣宗的历史名声多少显得名不副实。
说起来，唐宣宗在官方正史中口碑不错，主要依靠他“制造”的那些善于纳谏、体察民情、训斥公主等佳话。
唐宣宗喜欢微服出行，采访民情。他曾在打猎途中遇到几个樵夫，樵夫们说是泾阳县百姓。宣宗就问，你们县令是谁？答，李行言。宣宗又问，这个县令为政如何？樵夫答，这个人有性格，曾抓获几个强盗，宦官主管的神策军前来要人，他坚决不给，还全部杖杀了。回宫后，宣宗把李行言的名字写在帖子上，粘在殿柱上。两年后，李行言被提拔为海州刺史。面谢时，宣宗问他：你曾做过泾阳县令吧？李行言答，在泾阳两年。宣宗说，赐金紫衣。李行言不知为何能受此特恩，宣宗命人从殿柱上取下名帖给他看，并说明了缘由。
这样的故事，在正史中多有记载，说明宣宗确实对体察基层官声“很有一套”。然而，对于朝廷中枢官员的选拔，他却通过祷告宪宗或抓阄的形式来决定。相形之下，对基层官员如此注重细枝末节，就给人一种小事谨慎、大事乱来的感觉。难怪北宋史家范祖禹评价唐宣宗，说他只是有“县令之才”罢了。言下之意，唐宣宗不具备治国之才。
但唐宣宗本人肯定不会承认这一点。他在位期间，处处模仿唐太宗李世民，想把自己治下的国家打造成另一个贞观之治。正是这些模仿之举，使他赢得“小太宗”的美名。
唐宣宗曾让宰相令狐绹读李世民亲撰的《金镜》。读到“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时，他示意令狐绹停一下，说：“凡求致太平，当以此言为首。”坦白说，这样的认识很到位，可是他并没有照着去做。其实唐宣宗在重要官员的任免上是相当草率的。
唐宣宗对魏征五世孙魏谟的使用，从内心而言，也是对贞观之治的模仿。他认为，有了名相子孙的点缀，自己就能取得先辈那样显赫的功绩。就像魏谟对他说的：“我看陛下如同唐太宗，希望陛下看我如同褚遂良。”只是，王朝末期，君臣对于朝局治理毫无大建树，没有唐太宗朝的历史功绩打底，仅有邯郸学步式的历史佳话作为比附，终究不过是一处空中楼阁罢了。
当然，唐宣宗最终能获得“小太宗”之名，除了简单机械的模仿和制造佳话之外，主要还得益于运气好。如河湟地区的回归，常被当作唐宣宗治下的一大武功。
“安史之乱”后，朝廷抽调西北兵平叛，遂使边州无备，吐蕃趁机侵占河西、陇右地区。从乾元元年（758年）起，廓州、凉州、兰州、瓜州、沙州等地相继陷落，唐朝失去对这些区域的控制。一直以来，唐朝都想收回这些地方，但苦于自身无力，内顾不暇，而吐蕃势力又比较强盛，只能任凭这些地方沦陷百年。
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春，朝廷得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于是召集群臣，商议如何收复河、湟四镇十八州，但没有具体实施。唐宣宗继位后，抓准时机，推行武力收复河、湟政策。与此同时，沙州大族张议潮在大中二年（848年）发动起义，誓与吐蕃决一死战，先后收复沙、瓜、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等十一州。大中五年（851年），张议潮派其兄入长安告捷，并献上沙、瓜等十一州图籍，宣布效忠唐朝。当年冬天，唐朝在沙州设立归义军，统领沙、瓜十一州，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时隔将近百年，河湟地区终于重归唐朝版图。
从这个过程不难看出，唐宣宗时期实现河湟复归，主要靠的是两个外部条件：一是吐蕃内乱，无力控制河湟；二是以张议潮为首的当地义民起义，并主动归附唐朝。
唐宣宗上位后，为了驾驭各个统治集团，他在宰相、宦官、翰林学士各集团内部及之间实行平衡术、监察术，使得各集团互相牵制，最后集皇权于一身。王夫之说，唐宣宗善用申、韩之术。
终宣宗一朝十三年，没有出现武宗朝李德裕那样的权相。做了十年宰相的令狐绹，堪称宣宗朝第一号人物，但在宣宗面前也不得半点秉权用事。令狐绹晚年常对人说，自己虽然十年持政柄，但每次奏对，即便是严冬腊月，仍然汗流浃背。
宰相无实权，根源则在于唐宣宗的权力欲太强。
不管对谁，唐宣宗至死不肯放权。大中十年（856年）正月，宰相裴休请宣宗早立皇储，宣宗大怒说：“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周墀升任宰相后，曾向韦澳讨教，如何把宰相做好。韦澳对他说：“愿相公无权。”
宣宗一朝，藩镇军乱此起彼伏，幽州、徐州、河东、容州、岭南、湖南、江西等地，先后发生军变。农民暴动也时有发生，蓬州、衡州、浙东等地都有起义发生。这些军乱和暴动，虽然都被平定下去，但也说明全国的局势相当糟糕。在“大中之治”的掩盖下，整个国家实际上千疮百孔。
《新唐书》说，“唐亡，诸盗皆生于大中之朝，太宗之遗德余泽去民也久矣，而贤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赋深刑，天下愁苦”，对唐宣宗的统治给予了隐晦而深刻的批判。
王夫之也说，宣宗朝被美化为“大中之治”，宣宗被吹捧为“小太宗”，其实，“自知治者观之，则皆亡国之符也”。“一寇初起，剪灭之，一寇踵起，又剪灭之，至再至三而不可胜灭，乱人转徙于四方，消归无地，虽微懿宗之淫昏，天下波摇而必不能定……至是而唐立国之元气已尽，人垂死而六脉齐张，此其候矣。”意思是，传统认为唐朝亡于宣宗的继承人唐懿宗，实际上，唐亡的病症在唐宣宗时已经埋下了，只是在等待病发而已。
唐宣宗一朝，恰是大唐的“回光返照”。
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唐宣宗因服长生药中毒驾崩。临死前，他颁布了最后一道圣旨，将夔王李滋托付给了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和宣徽南院使王居方，让这三个宦官拥立其为皇帝。但很快，担任左神策护军中尉的宦官王宗实，依靠手中掌握的宫廷禁军，率军迎接郓王李温，拥立其为皇帝，是为唐懿宗。之后王宗实又以伪造圣旨的罪名，将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三人处死。
一次宦官政变，把昏淫无道的唐懿宗推上前台。大唐，时日无多矣。
而追究这场政变，根源还是在于唐宣宗的权力欲，因为权力欲太强，迟迟不肯立太子，导致驾崩后宦官握权，翻手就是一场宫廷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