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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有早期以畜牧业作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历史。《史记》卷五《秦本纪》说秦人先祖柏翳“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汉书》则作“育草木鸟兽”（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养育草木鸟兽”（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经营对象包括“草木”，暗示农业和林业在秦早期经济形式中也曾经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秦作为政治实体，在两周之际得到正式承认。秦人起先在汧渭之间地方建设了畜牧业基地，又联络草原部族，团结西戎力量，国力逐渐强大，后来向东发展，在雍（今陕西凤翔）定都，成为西方诸侯国家，与东方列国发生外交和战争关系。秦国的经济进步，有利用“周余民”较成熟农耕经验的因素。秦穆公时代“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史记》卷五《秦本纪》），是以关中西部地区作为根据地实现的政治成功。
史书明确记载，商鞅推行变法，将秦都由雍迁到了咸阳。《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记载，商鞅任大良造，“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定都咸阳，是秦史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因此形成了秦国兴起的历史过程中的显著转折。迁都咸阳，有将都城从农耕区之边缘转移到农耕区之中心的用意。定都咸阳，是秦政治史上的辉煌亮点。商鞅颁布的新法，有扩大农耕的规划，奖励农耕的法令，保护农耕的措施。于是使得秦国在秦孝公执政、商鞅变法时代实现了新的农业跃进。而指导这一历史变化的策划中心和指挥中心，就在咸阳。咸阳附近也自此成为关中经济的重心地域。《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说：“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说明“近咸阳”地方水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关中于是“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被看作“天府之国”（《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因其丰饶，千百年居于经济优胜地位。
回顾春秋战国时期列强竞胜的历史，对后世影响比较显著的国家，多位于文明程度处于后起地位的中原外围地区。其迅速崛起，对于具有悠久的文明传统的“中国”即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了强烈的冲击。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就是《荀子·王霸》中所说的：“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五霸”虽然都崛起在文明进程原本相对落后的“僻陋”地方，却能够以新兴的文化强势影响天下，震动中原。“五霸”所指，说法不一，如果按照《白虎通·号》有关“五伯”的说法，是包括秦穆公，即所谓“秦穆之霸”的。
在战国晚期，七雄之中，以齐、楚、赵、秦为最强。到了公元前3世纪的后期，则秦国的军威，已经势不可当。在秦孝公与商鞅变法之后，秦惠文王兼并巴蜀，宣太后与秦昭襄王战胜义渠，实现对上郡、北地的控制，使秦的疆域大大扩张，时人除“唯秦雄天下”（《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之说外，又称“秦地半天下”（《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秦国上层执政集团可以跨多纬度空间控制，实现了对游牧区、农牧并作区、粟作区、麦作区以及稻作区兼行管理的条件。这是后来对统一王朝不同生态区和经济区实施全面行政领导的前期演习。当时的东方六国，没有一个国家具备从事这种政治实践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