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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于秦始皇陵地宫的结构有这样的记载：“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按照有关地下陵墓设计和制作“大海”模型的这一说法，似乎陵墓主人对“海”的向往，至死仍不消减。其实，有迹象表明，秦始皇生前的居所附近，可能也有象征“海”的宫苑园林规划。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一年十二月……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这是秦史中所记录的唯一一次发生在关中秦国故地的威胁秦帝国最高执政者安全的事件。秦始皇仅带四名随从，以平民身份“夜出”“微行”，在咸阳宫殿区内竟然遭遇严重破坏都市治安的“盗”。《北堂书钞》卷二〇引《史记》写作“兰池见窘”。《初学记》卷九则作“见窘兰池”。所谓“见窘”的“窘”，汉代人多以“困”“急”解释（《诗·小雅·正月》毛传，《离骚》王逸注）。又有“窘急”（《史记》卷一二四《游侠列传》）、“窘滞”（《淮南子·要略》）、“窘迫”（刘向《九叹·远逝》）、“窘惶”（王粲《大暑赋》）诸说。按照司马迁的语言习惯，所言“窘”与秦始皇兰池遭遇类似的面对武装暴力威胁的“困”“急”情势，有秦穆公和晋惠公战场遇险史例。《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缪公窘”情形，即：“与晋惠公夷吾合战于韩地。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
。缪公与麾下驰追之，不能得晋君，反为晋军所围。晋击缪公，缪公伤。”晋君“马”，是晋惠公先于秦穆公而“窘”。张守节《正义》：“《国语》云：‘晋师溃，戎马还泞而止。’韦昭云：‘泞，深泥也。’”《史记》卷三九《晋世家》的记载是：“秦缪公、晋惠公合战韩原。惠公马
不行，秦兵至，公窘……”“马
不行”，司马贞《索隐》：“谓马重而陷之于泥。”秦始皇“微行咸阳”，“夜出逢盗兰池”时，身边随行“武士”以非常方式保卫主上的生命安全，“击杀盗”，随后在整个关中地区戒严，搜捕可疑人等。
事件发生的地点“兰池”，就是位于秦咸阳宫东面的“兰池宫”。《史记》的相关记述，注家有所解说。南朝宋学者裴骃在《史记集解》中写道：“《地理志》：渭城县有兰池宫。”他引录的是《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我们今天看到的《汉书》的文字，在“右扶风”“渭城”县条下是这样书写的：“渭城，故咸阳，高帝元年更名新城，七年罢，属长安。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有兰池宫。”唐代学者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录了唐代地理学名著《括地志》：“兰池陂即古之兰池，在咸阳县界。”秦汉时期的“兰池”，唐代称作“兰池陂”，可知这一湖泊，隋唐时代依然存在。
张守节又写道：“《秦记》云：‘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逢盗之处也。”他认为秦始皇“微行”“夜出逢盗”的地点，是在被称作“兰池”的湖泊附近。所谓《秦记》的记载，说秦始皇在都城附近引渭河水注为池，在水中营造蓬莱、瀛洲海中仙山模型，又“刻石为鲸”，以表现这一人工水面其实是海洋的象征。
来自《秦记》的历史信息非常重要。因为秦始皇焚书时，宣布“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除了《秦记》外，其他史书全部烧毁。《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又写道：“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司马迁深切感叹各诸侯国历史记录之不存，“独有《秦记》”，然而“其文略不具”。不过，他同时又肯定，就战国历史内容而言，《秦记》的真实性是可取的。司马迁还以为因“见秦在帝位日浅”而产生鄙视秦人历史文化的偏见，是可悲的。《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还有两次，即在序文的开头和结尾都说到《秦记》：“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王国维曾指出《史记》“司马迁取诸《秦记》者”情形。孙德谦《太史公书义法·详近》说，《秦记》这部书，司马迁一定是亲眼看过的。所以他“所作列传，不详于他国，而独详于秦”。在商鞅之后，如张仪、樗里子、甘茂、甘罗、穰侯、白起、范雎、蔡泽、吕不韦、李斯、蒙恬诸人，历史人物的记录唯秦为多。难道说司马迁对秦人有特殊的私爱吗？这很可能只是由于他“据《秦记》为本，此所以传秦人特详”。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一书于是推定：“《史记》的《六国年表》纯然是以《秦记》的史料做骨干写成的。秦国的事迹，只见纪于《六国年表》里而不见于别篇，也正可以说明司马迁照录了《秦记》中原有的文字。”（金德建：《〈秦记〉考证》，《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15—416页）
如果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录的“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这段文字确实出自《秦记》，其可靠性是值得特别重视的。
不过，我们又发现了疑点。《续汉书·郡国志一》“京兆尹长安”条写道：“有兰池。”刘昭注补：“《史记》曰：‘秦始皇微行夜出，逢盗兰池。’《三秦记》曰：‘始皇引渭水为长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三十里，刻石为鲸鱼二百丈。’”唐代学者张守节以为《秦记》的记载，南朝梁学者刘昭却早已明确指出由自《三秦记》。我们又看到《说郛》卷六一上《辛氏三秦记》“兰池”条确实有这样的内容：“秦始皇作兰池，引渭水，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土为蓬莱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清代学者张照已经判断，张守节所谓《秦记》其实就是《三秦记》，只是脱写了一个“三”字（《史记考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附）。
《三秦记》或《辛氏三秦记》的成书年代要晚得多。这样说来，秦宫营造海洋及海中神山模型的记载，可信度不免要打折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