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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上海回来，手上大概有六七千元，的确不算少。若把那时候的现洋，折合现在的金元券
，我不讳言，那是个惊人的数目。但在当年，似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这笔钱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我把弟妹们的婚嫁教育问题解决了一部分，寒家连年所差的衣服家具，也都解决了。这在精神上，对我的写作是有益的。我虽没有做癞蛤蟆去吃天鹅肉，而想买一所王府，但我租到了一所庭院曲折，比较宽大的房子，我自己就有两间书房，而我的消遣费，也有了着落了。
听戏，看电影，吃小馆子，当年是和朋友们同俱此好的，倒不等这笔钱来办。我所说的消遣，是以下三件事：一、收买旧书，尤其是中国的旧小说。二、收买小件假古董。怎么会是假古董呢？这个我和古董专家异趣。我以为反正是玩物丧志，玩真古董，几十几百买一样，是摆在那里看的，花个两三元，也是摆在那里看看，这有什么分别。而且买真的也未必不假。三、是我跑花儿厂子，四季买点儿好花。除了买书颇是一个不菲的开支，其余倒也无所谓。这时，我可以说是心广体胖，可以专门写作了。
这是民国二十年吧？我坐在一间特别的工作室里，两面全是花木扶疏的小院包围着。大概自上午九点多钟起，我开始写，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去。吃过晚饭，有时看场电影，否则又继续地写，直写到晚上十二点钟。我又不能光写而不加油，因之，登床以后，我又必拥被看一两点钟书。看的书很拉杂，文艺的、哲学的、社会科学的，我都翻翻。还有几本长期订的杂志，也都看看。我所以不被时代抛得太远，就是这点加油的工作不错，否则我永远落在民十
以前的文艺思想圈子里，就不能不如朱庆余发问的话，“画眉深浅入时无”了。
我的英文，始终是为了忙，而不能耐心去自修。有时拿到一本英文杂志，意识到里面有很多精神食粮，可是我又不能消化它。于是我进修英文的思想又怦然欲动了。有朋友给我介绍一位老先生，每天可以教我半小时英文，我欣然地要聘请他。但家中人一致反对，说是八十岁学吹鼓手，来不及了。而且我的脑子也够使的，不能再去消耗脑汁。我一松懈，这个计划就告吹了，于今还深引为憾。
这时，我读书有两个嗜好。一是考据一类的东西，一是历史。为了这两个嗜好的混合，我像苦修的和尚，发了愿心，要作一部《中国小说史》。要写这种书，不是在北平的几家大图书馆里，可以搜罗到材料的。自始中国小说的价值，就没有打入“四部”“四库”的范围。这要到那些民间野史和断简残编上去找。为此，我就得去多转旧书摊子。于是我只要有工夫就揣些钱在身上，东西南北城，四处去找破旧书店。北京是个文艺宝库，只要你肯下功夫，总不会白费力的。所以单就《水浒》而论，我就收到了七八种不同的版本。例如百二十四回本的，胡适先生说，很少，几乎是海内孤本了，我在琉璃厂买到一部，后来又在安庆买到两部，可见民间的蓄藏，很深厚的呀。又如《封神演义》，只有日本帝国图书馆，有一部刻着许仲琳著。我在宣武门小市，收到一套朱本，也刻有金陵许仲琳著字样，可惜缺了第一本，要不然，找到了原序，那简直是一宝了。这一些发掘，鼓励我写小说史的精神不少。可惜遭到“九一八”大祸，一切成了泡影。不过这对我加油一层，是很有收获的。吾衰矣，经济力量的惨落（我也不愿在纸上哭穷，只此一句为止），又不许可我买书，作《中国小说史》的愿心，只有抛弃。文坛上的巨墨，有的是，我只有退让贤能了，迟早有人会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