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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林家伟到楼下的小笼包子馆要了半斤包子，一瓶啤酒，把午饭给打发了。

最近一段时间，林家伟中午一直不回家，就近到街上随便吃点，回到办公室躺到沙发上眯瞪一会儿就上班。他知道回到家里也是冷锅冷灶，还不如不回。张桂花一直带着孩子在她娘家吃住着，他明白张桂花是有意冷淡一下他，好让他上丈母娘家给她说上一通好话，再把她接回来。大凡女人都有这种小伎俩。过去，林家伟就是这种小伎俩的忠实的执行者。家里一旦发生矛盾，张桂花就带着孩子逃到了娘家，过上几天，林家伟上丈母娘家说上一通好话再把她接回来。现在不用了，林家伟早已对这种游戏规则厌倦了，早已对张桂花厌烦了，他巴不得她永远住在娘家不回来，他好落个清闲自在。

回到办公室里，他给豆豆打个传呼，不一会儿，豆豆就给他回了电话。两人说了一阵情话，就约好了晚上见。

最近，林家伟与豆豆的来往越来越密切了。有时，他为了省去上宾馆登记房间的费用，还偷偷地把豆豆带回来。起初，豆豆不敢来，说太恐惧了。林家伟说，不要怕，有我在，你什么都不要怕。我巴不得让她知道我们的事，这样，我不离婚她也会主动离的。豆豆说，你真的是为了我而同她闹离婚吗？林家伟点点她的脑门儿说，小东西，我不是为你还为谁呀！经林家伟这么一说，被称作小东西的豆豆就像青藤缠树一样，把林家伟死死地缠了起来。于是，林家伟就更加下了决心，为了幸福的生活，要进行一场家庭革命。列宁曾在《国家与革命》中讲过一段话：“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失去的是枷锁，得到是自由。”为了自由，他打算不惜流血，但不愿意去牺牲。

刚刚躺到沙发上，传呼机响了，一看是陈部长的号码，林家伟一骨碌翻起来就去回传呼。他预感到陈部长打传呼，肯定是过问报纸出错之事，他也正想了解其中还有什么内幕以及市委、陈部长对收报事件所持的态度。

电话一通，陈部长就说：“家伟，报纸收得怎么样了？”

林家伟说：“王总编早已作了部署，现在是全员出动，已深入到各单位、公用售报亭以及公共场所了，估计不会流失太多。”

陈部长说：“家伟，你对这收报事件是怎么看的？”

林家伟摸不透陈部长说话的用意，但他至少从陈部长说话的语气上感觉到了一点什么，就只好实话实说：“我觉得这样不妥，本来人们不太在意报纸上的内容，一收报倒起了一个广告作用，把人们的好奇心都调动到了这份报纸上，真是欲盖弥彰。”

陈部长说：“家伟不愧是我们宣传部出去的，看问题有一定有辩证性。你房间里没有人？”林家伟忙说：“谢谢部长对我的夸奖，在办公室，就我一个。”

陈部长说：“家伟，我可以把实情告诉你，这次收报的决定不仅我们宣传部，连市委都压根儿不知道。无论是谁做的决定，这都是对民主的一种强奸和压制，也是对新闻宣传的干预。你不是有几个在大报做记者的朋友吗，你可以通过他们，曝一下光嘛。我看盖子还是捂不得的，该曝光的还必须曝。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林家伟说：“我明白部长的意思，下午我就打电话联系联系。”

陈部长说：“家伟，这事儿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千万不要把我的意思泄露出去。你同大报的记者怎么联系你看着办，但一定要把握好，也不要把你暴露了，暴露了不好。”

林家伟说：“请部长放心好了，该注意我一定会注意。”

放下电话，林这伟觉得情况远比他原来估计的还要复杂，这就是说，这里面已经渗入了主要权力者之间的明争暗斗，也许通过这一收报事件为契机，将他们之间的争斗推向一个高潮，最终将一方击败，胜者对所有的权力来一次再分配。那么，林家伟能不能分享到这种权力的再分配，他实在没有多大的把握，但他确信，只要黄市长不再当市长了，他就有可能代替王一飞。看来收报的决定肯定是黄市长下的，也只有他才有胆量不通过市委下那个决定，此外别无他人。如果，黄市长仍然当着市长，他会不会因为报纸上出了这一漏子而怪罪王一飞，会不会因此而把王一飞扒拉了？林家伟想怪罪肯定是会怪罪的，但扒拉的可能性不会太大，因为王一飞毕竟是黄市长一手提起来的人，是属于他的那个权力场内的，即使出了漏子，也不是王一飞有意的，就好比儿子端了一碗饭去孝敬老子，不小心绊了一下，把饭溅到了老子的身上，老子至多是骂上几句，绝对没有不再认儿子的说法。这其中的道理，大概是相同的。这样一想，林家伟觉得自己也挺滑稽可笑的，早上还以为市委、市政府都在怪罪报社，想必王一飞难以脱了干系，心里好好地窃喜了一阵，没料到情况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要想让王一飞给他腾位子，并且，腾了位子自己还能顺理成章的坐上去，他就必须制造一颗由这个权力场射向另一个权力场的子弹。那么，究竟制造不制造这发子弹呢？他想，他还是要制造。为了豆豆，他要制造！为了丁雯，他要制造！为了司机老仇，他也要制造！为了自己的幸福，他要制造！为了找回他失去的自尊，他要制造！

林家伟抽了支烟，还是难以抑制因“制造”带来的不平静，便给向涛打了传呼，想从他哪里了解一点实情。

在报社里，林家伟唯一看好的记者就是向涛。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新闻界也弥漫了铜臭气，好多记者都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丧失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可是向涛还仍然固守着他的那方净土，目光始终盯着老百姓关注的热点与焦点，因而也写出了不少深受读者好评的反映老百姓心声的好稿。去年，他写一篇《县官，一年消费知多少？》的稿子就很有正义感和独特的视觉，但王一飞却把它毙了，说稿子写得好，就怕发出来引起别的麻烦。向涛一气之下就把稿子投寄给了北京的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不日，那家报纸就刊发出来了，随之，全国各地的许多报纸都作了转载，有的还加了编者按。

那篇报道的内容大致是这样：记者曾暗地对一处级实权的单位的一把手的全年费用作了调查，调查表明，一个人年均工资收入只达6000元左右的经济还比较落后的地区，养一个正处级需要22万元。

这位实权单位的正处级（一把手）一年的工资收入13200元；专车一年的费用为21420元；小车司机的年薪为11800元；两次旅游费为38000元；出国观光费为54000元；与单位毫无工作关联的吃喝费36800元；与单位毫无工作关联的礼品费为44000元，共计耗费为219220元。按全市平均工资水平算，这219220元相当对36个半人一年的全部工资，这219220元，可安排近50名下岗职工。记者为此呼吁所有的有实权的领导干部，不妨为自己算个账，养你需要多少万？

这篇报道既给向涛带来了声誉，同时，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麻烦之一是，他家的玻璃一晚上连着被砸碎了好几块，还差点儿伤了人；麻烦之二是，匿名电话、恐吓电话接二连三，骚扰得他连正常的电话都不敢接了。那些日子，报社的好心人都很关心向涛，劝他单独别上街，晚上别出门，多小心多留神，过一阵子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向涛却乐观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教导我们，‘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敌人越猖狂，说明我做得越对。”

林家伟没有等来向涛的电话，却等来了向涛。

向涛进来说：“收到你的传呼我正在路上，没来得及回。怎么，林总中午没回家？”

林家伟招呼向涛坐下后才说：“中午都在加班，收报的收报，出报的出报，我能回去吗？”向涛说：“真不好意思，为报社添这么多的麻烦，早知如此，我何苦来着？”

林家伟说：“话不能这么说，我认为即使有责任，也不是你的责任。作为一名记者，政治性与真实性是很难把握的，有时候，这两者几乎是相互矛盾的。”

向涛说：“有你这句话就够了。上午，王总让我们几个去收报，政协委员们问我们为什么要收？我们说报上出了错。有几个比较敏感的委员就说，是不是我们没有跟着一起唱赞歌，说了几句实话，要把我们的发言撤下去？我说不知道。我想，要是把改过的报纸发下去，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林总，我也想好了，既然我已经为真话代了言，我就打算一代到底，让天下都要知道金都的这一收报奇闻。大不了我可以辞职走人，金都待不下去，别处也可留人。”

林家伟说：“我很欣赏你的胆气和才气。不过，向涛，我还是劝你别硬碰硬，有时候，动一动脑子，事情的结果可能要比你硬碰硬好得多。比如说，你通过投稿已经与北京等地的大报有了一定的交往与联系，诸葛亮有借东风一说，你何不借他们的声威呢？况且，作为新闻来讲，像这样的题材都是抢手货，要是那帮老记们知道肯定一窝蜂的就涌来了，说不准还能写出一篇全国获奖新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因为我没有参加‘两会’，对有些具体情况以及背景都太不清楚，只是凭感觉瞎说。”

向涛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林总，我绝对没有恭维你的意思。谢谢你，我知道我该怎么去做。今早收完报，我已被王总驱逐出了‘两会’的会场，让我反省，这正好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挽回一个人的人格与自尊。”说完，就告辞而去。

林家伟长长地舒了口气，顿觉畅快无比。向涛的出现，巧妙地保护了自己，这样他就可以隐入事件的背后，让向涛冲锋陷阵，让向涛当挡箭牌。这样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不至于陷入到尴尬的境地。在官场里，没有自我保护意识的人，往往会成了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林家伟虽说不是正统的政客，但他还是明白其中的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