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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初年，过阳历年是件新鲜事儿，尤其北京城圈子里，那种过旧历年气氛最浓厚的地方，对于这种年反映得最有趣味。一方面老百姓是全不买账，一方面政府又必铺张一番。也有人说，起什么哄？那份儿热闹，也只在衙门口凑付凑付罢了。那意思是说，机关放了假，毫无动静，只有门口的松柏牌坊与国旗，表现了与平常不同。在民国三四年间，警察厅却勒令着商家悬旗，以免外国人看了不顺眼。于是诗人又打趣他们：“新旧桃符都不用，国旗只要挂三天。”终于有人代拟了一副春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这个现象，一直到民国十年以后，才比较协调一点。新年戏馆和电影院，也闹客满了。这当然不足以形容过年，然而就是这点成绩，已有十年训练了。
北京政府这块料，于今回首一看，真是什么都不干了，糊里糊涂的，也不知他当年怎么居然生存着。“九一八”若提前发生，我想只有准备亡国而已。虽然在北京政府时代，我们就常骂满清政府昏庸腐败透顶。北京政府中人，他可没想到“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抗战五年，正在迎接着胜利，可是回想当年，也不啻过了烂索桥，回头向万丈深谷一望吧？
原载1942年1月2日重庆《新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