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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是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中沉痛的记忆。《秦不绝儒学论》对于“焚书”有“一时间事”的说法。现在看来，不注意“焚坑”事的前源和后流，只是看作偶然的短暂的历史片段，可能是不正确的。
宋代曾有“世人说坑焚之祸，起于荀卿”的意见（《朱子语类》卷一三七）。明人杨慎也说道：“宋人讥荀卿云，卿之学不醇，故一传于李斯，而有坑焚之祸。”（《丹铅余录》卷一三）吕思勉说：“在《管子·法禁》，《韩非子·问辨》两篇中，早有焚书的主张。秦始皇及李斯就把他实行了。”（《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47页）所说《管子·法禁》的主张，可能即“行辟而坚，言诡而辩，术非而博，顺恶而泽者，圣王之禁也”。《韩非子·问辨》中的相关内容，或许即“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
我们注意到，《韩非子·和氏》说，商君建议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可知早在秦孝公、商鞅时代，“焚书”作为已经“实行”的行政操作方式明确见诸文献。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〇《诸子》写道：“《韩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愚按《史记·商君传》不言燔《诗》《书》，盖《诗》《书》之道废，与李斯之焚之无异也。”是说商鞅和李斯坚持的文化主旨“无异”，而读《韩非子》本文，可知“燔《诗》《书》”，就是“焚书”无疑。前引《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及《汉书·儒林传》所谓“燔《诗》《书》”，以及《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所谓“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都是说秦始皇“焚书”。
“焚书坑儒”形成的文化惯性，对后世政治生活依然有着长久的影响。以行政权力强化思想控制、文化控制、意识形态控制，成为帝制时代的政治文化传统。在历史上有的时代，控制和反控制矛盾的激化，可能重演秦代发生过的严酷的文化摧残和人身迫害。东汉党锢之祸发生，陈蕃上疏极谏，以当时局面直接比况秦时形势：“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面对汉末黑暗政治，申屠蟠也曾经说：“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彗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于是有“穷退”“韬伏”的选择（《后汉书》卷五三《申屠蟠传》），取另一种抵制的态度。这可以看作宋人俞德邻所谓“商皓虽寂寞，幸免坑焚悲”（《暇日饮酒辄用靖节先生韵积二十首》之四，《佩韦斋集》卷三）的翻版。明智士人对“焚坑”之祸的重复发生深心警觉，是因为这种危险确实长期存在的缘故。
有的学者是站在维护现政权的稳定的立场上总结“焚坑”教训的。如清人李光地写道，秦的政治危局，“其祸究于坑焚，则士大夫之陈列无闻而诵说亦辜矣”（《读论语札记》卷下）。“焚坑”导致的危害，如贾谊《过秦论》所说：“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这就是所谓“雍蔽之伤国”。
唐人章碣诗：“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元来不读书。”（〔宋〕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卷三五）元人洪希文诗：“坑焚若为防遗患，可笑秦王计也疏。”（《读秦隐士黄石公素书》，《续轩渠集》卷五）胡布诗：“刘项不识字，硕儒徒坑焚。”（《车辘辘》，〔明〕朱存理编《珊瑚木难》卷八）清人田雯诗：“坑焚渗漏笑强秦，刘氏功凭马上臣。”（《读陆贾传》，《古欢堂集》卷一四）都指出“焚坑”手段不能在社会危局严重的情况下成功维护稳定，保存旧制。这些咏史怀古诗作中体现的对“焚坑”的思考，也可以说明这一历史现象长久的文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