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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难言》指责了“华而不实”等十二种言谈表现形式，表示“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其中两种斥其“无用”：“多言繁称，连模拟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闳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韩非子·八经》“参言”一节进一步强调君主必须以“用”为原则审察各种“言”“说”“辩”，判定其是否“邪”“奸”“诬”。“言不督乎用则邪说当上。”“有道之主，听言，督其用，课其功，功课而赏罚生焉，故无用之辩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职，则放官收。说大而夸则穷端，故奸得而怒。无故而不当为诬，诬而罪臣，言必有报，说必责用也，故朋党之言不上闻。”
对于“无用”的否定，不仅限于“言”，而且包括“行”。《韩非子·问辩》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则羿、逢蒙以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功用”是“言行”的唯一目标。辨别是非，决定取舍的基本标准，也是“功”和“用”。《韩非子·六反》认为执政者应当遵循这一原则否定“虚旧之学”和“矜诬之行”：“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功”“用”和“法”有内在联系。《韩非子·五蠧》：“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排斥“文学”的主张，《韩非子·忠孝》表述为：“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所以应当取缔禁绝，在于其“无用”“无法”。
韩非鄙弃的“虚旧之学”“矜诬之行”，应当是指形成传统的有充分自信的文化理念。他所责难的具体指向究竟是什么呢？《韩非子·八说》有这样一段表现出激烈批判精神的话：“今世主察无用之辩，尊远功之行，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攻击的锋芒直指“孔、墨”“曾、史”，即非法家学说和东方传统道德。“孔、墨不耕耨”，不能有益于“国”之“得”；“曾、史不战攻”，不能有益于“国”之“利”。这样的意见，正符合秦国执政集团“好利”的行政倾向。对“无用之辩”和“远功之行”予以容忍和肯定，则无从追求“国之富强”。这种主张，正是朱熹严厉批评的“欲致富强而已，无教化仁爱之本”。理解所谓“好利”，可以读《史记》卷四四《魏世家》所见信陵君对秦的批评。他同时有“不识礼义德行”，“非有所施厚积德也”等言辞，指出了秦文化和东方崇尚“礼义德行”传统的差异。
《韩非子·五蠧》说，“明主”用臣下之力行政，应当遵循“赏其功，必禁无用”的原则。《韩非子·显学》又主张：“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所谓“举实事，去无用”，体现出后世称之为“实用”的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