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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民国八年，夏初，“五四运动”发生了。当然，我受着很大的刺激。就在这运动达最高潮之时，我因有点儿私事到上海去，亲眼看到了许多热烈的情形。因此我回到芜湖，那一颗野马尘埃的心，又颤动了。我想，我还不失求学的机会，我在芜湖这码头上住下去，什么意思呢？于是我一再地向社方请辞，要到北京去。社方因我待遇低廉，不肯让我走，拖了两三个月。
我为什么要到北京去呢？因为有几个熟人，他们都进了北大。他们进北大，并非是考取的。那是先作旁听生，做过一年旁听生，经过相当的考验，就编为正式生了。这样一条捷径，我又何妨走走。自然我还是没有学杂费，但朋友们写信告诉我，可以来北京半工半读。在这年秋季，于是我把所有的行李当卖了，又在南京亲友那里借了十块钱，我就搭津浦车北上。到了北京，我是住在一位姓王的朋友那里，他是一个人住在会馆，而终日在黄寺办公，有时还不回来，就把他的房子让给我住，并给我介绍了一份职业，在一个驻京记者
办事处那里，帮同处理新闻材料。
一切都有了安定办法了。可是所得的工薪每月只一十元，仅仅够吃伙食的，我得另想办法。那时，成舍我君在《益世报》当编辑，他就介绍我到《益世报》当助理编辑，月给薪水三十元。说是助理编辑，其实是校对，我的职务，乃是看大样。后来看大样的又增加了一个人，工作减少了，月薪也减少了，减为二十五元，在驻京记者那里，工作时间，是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六点。在《益世报》是晚间十时到天亮六时，我的休息时间，是那样的零碎而不集中，我的睡眠时间，也就是片断的几小时。这样，决不让我有时间再去读书了。
这样有一年之久，《益世报》调我为天津版通讯员，薪水补足了三十元。同时，在驻京记者那里，薪水也增加到三十元，我的收入是加了。除了伙食，实在花费不了。于是我除了每月寄一部分款子回家而外，我又有钱买书了。这时，我对词，有了更深的嗜好，买的书，也以词类为多。工作之外，我在会馆里休息，把时间都浪费在填词上。不过在新文化运动勃兴之时，这种骸骨的迷恋，实在是不值得。于是我又转了个方向去消磨工余时间，进了商务印书馆的英文补习学校。
在工作那样忙碌的时候，我还要去自修英文，朋友们也都笑我是牛马精神。可是我也想着，我若不这样干，我形单影只地在北京，又怎么去安排我的时间呢？也就为此，我没有写较长的文稿。到北京来的初期，可以说我完全是机械地做着新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