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这几天电台里已沸沸扬扬地传开了，说新调来了一位亏损企业的书记当一把手，方笑伟不但没升，而且又调进来了一位副台长。对此，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有的为电台鸣不平，为方笑伟鸣不平，说电台本身就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该上的不让上，硬是压着，让外面的人来当领导，这岂不是堵死了大家的路，以后谁还有信心工作？持这种态度的人大都是一些中层领导，或者在仕途上有望的人。任何一个单位都是这样，牵一发而制全局。只要一个人挪了位子，就会有一大批人跟着挪。比如说方笑伟当了台长，就会有两名正科级干部来当副台长，这两位正科腾开了位置，又有两名副科来补位。两位副科的位子空了，还可提拔两位新干部。这样一来，将会激活一大批人，激活整个电台。

然而，任何事儿却不是依个人的意志，或者单位的意志为转移的。大家议论归议论，牢骚归牢骚，一旦成了事实，还得无条件地服从。事实已经如此这般了，谁也奈何不得。

当然，也有另一些人暗自称快。那些大都是对方笑伟有意见的人。你方笑伟不是聪明吗？你方笑伟不是能折腾吗？你折腾呀，好端端的一个电台，让你折腾来折腾去，折腾倒了前任台长，外界却议论说电台是出腐败分子的地方，弄得记者们的威信也大大降低。像方笑伟这样心术不正的人当上副台长已经是我们电台的耻辱，岂能让他再当台长。

这些议论胡扬都听到了，但是，他却不发表任何议论，更不愿意介入其中。他觉得这是一个无序的特殊时期，从无序走入有序，等新班子上任进入到正常化状态，人们的观点和情感都将随着事态的变化而转变，到那时，也许你现在的几句不经意的话，就成了别人讨好上司的一件礼品。甚至于还会把他自己曾经的议论也要加到你的头上，彻底洗清了他自己，把责任都推到你身上。反正他是干工作的，谁当领导，他也得把本职工作干好。

胡扬因惦记着调频台的工作，伤还没有完全好，就匆匆赶来上班。调频台不同于吃财政的单位，全凭广告创收来维持职工的工资和正常运营。春节之前恰是广告旺季，他就是想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为调频台获取一笔可观的收入。原计划他要搞一次企业家联谊会，没料方笑伟不赞成，说等以后再说，他只好遗憾地放弃了。

方笑伟的情绪极为低落，胡扬知道那是因为他没有当上台长。胡扬本想宽慰他几句，但是，这种事儿，靠宽慰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他也就免了口舌。

胡扬自从出了医院以后，心情一直不好。他只有把他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才能找到一些快乐。最近，听说市监察局组织的调查组进入市物业中心不久，黄维学就畏罪携巨款逃跑了。这一逃跑，无疑证明了他有问题。那几个曾经叽叽喳喳非议他小题大做的人也一下子转过了话头，说这样的贪污分子市上早应该采取措施，怎么能让他携巨款逃跑了呢？这样一来，他暗遭毒打的事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责令公安部门一定要查出凶手。这多少给了他一些安慰。

电台的新领导终于走马上任了。

这是一个下午，两位新领导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吉维和组织部李副部长、广电局万局长等人陪同下，与电台的全体员工见了面。

说是见面，其实是组织部来向大家宣布市委的任命决定。所以，这种见面和通常意义上的见面不同，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显得非常严肃和神圣。

会议是由王部长主持的。王部长开宗明义地讲了开会的目的，李副部长宣读了市委的任命决定。之后，李部长又介绍了新任台长田振军、副台长桑学文的个人简历和基本情况。

在此之前，大家对桑学文比较了解也比较熟悉。

桑学文年龄不大，才三十来岁，在市精神文明办公室担任科长多年，与全市各新闻单位都比较熟。再加上他为人实在，口碑都不错。这次出任电台副台长，除了个别中层干部心里不舒服之外，大多数人倒没有什么。

田振军就不一样了，大家在心理上多多少少对他有些排斥，总觉得企业与新闻难以找到业务上的关联，让一位亏损企业的书记来领导知识分子，让人难以接受。后来，不知是谁得来了消息，说田振军当过兵，他在部队一直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在连队任指导员，在营部任教导员，在团部任政委。在他当团政委的时候，曾写过一首《打靶归来雄赳赳》的歌词，谱成曲子后，在他所在的那个团唱得热火朝天，尘土飞扬，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当大家了解了这些背景材料之后，就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挺好玩的。按常理，打靶归来时一定是口渴难当，或是饥肠辘辘，哪有精神去“雄赳赳”？可他非要让我们的战士雄赳赳，这说明田振军不一般，至少在某些方面不一般。

他大概有五十上下的年纪，走起路来一点儿也没有军人的“雄赳赳、气昂昂”样子，倒是给人一种垂头丧气的感觉。他大概是自己不能雄赳赳，只好在心里渴望“雄赳赳”，所以才写出了“雄赳赳”的歌词。

按照会议程序，新任台长田振军、副台长桑学文分别做了表态性的发言，然后，王吉维部长点名让原任副台长方笑伟表个态。方笑伟推辞了一番，没有推掉，只好勉为其难地说了一些“欢迎”、“积极配合”、“搞好班子团结”之类的话。

方笑伟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心情糟糕到了极点。要他拱手把行使了近一年的权力交出去，这比剜他的心、割他的肉还让他难受。但是，他还不得不拱手交出去，并且不得不说一些虚假的狗屁话表示欢迎，这就好比一个良家妇女遭受了强盗的强奸，为了感谢他的不杀之恩，还要说欢迎再来之类的屁话。此时此刻，他的心态与这位良家妇女一样，惨遭了别人的强奸，还要表示“欢迎。”

这天晚上，他还假模假样地为他们安排了宴席。

事实上，他完全可以假装糊涂，完全可以不这么做。但是，他还是这么做了。即便心里有一万个不痛快，在脸上他却要装出一种十分情愿的样子，为新任台长田振军和副台长桑学文设宴表示欢迎和庆贺。

这里面不仅饱含了为人处世的态度，更多的是一门学问。方笑伟十分清楚，在无法改变组织安排时，他必须在表面上做出高姿态来。这样，才便于以后处理好一把手和二把手、二把手和三把手的关系。处理好了这种关系，肯定对他有利。否则，假如一开始就对立起来，一则外界会笑话我方笑伟太小家子气，我会背上闹不团结的坏名；二则田振军毕竟是一把手，得罪了他，他很容易就会把你孤立起来，你的某些目的就难以实现。

人，有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在这种时候，适者才能生存。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世事如棋，进一步也许无路可走，自己把自己击败，退一步海阔天空，未为亏我。

就是在这次晚宴上，方笑伟喝醉了，醉得一塌糊涂。

其实，按他平时的酒量，喝这点酒根本就醉不了。他心里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又发泄不出来，闷在心里，所以，一沾酒就容易醉。

第二天醒来，他像换了个人似的，觉得整个身体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了。包括他所拥有的权力、地位，包括对未来的憧憬梦想，统统随着酒醒而消失殆尽了。

现实就是这样，有时候残酷得叫你欲哭无泪。

冷静了几天，方笑伟终于给自己定了一个位：第一，表面上要同田振军过得去，该尊重他的时候一定要尊重，财务审批权要主动地交给他；第二，不该让步的决不能让步，比如人事管理方面，做什么决定，必须首先征得他的同意，决不允许他一个人说了算；第三，退而求其次，电台台长让田振军当了，他就兼管都市调频台。

这天早上，他刚从家下了楼，老赵的奥迪车便一如既往地驶过来了，他心里多多少少找到了一点慰藉，觉得这老赵毕竟是他的患难之交，并没有因为他没当上一把手而冷落他。

他打开了后门，坐到了第二排上。

在银都，坐车是有规矩的。一般来讲，处级干部们都是大头儿坐前排，二头儿和三头儿坐后排，这恰巧与大领导们坐车颠倒了过来。大领导坐车都坐后面，前面的位置是秘书的。其中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后排比前排安全；二是前排容易被人认出来，后排比较隐蔽。大领导们自然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同时，也不愿意在车上暴露自己，后排便成了他们理想的选择。可是，在银都，在处级干部中就不一样了，坐车不仅仅是图个方便，更重要的是一种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既然要象征什么，你就要坐到前排，才能更好地象征。所以，这一层面的人，往往把风光放在了第一位，而把安全放在了第二位。

过去方笑伟一个人坐车时，总是坐在前排。现在，他不能再坐前排了，他必须要把这个位子留给一把手，否则，他就犯了大忌。这虽不是什么明文规定，但在银都已经成了约定俗成。

车到田振军家楼下，他还没有下楼，老赵就用车载电话打通了田振军家的电话，说车已到了楼下。挂了电话不到两分钟，田振军就拎着个包儿下来了。田振军打开前门，见方笑伟坐在后排，相互点了点头，就坐在了前排。

事情貌似很平淡，可官场中的许多学问就是在这种平淡中显出微妙的。一个人在官场上修炼得如何，内功如何，往往就是在这些细枝末节中见高低。

当然，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从事情的一开始，方笑伟就要争取主动，要形成一个惯例，在坐车上，一定要与田振军形成平等，没有孰轻孰重之分。至于三把手，仅仅是他要形成这个惯例的一个同盟者而已。他为了形成这个惯例一定要拉他入伙，等一旦形成了固定的模式，谁不习惯可以继续骑他的自行车去，而他方笑伟则要把惯例进行到底。

方笑伟觉得这是一个权力之争的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绝不能让步。一旦让了步，就意味着残留在他心灵深处的最后一点自尊和面子都丧失了，他的威信将彻底扫地。按电台以往的规矩，小车绝对是一把手的专利，倘若他当上了一把手也会如此。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一把手不是从内部自下而上产生的，而是在他主持了一个阶段的工作后由外面派来的，他就有足够的能力来改变惯例，重新形成一个惯例。他为了在事情一开始就形成牢固的不可更改的规矩，还做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测试。那是一次中午，他故意没有按时下班，从窗中窥视着桑学文坐进了小车的后排，又窥视着田振军坐到了前排。他点了支烟吸着，一直吸完了烟，才下楼。奥迪车还在那里等着他，他很满意地打开了后排的门。他就是要用故意推迟下班时间来磨炼对方，使对方适应他，使电台的员工们知道，他方笑伟不上车，他们走不了。

这是心与心的较量。他自认为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输给他。

方笑伟明显地感觉到，自从田振军上任以来，电台的权力中心发生了倾斜，人们对他一下子冷淡了许多，连过去那几个在他面前信誓旦旦的部室主任也不例外，一个个都投靠到田振军那里去了，他的办公室一下子变得十分冷清。

该移交的工作他分别移交给了田振军、桑学文。在他一件件、一桩桩移交工作的时候，仿佛有人拿着一把钝刀，在一块一块割着他身上的肉。他疼痛难忍，他痛苦不堪，他羞愤难当，他的心灵承受了从未有过的摧残和凌辱。

权力最诱人的部分都交到了别人手中，留给他的，只是一腔的愤慨、满心的屈辱。那种心态，那种境地，和一千多年前南唐那个没落皇帝李煜相差无几：“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有时候，当他坐在车上，瞅着坐在前排的田振军的后脑勺，禁不住恶毒地想，怎么不发生一起车祸哩。应该发生一起车祸呀！就在司机老赵准备超车的时候，前面来了一辆大货车，老赵在进退两难之际为了保全自己，方向盘一打，事故便发生了。奥迪车的右前方顶到一辆大卡车的后尾，玻璃哗啦啦地碎了，眨眼间，田振军变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车上的其他人一阵惊吓之后，完好无损，立即打120急救中心电话，到了医院，田振军已经停止了呼吸。在追悼会上，他会声泪俱下地念悼词：“田振军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灿烂的一生……”

令方笑伟感到奇怪的是，他不止一次地产生过这样恶毒的想法。他觉得这样想着的时候很过瘾，心情顿时进入到了一种亢奋和愉快的状态。然而，当他冷静下来，坐在办公室里，再回想这种想法的时候，他却担心自己是不是走火入魔了？前不久他看央视一套的“焦点访谈”，讲的是某省一个县的粮食局副局长，为了争夺局长的位子，出资十万元，雇了一个杀手，把一把手给杀了。他当了一把手。后来，杀人案被公安局侦破，这位副局长锒铛入狱。于是，他便想，人的犯罪心理和欲望其实是捆绑在一起的，有了某种欲望，才会产生某种犯罪动机。在人的意识里，欲望在随时随地地产生，也在随时随地地破灭，犯罪心理也是一样。比如你到银行看到那么多钞票堆在一起，你可能会想，我把它抢回来多好呀，这一辈子我就好活了。这只是一种欲望，有这种欲望，才带出了你的犯罪心理。可见，这样的想法甚至是某些犯罪心理，大多数人都曾经有过，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经常这么想，就有可能在某一天某一时某一刻，真发生点什么了。经过这么一想，方笑伟就开始告诫自己，千万别再那么想了，再想下去没准儿哪天失去理智可就惨了。可是，一旦当他上了车，一旦当他盯着田振军的后脑勺时，那个奇怪的想法就不可抑制地产生了，任凭他怎么去抑制，怎么去说服自己不那么想，都不奏效。

方笑伟有点害怕了，我是不是走火入魔了？是不是神经错乱了？

权力，对于男人来讲实在太重要了。没有入围之前，你也许不会把它看得有多么重要，但是，一旦进入到了这个圈子中，一旦尝到了权力给你带来的甜头，你就会觉得它对你的生命有多么重要。尤其是得而复失时，心中的那个疼，会直接疼到你的每一根神经末梢。难怪外地有个干部在台上时，叱咤风云，退下后心理失衡，老觉得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抑郁至极，跳河自杀了。人，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东西，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下岗工人觉得有一份工作、有一口饭吃就是他的理想了。大多数仕途中人渴望的就是权力，生活对他来讲并不是什么问题，所谓的问题就是活得比同类风光些滋润些，活得有脸有面些。世界上不外乎两类人，一类是支配别人的人，另一类就是被别人支配的人。方笑伟忍辱负重了几年，刚刚尝了尝支配别人的甜头，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地品味，权力就从他的手中一滑而过。他曾不止一次地想过，是不是我没有把握好，没有操作好，让煮熟的鸭子飞跑了？细细一想，问题并不是这样，该操作的地方他都操作了，该尽的心他都尽到了，浑身解数已经使尽了，他无法抱怨自己，要抱怨也只能抱怨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