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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西北的日子，范仲淹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他在表文中跟宋仁宗说，自己都憋出病了：“痛心疾首，日夜悲忧，发变成丝，血化为泪。”
宋夏交战之际，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来到了延州（今陕西延安），负责防御西夏的军务。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边塞词《渔家傲·秋思》，就写于这一时期。
范仲淹心忧天下，在前线与宋军将士同甘共苦，亲身经历战争的残酷。宋夏战争中的“镇戎三败”震惊了朝野，也让他看清了时代的危机，这才是他痛心疾首的原因。
一般认为，西夏党项族政权是晚唐藩镇割据的残余。唐朝以来，党项人在今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区定居。他们本是羌族的一支，其名最早见于《隋书》。其中，夏州（今陕西靖边）拓跋部落实力最强，是党项人中的老大哥。黄巢起义时，其首领拓跋思恭率部平定起义军有功，成了唐朝的忠臣，被赐姓李，封夏国公，统辖夏、绥（今陕西绥德）、银（今陕西榆林）、宥（今陕西靖边西）四州，在西北藩镇中崭露头角。
从五代到北宋，群雄并起，常年混战，党项李氏依附于各个中原王朝，并不断扩张势力。到宋太宗时，双方关系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党项首领李继捧无力镇服党项诸部，向宋太宗请求入朝，并献出党项所辖五州诸县。宋太宗打仗不太行，一听说有人主动归附，当然喜出望外，于是接受李继捧献地，并下诏令党项贵族入朝。
党项贵族听说首领要投降，索性不再听宋朝命令，转而去捧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李继迁是个枭雄，他以宗族、血亲为口号，号召众部落恢复祖业，与宋朝对抗。可当时的党项人与如日中天的宋朝相比，无异于蚍蜉撼树。起初，李继迁屡败屡战，只能在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
为了扭转局势，李继迁与辽结盟，娶契丹宗室之女，借辽朝的军事力量压制宋朝。宋朝拿他没辙，只好默认了党项人的割据地位，授予李继迁银州观察使的职位，并赐予国姓“赵”。
从李继迁到其子李德明统治时期，党项人在宋、辽之间左右逢源，放弃东进，接受宋朝的岁赐银、帛、钱各4万，茶2万斤。
但党项人不甘心成为宋朝的附庸，他们一方面向宋示好，一方面向西扩张，将政权中心迁移到西北重镇灵州（今宁夏银川），李继迁还在与吐蕃争夺西凉府（今甘肃武威）时中箭战死。
李德明继承其父遗志，延续“依辽和宋”的战略，并率军向西征讨，逐渐统一河西走廊，他的儿子李元昊英雄出少年，在攻破甘州（今甘肃张掖）、西凉的战役中屡立奇功，由此名震西北。
宝元元年（1038），在继述祖、父基业后，李元昊率领党项人完成对西部的讨伐，已经有脱宋自立的能力。李元昊废除宋朝给他的封号、官职，自称“大夏”皇帝。这个与宋、辽（以及后来的金）三足鼎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史称“西夏”。
李元昊写了篇趾高气扬的表章送到开封，要求宋朝“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承认他称帝。宋仁宗阅后大怒，下诏削夺李元昊一切官爵，对西夏进行经济封锁，还四处张贴公告，用丰厚的赏金招募壮士刺杀李元昊，当然，最后也没人去。
李元昊见挑衅得逞，干脆就来硬的，发动举国兵力，东出攻宋。宋夏百年恩怨就此拉开序幕。
从李元昊的爷爷李继迁反宋，到靖康之变后宋夏脱离直接联系为止，在近一个半世纪里，宋、夏约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在陕西、宁夏一带对立。因此，西夏成为宋朝敌对时间最长的政权，双方打的仗一点儿不比与辽、金的少。
西夏，这个尚武善战的铁血王朝，却消失在了丝绸之路的黄沙之中，至今充满神秘色彩。
国亡史作，是历代修史的传统。1227年，西夏为蒙古人所灭。元朝人修前朝历史，只编纂了宋、辽、金三个王朝的正史，对西夏丰富的珍贵文献，仅仅将宋辽金旧史中关于西夏的记载，附于三部正史之中，即《宋史·夏国传》《辽史·西夏外纪》《金史·西夏传》。近代以后，西夏文献被大量盗掘、破坏，更是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为史学界研究西夏史造成极大困难。如此一来，西夏就更加神秘了。
但在宋朝眼中，西夏曾经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范仲淹的另一首经典之作《苏幕遮》，也是在陕西时所作的作品：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从秋景秋思之中，可读出范仲淹与戍边士卒的思乡之情，更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悲凉沉郁。正是残酷的现实，让范仲淹无比忧愁。西夏发兵后，宋军接连遭遇了三场大败，史称“镇戎三败”，先后死伤约二十万人。
老宰相吕夷简在朝中收到前线战报后，惊呼：“一战不如一战，可骇也！”
一败三川口。
李元昊攻宋，兵锋所指是延州。延州城有“三秦锁钥”之称，依山而建，地势险要。
延州守将、振武军节度使范雍兵力单薄，面对来势汹汹的攻势一筹莫展，被李元昊偷袭，西夏军直逼城下。李元昊以“围城打援”之计，在三川口（在今陕西延安）这一咽喉要地，设伏歼灭宋朝援军。延州成为孤城，被围攻七日，幸而天降大雪，才让露宿在外的西夏兵暂时退兵，围城之危解除。
此战，宋军西北边防的空虚暴露无遗，两员大将刘平、石元孙被生擒，损兵多达万人。刘平最后病死在西夏，宋朝以为石元孙也死了，便为二将追封致祭。没想到，石元孙不过是到西夏喝了几年“西北风”，后来被放回来。
宋朝众臣见石元孙活着回来，纷纷劝说宋仁宗，“军败不死辱国”，要把石元孙杀了。宋仁宗是个老好人，没放在心上，留了石元孙一命，将他贬谪到广西。
二败好水川。
三川口战役后，宋仁宗撤销范雍边帅之职，改派韩琦、范仲淹两位名臣经略陕西，部署对夏防务。
范仲淹接过这烫手山芋，一到任就重建防线、训练士卒，西夏兵感慨：“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小范，指范仲淹，大范指不久前败给西夏的范雍。
宋朝却在此时暴露了第二个问题，主帅意见不合。
当时，范仲淹主张积极防御，打持久战：“为今之计，莫若且严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
韩琦的想法却是主动出击，集中大军打歼灭战，尽快结束战争，不然朝廷没面子：“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不敢与敌，中夏之弱，自古未有。”
庆历元年（1041），李元昊再次攻宋，就是利用了宋军的矛盾心理。他在进攻中引诱一意主战的宋将任福轻敌冒进，深入好水川（在今宁夏隆德）。宋军大举出动，也是坚持韩琦歼灭敌军主力的战略方针。进入好水川后，任福发现其中有诈，赶紧率军沿好水川撤退，但李元昊早已在好水川口埋伏十万精兵，并放置了许多装有鸽子的泥盒。
宋军将士出于好奇，打开了盒子，盒中系有哨子的鸽子直冲云霄，这是给伏兵传送的信号。西夏军看到信号，得知宋军已中埋伏，迅速从四周分割包围，歼灭宋军万余人。
主将任福宁死不降，拔剑死战，说：“我身为大将，带兵作战失败，只有一死以报效国家。”最后被西夏兵一枪刺入喉咙而死。这一天，宋军除了一名叫朱观的将领幸存，其余军官全部阵亡。这是宋夏开战之后最惨痛的失败。
韩琦收拾残兵败将后，行至路上，无数阵亡者的家人手持死者旧衣，提着纸钱，对韩琦痛哭道：“韩大人回来了，我儿的魂魄还能归来吗？”宋仁宗非常郁闷，气得饭都吃不下，将韩琦等人降职处分。
三败定川寨。
次年，李元昊集合兵马，第三次向关中发兵。
宋将葛怀敏兵分四路抵御，下令各路军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会师。此举正合李元昊之意，他截断定川寨的水道，烧毁河上木桥，断绝宋军退路，之后趁着天气突变、狂风肆虐，向宋军发起进攻。
宋军又乱成一团，死伤无数，葛怀敏以下十余名将领皆战死，所部近万人全军覆没。西夏军趁势直奔渭州城下，纵掠几百里，满载而归。
宋夏最初交战，几次重要战役都以宋军惨败告终，损兵折将数以万计，出乎宋朝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宋军之败，首先败在军事体制上。将兵分离、内外相制等政策削弱了将帅兵权，宋朝内部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费）也导致数量庞大的宋军虚有其表，战斗力大打折扣。正如学者詹安泰的评价，军权集中带来了军力的削弱，政权集中带来了官僚机构的庞大与瘫痪，财权集中带来了统治阶级的腐化。
交战之前，宋军中很多刚参军的将士几十年未经战事，未尝听过战场上的金鼓，也不识战阵。他们生于衣食无忧的年代，充满骄惰情绪，对西夏的情况缺乏了解。
当听到李元昊称帝时，宋朝群臣还以为，李元昊“小丑也，请出师讨之，旋即诛灭矣”。结果呢？谁也没把这个“小丑”拿下，都是在吹牛。
相反，西夏以军事立国，东征西讨打下土地。李元昊不仅能征善战，还不断刺探宋朝边境与朝中虚实，甚至花钱买来宋仁宗从宫中放出的宫女，就是为了摸清宋军底细。
镇戎三败，给了宋朝惨痛的教训。三次大战后，西夏忌惮宋朝川陕一带的数十万大军，不敢深入，只得大掠而归，宋朝也无法一举打垮西夏，双方只能选择妥协。
恰好当时辽夏关系开始紧张，而西夏连年征战，早已疲困。庆历四年（1044），宋夏达成和议，宋仁宗封李元昊为夏国主，宋朝每年给西夏的岁赐上升到了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李元昊向宋朝称臣，尊宋仁宗为“父皇帝”。
宋朝耗费了数万将士的生命，最后赢了面子。李元昊表面上为辽、宋双方的臣属，实际上在自己的领地内仍自称皇帝，与辽、宋形成鼎立的局面。
但宋夏之间的战火并未因此熄灭，仍时不时爆发冲突。正是有宋夏战争这一契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之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都针对军事上的弊端进行了改革。
蔡挺是在范仲淹、韩琦之后镇守西北的老臣。
一年冬天，他为描述边塞生活，作了一首《喜迁莺》：
霜天秋晓，正紫塞故垒，黄云衰草。汉马嘶风，边鸿叫月，陇上铁衣寒早。剑歌骑曲悲壮，尽道君恩须报。塞垣乐，尽櫜鞬锦领，山西年少。
谈笑，刁斗静，烽火一把，时送平安耗。圣主忧边，威怀遐远，骄虏尚宽天讨。岁华向晚愁思，谁念玉关人老？太平也，且欢娱，莫惜金樽频倒。
这首词本来纯属蔡挺自娱自乐，后来却传到了宫中。宫女见词中有“太平”等词句，以为是首好歌，皇帝听了会高兴，就唱给当时的皇帝宋神宗听。她们不懂“岁华向晚愁思，谁念玉关人老”是何意。
宋神宗一听“玉关人老”之句，才知蔡挺这是在抱怨镇守边塞多年，一年比一年老了，刚好最近几年天下太平，姑且饮几杯酒，寻求短暂的欢娱。听到这些话，宋神宗给蔡挺写了封信，说爱卿镇守边塞多年，我很挂念，朝中枢密院缺人，留个位子给你。于是，蔡挺调任中央，为枢密副使，一时传为佳话。
这个美好的故事背后，是宋神宗一朝在对西夏战事中打出了血性，“愤然将雪数世之耻”。
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变法，其中的强兵措施就有裁汰冗兵、整编军队、设军器监、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这些改革措施，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
有了将兵法，将领与士卒形成正规编制，一改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局面。
有了保甲法，大量农村壮丁接受军事训练，节省养兵军费。
有了保马法与军器监，宋军在军备竞赛中提升了一个等级，不再缺少战马，武器也不再是粗制滥造。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宋臣王韶在王安石支持下，出兵经营河湟地区，转战五十四天，先后收复了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等五州，拓边两千里，招抚西北各部三十余万帐，设置熙河路，建立起一块稳固的战略基地。
王韶曾上《平戎策》，提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的战略。熙河开边，实则斩断了西夏的右臂，使西夏腹背受敌、各部相互孤立，一有良机即可出兵伐夏。
这位与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章惇、程颢等名臣文士同榜的嘉祐二年（1057）进士，在宋夏对垒的棋局中打出了绝妙的一着。
机会来了。元丰四年（1081），西夏发生政变，年少的国主李秉常被囚禁，其母梁太后把持朝政。宋神宗乘此良机，派出种谔等名将，五路攻夏，以西夏的兴、灵二州为目标，企图一举将西夏荡平。五路大军中，出兵鄜延的种谔最为积极，势如破竹地攻下西夏多个城寨，一路打到夏州（今陕西靖边）、银州（今陕西榆林），因为粮运不济，又逢大雪，才被迫退兵。
元丰四年，五路伐夏后，宋夏又爆发数次大战，宋军虽没能如愿攻陷西夏的灵州，但收复了夏、银诸州和横山北侧。此后，宋朝在这场百年战争中转守为攻。
熙河开边之后，宋代词人写起西夏，总有一种志在必得的豪迈气概。其中的代表作，为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是熙宁年间，苏轼被外放到密州（今山东诸城）为官时所作。词中的“天狼”，即指西夏。
宋哲宗、宋徽宗在位时，宋朝延续熙宁、元丰年间的战略，继续蚕食西夏。
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章楶为泾原路经略安抚使，集合兵马修筑了平夏（今宁夏固原西北）、灵平等五十余堡寨，增兵严守。
之后，宋军在平夏城之战中打退来犯西夏军，并乘胜追击，夜袭天都山（今宁夏海原南），使西夏失去聚兵就粮之地。
此后的宋夏战争中，西夏胜少败多，多次求和。
宋徽宗即位后，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来到了西北战场，他就是童贯。
童贯在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是一个大反派，在历史上被列为“六贼”之一，但在宋夏战争中，他却是一个有功之臣，曾为陕西经略使，多次带兵攻夏，对西夏步步紧逼。
有一次，童贯带兵至湟州，适逢宫中失火，不太吉利，宋徽宗下手谕，命令各军暂缓出兵。
童贯收到密令后，却将其藏入靴中，一句话也不说。将领问他这是为何？童贯说：“陛下希望出兵大胜。”继续带兵出战，竟取得大胜，又收复了四个州。
这一时期的宋夏战争，为两宋输送了大量军事人才。
在靖康之变中有心救国、无力回天的名将种师道，渡江后的名将韩世忠、吴玠、吴璘、刘锜等早年都打过宋夏战争，陕西军也成为日后抗击金军的主力。
到了宣和元年（1119），宋夏全面停战时，西夏已经彻底失去横山地区，再无防御北宋的最后屏障。如果没有靖康之变，宋夏战争有可能会是另一种结局。
可就在这时，宋夏之间出现了“第三者”——由女真人建立的金。靖康之变前后，西夏抓住了女真人这根救命稻草，转而依附于金。
1127年靖康之变后，西夏利用北宋灭亡之机，攻占宋朝此前在西北各州修筑的城寨，收复了大片土地。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西夏与金划分边界，东以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为界，南以今陕西米脂、宁夏海原境内的萧关、甘肃靖远为界。
随着宋室南渡，宋夏几乎断绝来往，一场百年战争落下帷幕。神秘的西夏王朝，在与辽、宋、金、蒙等王朝的纵横捭阖中渐渐归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