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去年（1897）秋天，横滨首次进入梁启超的视野。邝汝磐来到四马路时务报馆拜访梁，并带来了陈少白的亲笔信，邀他执掌一所新设的中文学校。
学校由邝汝磐与冯镜如共同倡议建立，后者是横滨华商中的著名人物。冯祖籍广东南海，出生于刚刚开埠的香港，曾师从以编纂英汉词典而闻名的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冯家亦是清廷腐败政治的受害者，父亲冯展扬曾因结交红巾军将领死于牢狱。1878年，34岁的冯镜如觉得香港也不再安全，于是迁往日本。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他与清王朝决裂，他剪掉辫子，被当地华人称为“无辫仔”。他以“镜”的发音给自己起了英文名字Kingsell，像是“销售之王”的意思。他在山下町五十三番地经营一家售卖西式文具，兼营印刷、装订的店铺，名为文经商店（Kingsell &Co.）。冯有一张令人信赖的圆脸，讲英语，甚至还有英国籍，《日本每周邮报》（
Japan Weekly Mail
）描述他：穿老派欧式西装，头顶礼帽，在华人社区中引人瞩目。
冯是孙文最早的支持者，商铺的二楼就是孙文和陈少白的容身之所，也是兴中会横滨分会的成立之地。他自己则被选为第一任会长，弟弟冯镜泉担任干事。1895年孙文再赴夏威夷时，他们提供了500元旅费，还印刷黄宗羲的《原臣》和《扬州十日》，以示对清政府统治的愤恨。
当创办中文学校的念头出现时，邝、冯先与孙文商议。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孙文，当时正将横滨视作暂时修养之所，他大加赞同，为之取名“中西学校”，还建议陈少白修书一封交由邝汝磐，让他前去上海托请梁启超。早在1895年，陈少白就与赴京会试途经上海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相识。陈与梁还是同乡，梁在《时务报》的文名已四处风行。
邝汝磐未能请来梁启超，却带回梁的四位同学，徐勤、陈默庵、陈荫农和汤觉顿，以及康有为的手书“大同学校”。康认为“中西”二字不雅，改为“大同”。他正沉浸于自己的大同思想，认定它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理应推广到日本去。万木草堂师徒也醉心于日本经验，想把明治维新的成功复制到中国，这恰是一个良机。未能出任校长的梁启超在长沙撰写了《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为这所新学校确定方针，“以孔子之学为本原，以西文、日文为通学，以中学、小学章程为课则，延中土通才，及日本大学校教授为教习，并于文部省立案”；并大胆展望了未来，“凡由此学满业之生，准入其高等学校，及大学校，或海陆军学校，以通其专门之学”，倘若日本依靠伊藤博文等人留学欧美而维新成功，则“中土拨乱之才，安知不出于东土之学校”。这篇《缘起》弥漫着豪情壮志，梁启超将大同学校视作一股觉醒潮流的海外延续：“中原志士，咸发愤而言变政，报馆学会，缤纷并起，北肇强学于京师，南开圣学于桂海，湖湘陕右，角出条奏，云雾既拨，风气大开。疆吏以开中西学为急务，总署亦拟遣人出洋学习为要图，神州不沉，或此是赖。”
不过一年，风云突变，神州遍布着杀戮、追捕与恐惧，横滨大同学校几乎成了维新浪潮的唯一遗产。徐勤则使这种支持更为牢固。大同学校在年轻一代华侨中激起强烈共鸣，冯镜如之子、16岁的冯懋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曾就读于东京一家天主教学校，学校教学以法文为主，英、日文辅之。200多名学生中，旅居横滨的欧美学生占三分之二，其余多为日本人，只有冯懋龙与谭赓两名中国学生。他们常面临羞辱，同学经常以“Chinese people, too much dirty”嘲讽他们。他们奋起反抗，抓伤同学，又被校长惩戒。这两个可怜的中国孩子，在课间休息时只能躲在厕所附近的小院，又引来华人总是腹泻的谣言。四个月后，冯便退学了。
徐勤将他从羞辱中拯救了出来，还赋予他新的人生使命。在大同学校，他可以生活在华人少年中，学习日文、英文以及儒家思想，更可了解时代现状。在教室黑板与课本上，徐勤都要求书写“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这十六字口号，要他们立志、读书、合群、遵教、报国。冯日后回忆，课堂上的徐勤，讲起中国的外患内忧，常涕泪交加。这令少年人激动不已，也赋予他们国家意识和自我期许。在冯懋龙的书房内，就贴着这样的对联：“大同大器十七岁，中国中兴第一人。”
日本也改变了徐勤，使他成为康有为更坚定的追随者，笃信孔子理论通行于四海。他曾听说被称为“铁扇博士”的日本帝国大学的根本通明是日本孔教领袖，便前往东京拜访，特意换上西装，把辫子盘于头顶，结果发现根本博士蓄着长发，穿汉代装束，他看到徐勤反而不解：你们不是崇尚孔圣人吗，怎么也效仿夷狄？戊戌年的孔子诞辰，徐勤在中华会馆召开庆祝会，数十位日本名士也来参与，孔子像两边悬挂一联：“同种同文复能同教相联未许西欧逞虎视；大清大日从此大成并合遥看东亚庆麟游。”
大同学校赢得了日本人的赞许。《神户每周纪事》（
Kobe Weekly Chronicle
）这样描述它：两层的砖砌校舍“干净得足以作为荷兰人的餐桌”，“在140名学生中，女生大概有30人，每个人都穿着夏娃之女那样的服饰。（当然，我们说的是已经文明化，穿上了衣服，并且会阅读时尚杂志的夏娃。）单单用整洁来形容她们的外观是不够的……更确切的说法是既整洁又时髦……她们不缠足，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不会受到束缚……可以预见的是，在10年或15年后，女权主义运动将会在中国兴起。”
[1]
穿着三件套西装的老师站在黑板前，面前摆着地球仪，身后挂着孔子像。
徐勤也在东京的亚洲主义者中间赢得了一席之地，这个网络日后对营救康梁至关重要。北京的消息也牵动着横滨华人的心。当变法消息传来，康有为的名声陡升时，大同学校的教师们备受鼓舞，“沾沾自喜，所出课题，均属歌颂圣君誉扬新政之作”。
这也带来了学校内部的紧张，徐勤开始排斥孙文，担心后者反叛者的声誉会影响康有为师徒的正统地位。这所原本由孙文倡导成立的学校遂变成了康有为的基地。为学校捐助的华侨也被新来的康梁吸引——他们有着进士、举人的功名，更承蒙皇帝的召见，还随身携带着密诏。
比起东京逐渐增加的忽视与敌意，横滨的华人社区给梁启超提供了意外的温暖与支持。尽管大多数华人对于国内政局并不敏感，面对北京的变化“大都如同隔岸观火，没有任何感觉”
，但一小部分人却极富热忱，冯镜如将注意力从孙文转向梁启超，支持他的新事业——创办一份新报纸。
梁启超应该是从东京的新桥登车前往横滨的，30公里的路程，耗时53分钟。这是日本第一条铁路，1872年开通时，明治天皇出席了典礼，站台上，燕尾服与和服混在一起，象征着一个矛盾重重的新时代的到来。最初，人们对这个新事物不无怀疑，一位陆军省官员的言论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他认为建设铁路而非制造武器，“只会牺牲我国政体，为外国人提供便利”。但它的便利随即征服了所有人。从东京到横滨，步行原本要八至十小时，蒸汽船一天只有一个来回，火车却用不到一个小时，每天有九班，可以当日往返。就连甚是反对铁路的大久保利通
，在乘坐后也发出这样的感慨：“真是眼见为实！真是非常享受！没有这种便利，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国家。”
下车后，梁启超或许无心打量那个由使馆、俱乐部、银行、酒店和跑马场构成的西方世界，它像是微缩版的上海滩。横滨的故事的确与香港、上海不无相似。自1859年开港，作为通往东京的入口，横滨迅速取代长崎成为日本的外来事物接收地，一个沉睡的小渔村变成了一个国际贸易与运输中心，也变成了一个多样生活的试验场。日本的第一家面包房、冰激凌店、啤酒酿酒厂，第一场棒球赛、赛马，第一份报纸，皆诞生于此。整座城市充溢着东与西、传统与现代混杂的趣味。
“一排纤细的白色电报线杆把世界各地的新闻传输到汉字和日文印刷的报纸上；在一间有电子门铃的茶室里，谜一般的东方文字就贴在象牙按钮的旁边；一间卖美国缝纫机的商店挨着佛像作坊；一家摄影室设在一家草鞋作坊旁边”，而“所有这些并没有造成任何的不协调，因为每样西方发明的物品都被镶入仿佛适合于任何图画的东方框架之中”，一位叫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的作家曾这样写道。日后，他将以小泉八云
的名字闻名于世，成为日本的最佳诠释者。他被横滨的混杂魅力征服了。“（人力）车夫穿着便鞋，越过他跳动的白色蘑菇形帽子望去，街道的全景如画面般展现在眼前”，“所有人和物都小巧而奇妙，并且带有神秘色彩：小房子带着蓝色的屋顶，小店铺前悬挂着蓝色的帷幔，面带微笑的小人们也穿着蓝色的服装”，“所有旗子和帷帐上都饰有日文或汉字，因此显得非常漂亮神秘”。
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这位从未来过这里的科幻作家，甚至想象了横滨的景观：“这里和香港、加尔各答一样，到处都是乱哄哄地挤满了各种民族的商人，有美国人、英国人、中国人、荷兰人，他们买卖什么的都有”，日本的居住区“可以看到青松翠柏覆盖成荫的幽径，可以看到雕刻着奇异神像的门扉，可以看到深藏在竹林芦苇中的小桥”。他对日本人的印象明显好过对中国人，不管是日本军人还是僧侣、普通人，“一个个都是头发乌黑光滑，头大，腿细，上身长，个子矮，肤色有深有暗，最深的似青铜一样阴暗，最浅的如白粉一般无光，但却绝没有一个像中国人那样的黄面孔”。
中国人是这个港口的最初建设者。甫一开港，他们便随西方人的洋行和商船，以中间人的身份出现，“走进商人的事务所或外资银行，或者敲开外国人住宅的门，接待你生意的都是中国人。厨子全是中国人，家仆也基本是中国人……兑换外币，或去买火车票，为你服务的还是中国人”。
[2]
一位西方旅行者发现，横滨的华人无处不在，他们是买办、翻译、仆役，几乎都来自广东，尤其是香山、南海、顺德等县。1875年，三菱会社开办横滨至上海的航线，又带来了浙江人、江苏人和江西人，他们被统称为“三江人”。华人社区日渐兴盛，1883年，华人数量已达到2681人，是欧美人的两倍。他们经营杂货铺、钱庄、印刷店，以及著名的三把刀——菜刀、剃刀、剪刀，分别象征着餐饮、理发、裁缝三个行业。其中，一家阿兴裁缝铺闻名一时。
比起欧美和澳大利亚，横滨的华人享有更多的自由与尊严。他们与欧美人同样住在居留地，甚至享有某种特权，不受日本法律的制约。种族焦虑得以避免，他们与日本人是同样的肤色，在一段时间里，甚至还享受着日本人对于中国的传统好感。性焦虑也更少，移民日本的男女比例已相当平衡，更何况，他们还很容易找到一位当地女性作伴。“中国人……通常会娶一个日本女人，并且永久定居下来。”《日本每周邮报》报道说。 [3] 这些日本女人被称作“南京妻”。
这与中国漫长的优越感有关。早在17世纪末，长崎作为当时日本唯一的开放港口，已有一万名华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当地人称中国人“阿茶先生”，是和蔼可亲的富商形象，总向日本孩子发放糖果，“中国商贩把头发盘在头顶，挑着和他们差不多高的箱子，用蹩脚的日文叫卖，显得非常有趣”。
在横滨的日本人眼中，中国人尽管不是那个美好的“阿茶先生”，但仍有可爱之处，尤其脑后的辫子尚有几分喜剧色彩。横滨的华人聚集区名为南京町。这或许缘于明朝时的中日贸易，当时赴日船队的货物中，来自南京的占了相当比重，特别是一些纺织品和陶瓷，甚为精美，深受江户时代日本人的喜爱，故而，日本人把中国货乃至来自东南亚的货物称作“南京物”。比如，花生是“南京豆”，白米是“南京米”，斗鸡是“南京军鸡”，锁是“南京锁”，瓷器是“南京烧”，甚至一种群生于日本海岸高山地带的樱草，因花开得娇小艳丽，亦被命名为“南京小樱”。当然，中国人则是“南京人”。
随着日本的崛起和中国的衰败，情况发生了变化。一心要赢得西方平等对待的日本，忙于摆脱中国的影响，加入了歧视的行列。甲午战争加速了这一切，“阿茶先生”不见了，“猪尾巴”“中国佬”“支那人”开始流行。日本儿童尤其令人不安，他们会向华人扔石头，暴力从语言发展到行动。
这也催生了政治意识的觉醒。一些敏感的头脑开始意识到中国人的身份，思索着用什么样的方式获得尊严。对于一些华侨来说，梁启超正代表这种希望。走出车站的梁启超该直奔南京町。由崛川运河、加贺町大道和本村大道围绕的南京町，有他熟悉的世界：中华会馆、同乡会、关帝庙、橱窗里悬挂的烧味、满耳的粤语……这是一个城中之城，有着自己的节奏、气息和味道，它能缓解流亡之苦。这些异乡的家乡人信赖他，仰慕他，愿意为他的设想提供支持。
再没有比办一份报纸，更能让深感命运失控的他找回节奏。它不仅能为自己做出辩解，缔结网络，还可以引来追随者，他曾在上海的四马路大获成功，这成功会在横滨再度出现吗？
“吾在此创报馆已成。”1898年12月10日，梁启超兴冲冲地向妻子汇报。在信中，他未提及报纸的名字和具体的出版时间，只说薪水要等报纸行销后才领，落款地址是横滨大同学校。
他的效率再度令人震惊。12月23日，他抵日本不过两个月后，新报纸于山下町一百三十九番地出版。封面设计延续了《时务报》的风格，“清议报”三个大字居中，英文THE CHINA DISCUSSION列其下，还有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每月三期）的小字，每月初一、十一与二十一日发行。右上角两种纪年方式并存，孔子二千四百四十九年与光绪二十四年，这是康有为尊皇保教思想的延续，也是一种对时间的重新定义。
对于读者，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呜呼！我支那国势之危险，至今日而极矣。”他们在发刊词中读到的，正是维新派作家们钟爱、泛滥使用的语气。他们制造紧迫感，促人警醒，催生行动。没人比梁启超更善用这种行文，呼号之余，他将中国的过往与刚刚习得的西方知识融为一体，《时务报》就是这样征服读者的头脑的。梁启超将《清议报》视作《时务报》的延续，后者在上海的疾呼与长鸣，象征着维新事业的开端。如今中国则进入了一个压抑时期，就如欧洲在1815—1830年的反动时期。在他眼中，19世纪是改革的世纪，也是流血的世纪，不管英国、法国、奥地利，还是德国、意大利与日本，“当其新旧相角、官民相争之际，无不杀人如麻，流血成河。仁人志士前仆后起、赴汤蹈火者，项背相望”。在中国，这个过程尤其艰难，千年的专制统治令义侠之风早已消失，且“国家只有易姓之事，而无革政之事，士民之中未闻有因国政而以身为牺牲者”。百日维新以六君子之血告终，却有如“一声春雷，破蛰启户”，必会有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梁启超要以《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希望四万万同胞以及图谋亚洲自治的黄种人都支持这份报纸。
这是梁启超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万万同胞”的概念，或许流亡的距离感令这四万万人变成了一个更清晰、更整体性的存在。它也将是近代中国最被神话的词语，四万万变成巨大的杠杆，屈辱被放大，力量也因此陡增。
报纸的视角与措辞因时空而变。《清议报》寄望于中日联盟，不仅倡导中国变革，也鼓励中日两国联手应对白人威胁，用日本人习惯的“支那”来指代中国。新报纸的宗旨被归纳为四点：“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和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杂志的六个栏目响应了这种视角：支那人论说，日本及泰西人论说，支那近事，万国近事，支那哲学，政治小说。
关于戊戌政变的叙述与分析占据了前三期的主体。梁启超一口气写作了《论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论皇上舍位忘身而变法》《政变原因答客难》等文章，它们也是他更庞大的写作计划的一部分。他准备写作政变记凡八篇，面对海内外的怀疑与指责，他需要做出更系统的回应。这组文章是控诉，也是自辩，将创造出这样一种叙事：康有为的思想主导着维新运动，得到了贤明皇帝的支持，在短暂和充满希望的新政后，被以慈禧为首的满人统治集团扼杀。
《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是另一篇重头文章，标题下特意加上了小字注解“变法通议外篇一，续时务报五十册”。他提醒满人统治者，若不实行满汉平等来共建富强中国，满人会面临凄惨结局，比起满汉之争，中国人乃至黄种人都面临着白人的威胁。几百年来，拥有特权的满人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其全部五百万人，不能为士，不能为农，不能为工，不能为商”，一旦中国被分割，政权、财权、兵权归于白人之手，到时候，“欲求一饭之饱，一椽之安，可复得乎？”
他倡议“满汉不分，君民同治”，这是他去年（1897）在北京时不会提出的。比起满汉矛盾，白人才是更迫切的敌人。
《清议报》也翻译日本报刊文章，比如《兴清论》一文感慨中国新政的失败在于，“根本未立，急于图功，进锐退速，以致一败不可收拾”，而这所谓的“根本”是兵、财、心：“欲行天下之权者，必先拥天下之兵；欲拥天下之兵者，必先握天下之财；欲握天下之财者，必先收天下之心。”戊戌变法中，三者皆不具备，维新者“持其一孤权强行之，虽智不足运其智，虽勇不足用其勇。况于身实无其权，仅赖帝力以伸其志者乎”。
对于这些判断，梁启超定不无赞同，比起康有为，他更乐于听到不同声音，创办《清议报》正是“收天下之心”。第一期还刊登了东亚同文会成立的消息，列举了主要领导人的姓名，以及协会决议：“保全支那；助成支那改善；讨究支那时事而期实行；唤起国论。”
流亡者的个人情绪展现在诗词栏目中，康有为以“更生”之名发表了关于戊戌政变的四首诗。其中一首尤其悲情：“历历维新梦，分明百日中。庄严对温室，哀痛起桐宫。祸水滔中夏，尧台悼圣躬。小臣东海泪，望帝杜鹃红。”
读者们还惊喜地发现了《佳人奇遇》的连载。在费城的独立阁，留美的日本青年东海散士邂逅流亡的西班牙贵族女子幽兰与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女志士红莲，他后卷入一系列冒险，辗转欧亚大陆，还偶遇明朝遗民之后范鼎卿，同为民族命运扼腕、奋进。小说充满故国沦亡之悲，也有男女私情。作者柴四朗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并游历中东、欧洲，曾是《每日新闻》第一任社长，出任过农商务大臣次官。这是明治中期的流行方式，小说也是政治活动的延伸和替代品，是自由民权运动的有力武器。这也是文学变革的象征，小说从下层文士之手，转到了政治领袖手中。《佳人奇遇》与《经国美谈》是其中最著名的两本，后者出自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之笔。
还是困在大岛号上时，舰长把这本小说赠给梁启超以供消遣。《佳人奇遇》用汉文体日语写成，梁足可领略大意。可以想象，在憋闷的船舱中，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共鸣。他追随主人公们神游四方，分享他们的悲愤与憧憬，或许还暗暗期待自己的旅程中也有类似的历险。他更是敏锐地察觉到了政治小说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一俟《清议报》创刊，他便邀请罗普将其翻译，这是政治小说在中文世界的首次亮相。梁启超特意撰写《译印政治小说序》，为政治小说赋予不切实际的历史作用，宣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各国的政治进步中，政治小说的贡献最大，“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
这份64页杂志的封底还刊登了商业信息，每期的零售价格是一角五分，广告价两行起步、一期三元，以后每期加两元，图片广告另议，封面位置则加倍。杂志的主要负责人也印在本页，发行人兼编辑人是冯镜如，印刷人则是日本人铃木鹤太郎。梁启超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杂志上，撰写的多篇文章也是署名“任公”。这也是对杂志的某种保护，亡命者名字的公开展现似乎是过于刺目的挑战，杂志特意强调出版于横滨的外国人居留地，冯镜如还拥有英国籍。
比起两年前的上海，身在横滨的梁启超定是更为忙碌。在时务报馆，他尚有汪康年等一众同人，如今则要独自承担所有工作。尽管邀请康有仪、罗普翻译文章，大同学校的日本教习助力，《清议报》仍是一个人的杂志，“每旬需译东文几及万字，方能满卷”，也经常草率地“意译三千余字，再加诗文塞卷，以了此期之事”。
杂志带来新节奏，他的生活开始围绕每十天一期的杂志展开，马不停蹄。第二期开始连载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履行着对朋友的义务，将故友书稿和诗文携带身旁。在编者按中，他称谭嗣同是“支那为国流血第一烈士”，落款“烈士流血后九十日，同学梁启超叙”。他还是有意做了些歪曲，称谭是康有为的追随者，《仁学》“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
，在连载中又删除了否定三纲五常和男女平等等部分，康有为不赞成这些主张。
山本宪也加入作者行列，撰写了《论东亚事宜》一文，仍是秉持其熟悉的论调，日本要关注中国之变，俄国是最大的威胁。他的汉学修养在其中展现无遗，像很多中国文人一样熟知历史与典籍，将此刻的俄国比作战国时的秦国，皆虎狼之国，“俄之不能逾白令海峡，犹秦之不能出云中雁门也”。
在纸张上，梁启超的镇定与力量再度回来，还有一种新的自由。比起上海四马路，横滨的自由更为充分，可以毫不忌讳地批评慈禧与荣禄，讥讽张之洞。新报虽以中国传统的清议自居，却采取了更直接的批评与控诉，创造出了一种反对派的声音。这声音从中国境外发出，又传回国内，这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杂志末尾刊登的代派处象征着这种关系的形成。新加坡的天南新报馆，火奴鲁鲁的生昌行，悉尼的东华新报馆……从横滨出发的货轮将杂志运往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移民不仅是它的读者，还将响应号召、加入集体行动中；在国内，上海是最主要的行销地，然后再转运到天津、福州、苏州、杭州、广州……很多发行点就是当年《时务报》的派报处，比如广州双门底上街的圣教书楼。逃亡的梁启超以另一种方式回来了。
梁启超也正进入伟大的流亡新闻人的行列。新闻业是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参与塑造民族国家，推动政治进程，唤醒社会大众……而流亡的报人因逃离故土，反而发挥出意外的影响力，从意大利的马志尼到俄罗斯的赫尔岑再到普鲁士的马克思，以及即将崛起的列宁，他们都将报纸与杂志视作武器和一切变革的基础。不过，梁尚不知自己的新历史角色，以及即将释放出怎样巨大的能量。
《清议报》的影响力比梁启超期待的更快到来。“明日亦拟往购一册，寄奉青览”，《清议报》出版五日后，身在日本的汪有龄
致信汪康年，通报康梁情况，说《东亚时论》登载了康梁的论说，梁又在横滨办了《清议报》。
另一位旧友也询问汪康年，听闻梁所办的《清议报》已寄至上海，他对报纸内容深感兴趣，想知道何处能买到，“此是自写供招，必多确实”。
梁曾担心读者不足，第一、二期刊登“奉送”字样，结果两个月之内送出上万份，不得不催促大家交付报费。到第四期，发行网点已增加到30多个，从东京、旧金山、洛杉矶、香港、维多利亚，到国内的福州闽报馆、黑龙江华昌泰、天津聚文阁……汉城新报馆也是新增的派发网点之一，朝鲜媒体一直关注着梁的行踪，1899年1月13日的《皇城新闻》介绍了《清议报》：“客岁12月23日，滞留横滨之清国人发行了《清议报》创刊号，据报导曾任上海《时务报》主编的梁启超氏发表了‘支那哲学新论’和‘清国政变始末’两篇论文……《清议报》痛论西东之时局，内警大清四百兆氏人之惰眠，外瞻东邦诸识者之教导。”
在国内，对康梁的攻击和猜测仍在弥漫。除去梁鼎芬的恶毒言语，《申报》还登载了黄协埙为《翼教丛编》撰写的序言，攻击梁启超“逞其诡谲，创为君民平等之说，于是典章废，制度湮，纲常隳，名教坏”。梁启超也出现于弹劾的奏折中，1月17日，一位言官攻击湖北巡抚曾鉌，说后者的奏章“全袭逆党梁启超之旧论”。即使在同情他们的朋友中，评价也是混杂的。12月14日，寿富在与张謇闲谈中说，康梁实际是朝廷造就出来的，对他们的攻击反倒是增加了他们的权威与声誉。张謇亦同意这个看法，认为“斥之为康教，罪之以党魁，皆尊奉之词”。另一位朋友表达了对梁启超的惋惜，“独怪卓如通才，乃为（康有为）所惑”。一种更普遍的焦虑是，对于康党的讨伐会殃及所有维新者。叶尔恺致信汪康年，说康梁“本无阅历见识，视天下事太易，加以学术乖僻”，但是无辜被牵累者甚多，“无识之徒反以新学为诟病”。汪康年创办的《中外日报》对康梁的诋毁，则令高凤谦颇感不安，因为汪与梁曾是维新者中的标志人物，他们的反目会让守旧者占了便宜。
比起梁启超在海外的重新振作，孤立感包围着昔日维新者。12月23日，《清议报》出刊当日，孙宝瑄
在上海重开雅集，想起两年前时务报馆的热闹，不禁感慨，如今风雨飘零，“海上三五同志，渺怀孤诣”。夏曾佑
也去信汪康年，说《国闻报》已以五千元之价卖给日本人西村博，西村将具体事务交给了一位宁波人，后者随即改变了报纸风气，专以公器为名敲诈，“有赌场数处，每处每日送二十元……于是大发其财”。
他与严复看着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定满是苦涩。
[1] “The Chinese School in Yokohama”, Kobe Weekly Chronicle , Oct. 15, 1898,pp. 306-307.转引自［美］韩清安：《横滨中华街》，第62—63页。
[2] Williams, Tales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in Japan , p.128.转引自［美］韩清安：《横滨中华街》，第28页。
[3] “The Chinese in Japan”, Japan Weekly Mail , June 24, 1899, pp.613-14.转引自［美］韩清安：《横滨中华街》，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