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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是独自抒情，适合一个人偷偷地唱，诉说相思；“花戏”是场地表演，一定要在正月的火盘边呈现，公开乐子。
“开花”本来是指情歌，但是也有人认为所有的左权民歌都是“开花”，于是它的概念大大地扩展了。当它可以表演给人看的时候，已经和它产生时的情形相去甚远。或许为“花戏”唱的那些歌也可以算是民歌，但却不是本初的“开花”。
左权小花戏的前身是“辽州社火”中的“文社火”。“辽州社火”分“文”“武”“丑”三大类。“武社火”就是武术套路表演，好区别。而“文社火”与“丑社火”有什么不同呢？
“文社火”是由两个男人装扮成生旦两角，原地不动地以逗乐的离奇故事取悦观众，说白了，是化装了的说唱。“丑社火”又名“小秧歌”，大约它与周边县份流传的“襄武秧歌”“晋中秧歌”有某种渊源，其风格旨趣直指“俗”态。
20世纪40年代，女性逐渐成为“小花戏”表演者的主力，但“丑花戏”还为男人所独霸，因为它的唱词太俗，没有女人能唱得出口。敢扭“丑花戏”的男人都算不得忠厚规矩之人，女人哪能去扭这玩意儿？靠“男人的假媚”和“张狂的骚情”很难打动人，所以丑花戏的生存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
很多人认为孔家庄是“小花戏的发源地”。可能的历史脉络是，在辽州广泛流传的“文社火”与“丑社火”，到了20世纪20年代，被一群孔家庄的嬉皮农民巧妙地捏合在了一起。“文社火”丝弦乐器伴奏下的雅致演唱与“丑社火”的欢腾谐趣，两者结合，成就了所谓的“花戏”。历史上，受欢迎的传统剧目有《打秋千》《放风筝》《摘花椒》《卖扁食》《送小姨》《铲菜》《旦哥》等等。
表演给人看，还是独自诉衷肠，这是“花戏”和“开花”的区别。于是，在旋律上、节奏上就各有自己的选择。如果是“花戏”，一定是节奏固定，适宜舞蹈；而“开花”则不用考虑这些，在节奏上可以自由得多。
从社火演变而来的另外一种艺术样式就是大腔，左权县紫会村是左权大腔盛行的地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左权开花调代表性传承人刘改鱼童年时被小会村的赵三珠带着去看过两次大腔表演。刘改鱼说：“记得那些大爷们年纪都挺大了，好像都姓岂，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七八个人围成一个半圆形，各自都拿着乐器，有呼胡、板胡、三弦、笙、笛子、锣、鼓、镲，集体演奏并唱。演唱时有独唱、集体唱、对唱、轮唱，还有时一个人主唱其他人帮唱。艺人们总说吼一个吧——就知道要唱一段大腔了。大家演唱时有很多虚词都是用胸腔共鸣吼出来，有人管这叫孩儿腔，实际是吼大腔。我的演唱风格的形成，就吸收了不少大腔胸腔共鸣的演唱方法。演唱的内容都是一些有诗意的故事，篇幅大，人们不易记住，所以没有十分流传开。”
一百年前，辽州人正月闹社火的火盘 ［美］王晋保/提供
大腔的套曲分为《蒜疙瘩》《劈破玉》《打岔》三部分，一般三者各自独立，而在形成一个剧目时又可将三者任意结合。
《蒜疙瘩》是序曲，《打岔》是尾声。相对《劈破玉》而言，二者较为稳定。《劈破玉》是主曲，此曲牌明代已有流传。在蒲松龄的《聊斋俚曲集》中亦有记载，后续学者也多有考证。《劈破玉》多为同名异曲，无法考证支源，在大腔中，亦是如此，《劈破玉》只作为主曲的曲牌，而曲调不一，接近于较早时期作为民间曲调的样态。以《劈破玉》看，大腔的形成也应为明朝中叶之后。
相对而言，左权民歌里，大腔留下的版本较少，创作年代相对集中，文本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所以对大腔的考证是可行的。大腔，也是我们解开辽州民歌秘密的一个线索。从传承上看，大腔是外来的，应该来自明中叶后山西地方所流传的北曲杂剧。根据《左权县文化志》的记载，明天顺年间今左权县域内的苇则村、丈八村已经有戏台修筑。山西地方剧中最早形成的蒲剧，形成于嘉靖年间，所以当时的戏台可能是用于明传奇、杂剧的演出。
左权很早就有演戏的传统，据《左权县文化志》统计，左权地方盛行的剧种共十五种，却没有诞生地方剧种，这也许就是民歌、花戏繁盛的原因。
据《辽州志》载：“元宵，里巷门首张灯火，村中多立社，点九曲灯，蒸层糕，插谷穗，供神前，祈丰登之意。”“十六日，男女各结伴游行，名曰‘走百病’。”所记与现今保留的一些形式基本一致。所以民歌、小花戏在左权的盛行，与辽州社火有着莫大关系：没有空间限制，要挨家串户表演，剧目要短——小花戏是更适于社火的表演形式。
至于山曲、小调、杂曲等，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变化，还不能以一个完整系统论。目前在县境流行的杂曲，有随劳动节奏而歌的小曲，如打夯歌、踩糖歌和牧童山间喊唱的山歌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特定环境中抒发情感，有独唱、对唱，也有一人领唱众人和唱的形式。其词曲格律自由，适于即兴编唱。另外，民间舞蹈中的推小车、跑旱船、跑驴、竹马、高跷、小秧歌、倒秧歌、灯秧歌、丑秧歌等，均有各自固定的单一曲谱，主要是在节日中进行化装演唱，也可在舞台广场、街头家院、山野田间自由歌唱，其形式繁多、唱词自由，是左权民歌中别具风格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