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跻身执政之列，开始颁行新法。尽管此后围绕新法的施行演变成朝堂上的派系乱斗，但这个事件的标志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一年起，直至北宋亡国的将近六十年间，所有的朝廷政治的发生都可以追溯至此。
风起于青
之末，在此两年前，我们已经从王安石的一阕词中，听到了大时代变革的先声。
当时，刚刚即位的宋神宗因久慕王安石之名，起用他为江宁（今南京）知府。在江宁任上，王安石登上金陵故都，凭高吊古，写下了《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词风雄浑苍凉。王安石表面是在感慨六朝兴亡的历史，实际上却不忘眼前危机重重的现实。他最担忧的，是朝廷的未来。
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周汝昌评价，王安石“只此一词，已足千古”。一流的政治家一出手，就在高手如云的两宋词坛站稳了脚跟。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宋大变革时代伴随着这阕宋词的沉郁叹息，渐渐拉开了帷幕。
二十岁的宋神宗刚登基，就被认为具有“中兴英主”的资质。与他的敏锐精干形成反差的是，他接手的国家在“仁宗盛治”的美誉之下，已经陷入了财政困局。
宋神宗即位没几天，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就给他上交了一份财政报告，赫然写着八个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国家真是穷到快揭不开锅了。在“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社会环境和“三冗”（冗员、冗兵、冗费）的现实危机中，朝廷正在无可挽回地堕入衰世。
变革，于是成了落在宋神宗肩上的历史使命。他别无选择，无法像他的父辈、祖辈一样，安安静静地做一个守成之君。
这名年轻的皇帝找来了曾参与发动“庆历新政”的三朝老臣富弼，向他请教富国强兵之道。富弼却告诉皇帝：“陛下即位之始，应当广布恩德，与民休息，至少二十年不言兵事。”当年的改革者老了，热血变凉，不愿再提往事。
然而，当年轻的皇帝在寻找热血的辅臣之时，一个天生的改革者也在寻找支持他的明君。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发起宋朝的第一次政治变革。由于权贵的阻挠与反扑，变革者很快被排挤出朝廷，仅仅一年多后，“庆历新政”宣布失败。但这场昙花一现的变革，却点燃了年轻的进士王安石理想主义的火焰。此后，这团火未曾在他心中熄灭。
他给宋仁宗上过万言书，提出自己的变法主张。但石沉大海。
他只能在地方实践变法的理念，蛰伏、磨砺和等待。为此，他多次放弃留在京城的升迁机会，请求调到地方为官。
这样一个“不忘初心”的人才，终于等到了一个有魄力收拾旧山河的皇帝。当宋神宗准备重用王安石，召其进京讨论治国方政时，王安石说，一定要“变风俗，立法度”。宋神宗兴奋地连连点头，说好。
王安石的变法理念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具体包括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坊场法、将兵法，以及设军器监、扩大茶盐专卖、改革科举制度等十多项措施。这些措施如疾风骤雨般推行下去，震动了整个社会。
首先在朝廷内部就产生了急剧的分立。
基于不同的利益，或不同的理念考量，士大夫阶层分裂成两大派别。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新党与旧党，或变法派与保守派。
王安石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作为一名坚定的保守派，司马光在洛阳担任闲职，带着一帮学者用十五年的时间编撰《资治通鉴》。
表面是半退休的状态，实际上，他也在蛰伏、磨砺和等待。
司马光早年跟王安石一样，也是朝廷上的“刺头”，爱上奏折请求变法，且不时流露出不惧皇权的性情。可他后来并没有成为宋神宗推行改革的第一人选。
他与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源于二人变法理念的差异。简单而言，司马光要民富，王安石要国强；司马光要节流，王安石要开源。
二者的区别在于，王安石认为国民经济是一个变量，要增加国库收入，就要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实现所谓的“不加赋而国用饶”；可在司马光看来，国民经济是一个常量，所谓“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国家要理财，只能不断取之于民，这是与民争利。
但政治的对立并不影响二人的私谊。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好友，他们与吕公著、韩维并称为“嘉祐四友”，年轻时经常聚在一起玩。眼下，为了阻止新法推行，司马光一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长达数千字。他说王安石是位贤臣，可“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只是缺点在于性情执拗，听不进批评意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才招致天下非议。王安石也给司马光写了几封回信，其中就有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给自己加上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等罪名一一进行反驳。
王安石说，解决财政困难就是要找到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却说，你只是说得好听，历朝历代所谓理财，就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民众最终不堪盘剥，只能流离失所，这难道是国家的幸事？
政见分歧让二人在政治上越离越远。
在洛阳担任闲职，司马光远离了政事的纷扰。他在西京留台衙署东边的一座小园中搭起木架，种植牵牛、蔷薇、扁豆等植物，称之为“花庵”。闲暇之余，他就在花庵小憩，对着满园的花花草草赋诗写词。或许正是在这个时期，他才有可能写出《阮郎归》这样的词作：
渔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闲。绮窗纱幌映朱颜，相逢醉梦间。
松露冷，海霜殷。匆匆整棹还。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
司马光以名臣和史家的双重身份扬名，诗词歌赋并不在他的成名范围之内。现存司马光的词也极少，据说仅有三首。此词写东汉刘晨、阮肇进山采药遇仙女的传奇，颇有几分香艳色彩。
司马光是一个古板的人，但生在北宋，写起香艳意味的词竟也毫不违和。只是，词中“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的感叹是否含有政治寄寓，就见仁见智了。
熙宁四年（1071），司马光志同道合的好友、御史中丞吕诲因反对变法被罢官，不久后郁郁而终。病重弥留之际，吕诲对前来探望的司马光说：“君实啊，你要再努力，不能放弃！”
不过，王安石也没能坚持到最后。他的改革，阻力越来越大。
对于国家的改革事业，宋神宗本身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支持王安石，另一方面极力维护皇权，恪守“异论相搅”的祖宗之法，对王安石及变法派进行牵制，避免王安石权位太重。
改革伊始的执政班子，就有“生老病死苦”之称，除了王安石，其余人都不支持变法。“老”是指曾公亮，他已经年近古稀；“病”是富弼，他因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死”是唐介，他也反对变法，整日忧心忡忡，变法开始不久后就病死了；“苦”是赵抃，他无力阻止变法，牢骚不断，整天叫苦不迭。这几个旧臣与变法领袖王安石互相牵制，正是宋神宗出于权力均衡考量的特意安排。
剩下的“生”是王安石，他的变法生机勃勃。当宰相的权力不断加强时，宋神宗不由得心生忌惮。
熙宁六年（1073），宋朝军队扭转了西北战线长久以来的被动局面。由王韶率大军尽收熙、河各州，拓地两千余里，在河西走廊确立了三面包围西夏的有利形势。宋神宗大为振奋，到紫宸殿接受众臣朝贺，并当着百官的面解下自己所配玉带，赐给王安石。王安石走上了人生巅峰，也走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第二年春天，天下大旱。反对王安石的人用天灾做文章，很快，王安石遭罢相。一年后，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再度被起用，但宋神宗已不再重视他的意见，经常自作主张，甚至对他表现出了厌烦。王安石后来对人说：“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意思是，要是皇帝能听从我一半建议也好啊。
新、旧党的争斗，皇帝的平衡术，以及新党内部的分裂，使得王安石的第二次宰相任期匆匆结束。爱子王雱去世后，他极度悲痛，辞去相位，退居江宁。在那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九年，至死未再回京。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庚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谩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王安石《千秋岁引·秋景》
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之间徘徊，在梦与酒之中浑浑噩噩，一代名相最终仅留给历史一个落寞的背影。
王安石彻底远离政坛后，宋神宗并未停止变革的步伐，仍在继续他的变法。这场长达十六年、被称为“熙（宁）元（丰）变法”的政治运动，几乎与宋神宗的当政时间相始终。
虽然王安石本人被排挤，导致仕途坎坷，但变法本身在解决北宋中期财政危机的问题上，是成功的。
神宗时期，政府的岁入是六千多万缗钱，相当于仁宗时期岁入的1.6倍左右。即便到了金兵入侵前夕的徽宗时期，北宋的社会经济文化还呈现出繁荣、成熟的局面，所以它的覆灭源于外力，也才会让人无比惋惜。而北宋最后五十多年的繁荣，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神宗期间开启大变革的遗产。
但经济成功的背后，却是政治的大决裂。连王安石、司马光这些执宰都在权力的轮替中浮沉，更不要说其他人了。
元丰二年（1079），由于被政敌告发在诗文中讽刺新政，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遭捉拿下狱。这起被称为“乌台诗案”的冤狱，是苏轼的命中大劫。
案发之初，早先与苏轼有过诗词唱和、信件往来的人，纷纷加入揭发队伍，撇清关系。黄庭坚当时只是国子监教授，人微言轻，虽跟苏轼仅是神交，未曾谋面，却站出来替苏轼说话，说了一些“苏轼忠君爱国”之类的话。但最终，苏轼被贬黄州，黄庭坚被处罚金。
在黄州，苏轼写出了《黄州寒食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前后《赤壁赋》等名作，逐渐从政治的阴影中走出来，实现了人生的超脱。同一时间，黄庭坚在江西泰和当知县，成长为一个保守而有风骨的人。朝廷新政规定，地方官收上来的盐税跟政绩直接挂钩。其他县都在拼命收税，黄庭坚倒好，说“穷乡有米无食盐”，拒绝执行新政。结果，被降职到了山东德州德平镇。别人的官越做越大，黄庭坚的官却越做越小。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去世前半年，他已对新法表现出了厌倦。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指定了司马光与吕公著为太子老师。这两个人，都是变法的反对派。
英年早逝的宋神宗留下年幼的皇子赵煦即位，这就是宋哲宗。宋哲宗刚即位时懵懂无知，由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而她正是变法的坚定反对者。
根据记载，高太后摄政后的第一件大事，竟然是抛开正常的政治途径，私下派太监到洛阳向司马光问政。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在洛阳隐居著书十五年的司马光，估计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重返政治核心。
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全面推翻宋神宗时期的变法内容。有人担心这会违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儒家伦理，司马光却说，这是太皇太后做主，母改子政，有什么不行的？
尽管重获起用后不到一年半，司马光就病逝了，但这最后一年多时间，已足够他完成自己潜伏十五年的夙愿。他的好友王安石奠定的新法格局，尽数遭到废除。
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多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
——司马光《西江月》
想不到写起词来这么婉约蕴藉的司马光，在政治上却是如此顽固而不听劝。当苏轼认为新法并非一无是处，有些成果值得保留时，司马光一概不听，气得苏轼回家大骂“司马牛”。
当免役法被废的消息传到江宁后，病中的王安石不禁老泪纵横。他叹息道：这个新法是我与先帝研究了整整两年才推行的，为何也要废除？
平岸小桥千嶂抱，柔蓝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
午枕觉来闻语鸟，欹眠似听朝鸡早。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
——王安石《渔家傲》
退隐多年的王安石已经修炼得稳重平和，写的词心境淡然。可还是被司马光的顽固气倒了。
没多久，王安石在悲愤中去世。司马光在给吕公著的信中说：“介甫（王安石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朝廷特宜优加厚礼。”
王安石病逝五个月后，司马光去世。
此时，北宋政局已经掉入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朝局的重心不再是研究如何富国强民，而是研究如何打倒对手。
王安石和司马光去世三年后，元祐四年（1089），朝廷上又爆发了一起文字狱——“车盖亭诗案”。这起文字狱距离苏轼的“乌台诗案”正好十年，只是这次反过来了，是旧党针对新党的构陷。
变法派领袖蔡确在高太后临朝后，就被贬出朝廷。或许是心情郁闷，蔡确曾游安州（今湖北安陆）车盖亭，并作了一组绝句抒发个人感情。不料，旧党言官抓住机会，曲解诗意，上奏称其诗中影射高太后为武则天，由此制造了“车盖亭诗案”。
高太后下令蔡确自辩，却不接受他的自辩之辞，还坚持认为朝中有蔡确余党，将打击面扩大到整个变法派。这种莫须有的极端做法，引起旧党内部一些人的反对。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提醒说：“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文字狱这个头不能开呀。吃过“乌台诗案”苦头的苏轼也认为要从轻发落，不可株连他人。对这些理智的不同声音，高太后不仅不听，还很生气，她甚至在朝会上抱怨：“蔡确的事都没人管了吗？如果司马光还在世，一定不会这样。”
最终，高太后仍然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了北宋开国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文字狱案。蔡确直接被贬到了新州（今广东云浮新兴县），在当时，贬逐过岭南对朝臣来说，是被看作近似于判死刑一样的重罚。旧党中人吕大防、刘挚、范纯仁等人替蔡确求情，说不宜置蔡确死地，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退朝后，范纯仁对吕大防说：“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奈何开之，吾侪止恐亦不免耳。”后来，范纯仁的话不幸应验了。在蔡确被贬岭南之前，宋朝被贬至此的官员只有距当时七八十年前的寇准、丁谓。但在蔡确被贬岭南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官员被贬谪过岭，朝廷上的斗争越来越残酷。
蔡确最终死于岭南。吕惠卿、章惇、安焘、曾布等新党主力，均被“榜之朝堂”，仕途沉沦。
在这残酷的岁月中，苏轼和他的门生、故友迎来了短暂的安静时光。宋英宗的驸马王诜在汴京有一处园林，叫西园。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李之仪等人经常在此诗词酬唱，故称为“西园雅集”。
在苏轼身边，聚集了当时最有名的才子。他们被称为苏门四学士、六君子等。他们均擅长词章，官虽做得不大，在文化上却颇有建树。宋词在他们手上，百花齐放，发扬光大。
随着宋哲宗开始亲政、新党重新得势，这段悠闲时光戛然而止。
在元祐年间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人的存在——宋哲宗赵煦，他才是宋廷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高太后摄政九年，宋哲宗从一个十岁的小孩，成长为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然而，军国大事仍然由高太后和几位大臣拍板，皇帝始终没有发言权。
朝中大臣无一例外，都忽视了宋哲宗的年龄增长。他们习惯于认为皇帝还小，告诫他凡事要听命于高太后。朝堂之上，皇帝御座与高太后座位左右相对，根据礼数，大臣应面对宋哲宗奏事；然而，大臣都反过来，面对高太后，背对宋哲宗。宋哲宗亲政后，曾提及当年高太后垂帘听政的场景，说自己个子小，只能看见朝臣的屁股和腰部。
有时候，高太后会问宋哲宗，你为什么一直沉默，不发表你的看法呢？宋哲宗回答：“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
有一次，高太后命人将宋哲宗用了很久的一张旧桌子抬走换掉，但宋哲宗很快自己派人又把旧桌子搬回来。高太后大惑不解。宋哲宗回答：“这是先帝用过的。”高太后心中一惊，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年轻的皇帝心中种下了怨恨的种子。
元祐八年（1093）的秋天，六十二岁的高太后病逝，宋哲宗终于开始了反扑式的亲政。对于高太后摄政期间任用的人、制定的政策，他一概不认，通通反着来。他把章惇、蔡卞等变法派首领重新召回朝堂，而保守派官员则陆续被贬到岭南一带。朝廷党争，权势转移，一个新的轮回又启动了。
当年高太后倚重的已故老臣，一个个被追贬和剥夺恩封。宋哲宗还打算开掘司马光等人的坟墓，被朝臣苦谏之后才作罢。
绍圣元年（1094），五十八岁的苏轼被贬至惠州。几乎与此同时，秦观被外放为杭州通判，黄庭坚被贬谪黔州（今重庆彭水）。没多久，他们全部被贬到了岭南。
新党得势后，开始审查黄庭坚修撰的《神宗实录》内容，从里面挑出了一千多条他们认为有问题的记载，说黄庭坚诽谤了宋神宗一千多次。经过黄庭坚的抗辩，最终，史官们认定《神宗实录》有三十二处表述存在问题。
贬谪的诏书颁下来的时候，左右的人都哭起来，当事人黄庭坚却跟没事人一样，倒头便睡，鼾声大作。睡醒了，竟然还面有喜色。大家在想，这人莫不是被吓傻了？于是好心提醒他说：“黔州（今重庆彭水）乃是蛮荒之地，少有人烟，凡遭贬此地者，皆水土不服，不病即亡。”
黄庭坚回答说，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浮生若梦，来去无迹。
过段时间，朝廷又把黄庭坚贬得更远，贬到了戎州（今四川宜宾）。在戎州，黄庭坚给住的破地方起名“任运堂”，意思是人生好比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管它好运歹运，该来就来吧。他喝着小酒，写着诗词，继续他的风流洒落日月。
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黄庭坚《鹧鸪天·座中有眉山隐客史应之和前韵，即席答之》
黄庭坚依然我歌我狂，吃吃喝喝，看破世情，像极了他的老师苏轼。在这些磊落的文字面前，时代的党争反而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背景，衬托着宋词的感染力。
元符三年（1100）正月，年仅二十四岁的宋哲宗病逝，没有留下子嗣。围绕皇位继承人问题，新党内部，章惇和曾布闹翻了。新皇帝宋徽宗上位后，旧党官僚被短暂放还。而悲观的一代词宗秦观，同年死于北返的归途中；豁达的豪放派宗师苏轼，次年死于常州。
唯有黄庭坚，还在继续承受世间疾苦。
作为宋神宗时代以来新旧党争的一个尾声，新党出身的蔡京在宋徽宗朝拜相后推出“元祐党人碑”，企图全面抹黑和消除旧党的影响。无论是死去的司马光、苏轼、秦观，还是在世的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都被列为“奸党”。于是，黄庭坚迎来了人生的最后一次贬谪。
他被贬到宜州（今广西河池）。在宜州，看到梅花开得很盛，他写下了一生最好的词作之一：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
玉台弄粉花应妒，飘到眉心住。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黄庭坚《虞美人·宜州见梅作》
人生没有几个十年，但即便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他仍能把最深的感慨，献给最美好的事物。
在宜州最后的日子，他被迫搬到一处废弃的戍楼（军事瞭望楼）居住，冬冷夏热，隔壁就是屠宰场，市声喧嚣。但他读书作文，自得其乐，还给这个地方起了个雅致的名字——喧寂斋。
最后岁月一直陪伴黄庭坚的范寥，后来回忆说，有个大热天，太阳烤了很长时间，忽然倾盆大雨，黄庭坚兴奋得不得了，像个小孩一样，坐在椅子上，将双脚伸出去淋雨，还回头对范寥说：“吾平生无此快也！”
崇宁四年（1105），黄庭坚病逝于宜州，享年六十一岁。
临死前，他已有预感。一天，从潮湿的床榻上爬起来，他要为朋友写他最喜爱的《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名士，为人清厉正直，但陷入党锢之祸而遭逮捕。地方官不忍抓他，想和他一起逃跑，范滂却拒绝说，如果杀了我能够结束残酷的党锢之祸，何尝不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呢？临刑前，范滂的母亲领着范滂的儿子来看他。范滂眼含热泪，对儿子说：“让你以后做坏事吗？我一生没有做过。让你以后做好事吗？我做了又落下如此下场。”范滂这么一说，围观群众都哭成一片。
写到这里，黄庭坚仿佛听到范滂的义愤与叹息，手中的毛笔嚯然折断。友人赶紧取来另一支毛笔，递到黄庭坚手上，让他把自己想说的话，全都写到了《范滂传》里。写完没多久，黄庭坚就命绝了。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黄庭坚《清平乐》
薛砺若《宋词通论》评价黄庭坚这阕词说：“在两宋一切作家中，亦找不着此等隽美的作品”。在北宋大变革时代，多少的政治斗争和缠斗，终究抵不过一阕绝妙好词穿越时光的力量。
或许，这也是对那个消耗人心的政治时代最后的质问：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