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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的经济史记录看，商业的发展也自有传统。《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惠文王）立二年，初行钱。”安作璋主编《中国史简编》虽然以为“重农抑商”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不过，论者仍承认秦献公“‘初行为市’，允许在国内从事商业性活动”，“为商鞅变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安作璋主编《中国史简编》（古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85页）
商鞅变法的第一个动作“徙木立信”，即将表演的舞台设定在都城雍的“市”。《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与《关市律》简文，体现秦对“市”的管理有成熟的制度。
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言关中经济形势，强调商运的开发促成了社会繁荣，其中包括对秦经济史的追述：“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所谓“隙”“通”以及“四方辐凑并至而会”，体现了商业交通的发达。《货殖列传》又写道：“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关中地方天下“什居其六”的“富”“饶”，按照司马迁的理解，商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咸阳作为秦帝国经济重心，与巴蜀之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与“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的交通联系，“唯京师要其道”，正是以咸阳为中心“四方辐凑并至而会”的交通形势，形成了可以被称为“大关中”的经济地理格局。其经济地理优势之成就，与“以所多易所鲜”的商业活动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