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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记载，秦始皇东巡至泰山下，就“封禅”事咨询齐鲁儒生博士，因所议“难施用”，于是“由此绌儒生”。看来，可否“施用”，是秦始皇文化判断和政策选择的重要标尺。
曾经以博士身份服务于陈涉的孔子八世孙孔鲋说：“吾为无用之学”，“秦非吾友。”（《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始皇帝三十四年”）也强调了文化态度的这种区别。《孔丛子》卷中有这样的记载：“秦始皇东并。子鱼谓其徒叔孙通曰：‘子之学可矣，盍仕乎？’对曰：‘臣所学于先生者不用于今，不可仕也。’子鱼曰：‘子之材能见时变今。为不用之学，殆非子情也。’叔孙通遂辞去，以法仕秦。”对于秦政鄙薄和敌视儒家“文学”的政策，有的儒生依然坚守文化立场“为不用之学”，有的儒生则“能见时变今”。承北京大学历史系孙闻博博士提示，据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孔丛子》有的版本记录孔鲋说到“有用之学”。叶氏藏本、蔡宗尧本、汉承弼校跋本、章钰校跋本并有“吾不为有用之学，知吾者唯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语（中华书局，2011年，第410页，第414页）。明人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二八《艺苑三·图籍》引《孔丛子》所载子鱼语则作“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唯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资治通鉴》所取用的，应当就是这一记录。孔鲋言辞所透露的信息，似乎可以反映秦对所谓“无用之学”兼而有之的轻蔑与无知。
秦文化高度务实的倾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作用得以突出显现。但是另一方面，推崇“实用”之学至于极端，自然不利于理论思考、文化建设和教育进步。《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说，“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继战乱导致的文化破坏之后，而“秦政不改”，司马迁以“岂不缪乎”予以批评。他说，“汉兴，承敝易变”，方使得文化的进程转而健康正常。这样的历史观察，是符合秦汉转折的真实境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