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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说“赵襄子力士”少室周事迹：“少室周者，古之贞廉洁悫者也，为赵襄主力士，与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处，人之所欲也，何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为罪也。’”“一曰。少室周为襄主骖乘，至晋阳，有力士牛子耕与角力而不胜，周言于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骑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于臣者，愿进之。’”指出少室周以“力士”身份得到相当高的礼遇。赵襄子所谓“子之处，人之所欲也”，少室周所谓“主之所以使臣骑乘者，以臣多力也”，都说明了“力士”“以力事君”，在君主身边服务，受到信用和享受优遇的情形。少室周推荐“力多”或说“多力”于己者“自代”，是特别的表现，可以说明其“贞廉洁悫”。这里虽然说的是赵国故事，然而载于《韩非子》，不能排除对于秦国政治文化有一定影响的可能。《太平御览》卷四〇二引《王孙子》曰：“赵简子猎于晋山之阳，抚辔而叹。董安于曰：‘敢问叹？’子曰：‘吾食谷之马数千，多力之士数百，以猎兽也。恐邻国养贤以猎吾也。’”所谓“多力之士数百”，说赵国养“力士”人数亦多。但是，史上存留姓名的“力士”，仍以秦国最为密集。
除了秦“力士”数量之集中引人注目而外，与少室周同样，秦国的“力士”也多有因“多力”而身居高位的情形。
《史记》卷五《秦本纪》说：“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这里三位“力士”并说。应当看到，秦武王本人“有力”，可以参加“力士”间的竞技，其实也具有“力士”的基本资质。
“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可知同时从政，负有高层管理责任，可能与赵国“力士”少室周只是得到“骑乘”待遇不同。秦武王时代出现的这一情形，在列国史有关“力士”的记录中是唯一的一例。
马非百《秦集史》中《人物传十九》可以读作杜回、孟说、乌获、任鄙列传（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第367—370页）。杜回事已见前说。由于后三位“力士”生存与活动的年代大致同时，《秦集史》所论“孟说、乌获、任鄙”事与《秦本纪》次序有异，并不存在什么问题。
王遽常《秦史》有《三力传》，与《二老传》《三帅传》《三良传》并列，总结了“力士任鄙、乌获、孟说”事迹。成书在《秦集史》后，史料收录似更为完整准确。关于“孟说”，王遽常《秦史》作“孟贲”：“案孟贲原作孟说，各书都作贲，今从之。”其实，不只是《史记》卷五《秦本纪》作“孟说”，卷四三《赵世家》同。《太平御览》卷七五六引《史记》及《资治通鉴》卷三“周慎靓王八年”也都作“孟说”。王遽常《三力传》就“孟贲”记述的文字又超过“任鄙”和“乌获”（王遽常：《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80—181页）。《论衡·儒增》：“多力之人，莫若孟贲。”也是值得注意的说法。
《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载录赵良对商鞅行政的批评，有这样一句话：“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指出秦国当时商鞅这样的主政高官，身边也有“多力”者侍从。
《艺文类聚》卷七引《蜀王本纪》曰：“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移山。秦王献美女与蜀王。蜀王遣五丁迎女。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并引蛇，山崩，秦五女皆上山化为石。”《艺文类聚》卷九四引《蜀王本纪》文字略有不同：“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养卒，以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秦较早兼并蜀。蜀地对秦文化的认同对秦的扩张和统一意义重要。所谓“巴蜀亦关中地也”的说法（《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体现战国秦汉社会区域文化观念中，秦地包括巴蜀。从这一认识基点出发，则传说中的蜀“五丁力士”，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秦“力士”。
这样说来，秦“力人”“力士”人数在当时这一人群中的比例，占有绝对的优势。
秦统一后反秦势力中民间“力士”的参与，有张良博浪沙故事为例。《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张良）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被称为“客”的张良刺秦战友，就是一位“力士”。不过这位“力士”与前说“力士”身份不同，他不是朝廷体制中的高官，也不是在尊贵者身边服务的侍卫人员，而是民间的“贼”。
秦始皇时代对秦武王所信用著名“力士”能力的尊信，依然有所表现。《水经注·渭水下》记载：“秦始皇造桥，铁镦重不胜。故刻石作力士孟贲等像以祭之，镦乃可移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