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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说：“商鞅重农抑商政策，不仅不能行施于山东六国，即在秦国也不能遏阻重商的趋势，到战国末年，大商人吕不韦终于参加了秦国的政权。”（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第211页）所谓“抑商政策”与“重商的趋势”并说，是很有意思的事。而吕不韦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纠结中上升。据《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出身富商，出资支持“秦诸庶孽孙”子楚取得王位继承权。吕不韦不惜“破家”以“钓奇”的策划取得成功。公元前249年，子楚即位，是为秦庄襄王，吕不韦任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其政治投资获得回报。三年后，秦庄襄王去世，太子嬴政立为王。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
从秦庄襄王元年（前249）起，到秦王政十年（前237）免职，吕不韦在秦国专权十二年。而这一历史阶段，正是秦国军威大振，统一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秦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远远优越于东方六国，秦国的军事实力也已经强锐无敌。秦国用客可以专信，如商鞅、楼缓、张仪、魏冉、蔡泽、吕不韦、李斯等，正如明人张燧《千百年眼》卷四所说“皆委国而听之不疑”（〔明〕张燧：《千百年眼》，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3页）。而吕不韦权位之高，一时达到极点。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以个人财富影响政治进程的第一人。从这一角度认识秦国政策，或可有所新知。秦政治文化实用主义的特征，与东方文化“迂大而闳辩”（《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风格大异。而商人务实即追求实利的精神，正与此相合。司马迁笔下洛阳巨商白圭自称“权变”“决断”类同“商鞅行法”（《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也是发人深思的。
瞿兑之《秦汉史撰》在关于秦“商业”的内容中，于“商业既繁，商人势力益大，进执国政”句后，先说吕不韦事迹，接着引录《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文字：“乌氏倮畜牧，及众……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瞿兑之：《秦汉史撰》，第75页）
明代学者王立道写道：因《货殖列传》史笔，“（巴寡妇清）得托名不朽，贪夫窭人将日皇皇焉。”“使天下见利而不闻义，则子长之罪也。”（〔明〕王立道：《跋叶母还金传》，《具茨文集》卷六《杂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世贞曾经三次就秦始皇尊礼巴寡妇清事发表议论（〔明〕王世贞：《王节妇项安人祠记》，《弇州四部稿》卷七五《文部·记》）。他说：“夫秦何以客巴妇为也？妇行坚至兼丈夫任，难矣！客之，志风也。”（〔明〕王世贞：《明故郑母唐孺人墓志铭》，《弇州四部稿》卷九二《文部·墓志铭》）秦始皇的深层动机，大概还是要表达司马迁所赞许的对“不訾”“饶财”的尊重。王世贞还感叹：“余始读秦皇帝礼巴寡妇清事，而卑秦风之不逮贫也。”（〔明〕王世贞：《严节妇诸传》，《弇州四部稿》卷八五《文部·传》）他有关“秦皇帝礼巴寡妇清事”与“秦风”之内在关系的发现，是值得重视的。而社会风习的形成和传递，当然也有政策影响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