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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非百分析秦“力士”的历史作用时这样写道：“元材案：吕不韦书言：‘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故项羽谓‘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夫以贲、获之勇力，使其能学万人敌，其所威，岂在白起、王翦下哉！”（马非百：《秦集史》，第368页）我们可以体会到，“白起、王翦”等名将在军事竞争中显示的强势，是有普通军人“众勇”“众力”的艰苦奋战为基础的。马非百引“吕不韦书言”见《吕氏春秋·用众》：“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闻安居。故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田骈谓齐王曰：‘孟贲庶乎患术，而边境弗患；楚、魏之王，辞言不说，而境内已修备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众也’。”可知秦国开明的政治领袖明白“用众”的道理。而提高孟贲、乌获等“力士”的地位以实现其引领社会风习的作用，也是聪明的策略。
关于所著《秦史·三力传》名义，王遽常写道：“秦起西垂，多戎患，故其民朴实坚悍，尚气概，先勇力。读《小戎》《驷驖》《无衣》诸诗，其风声气俗盖由来久矣。商君资之更法，以强兵力农，卒立秦大一统之基。悼武王有力，以身率，尚武之风益盛。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遽常：《秦史》，第180页）所谓“尚气概，先勇力”，是秦民俗传统风格。而执政者出于政治军事追求的导向性政策，更促成了这种文化特质的显性的历史作用。“彊兵力农”的法令制度，使得“卒立秦大一统之基”。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悼武王有力，以身率”的作用是重要的，“三力”榜样性的“勇力”模范的作用，也是重要的。多种因素导致的“尚武之风益盛”的情形，是秦军力强劲，一往无前，终于实现统一的决定性的条件。
在指导秦国政治方向的法家论著的理论表述中，对“力”的推崇可以说旗帜鲜明。《商君书·农战》强调“教民”的重要，行政者引导民风，期望“民朴”“作壹”，“民朴则不淫……作壹则民不偷。民不偷淫则多力，多力则国彊。”又说：“民不偷淫，则国力搏。国力搏者彊。”而民“力”也就是国“力”：“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商君书·去彊》说：“国无力而行知巧者，必亡。”而法家的追求重视调整阶级关系，“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多力者王”的说法，又见于《商君书·慎法》：“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法制建立健全的目的，是“国多力”。也就是说：“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惠，惠生于力。举力以成勇战，战以成知谋。”《商君书·说民》也说：“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作一则力抟，力抟则强；强而用，重强。故能生力，能杀力，曰：‘攻敌之国’，必强。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恶，然后致其所欲，故力多。”其中有关“生力”“杀力”的说法，体现了富有战略意义的执政理念，值得我们注意。“杀力”，是要将民“力”国“力”投入到兼并战争中。《商君书·壹言》强调：“力多而不攻则有虱。故抟力以壹务也，杀力以攻敌也。”《商君书·错法》：“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竞于功，则兵必强矣。”秦国正是因此击破东方六国，实现了统一的。《商君书·靳令》又写道：“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所谓“德生于力”，是说所有的政治成功，都必然依恃实力。“威”与“力”的关系，成书于秦地的《吕氏春秋》的《荡兵》篇是这样表述的：“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
《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记载赵良批评商鞅行政时，引用了《尚书》中的话：“《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司马贞《索隐》：“此是《周书》之言，孔子所删之余。”秦执政集团“恃力”的风格，是与儒学理念完全不同的。分析秦政的成与败和得与失，都分别可以看到“恃力”传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