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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朝廷发生了一件诽谤案。诽谤对象可不得了，是宣帝的曾祖父汉武帝。
这一年，即位不久的汉宣帝下诏颂扬汉武帝的丰功伟绩，命群臣议论武帝的“庙号”和“庙乐”。众臣举双手赞成，唯独长信少府夏侯胜公开唱反调。夏侯胜认为，武帝“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说不好听的，就是他不配。
夏侯胜是经学大家。一石激起千层浪，以丞相为首的大臣对夏侯胜群起而攻之，指责他“非议诏书，毁先帝”。
一边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另一边是据理力争的大儒，结果夏侯胜被送进监狱，差点丢了性命。对于众臣弹劾夏侯胜的做法，明人李贽只用了一个字评价——“差”。
夏侯胜只是说出了人人皆知的事实，毕竟武帝末年已经出现了“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社会现象。
汉宣帝为武帝立庙，是一举多得的政治手段，一方面可树立权威，另一方面也是在宣称自己是汉武帝的嫡系继承者。尽管那位雄才大略的曾祖父让他一出生就经历了人间炼狱，可就算是从一介囚徒到一代帝王，他还是汉武帝的后代，是名正言顺的大汉天子。
汉宣帝人生的前几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汉武帝晚年多疑，在征和二年（前91年）酿成了与太子刘据骨肉相残的政治事件，史称“巫蛊之祸”。在巫蛊之祸中，丧失理智的汉武帝几乎诛杀了太子一家及其宾客、属官，满门尸体“莫有收葬者”。刘据在逃亡时自缢而死，只有他尚在襁褓的孙子，即后来的汉宣帝躲过了屠刀。
巫蛊之祸发生时，汉宣帝出生仅几个月，连名字都没有。这个嗷嗷待哺的皇曾孙成为最年幼的犯人，被关进监狱。廷尉监邴吉可怜孩子无辜，找来两个女囚犯为他哺乳，在狱中悉心照料，直到皇曾孙5岁。由于监狱中条件恶劣，皇曾孙多次染病，险些夭折，邴吉为祈求其病速愈，为他起名“病已”。
后来有一天，汉武帝生病了，听人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派人连夜搜查长安城各个监狱，囚犯无论罪行轻重全部处死。邴吉再一次救了刘病已，他禁闭监狱大门，一直到天亮都拒绝士兵进入，说：“皇曾孙在，他人无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
汉武帝后悔了。巫蛊之祸后，他修建了思子宫，寄托对刘据的思念。当听到邴吉誓死守护皇曾孙后，他又释然地说：“天使之也。”于是下诏大赦天下，赐刘病已自由。
刘病已早已无家可归。当邴吉依照规定，护送刘病已到京兆尹官邸寻求帮助时，京兆尹拒不接纳，生怕这个小孩给自己惹麻烦，让他从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刘病已被迫回到狱中。这时，刘病已的乳母要回家乡，小孩子早已把她当作家人，拉着不让走。邴吉就自己掏钱，雇她留下来照顾皇曾孙，每月俸禄中的米、肉，也都分给刘病已。
不久后，邴吉打听到了刘病已的祖母史良娣家。史良娣早已死于巫蛊之祸，但她年迈的母亲贞君还在人世。贞君看到自己可怜的曾外孙无依无靠，就把他接到了史家。至此，刘病已才离开监狱，告别了那段不堪回首的童年。
随着汉武帝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他对刘据的愧疚也就愈发深切，在去世前特命主管皇室族谱的宗正，恢复刘病已的宗室身份，由掖庭抚养。掖庭令张贺是汉武帝时期酷吏张汤之子，也是卫太子刘据生前的亲信，在刘病已恢复皇族身份后，亲手接过了邴吉如“教父”一般的责任，对刘病已无微不至地关心，自己出资补贴他的生活，还请人教他读书。
到了刘病已娶妻生子的年纪，张贺还想把女儿嫁给他。张贺弟弟张安世是权臣霍光的左右手，深知其中利害，就对他哥说：“皇曾孙乃卫太子之后，有幸得到庶人的待遇就不错了，你可不能再谈嫁女之事！”张贺一听，只好打消念头，但以后没人敢嫁刘病已咋办，他就好事做到底，用自己的家财做聘礼，向一个叫许广汉的罪臣提亲，让刘病已娶了许家的女儿许平君为妻。
在刘病已登上皇位前，他一直都是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罪人之子，出生不久没了爹妈，从懂事起，所见的尽是污浊的牢房、犯罪的囚徒和暗藏的危机。
等待刘病已的，本是最苦的人生，是那些善良的人将他从深渊中拉了回来。从未在压抑的宫廷中成长，是刘病已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
在西汉的历代皇帝中，刘病已年轻时的经历最像汉高祖刘邦。史书记载，刘病已年少时“喜游侠，斗鸡走马”，他游历关中，对乡里的奸邪之徒了若指掌，他出身卑微，对贪官污吏鱼肉百姓早有体会。
皇位对刘病已而言遥不可及，直到元平元年（前74年）的秋天，他的命运才悄然发生转变。
这一年，汉昭帝刘弗陵驾崩，没有留下子嗣。刘弗陵算是刘病已的同龄人，但他是汉武帝晚年得来的儿子，按辈分算，刘病已得叫他一声叔公。
由于汉昭帝无子，霍光就得在宗室中选接班人，只好把昭帝的侄子昌邑王刘贺扶上了皇位。刘贺不是一个靠谱的人选。史载，他在进京的路上寻欢作乐，即位二十七天就把坏事做尽，严重违反汉朝礼制，气得霍光把他废了，罪名是“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
实际上，刘贺被废的原因应该是他挑战了霍光的权威。
刘贺不愿做傀儡，而是欲效仿当年同样以外藩入主皇宫的汉文帝夺权，他将“昌邑官属皆征至长安，往往超擢拜官，相安乐迁长安卫尉”，也就是用昌邑群臣取代朝臣，借此将霍光架空。
这一举动引起霍光的高度警觉。他行动迅速，不仅废了刘贺，还下令杀了昌邑王的党羽两百多人。在古人看来，废立皇帝是大逆不道之举，霍光因此成了反派角色。后世史书常将擅行废立称为“行伊、霍之事”（伊，指商朝的伊尹）。
刘贺被“淘汰出局”，皇帝还得重选，刘病已的名字进入了霍光的视线。大臣中首倡拥立刘病已的是邴吉，他向霍光力荐，“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
也就是说，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如今已十八九岁，通晓经学，才能出众，人品也极佳。
史载，邴吉为人内敛，从不自夸，朝廷并不知道他对刘病已有过救命之恩。在霍光看来，刘病已确实是个不错的人选。相比刘贺，刘病已对霍光几乎毫无威胁，他在民间长大，不像诸侯王那样有自己的“政治班底”，孤身一人便于控制，在血缘上又出自卫太子一脉，和霍光同属于卫、霍家族。
这一年，刘病已被迎入宫，拜见年龄和自己差不多大，却比自己大两辈的上官皇太后，当场被封为阳武侯。这是在名义上给他一个体面的身份。当天，群臣奉上玺绶，刘病已正式即位。从庶人到诸侯，再到皇帝，他只用了一天时间，堪称千古奇谈。
霍光成就了汉宣帝，也成为宣帝生平最大的对手。
霍光独揽大权，朝中无论大事小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每天面对霍光的目光，汉宣帝如芒刺在背，时时感到恐惧。宣帝自出生起就遭受大难，在民间吃尽苦头，善于察言观色，也能做到动心忍性，就这样忍了霍光整整六年。
其间，汉宣帝一直在争取所剩无几的皇权，他为曾祖父汉武帝立庙，更为祖父刘据一家平反，他为父、祖之墓置数百户守墓人，祖父刘据谥号为“戾”，其父史皇孙谥号为“悼”，并修建戾园、悼园。宣帝为祖父修陵园、置奉邑，让其尽享哀荣，但戾太子之谥号是可怜他所受冤屈，还是指责其不思悔改，历来有争议。
在另一件事上，汉宣帝更是不肯让步。有一天，汉宣帝对外发出一道特别的诏书，说自己贫贱时有一柄宝剑，后来不慎丢失，此剑虽已陈旧，却是心爱之物，希望臣民帮忙寻找。
群臣看到诏书，都知道汉宣帝不是要寻剑，而是想寻找结发妻子许平君，并立她为后，可当时霍光夫妇有意让小女儿霍成君当皇后。诏书下达后，支持宣帝的大臣纷纷上书称赞许平君贤德。少数服从多数，在立后一事上，宣帝终于如愿。
这事儿还没完。依照惯例，皇后的父亲应进位为列侯，如汉文帝窦皇后受封时，其亡父被追封为安成侯；汉昭帝即位后，也追尊其母钩弋夫人为皇太后，其外祖父赵父为顺成侯。窦皇后与钩弋夫人都出身卑微，许平君的父亲许广汉也有一个尴尬的身份，他是“刑余之人”，曾经被汉武帝施以宫刑。霍光因此故意上奏，说许广汉是一个残缺不全之人，如何能封侯？在朝堂上公开议论此事，摆明是对皇帝的羞辱，汉宣帝敢怒不敢言，一年多后才封岳父为昌成君。
故剑情深，是汉宣帝对许皇后爱情的守护，他用众臣之口扛住了来自霍家的压力。可之后，他还是不幸地失去了爱人。
许平君被立为皇后不久后怀孕，临产时生了一场大病。霍光的妻子显（史书称为霍显），早已欲杀之而后快，就买通了女医淳于衍，乘许皇后分娩将带有毒性的附子下在药中，将她毒死。
刘询得知此事后震怒，下令彻查。霍显这时才慌了，赶紧将实情告诉丈夫霍光，并对他说：“事已至此，就不要对淳于衍严刑拷打了。”霍光知道后大为惊愕，半天说不出话来，只好设法救下淳于衍。此事最后不了了之，真凶淳于衍早就免于问罪，调查结果只是许皇后产后虚弱而死，霍成君顺理成章地成为新任皇后。许皇后之死，直到霍氏覆灭后才真相大白。
不过，有一些史学家认为，这是汉宣帝为除掉霍家编造的罪名，许皇后实际上是死于难产。吕思勉先生就对淳于衍用附子毒杀许皇后一事提出过质疑。
“附子非能杀人，尤不能杀人于俄顷间。宣帝非愚
者，即视后死不能救，又宁待许伯而后知之乎？”
汉宣帝当然不傻，相反，他很精明。为了摆脱霍光对自己的控制，宣帝积极地拉拢宗室、大臣、外戚，利用一切可乘之机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
汉武帝之子燕王刘旦曾因谋反罪被逼自杀，其弟广陵王刘胥是汉昭帝死后的皇帝候选人之一，也曾觊觎帝位。汉宣帝不计前嫌，多次施恩宗室，还封燕王与广陵王的子孙为王为侯。对那些因获罪而被开除属籍的宗室成员，宣帝也下诏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若具有贤才、品德优良，就可恢复其宗室属籍。
由于当时宗室的地位已被推恩令削弱，霍光并不在意，也默许这些行为。宣帝因此成功地得到了宗室贵族的支持。
汉宣帝还通过拉拢朝中大臣，从内部瓦解霍光集团。
车骑将军张安世是霍光的左膀右臂，位高权重，他哥哥张贺是汉宣帝年少时的恩人。但张安世一度看不起刘病已，还劝过他哥别把女儿嫁给这个穷小子。
汉宣帝即位后却多次赏赐张安世，将他的食邑增加到万户，三个儿子被任命为中郎将、侍中。张安世之子张彭祖被过继给张贺为子，是宣帝的发小，曾经同席读书，关系很铁，也拉近了汉宣帝和张安世的君臣之谊。几年后，张安世逐渐脱离霍光一党，对汉宣帝忠心耿耿。
为了培植足以对抗霍光的外戚势力，汉宣帝更是为妻舅许氏三人、祖母娘家史氏三人及舅舅王无故、王武等加官晋爵。当年未能封侯的国丈许广汉，也在霍光死后被封为平恩侯。
霍光病逝后，霍氏子孙中的霍禹、霍山等仍然官居要职，汉宣帝亲临霍光葬礼，给他最高的礼遇，让其陪葬茂陵（汉武帝陵）。但霍氏一族群龙无首，权力遭到分化瓦解，军政大权回到宣帝手中，离末日也就不远了。
霍光去世仅仅过了两年，地节四年（前66年），有人揭露许皇后一案真相，还有人告发霍氏家族谋划废立皇帝、毒害太子。新账旧账一起算，霍氏家族最终因谋反之罪被一网打尽，霍禹被腰斩，霍山自杀，霍成君被废后遭到软禁，霍氏亲贵全部遭到清算。显赫一时的霍光家族就此烟消云散。
事实上，没有霍光，也就没有汉宣帝。无论宣帝如何仇恨霍氏，他都是霍光政策的继承者，他延续了汉昭帝以来由霍光辅政开创的中兴之世。十五年后，汉宣帝命人绘制十一名功臣画像挂在麒麟阁，霍光一族虽被诛灭，但他本人依旧名列榜首，宣帝称他“功如萧相国”。
这个权臣，宣帝一辈子也忘不了。
汉宣帝的时代，此时才徐徐展开。
昭宣中兴，将大汉从千疮百孔的危机中拉了回来。在此期间，汉昭帝8岁即位，在位十三年，几乎都由霍光等大臣辅政，而汉宣帝在位二十六年，并在霍氏覆灭后亲政，显然对开创盛世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宣帝在位时，对内重现了升平景象，米价低到五文钱一石，对外平定匈奴、西羌，开创性地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汉朝拥有正式庙号的皇帝只有四位，宣帝是其中之一，庙号中宗。
汉宣帝自称：“夙兴夜寐，以求贤为右，不异亲疏近远，务在安民而已。”他从百姓中来，对不法官吏如何鱼肉百姓深有体会，为政的一大特色正是整肃吏治。
从本始元年（前73年）到神爵四年（前58年）的十五年间，汉宣帝曾七次下诏征召人才、选拔官吏，尤其注重从基层小吏选拔人才作为郡守长官，一扫奸邪之风。汉宣帝的时代，是循吏并出的时代。当时的名臣，如颍川太守黄霸、洛阳太守韩延寿、京兆尹赵广汉等起初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吏，靠政绩得以升迁，做官做到“所居民富，所去见思”，去职后与百姓关系还很好。
汉宣帝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官吏如果能让社会安定、吏治清明，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他们就配得上两千石的高官厚禄。
汉武帝末年民生凋敝，大量农民破产，被迫背井离乡，数以百万计的流民漂泊在大汉帝国的土地上。到了宣帝即位，“流民稍还”，但还有无数灾民流离失所。
汉宣帝是古代难得注重社会救助的皇帝，他为赈济灾民开常平仓，并安抚流民，借公田、口粮、种子给农民，供他们耕种，愿意接受安排的流民可减免赋税徭役。他还关心鳏寡孤独老人，在位期间下达十一道诏书，赐予钱、帛。有学者统计，西汉帝王为鳏寡孤独者赐物的诏书共有二十多道，其中宣帝一人就占了一大半。
甚至就连改名，宣帝都是为了方便老百姓。古代要避讳天子之名，宣帝的名字“病已”，这俩字都是常用字，不能用就影响到日常生活交流，常有人因触讳而被治罪。宣帝说，那就把我的名字改了，从此改名“刘询”，之前触讳的罪人全部赦免。
历史不只是帝王将相的历史，盛世不只流于表面，而要看当时的民生。这么看，汉宣帝不失为一位好皇帝。
在霍光掌权时，汉宣帝扮演了类似于虚君的角色；霍氏倒台后，他成功接手延续了盛世。
随着时光流逝，刘询也越来越像一个皇帝，像他那位英明神武的曾祖父。
甘露三年（前51年），即匈奴呼韩邪单于朝见皇帝的那一年，汉宣帝召开了石渠阁会议。
与昭帝时围绕王道与霸道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盐铁会议一样，石渠阁会议也不是一次单纯的学术会议。石渠阁会议表面上讨论的是鲁学与齐学的经学之争，实际上也代表着宣帝向礼制靠拢，有意巩固统治地位。
汉武帝在位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任用公孙弘、董仲舒等大儒神化皇权。根据现有史料，汉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所讨论的丧服、皇位继承等礼制以及灾异之学，无疑也是为了巩固皇权，宣传其皇位的合法性。值得一提的是，石渠阁会议是在太子人选确立后召开的，当时汉宣帝早已坐稳帝位，甚至选好了继承人。
在不断树立权威的同时，汉宣帝也迷信于两汉流行的谶纬、灾异之学。
史书记载，汉昭帝在位时就已经有“公孙病已立”的谶语，说是上林苑的一棵大柳树拦腰折断，后来又起死回生，长出了新的枝叶，有虫子啃食其叶，叶子上的痕迹显现出这五个字。这一事件如果不是刘病已的支持者宣传造势，显然就是宣帝即位之后的自我包装。
与汉朝历代皇帝相比，汉宣帝的年号和诏书充满了神秘色彩。诏书中甚至出现了凤凰、神爵等灾异学说的名词，却不直说发生了什么事件。
元康元年（前65年），“三月，诏曰：‘乃者，凤皇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
神爵元年（前61年），“东济大河，天气清静，神鱼舞河。幸万岁宫，神爵翔集”。
神爵四年（前58年）春二月，“凤皇、甘露降集京师”。
五凤三年（前55年），“三月辛丑，鸾凤又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飞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余刻，吏民并观”。
黄龙元年（前49年），“二月，黄龙见广汉郡”。
…………
不管诏书写的是太庙失火，还是问罪大臣，宣帝都在其中夹杂灾异祥瑞，给皇权披上一层神授的外衣。
这些祥瑞大概都不存在，仅仅是大臣为了满足汉宣帝的虚荣而伪造的。史书记载，宣帝时，颍川太守黄霸就曾多次上奏当地有凤凰出现。后来黄霸当了丞相，有一天一只鹖雀从京兆尹府中飞来。黄霸一时兴起，本想像往常一样奏报有凤凰降临。后来得知这小鸟是从京兆尹府中飞来的，他才及时撤回，怕被人笑话。
史家在描写这一荒诞的故事时也不禁怀疑：“当日所为凤凰者，毋乃亦鹖雀之类耶？”
汉宣帝的祖父戾太子正是因汉武帝晚年信了巫蛊邪说才惨死的，如今他也步了曾祖父后尘，通过迷信的方式神化皇权。这或许是封建帝王的通病。
汉宣帝的曾祖父汉武帝，执掌皇权长达半个多世纪，建立不世之功业，却让国家陷入危机，如史学家所说的“有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祸”。与曾祖父相似的另一点是，在汉宣帝统治后期，他一改亲政之初鼓励直言极谏、提拔循吏的作风，逐渐变得刻薄寡恩。
当年轻视刘病已的张安世就差点倒大霉。
张贺去世后，宣帝感谢其抚养之恩，要封张安世过继给张贺的儿子张彭祖为侯。张安世诚惶诚恐，赶紧上书推辞，汉宣帝毫不客气地说：“吾自为掖庭令，非为将军也。”我这是看在你哥的面子上，不是为了你。
汉宣帝甚至对张安世起了杀心，这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名将赵充国之子赵卬在与同僚闲谈时说：“车骑将军张安世始尝不快上，上欲诛之。卬家将军（指赵充国）以为，安世本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见谓忠谨，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
张安世是昭宣中兴的功臣，一生廉洁奉公、为人恭谨，懂得明哲保身，不像他的父亲张汤那样雷厉风行，又有赵充国等人做担保，最终才幸运地得以善终。
张安世保住一命，但赵卬嘴不严实，泄露皇家机密，有齿马之嫌，这可是死罪。老将赵充国在抗击匈奴、羌族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却保不了自己的儿子。赵卬泄密之事被告发后，汉宣帝勃然大怒，遂使赵卬下狱自杀，赵充国晚年丧子。
汉宣帝在位后期，已经无法忍受那些敢触“龙鳞”的直臣，愈发依赖至高无上的皇权。
京兆尹赵广汉执法公正，不惧权贵，霍光还在的时候就敢跟霍氏贵戚抬杠。当时一些年长的人甚至认为，自汉兴以来没有一个京兆尹能比得上他。
可后来有人嫉贤妒能，举报赵广汉侮辱大臣、滥杀无辜。此时的汉宣帝也开始厌恶赵广汉。他下令彻查，发现还真有那么一些罪证，于是数罪并罚，将敢于犯上的赵广汉处以腰斩。
赵广汉受刑时，京城吏民“号泣者数万人”，还有人上书说：“臣生无益县官，愿代赵京兆死，使得牧养小民。”赵广汉到底该不该死，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洛阳太守韩延寿也是一个政绩出色、深得民心的能臣，却被政敌告发僭越逾制。宣帝在石渠阁会议中强调的正是礼制，听到有人僭越当然心生猜疑。结果一查，韩延寿竟被判狡猾不道，处以弃市。
史载，韩延寿被押赴刑场时，沿途吏民数千人相送，扶着囚车走到了渭城。他们争相献上酒肉，韩延寿不忍拒绝，喝酒喝了一石余，分别时向他们拜谢：“远苦吏民，延寿死无所恨！”随后赴死，百姓莫不流涕。
司马迁的外孙、丞相杨敞之子杨恽死得也很冤。
杨恽是个人才，他轻财好义、廉洁无私，喜欢结交儒生，因敢说话得罪了不少权贵。《太史公书》重见天日也有杨恽的功劳，正是他将外祖父的这部巨著公开，我们现在才能看到《史记》。另外，杨恽参与过告发霍氏谋反，可说是宣帝的亲信。
杨恽和他的外祖父一样敢于言事，是硬骨头，写有与《报任安书》齐名的《报孙会宗书》。这是他写给友人孙会宗的信，文中充满对朝廷的讽刺，其中有一首诗：“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人生还是及时行乐吧，要等到享受富贵不知要什么时候？正是这首诗要了杨恽的命。
后来有人告发杨恽招致日食。宣帝本就最重视灾异，再派人一查，发现了这篇《报孙会宗书》，满篇尽是放荡不羁的嬉笑怒骂，尤其是这首诗被人理解为讥讽朝政混乱。汉宣帝大怒，以诽谤朝廷的大逆不道之罪将杨恽腰斩，其妻儿流放，他的朋友孙会宗也因此被罢官。
吕思勉先生认为，杨恽之死是一桩冤案：“此乃莫须有之辞，凡刚直者固易被此诬。”
如果说汉宣帝年幼时活在汉武帝的阴影之下，那在铲除这些忤逆之臣时，他就像是汉武帝的影子。这些人都是皇权的牺牲者，宋代司马光在评价他们的结局时，用了两个字——“惜哉”。
太子刘奭，即后来的汉元帝，是汉宣帝与许皇后所生之子，自幼长于深宫，为人仁慈。他看到杨恽等人因言获罪被杀，就对宣帝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汉宣帝听后不以为然，正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他生于灾祸，长于民间，却比很多皇帝都明白该如何掌控权力，更是毫不避讳地道破其中门道，留下了这句千古名言。
在他看来，汉朝制度就是霸道与王道的交融，如一些学者所说的“外儒内法”：一方面要以儒家学说修饰于外，实行德治，推崇礼制，打造一个太平盛世；另一方面又要用刑名之学治国，尊君卑臣，崇上抑下，谁不听话就打谁。
两千多年来，霸王道之说影响深远，也是一个难解的问题。鲁迅先生说过：“在中国的王道，看上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
这个自称“霸王道杂之”的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到了后期其实已逐渐倾向于霸道，昭宣中兴也后劲乏力，掺杂了不少水分，有粉饰太平之嫌。
汉宣帝在位的最后一年，他亲自下诏，不得不承认“民多贫，盗贼不止”。土地兼并、流民困乏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汉宣帝去世后仅仅一年，就有人上书反映社会现状。“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
就连两汉最持久的外戚、宦官之祸，也在汉宣帝时期不断酝酿。
汉宣帝重用宦官，让他们掌握宫中大权。到了元帝时代，宦官气焰嚣张，还逼死了名臣萧望之。在诛灭霍氏后，宣帝又扶植了许氏、王氏、史氏等新的外戚势力，这几个家族的子弟有的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权盛一时，最终导致嬖幸得干相位，外戚得移朝祚。多年后的王莽篡汉，在此时已经埋下祸根。汉宣帝之后，汉朝为何在元、成、哀、平四帝统治时期急速由盛转衰，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如果汉宣帝能像他的曾祖父一样再拥有二十多年的时光，他会不会变成第二个汉武帝？历史无法假设，也不容许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