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晋商对山西武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明中期山西商人崛起后,为山西武术的发展创造了相对优越的经济基础。尤其在清代中后期,山西晋中的商业、金融业发展日益鼎盛,一方面,太谷、榆次、清徐、平遥、祁县等地超三分之一的人口经商,整体比较富有,以晋商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力量雄厚,生意分布全国,能给到护卫优厚的报酬,为武术的传播提供了物质保障,吸引来众多武林高手到晋中谋生;另一方面,社会逐渐动荡,盗贼蜂起,长途贩运财物过程中风险倍增,人身、住宅、商号需要大量的习武者保镖护院,保障安全,从而为习武者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
此外,晋商的从业者入行很严,非灵秀之人连当学徒的机会都没有,而晋商的商号、运输、家院、人身安全等都需要安全保障,因此许多商家愿意让员工和武林人物打交道,很多晋商子弟对武术有极大兴趣,乐意拜师习武。杨元德家在安国县做药材生意,他因此认识了李洛能的弟子刘元亨,拜为师傅。刘元亨也因这一层关系来到山西,长期在榆次、太谷收徒传艺。宋世荣、布学宽等人学武时候都在商号谋生。可以说,晋商为形意拳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条件。
清代后期的太谷城是山西的商业中心,“谈三晋富庶之区者,无不于谷首屈一指”,太谷有“旱码头”“小北京”“金太谷”之称,农业、金融业、手工业、医药业、粮食业、运输业等在山西较为领先。在那里社会生活节奏缓慢,民俗崇文尚武,人际交往心态开放。《车君毅斋纪念碑记》中记载“吾郡则自咸、同间此术独盛”,是指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太谷为形意拳的产生和快速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镖局促进形意拳传播范围及社会影响力提升,也为形意拳的拳技拳法和实战能力的提高做出了贡献;晋商“以商养武”和“以武护商”的和谐发展形势影响了形意拳师的职业生涯以及武德表现。喜武的儒商孟綍如(即孟璪,《太谷县志》作树纶,字綍如)等人为形意拳师提供环境,并帮助写出形意拳套路练功歌诀,促进了形意拳的形成和流传。
形意拳高手大多被祁县、太谷、榆次等地富商聘为护院拳师,给予礼遇和优厚待遇,使拳师的物质生活没有了后顾之忧。如形意拳高手李洛能在太谷富商孟綍如家护院授艺,吕学隆、胡铎、吴本忠、贺运亨等在太谷北洸村曹家,车毅斋、李复贞在太谷城内武家、祁县乔家,王凤翙在太谷上庄村王家,刘元亨(收徒有张彪、杨元德等人。张彪官至湖北提督,杨元德之徒侯树林威震武林,在榆次广收门徒,是形意拳在榆次蓬勃发展的重要人物,王瑛等十名高徒有“十虎将”之称)在榆次聂店王家,李太和在榆次北田侯家,护院之余收徒授艺,使形意拳在太谷、榆次等地扎根扩散。同时,武林高手以太谷为中心汇聚,他们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形成了开放交流、合作提高的良好氛围。在良好的经济环境、人文环境的支持下,形意拳在山西有了充足的人才资源和社会保障。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晋商衰败,形意拳师的生存环境变得严峻,他们为了生计进入各行各业,毕生钻研武学的人寥若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