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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天资，摅思准法”，文水鈲子
是流传于山西文水岳村的民间锣鼓音乐，当地人称“文水鈲子”，2006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正式定名为“文水鈲子”。其历史悠久，具有浓郁的黄土风情，风格雄浑、粗犷、古朴、厚重，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祭祀文化的缩影，源于祭祀祈雨文化，传承着华夏文明农耕文化的精髓，体现着三晋普通民众的信仰观念，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无论是演奏乐器还是服饰道具，都有着它独一无二的个性特点，这也使得它成为山西繁如星辰的锣鼓艺术中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
从 2008 年开始到目前为止，笔者对文水鈲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田野调查，与研究文水鈲子的地方学者、传承人、民间艺人都有过面对面的交流；拍摄上万张图片，收集了大量的地方志、民间传说以及口述录音等一手田野资料。由考察信息可以看出，文水鈲子与当地的地理位置、民间故事、风俗乡情、族群信仰等方面的内容都有着一定的关联。在当代文化多元共存的现实环境中，文水鈲子正在经历表演语境被重建与置换的过程。本书除系统梳理文水鈲子这一古老艺术发展沿革以及其现代性问题外，还尝试从民族音乐的审美心理做出理论探索。以文水鈲子及其音乐形态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在民族音乐学的基础上，采用偏向于人文主义的研究取向，突出心理现象的社会特质，力图从更广阔的学科视野，更深的层次对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们音乐审美心理的内部结构、活动方式和外化形态等做相对全面的探讨，构建具有中华民族自身特色与个性的音乐审美心理领域。
鼓乐最早源于远古先民对自然界中雷的崇拜，巨大的雷声给人们带来了不尽的恐慌，同时雷雨过后所带来的勃勃生机也让先民们对雷充满了敬畏与崇拜。至今，我国壮族民间依然有祭祀雷神的习俗，祭祀中要击响钹鼓，祈求吉祥。《诗经·小雅·甫田》中也记录了鼓乐在向上天祈雨中的作用：“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山西锣鼓乐历史悠久、传播广泛、文化内容丰富，以其震撼人心的音律，树立了在山西民间音乐中的重要地位。关于锣鼓的起源，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978年至 1980 年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襄汾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古墓挖掘中，发现了成对出土的“土鼓”“特磬”等礼器。其中“土鼓”经专家采用现代科学仪器鉴定，发现其成形年代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这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为古老的鼓的实物。
提起文水鈲子，很多人感到陌生，更难以与锣鼓乐联系起来，其名有两解：一是因乐器而得名——铜锻锤制的“小钹”，钹碗大，钹边小，当地人称之为“鈲子”；二是击打小钹所发出的声音“呱呱”之声，又源于山西省文水县岳村而得名。文水鈲子是用于祈雨的一种祭祀性锣鼓，风格豪放雄浑、粗犷奔放，其独特的演奏形式，高超罕见的演奏技艺，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其成为众多山西锣鼓乐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
鈲子艺术历史悠久，渊源于夏、商的祭祀祈雨文化，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当地流传的神话和历史故事紧紧相连。从祈雨祭祀仪仗到纯粹的民间艺术，文水鈲子的发展犹如一部历史书，见证着华夏悠久的文化。鈲子的萌芽、形成、发展、演变都不同程度地融合了当地的祭祀文化、民间文化的内涵，同时，当地的风土人情、民俗习惯也渗透其中，历史价值可窥一斑。
中国素以“礼乐之邦”著称于世，传统音乐源远流长，然而当历史的时间表指向近代，中国的传统音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乐与受西乐巨大影响的专业音乐以强势文化的身份迅速在中国音乐舞台上占据了显赫地位。在人们对传统音乐失去信心、深感惋惜的叹息声中，文水鈲子却以顽强的生命力在一片消亡声中傲然挺立，并急敲猛打，出乎意料地走向现代文明。文水鈲子所蕴含的艺术性耐人寻味。它特有的演奏技法让人感到震撼；它的乐与舞结合的形式返璞归真，让观众感觉到了几百年前人们为了祈求上天降雨时的虔诚，这些都彰显了作为一个文化沉淀深厚大国的音乐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情感世界，以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成为辉煌山西锣鼓乐的组成部分。
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水鈲子已成为当地民间的保留节目，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作为一种代表民族性的传统，它至关重要。正如中国当代文化学家邹昌林指出的：“没有自己传统的民族，无异于宣布自己的灭亡。”文水鈲子体现了民间文化传统，更反映出这些传统背后的亲和力和凝聚力。逢年过节时、祭祀活动中，共同的信仰将人们连接在一起，使各社会成员产生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社会整体意识，凝聚力得以形成，将这种凝聚力推及到国家、民族的凝聚力，意义重大。当前，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中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文水鈲子是一种很好的娱乐形式，其丰富的鼓点以及多姿多彩的表现手法极具审美价值，不仅能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让农民自娱自乐、自我教育，激发农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使农民真正成为文化的享受者，给广大农民提供求知、求美、求乐的文化阵地，同时能够挖掘广大农村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打造本地特色文化产品，带动民间文化产业发展，达到“文化富民”，促进社会和谐安定。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西方文明的优势显露无遗，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被打破，传统音乐遭受前所未有的考验与磨难。首先，是传统生产方式的改变。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经济，原先的宗族伦理被淡化，一些和农业生产相关的岁时节令失去了意义，依附这些民俗而生存的传统音乐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文水鈲子失去原有的祭祀祈雨功能后，与现代化文明产生了距离，民众诉求消解。其次，是城镇化进程导致人口涌向城市。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多，年轻人普遍又向往外面的世界，地域文化的生存处于弱化状态。传统音乐缺少年轻一代的欣赏者和传承者，后继乏人、难以为继，再加上主流媒体正在改变着年轻人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倾向，传统音乐内容和形式淡化甚至割裂，从民俗环境中脱离出来，日渐式微，传统音乐的受众在萎缩。文水鈲子虽然受益于“保护传统文化”等一系列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并于 2006 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文水鈲子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与契机。但是，就整体而言，其保护与发展还处于摸索初探阶段。
国内学术界出版的专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章，多关注在国内影响较大的剧种和乐种，比如：霍州、临汾一带的“威风锣鼓”、太原及晋中一带的“太原锣鼓”、新绛的“绛州鼓乐”。山西作为戏曲之乡、锣鼓大省，学界较早且较为系统地研究山西锣鼓乐的学者主要有韩军、韩起祥、单红龙、韩晓莉等，发表专著与论文大致可分四大类。第一类为总论及综合性质的专著。如《中国锣鼓》，在该书中作者图文并茂地从宏观的角度介绍了鼓的历史发展以及其现代形式，使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中国的鼓文化；韩起祥的《浅谈山西锣鼓》对山西锣鼓的起源进行追溯，同时介绍山西现存的锣鼓乐类别和曲谱，主要包括太原锣鼓、威风锣鼓、绛州鼓乐，还有些小的鼓种如转身鼓、花敲鼓等，文章详尽。第二类为锣鼓乐区域特征研究。这一类型的关注最多，如刘宇统的《平定迓鼓的物质构成和形态特征》从音乐文化史的角度介绍了平定迓鼓所用乐器的物质构成和形态特征，揭示了它独具魅力的演奏以及记谱和配器方面的特点；单红龙的两篇文章《论山西威风锣鼓的社会构成》（《黄河之声》2006年04期）和《山西威风锣鼓的节奏构成》（《中国音乐学》2006 年 02 期），不仅简单地介绍了威风锣鼓形成发展的原因，而且分析和总结了山西威风锣鼓的节奏特征，对其基本节拍、节奏、填充、加花变化形式进行归纳，提出“九字节”实例，总结了这一艺术品种特有的拍值长短、变化对比、混合节拍与节奏中的四种特殊节奏形态。第三类为锣鼓乐曲谱及史料汇编类。以各地文化馆收集整理为主，如《左权器乐汇编》。第四类为从民俗学、文化学等人文学科角度去阐释锣鼓乐。杨高鸽的《谈绛州锣鼓的发展状况》（《大众文艺》理论版 2008 年12 期）论述含有浓郁民俗意蕴的绛州锣鼓的发展状况；她的另外一篇文章《从民俗看绛州锣鼓在民间的生存与发展》指出，绛州锣鼓长期在各类民俗活动中表演，承担着与这些民俗活动深厚的文化内涵相适应的社会功能，并形成独特的表演形态。之后绛州的民俗活动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绛州锣鼓的发展也受到较大冲击。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西卷》中提到文水鈲子。它简单地从音乐学的角度介绍了文水鈲子的起源、所属类别、所用乐器、乐器组合形式、锣鼓曲命名的由来以及研究方式和演奏技巧等。《山西文水岳村鈲子探析》（胡渝峰，《大舞台》2009年 05期）从文水鈲子的乐器功能、动作服饰等方面进行了简单的描述，突出其独特的音乐特色和道具变革。另外一些关注则散见于报纸，只对史、志文献资料有简单介绍。无论是学界的关注度，还是理论研究方面都十分有限。笔者在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中，仅找到西北民族大学褚智慧的《山西省文水县“文水鈲子”的民俗主体与民俗传承调查研究》、山西大学武晓辉的《文水鈲子研究》这两篇与文水鈲子直接相关的学术成果。基于以上情况，在认清民间艺术自身的规律与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加强对文水鈲子的整理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因有关文水鈲子的著作少之又少，书面资料匮乏，本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材料》《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西卷》为参照和出发点，结合文献资料对文水鈲子的历史发展重新进行整理，口述采录、实地调查，跟随文水鈲子艺术团去各地演出，对新时期文水鈲子在传承发展中出现的变化做出忠实记录，形成对研究对象客观真实的整体认识。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文水鈲子的保护与发展已举步维艰，笔者希望于严峻形势下，尽可能地对文水鈲子在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的动态及出现的问题做一些详细记录与整理，促进相关传承人与表演者对这一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让更多的人认识并了解它，以期引起更多社会关注，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一份较为翔实且客观的调查资料，推动文水鈲子在新时代的活态传承与保护。
古人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我们的社会正面临多元文化共存的现实。中国传统音乐在漫长的实践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形成久远深厚的思维传统，深刻体现出先民以及当代人们的审美心理。在“非遗”与“国家在场”两种语境的作用下，文水鈲子的历史与现状正在经历理性的检讨与拷问。传统的文水鈲子表演语境正在由民间自发走向“非遗”政策下的一种文化展演行为。自 2006 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后，经常会有传承人培训、政府组织一系列活动。笔者认为：传统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时段内不断地被持续性建构的事实。传统的传承需要很多新的元素和新鲜血液的注入，才能维持其传承、传播，使之生生不息。
对文水鈲子的研究不应该单单关注于音乐本体、曲牌，而是要结合仪式将文水鈲子放在大的文化环境中进行更为全面、系统的文化阐释，寻找其能够长期在此发展流传的社会文化因素，从发展流变到仪式程序与音乐本体，再到文化释义，更深入地认识和了解文水鈲子所蕴含的民族审美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