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榆次秧歌剧团的成立

祁太秧歌在榆次城乡流传，榆次人唱秧歌最早可追溯到清朝咸丰年间，近城村艺人范小黑、李小蛮等自发组织业余歌班，农闲时在本村演出。1940年，近城村秧歌艺人张海洋、李仲林等组织了“同乐班”，演出了《回家》《算账》等剧目，不久散摊。榆次解放前后，李仲林、李俊卿等人又在范家堡组织起同乐班，赴邻村演出。1950年，以范家堡同乐班为主体的“榆次县秧歌改进队”正式成立，秧歌名艺人张效富（疙瘩丑）、董世俊（有儿丑）、张伟（照明旦）等相继加入，剧目有《大挑菜》《巧双配》《对金环》等五十余个。原来的主要乐器是单纯的打击乐，后来加入弦乐伴奏。主奏乐器有板胡、二弦、三弦、二胡、小提琴、大提琴、琵琶。代表剧目有《卖火烧》《卖元宵》《看秧歌》《卖高底》《大挑菜》《偷南瓜》《锄田》《摘棉花》《切草帽》。

1955 年 4月，榆次秧歌改进队更名为“榆次秧歌剧团”，从旧社会过来的晋中一代有名的演员都集合在这里了。第一任团长李俊卿，党支部书记续天水。主要演员有邱金兰、王基珍、德宝生、有儿旦、盖东观、甲戍丑、俊卿旦、照明灯、仲林生等十四名。

邱金兰，1937年出生于平遥县西大阎村。十三岁开始学艺，师父是交城秧歌艺人温跃高（艺名“闻名丑”）。1955年之后，邱金兰和张效富师父演出传统戏《偷南瓜》，轰动榆次。因为她是平遥人，便送她艺名“盖平遥”。邱金兰吸收了晋剧大师程玉英的“咳咳腔”，丰富了秧歌的音乐表现力。以邱金兰为代表的第一代女演员登上了秧歌舞台，结束了长期男扮女装的历史，成功地将现代戏《柳树坪》《李双双》《李二嫂改嫁》《红灯记》《槐树庄》《追驴》《种子风波》等移植为祁太秧歌，并整理改编了传统戏《偷南瓜》《当板箱》等。

1962年暑假，中央音乐学院教师董维松带学生外出采风，为了增加学生对民间戏曲的直接感受，董维松选择了山西。他们一行七人，两个女生四个男生，董维松带队。他们到了太原的山西省艺术学校，找到了董维松的大学同学刘建昌。刘建昌把山西戏曲艺术做了简单的介绍之后，他们就近选择了晋中秧歌作为此次采风的重点。

到达榆次，董维松和学生们详细请教祁太秧歌的相关知识并学习演唱。在这里，董维松认识了秧歌表演艺术家“盖平遥”。

董维松和学生们随剧团下乡演出，艺人“盖平遥”演唱的《偷南瓜》《送樱桃》《看秧歌》非常受老百姓欢迎。从观众的反馈情绪，董维松知道了地方小戏的观众在地方。

董维松回忆道：“他们下乡演出坐着马拉的大车，我们也坐着大车，东西放在车上。到了乡下演出，搭的都是土台子。有一次演出的时候，我和学生们都在台下看，还下着雨，老乡们打着雨伞站着看。我们跟着剧团走了几个地方，走一个地方演出一场。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秧歌剧团回去的时候就没坐大车了，他们各自背着行李往回走。回程路上，我们也跟着走，边走边高声歌唱。在农村的旷野里放声高歌，感觉特别有味道。”

马宝莲是“盖平遥”的得意徒弟，榆次使赵人。她十四岁参加村里业余晋剧演出，受到艺人刘广亮、郭二毛的传授，学会了晋剧《见皇姑》《算粮》等折子戏。1965年，马宝莲十六岁，考进了榆次秧歌剧团，被邱金兰收为贴身徒弟。学艺一年，开始动乱，在艰难的日子里，马宝莲偷偷地向师父学习了《柳树坪》《李双双》《杨立贝告状》。

榆次秧歌剧团于 1966 年停止演出，1970 年以“秧歌不能演样板戏”为借口被迫解散，历时十五年，它为祁太秧歌艺术水平全方位的提高和发展道路的开拓，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

粉碎“四人帮”之后，邱金兰积极参与恢复榆次秧歌剧团。当时，马宝莲已经是菜站售货员，邱金兰苦口婆心劝她回团。1979 年 10 月，在晋中地区戏曲调演中，邱金兰出演了传统秧歌《偷南瓜》，演出三天后，她倒在了排练场上，享年四十二岁。

邱金兰去世后，马宝莲在张效富的帮助下，恢复训练。1980年，马宝莲成了榆次秧歌剧团的台柱子。马宝莲主演的新剧目有：《哑女告状》（《鱼扇坠》）、《状元与乞丐》，现代戏《迎女婿》《来福相亲》。她拿手的传统戏有：《偷南瓜》《卖高底》《算账》《送樱桃》。她吸收了晋剧与碗碗腔音乐，丰富了秧歌的表现力。榆次秧歌剧团本应该撑起“盖平遥”之后的秧歌剧团，但是由于市场对秧歌的需求减少和文化体制改革，使得这个团有名无实。

“盖东观”是祁县东观镇人，因而得此艺名，她认为自己稍逊于一流演员，即便有不少戏她很拿手。虽然是一个老太太了，有一次在街上，当地的戏迷认出了她：“嗬，你不就是‘盖东观’吗？身体怎样？”但是，在榆次年轻人中知道“盖东观”的几乎是零。榆次秧歌剧团已经是一个遥远的往事了。

榆次秧歌剧团是新中国第一个以表演“太谷秧歌”“晋中秧歌”为主的职业秧歌剧团。榆次秧歌剧团演员中，我采访过三位，分别是“盖东观”、王金兰、马宝莲。三位演员，也可以说是三代演员。我采访的时候，他们都已离开舞台多年，秧歌成了一种回忆。

2009 年，中央电视台策划《逛太谷看秧歌》节目，在榆次郭家堡一个卖面皮的小摊上，节目组找到了王金兰。她也曾为秧歌伤透了心。1945年王金兰出生在汾阳县一个民间艺人世家。父亲王清立是皮影、说书、唱秧歌的艺人，王金兰从小就受到熏陶。十二岁，父亲让她跟上榆次秧歌剧团，并告诉她，出去就能吃好的、穿好的。之后她成了著名秧歌艺人“盖平遥”“盖汾阳”“疙瘩丑”“蛤蟆丑”麾下的小演员，并很快成长为台柱子。其间也因为剧团效益不好转行成了售货员，退休后她拿出所有积蓄办了自己的秧歌剧团。结果，戏排好了，演员都跑了。不过，她能在中央电视台展示秧歌，还是很高兴。“没想到，没想到！”之后，又有农村业余剧团请她，她又给人家排戏去了。

2010年夏天，八十岁的“盖东观”在家中接受我的采访，她说：“一次，王金兰和我说，咱们再背上铺盖出去唱戏吧！我说，你年轻，你去吧，我老得走不动了，去不了。但是年轻时，出来唱戏真好，开心！”

榆次秧歌剧团成立四年后的1959年，晋中成立了另外一个表演、传承晋中本土艺术的表演团体——晋中文工团。晋中文工团刚成立，关庆顺就被吸收进来，他1928年出生在大连，十九岁经历了千难万险参加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深造，后进入总政歌剧团担任指挥。1957 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榆次郭庄水库劳改。

进入晋中文工团后，关庆顺就开始与地方文艺打交道。先是改编“左权小花戏”，接着为了作曲的需要，他大量采撷晋中秧歌，足迹遍及榆次、太谷、祁县、平遥、清徐、文水、交城，采访过近百位民间艺人，记谱手稿成了他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在大量采风的基础上，他完成了晋中文工团的创作任务。关庆顺完成的大型秧歌剧有十二部，小型作品不计其数。其中《风流父子》《山杏》《西域桃花》等在当时的群众中有非常好的口碑。20 世纪 80 年代，关庆顺开始对晋中秧歌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先后发表《试谈“三整音”的特殊旋法及其调式的双重综合性》《晋中秧歌的调式发展》等重要论文。

离休后，关庆顺面对一辈子搜集到的材料，觉得非常珍贵。因为当年采访的老艺人陆续去世了，这些声音成了绝响。他希望将自己研究和整理的资料出版，但是几经周折未能如愿。无奈之下，他在老伴和子女们的支持下，将全部积蓄用于研究成果的出版，包括三本书的出版和一张CD的录制。晚年关庆顺前后花了二十万元换来的是八百套《晋中秧歌音乐分析与创作》。这套书共三册，16 开软精装，共 820 页，这确实算得上一部巨著。从写作到出版，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但这是一个老人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因为这是一个小众话题，市场不大，所以八百套书几乎都码放在关庆顺家里。 OZMP0KBoyKVuDg0wgdGxgED43vTLVfGuBSXjktfJQSMPJilltIM1RgyixhXzOX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