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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家有一套花园别墅，他整天在书房里研习《春秋公羊传》，多年来足不出户。哪怕园中虫鸣螽跃，他也心无旁骛，被人称赞为“三年不窥园”。
这是个能干大事的人。
元光元年（前134年），23岁的汉武帝刘彻举办了一场“选秀”，董仲舒凭借著名的《天人三策》一鸣惊人。
他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光环罩在皇帝身上，并跟汉武帝说，要约束人们的思想，消灭“邪辟之说”。具体做法，就是只让人们读儒家“六经”、学孔子之术，其他学说弃之不用。
汉武帝亲政后，“尊儒”成为大汉的基本国策，此即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八个字不是董仲舒本人说的。
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在历史上有很大争议。
汉朝皇帝不认为自己独尊儒术。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在位时，告诫他儿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我们汉朝治国，历来是霸道与王道并用实行，怎么可能纯粹用道德教化呢？
在重重疑云背后，藏着大汉帝国冉冉升起的隐秘真相。
董仲舒为汉武帝带来了用思想大一统维持政治大一统的主张，引导国家从百家争鸣、私人著述的“子学时代”进入国家垄断思想的“经学时代”。
然而，董仲舒当时的地位并不高，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他也不过是与其他儒生合为一传。这意味着，汉武帝并没有全盘采纳董仲舒的对策。
汉武帝说是独尊儒术，实际上更倾向于重用法家的文吏。
狱吏出身的公孙弘喜欢研究《春秋》，他学问不如董仲舒，却善于奉迎汉武帝。有一次，他对皇帝说：“董仲舒适合去胶西国为相。”
胶西王刘端是汉武帝的哥哥，此人残暴凶狠，因为他宠幸的郎官与宫女偷情，就诛杀了这个郎官一家。每次有官员到胶西国任职，要依法办事，刘端总会找罪名诬告他们，甚至将他们毒死。
在这个小小的诸侯国里，多次发生二千石高官死于非命的案件。
公孙弘建议派董仲舒去胶西国为相，也许是想借刀杀人。所幸刘端对大儒董仲舒表现得挺客气，但没过多久，董仲舒就告病退休回家了。
汉武帝把董仲舒放到胶西国为相，却重用狱吏出身的公孙弘，而公孙弘也看出了汉武帝外儒内法的真面目。独尊儒术对汉武帝而言，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而已，治国，不能只靠儒学。
公孙弘早年在家乡齐地做狱吏，卖过猪肉，后来跟随大儒胡毋生研习《春秋》，成为朝臣时已年过六十，古稀之年才拜相封侯。
汉武帝一朝十三个丞相，有三个因罪免职、三个绝望自杀、三个论罪处死，公孙弘能寿终正寝，靠的就是以儒饰法，打通儒家与法家之间的那堵墙。
每次朝议，公孙弘总是引经据典，以公羊派学说对国家法令进行装饰，以此讨汉武帝欢心。遇到难办的事，他都会察言观色，按照皇帝的意思发言，或者让直臣汲黯先发言，如果别的大臣在皇帝那里碰壁，公孙弘就立刻改口。
时间久了，汲黯忍无可忍。汲黯向汉武帝揭发公孙弘的虚伪行径，说：“齐地之人擅长诈骗，嘴里没实话。每次商议时，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到上朝时，公孙弘总是出尔反尔，这是不忠。”
众人的目光落在公孙弘身上。公孙弘却反驳道：“了解臣的人都说臣忠诚，不了解臣的才说臣不忠诚。”汉武帝也就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公孙弘太懂外儒内法的门道了。
汉武帝在北方建朔方郡，公孙弘本来上书反对，汉武帝就派内朝大臣朱买臣提出十点责难，命公孙弘回答。
公孙弘却不敢公开辩论朱买臣的“十难”。退一步海阔天空，他一句也没回答，反而承认自己错了。
在汉武帝手下执行皇帝意志的还有刀笔吏，比如酷吏张汤。酷吏就是执法严苛的官吏，他们捍卫的是至高无上的皇权。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采纳大臣张汤的建议，进行第一次币制改革，推出了“白鹿皮币”。同时规定，王侯宗室朝见，一定要花钱换皮币做垫子。
所谓“皮币”，主要材料就是一张一尺见方的白鹿皮，饰以紫色花纹，价值四十万钱。
这种只能用禁苑的白鹿皮制成的超级货币，只有汉武帝才有权力制造，他可以利用皇权，人为地操控其价值，将地方的大量货币无条件地收归国库。
大司农颜异对新币制的推行表示强烈反对：“王侯朝贺的玉璧一个价值才几千钱，而作为垫子的皮币却值四十万钱，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大司农是九卿之一，主管国家财政，对政策发表看法本来无可厚非，完全合法。但张汤顺着皇帝的意思，找人告发颜异，元狩六年（前117年），以腹诽之罪将颜异给处死了。
腹诽的意思是嘴上不说，心里诽谤。张汤发现的“证据”是有人去颜异家里做客，对朝政表达不满，颜异当时没说话，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张汤说，这就是腹诽。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其间可以列出一张很长的非正常死亡名单，其中多为护国功臣，或死于构陷，或死于权斗，或死于“背锅”。
元光四年（前131年），魏其侯窦婴被杀。
元朔三年（前126年），齐相主父偃被杀。
元狩四年（前119年），前将军李广自杀。
元狩五年（前118年），丞相李蔡下狱自杀。
元鼎二年二月，即前116年12月，御史大夫张汤自杀。
元鼎二年（前115年）
十二月，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
元鼎五年（前112年），丞相赵周下狱自杀。
征和二年（前91年），丞相公孙贺下狱处死。
征和三年（前90年），丞相刘屈氂下狱腰斩。
在加强大一统专制的过程中，游侠郭解是另一个牺牲者。
郭解在民间素有侠名，他在洛阳时，不管当地出现什么大纠纷，只要他出面，三言两语就能化解。
有一次，郭解的外甥仗势欺人，对别人强行灌酒，被那人刺死。郭解找到凶手后，得知他不过是防卫过当，真相是自己外甥蛮不讲理，就没有怪罪凶手，而是把他放了，还说：“你杀得对。”
但这位名满天下的大侠却被举报为地方豪强，列为“徙陵”对象。“徙陵”，是指汉代将地方豪强迁徙到位于关中的帝陵周围居住，美其名为“护陵”，实际上是强制他们离开原籍，处于政府的就近监视之下。
“徙陵”名单一出，大将军卫青替郭解求情，说他的资产并不符合“徙陵”的要求，家里没那么多钱。
汉武帝听说后更加愤怒，认为郭解不过是一介布衣，竟可以让大将军为他说话，可见他确实有钱有势，颇有威胁。
郭解迁到关中后，常有权贵与他结交，更加引起汉武帝的猜忌。后来，有举报者被郭解的门客暗杀，汉武帝终于找到机会，下令将郭解逮捕。
经过一连串调查，郭解被灭族，罪名是他身为布衣，却“任侠行权”。
汉武帝兴儒术、任用儒生，却也重用酷吏；他建太学、推行察举，却也加强集权。
易中天教授说，横行霸道的结果，就是“两面三刀”。“两面”是赏与罚，“三刀”是法家的法（严刑峻法）、术（阴谋手段）、势（君主权势）。
汉武帝的帝国，是皇权统治与官僚政治的帝国，与其说汉武帝独尊儒术，倒不如说是唯我独尊。
元朔六年（前123年），大将军卫青在一年之间两次出击匈奴，歼敌过万，为大汉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
胜利的喜悦背后，是沉重的财政包袱。胜利后，汉武帝拿出黄金二十万斤犒赏三军。上万名匈奴战俘也得到厚赏，衣食由当地政府掏钱，让他们感受一下大汉的温暖，便于招降。
将士封赏、军械马匹、粮食衣甲、安抚降众，一个也不能少。连年的战争耗尽了文景之治的国库储蓄，使汉朝陷入“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的财政困难。
为了挽救国家财政，汉武帝凭借高度的集权，把民间的财富与势力通通收归中央，利用文景之治以来积累的财富，集中力量办大事。
汉武帝推行了几次货币改革，将铸币权彻底收归中央，铸造“上林三官五铢”，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铢钱。
在垄断铸币权的同时，汉武帝从工商业主手中夺回“山海之利”，将改革延伸到当时利益最为丰厚的几大制造业——盐、铁、酒上，实行“盐铁官营”。
为汉武帝推行财政改革的大臣都不是儒家，张汤本来是长安狱吏，而桑弘羊出身商人家庭，自年少起就在宫中当汉武帝的随从。
汉武帝对独霸一方的诸侯按照大臣主父偃的设计，实行推恩令。
主父偃不是儒生，他的思想属于纵横家。推恩令的具体做法是，让诸侯把土地拿出来分封给子孙。顾名思义，就是将皇帝的浩荡隆恩延续到下一代，分封诸侯子弟为侯。诸侯子弟本来只有嫡长子有继承权，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土地，当然举双手赞成。
这样一来，诸侯国越分越小，对中央有威胁的也就所剩无几。
推恩令实行后，诸侯国实力削弱，但地盘还在各地宗室手中。汉武帝决定“酎金夺爵”。
汉文帝后，每年祭祀宗庙，诸侯都要献金助祭，这叫“酎金”。汉武帝的方法就是，规定诸侯献上的酎金分量不足或成色不够的，取消封号，收回封国。
这其实是巧取豪夺。酎金的分量、成色是否达标，全由汉武帝说了算。
在初次实行酎金夺爵的元鼎五年（前112年），诸侯中被夺爵者多达一百零六人。丞相赵周还因此丢了性命，起因是有人举报他明知列侯所献黄金不足却不上报。
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就此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讽刺的是，提出推恩令的主父偃由于处事不慎，在齐国工作时逼死了乱伦的齐厉王，最终被群起而攻之，丢了脑袋。极力劝说汉武帝痛下杀手的人，还是老谋深算的公孙弘。
为了跟民间富豪要钱，汉武帝又实行算缗、告缗。
缗，是穿铜钱用的绳子。算缗，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计算商人手中积蓄的财产，按实际数目征收财产税，以充盈国库。一种说法是两千钱而一算，即每二千钱课税一百二十钱，也就是抽取6%的财产税。
此令一出，起初只有一人响应。这人叫作卜式，是个牧羊的“土豪”，曾经向国家捐了一半财产。
汉武帝很奇怪，派使者问他：“你是想做官吗？”
卜式答：“我从小牧羊，不知道怎么做官。”
使者又问：“难道是有冤家仇人吗？”
卜式说：“我平生与人无争。家里贫穷的，我就借钱给他；为人不善的，我就教他做好事。我去到哪儿人缘都很好，没人冤枉我。”
使者就纳闷了：那你捐钱是为了什么？
卜式说：“我爱国啊，天子要打匈奴，我认为，有贤能的人要为大节而死，有钱的人应该捐出来，如此，匈奴可灭。”
算缗令颁布后，天下富商争先恐后地隐匿财产，卜式却再捐了二十万，成了模范富豪、爱国商人。
为了对付那些隐匿财产的豪商大户，汉武帝在颁布算缗令两年后又颁布了告缗令，鼓励全民举报，凡是被告发隐瞒不报或所报不实者，将抄没其全部财产，并将一半财产奖予告发之人。
随着告缗遍天下，不仅富商和高利贷者受到整治，全国有钱的家庭几乎都被卷入其中，面临破产的命运。
朝廷没收的财物堆满了上林苑，史书记载：“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有了钱，汉朝才有财力去实现宏图伟业。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对匈奴作战长达四十四年，从马邑之谋开始，对盘踞在北方的头号外患匈奴展开了反击。
到元狩四年（前119年），帝国名将卫青、霍去病各自带兵出征，并至漠北，深入匈奴腹地，这是汉武帝对匈奴作战规模最大的一场。少年英雄霍去病封狼居胥后凯旋，从此，漠南再无匈奴王庭。
汉武帝未曾停止开疆拓土的脚步，47岁的他，收复南越，将南方边远之地重新纳入国家的版图。
48岁的他，收服滇王。
49岁的他，吞并朝鲜。
汉武帝将帝国推向了巅峰。作为皇帝，他第一个用“独尊儒术”统一思想，第一个用年号纪元，第一个开通西域，甚至其在位执政五十四年的纪录，直到一千多年后才被清朝的康熙皇帝打破。
汉武帝兴师动众打了那么多年仗，匈奴溃败，四方安定，卫青、霍去病将星闪耀，可老百姓的日子却不好过。
汉武帝后期，民生凋敝，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几乎消耗殆尽，“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汉代乐府诗《战城南》，说出了老百姓流离失所的哀怨，其中有：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
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在功成名就后却迷信于祭神求仙。
直到去世前两年，他才知道自己被方士骗了，对群臣说：“以前我糊涂，被方士欺骗。天下哪有什么仙人？全是妖言邪说。注意饮食，有病吃药，才能少生病。”
李长之先生因此说，汉武帝有时“幼稚，可笑，天真，不实际，好奇，好玩，好幻想”。
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去世后，他深深思念，为之肝肠寸断，他实在想与李夫人再见一面，就请来方士招魂。
方士设坛作法，汉武帝在帷帐中看到烛影摇晃，似乎有一轻柔身影飘过，若隐若现。他痴痴地叹息道：“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
与秦始皇一样，汉武帝迷信于君权神授的光环。
元封元年（前110年），泰山道上千里旗帜飘扬，十万雄兵集合于盛大隆重的封禅大典，汉武帝将他的功业上告于天。元封这个年号，也因封禅典礼而得名。
但这种迷信在他晚年，酿成了一出血腥的悲剧。
征和二年（前91年），汉武帝风烛残年，他怀疑有人埋了木头人偶，用“巫蛊”诅咒他早日归天，在处死丞相公孙贺后，巫蛊之祸蔓延到太子刘据身上。
秋风萧瑟，危机重重，太子刘据崩溃了，他假传圣旨，诛杀了离间他们父子的奸人，却得了个谋反的罪名。
面对汉武帝派来“平叛”的大军，太子逃无可逃，在绝望中自缢身亡，他的两个儿子也旋即被杀。汉武帝曾经深爱的皇后卫子夫年老色衰，失去宠爱，太子失势遇害时，她早已在宫中自杀。
巫蛊之祸后，汉武帝心力交瘁，渐渐燃尽生命。
两年后，年迈的汉武帝在桑弘羊建议扩大轮台屯田时，颁发了《轮台诏》，其中提到曾经有人奏请百姓每口增收赋税三十钱，作为边防军费，这会使老弱孤独者困苦不堪；派人去遥远的轮台开荒，更会使天下人劳累，自己不忍心这么做；如今应该致力于禁止苛刻暴虐的政策，减轻对民间的剥削，使天下安定。
汉武帝是否下过“罪己诏”，并且后悔以往穷兵黩武的政策，在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
在《轮台诏》中，汉武帝说的也不过是“朕之不明”“悲痛常在朕心”之类的话，主要是否决桑弘羊等人的建议，并不是自我批评。
据《资治通鉴》记载，晚年的汉武帝确实曾表达过悔过之意，但那是在征和四年（前89年）封禅泰山时对群臣说的一番话，无关轮台屯田，更不关诏书。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也许，《轮台诏》与独尊儒术一样，也隐藏着汉武帝的另一张面孔，仍是大汉天子的王霸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