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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实现统一之后五次出巡，其中四次来到海滨。这当然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见关于秦帝国海疆“东有东海”，“地东至海”的政治地理意识有关。秦始皇多次长途“并海”巡行，这种出巡的规模和次数仅次于汉武帝，在中国古代帝王行旅记录中名列前茅。《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登泰山之后，“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秦始皇行至琅邪地方的特殊表现，尤其值得史家重视：“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远程出巡途中留居三月，是极异常的举动。这也是秦始皇在咸阳以外地方居留最久的记录。而“徙黔首三万户”，达到关中以外移民数量的极点。“复十二岁”的优遇，则是秦史仅见的一例。这种特殊的行政决策，应有特殊的动机。战国秦汉时期位于今山东胶南的“琅邪”作为“四时祠所”所在，曾经是“东海”大港，也是东洋交通线上的名都。《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吴人《外国图》云“亶洲去琅邪万里”，指出往“亶洲”的航路自“琅邪”启始。又《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说秦置琅邪郡王莽改称“填夷”，而琅邪郡属县临原，王莽改称“填夷亭”。以所谓“填夷”即“镇夷”命名地方，体现其联系外洋的交通地理地位。《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说到“东夷”“君子、不死之国”。对于“君子”国，李贤注引《外国图》曰：“去琅邪三万里。”也指出了“琅邪”往“东夷”航路开通，已经有相关里程记录。“琅邪”也被看作“东海”重要的出航起点。秦始皇在“琅邪”的特殊表现或许有繁荣这一重要海港，继越王勾践经营琅邪之后建设“东海”名都的意图。这样的推想，也许有成立的理由。而要探求秦始皇进一步的目的，已经难以找到相关迹象。
秦始皇在琅邪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举动，即与随行权臣“与议于海上”。琅邪刻石记录，秦始皇“至于琅邪”，王离等重臣十一人，“与议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司马迁所谓“议于海上”，张守节《正义》称“议功德于海上”。对照《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汉武帝“宿留海上”的记载，可以推测这里“与议于海上”之所谓“海上”，很可能并不是指海滨，而是指海面上。秦始皇集合文武大臣“与议于海上”，发表陈明国体与政体的文告，应理解为站立在“并一海内”“天下和平”的政治成功的基点上，宣示超越“古之帝者”“古之五帝三王”的“功德”，或许也可以理解为面对陆上已知世界和海上未知世界，陆上已征服世界和海上未征服世界所发表的政治文化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