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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征服楚地较晚，但是我们看到，记录秦史与秦文化重要信息的秦简牍，多集中发现于作为楚文化生成与发育主要空间条件的长江流域。
秦人崛起于西北，然而起初的生存基地却是在属于长江流域的西汉水上游。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在甘肃礼县等地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的收获，告知我们秦文化的创造者当年站立在作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分水岭的秦岭西段，于高崖之上，密林之中，进行了怎样的历史抉择。秦人选定沿渭水向东发展的路径，自有早先西迁的历史记忆在起作用，而关中西周文明的诱惑应是主要因素。据有黄土地带厚沃的土壤条件和水资源，又继承了自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积累，秦人以“饮马于河”为志向（《史记》卷五《秦本纪》，卷二八《封禅书》），并进而意在“奋扬武德”，“阐并天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之罘刻石），“存定四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琅邪刻石）。然而，秦人并没有忽略对长江流域的战略关注。在秦史的关键阶段，即秦孝公与商鞅合作推行变法的时代，力主改革的政治家兼军事家商鞅的封地即确定在丹江流域的商邑，开始了与从另一个方向同样曾经力争“饮马于河”（《史记》卷三九《晋世家》）的楚人的直接争夺。秦惠文王时兼并巴蜀，宣告秦人因对长江上游重要区域的占有，已经显示出“追亡逐北”，“宰割天下”的战略优势（《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这时，秦国的执政者已经开始积累对草原、荒漠、黄土高原、黄河中游平原与长江流域河网地区不同生态条件的游牧区、农牧兼营区、粟麦作区与稻作区的经济领导和行政管理经验。除秦国外，没有一个东方强国具有对如此广袤国土和复杂经济形式的管理体验。这可以看作对“大一统”国家行政控制的一种预演。后来秦灭楚战争的艰苦和残酷众所周知。而此后平服南越的远征，进一步使秦统一的规模突破了后人或称之为“六王毕，四海一”（〔唐〕杜牧：《阿房宫赋》，《樊川集》卷一），“六王失国四海归”（〔宋〕莫济：《次韵梁尉秦碑》，《宋诗纪事》卷四七）的格局。
秦实现统一，标志中国历史进程转入新的阶段。秦王朝的统治虽然短暂，其历史影响却十分深远。正如李学勤所说，秦的统一，“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而不久建立的汉朝，其辉煌的文明所造成的影响，范围绝不限于亚洲东部，我们只有从世界史的高度才能估价它的意义和价值”（《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4页）。秦的政治发明，管理“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版图规模（《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琅邪刻石）的皇帝制度，官僚制度，郡县制度，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