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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将东周时代的中国划分为中原、北方、齐鲁、楚、吴越、巴蜀滇、秦七个文化圈。关于其中的“秦文化圈”，论者写道：“关中的秦国雄长于广大的西北地区，称之为秦文化圈可能是适宜的。秦人在西周建都的故地兴起，形成了有独特风格的文化。虽与中原有所交往，而本身的特点仍甚明显。”关于战国晚期至于秦汉时期的文化趋势，论者指出“秦文化的传布”这一时代特点，“秦的兼并列国，建立统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为后来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秦的统一“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继此之后，汉代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其影响，“范围绝不限于亚洲东部，我们只有从世界史的高度才能估价它的意义和价值”（《东周与秦代文明》，第10—11页，第294页）。理解秦文化影响宏远的意义，应当重视“从世界史的高度”进行考察。
秦人接受来自西北的文化影响，应当是没有疑义的。周穆王西行，据说到达西王母之国，为他驾驭乘车的，就是以“善御”得“幸”的秦人先祖造父（《史记》卷五《秦本纪》）。秦早期养马业的成功，应当借鉴了草原游牧族的技术。青铜器中被确定为秦器者，有的器形“和常见的中国青铜器有别，有学者以之与中亚的一些器物相比”。学界其实较早已经注意到这种器物，以为可能“模仿中亚的风格”。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应当重视秦与西北方向的文化联系，重视秦文化与中亚文化的关联。但是以为郡县制的实行可能来自西方影响的看法可能还有待于认真的论证。战国时期，不仅秦国，不少国家都实行了郡县制。李学勤指出：“郡县制在春秋时已有萌芽，特别是‘县’，其原始形态可以追溯到西周。到战国时期，郡县制在各国都在推行。”（《东周与秦代文明》，第146页，第289—290页）
蒙恬抗击匈奴，“斥逐北胡”（《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张守节《正义》引服虔云），有人认为最终使得匈奴无法南下，只得西迁，影响了后来的世界民族分布格局。陈序经在考察公元前3世纪中原民族与匈奴的关系时写道：“欧洲有些学者曾经指出，中国的修筑长城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们以为中国修筑长城，使匈奴不能向南方发展，后来乃向西方发展。在公元四至五世纪的时候，匈奴有一部分人到了欧洲，攻击哥特人，攻击罗马帝国，使罗马帝国趋于衰亡。”陈序经认为：“长城的作用，主要用于防御匈奴入侵。匈奴之西徙欧洲是匈奴经不起汉武帝和汉和帝的猛烈攻击，但是中国劳动人民所修筑的长城，象征了秦王朝的强盛和阻止匈奴南下掠夺的决心。长城的主要作用是防守，当然，做好了防守同时也为进攻做好准备。长城不一定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一个主因，然长城之于罗马帝国的衰亡，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4—185页）匈奴向西迁徙至于欧洲的历史趋向，有的学者认为起始于秦始皇令蒙恬经营“北边”（比新：《长城、匈奴与罗马帝国之覆灭》，《历史大观园》1985年第3期）。有的学者更强调蒙恬主持修筑秦直道的军事史作用（徐君峰：《秦直道道路走向与文化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第158—226页）。相关讨论，可能还需要更细致的学术考察。
秦实现统一，“地东至海暨朝鲜”（《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而据汉文帝时人追述，“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史记》卷二五《律书》）。朝鲜王满，即曾“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伇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在者王之”（《汉书》卷九五《朝鲜传》）。《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东夷传》记载：“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其言语”“有似秦人”。其部族代号使用“秦”字：“今有名之为秦韩者。”
秦代徐巿东渡，“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所择定的新的适宜的生存空间，《后汉书·东夷传·倭》推定为与“倭”相关的“海外”之“洲”。这或许可以看作东洋航线初步开通的历史迹象。斯里兰卡发现半两钱（〔斯里兰卡〕查迪玛·博嘎哈瓦塔，柯莎莉·卡库兰达拉：《斯里兰卡藏中国古代钱币概况》，《百色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或许可以作为南洋航线早期开通的文物证明。理解并说明秦文化的世界影响，也是丝绸之路史研究应当关注的主题。
西汉时期匈奴人和西域人仍然称中原人为“秦人”，《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及《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均有记载。东汉西域人使用“秦人”称谓，见于《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关城诵》。肩水金关汉简称谓史料也可见“所将胡骑秦骑名籍”简文（73EJT1:158），“秦骑”身份也值得关注。这些文化迹象，都说明秦文化对中土以外广大区域的影响形成了深刻的历史记忆。远方“秦人”称谓，是秦的历史光荣的文化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