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卿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抵达东京九天后,梁启超才坐下来给妻子写信,对她的勇气和韧性大加赞扬。
李蕙仙值得这褒奖。1898年9月24日,她在逃亡中生下女儿思庄,不仅无暇休养,还陷入恐惧与奔波,不知丈夫是生是死。男女之情不是信的主体,梁启超甚至没问一句孩子,他最担心的是父亲梁宝瑛,遭此变故会过分抑郁,故请妻子务必宽慰。他也听闻李端棻被发配新疆,尚不知性命如何,对此深感愧疚。李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却受到牵连,仿若某种恩将仇报,每念及此就流泪。他也关心家庭琐事,嘱托妻子京城的百川通票号尚存有译书局款两万余金,他离京前已托付十五兄李端燊,可以去信索取。他告诉妻子,自己还写信给浙江的吴小村,托其代为筹款。他再次说起父亲,劝妻子将手头的四百余金分出两百给他,以免老人家“手内无钱”,又不好意思索要,“则必生烦恼矣”。他了解父亲的性格,总容易陷入哀叹和烦恼。对于流亡的况味,梁启超只字不提,只在信末安慰妻子说,自己在日本受日本政府保护,且“甚为优礼”,“饮食起居一切安便”,仆人张顺也不避危难,随他一路逃离,忠诚可靠,“身边小事,有渠料理,方便如常”。
11月19日,他再次去信,话题仍围绕父亲展开。对于二弟梁启勋与庶母,他相对宽心,前者“慷慨激昂,必不忧悲”,后者不甚敏感,“不知忧悲,亦不足为念”,只担心“父亲之苦楚不知若何耳”。他说,如果父亲需要,他即刻前往澳门,否则第二年正月或二月也一定归家。只在信尾,他流露了少许的儿女之情:“虽想思甚切,不敢涉私情也。”
梁启超对父亲的担忧不无道理。对于这位老派乡绅,这的确是个令人困惑的时刻,曾经光耀门楣的儿子突然成了危险的来源。春天还陪他赴京赶考,寄望以更大的荣耀,不想秋天就失去了一切,不仅全家因此四处奔逃,连生命都陷入危险之境。他特意写了一篇《戊戌遇变赋》,以示心境。10月20日,《申报》刊登了两广总督谭钟麟的追查结果:梁启超“自今年起,久已不在新会居住,广东省城中亦杳无踪迹”,而“逆首康有为之家属,早已闻风远遁……其原籍房屋已经发封,屋内仅存床几桌椅等件,并破书数十箱……”
11月26日,梁启超又致信妻子,充满不安的自我辩解,想必李蕙仙的来信中充满了沮丧与抱怨,促他接自己前来东京。他解释说在这患难中,断无接妻子来而置父母兄弟于不问之理,若接全家来又太费事。况且,国家大义才是他的首要考虑,“所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说自己数年来行踪不定,在国内时如此,如今在异域更是,未来还可能在五大洲“随处浪游,或为游学,或为办事,必不能常留一处”。他还忧虑日本“异服异言,多少不便”,妻子来了也不一定能安居,不如仍在澳门。
梁自己能适应这新生活吗?穿和服,跪坐在榻榻米上,品尝酱汤、酱菜,在笔谈之外,挣扎着学一点日文……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日文化名——吉田晋。这是一个亡命者的安全考虑,也是赋予自己一种新使命。他将效仿吉田松阴与高杉晋作
,不惜自我牺牲以完成维新事业。
流亡者生活在一个错乱的时空中,比起他们自比的幕末,日本早已是另一个面貌。东京已迎来维新后的第三十个年头,上野公园立了一尊西乡隆盛的铜像,高大肥硕,右手牵一只小狗。这纪念也意味着那个时代的彻底逝去。工厂、银行、教会、大学、宪法、议会、报纸、电车、铁路、海外扩张,以及日本是否需要二次维新,这些才是人们关心的话题。流亡者的历史类比激起了一些同情,却更多是一头雾水。“哭秦庭”只存于历史典籍,在现实政治中,它显得不无荒诞。书写是他们唯一的武器,太后之恶毒、皇帝之英明、六君子之鲜血,他们需要一遍遍讲述这个悲壮故事,引发同情。
上野公园西乡隆盛铜像,20世纪初
大岛号上写作的《去国行》刊登在11月1日的《日本》杂志“文苑”栏,其中的悲愤定打动了日本士人。汉学家桂湖村还特别撰写评议,称赞梁启超为“清国志士”。
东亚同文会则在其机关报《东亚时论》创刊号上,刊登了梁启超的《上副岛近卫两公书》和《论支那政变后之关系》,这两篇文章是梁启超流亡后写的第一批政治书简。第二期《东亚时论》几乎是谭嗣同的纪念专号,卷首是谭嗣同合掌跪坐的半身像,取自他与梁启超等人在光绘楼合影的局部,题词“支那大侠浏阳谭君遗像”是梁启超的墨迹;正文则刊有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撰写的悼念文章。它接着便被翻译为日文刊登在《日本》上,《知新报》又将它翻译为中文,以《清国殉难六士传》为题刊登。《知新报》篡改了原文,不仅把谭嗣同描绘成康有为的弟子,还加入两封谭嗣同的绝命书,分别表达了谭对康梁的期待。在其中一封中,谭嗣同写道,“千钧一发,惟先生一人而已,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很明显,这里的“先生”自然是指康圣人。在另一封绝命书中,谭则说,“嗣同生不能报国,死亦为厉鬼,为海内义师之助。卓如未死,以此书付之,卓如其必不负嗣同、皇上也”。
谭嗣同不是康有为的学生,绝命书也是康有为伪造的。幸存者常会陷入某种罪恶感,认定自己的生是建立在同伴的死之上,对亡者的追忆与纪念,往往能减缓生者的愧疚,也能变成新的武器。为了武器的锋利,他们不惜扭曲事实。这正是康有为一派的惯常做法。
有关流亡者的各种传闻与谣言,也不断回到中国,变成了新神话。一些人说,康有为住在日本宫城内,大隈重信、近卫笃麿曾亲往横滨迎接他。这些谣言即使不是康发出,他也乐见于此,虽逃离中国,却有更大的力量可借助。光绪密诏更是愈演愈烈,在康有为的版本中,皇帝处于危难中,明确地要求他向外求助。先是香港的《德臣西报》以英文刊登,接着上海《字林西报》予以转载,《新闻报》又将其翻译为中文刊载,引发了舆论的巨浪。
刘坤一称“情词极为狂悖”
,张之洞更为愤怒,说康“狂悖凶狠,令人发指眦裂”。
张总督也在努力撇清与康梁的关系,政变后的9月22日,他即发电给孙家鼐
,说万不可令梁启超前往上海接办官报,“梁乃康死党,为害尤烈”。接着,他派幕僚梁鼎芬乘坐小火轮前往长江焦山取回题诗,即刻焚毁——他曾在松廖阁题诗感慨时局,赞赏维新诸人。
10月27日,梁鼎芬在《申报》刊登了《驳叛犯康有为逆书》,不仅驳斥了康有为的学说和政治主张,将康与孙文视作同样的叛逆,“自逆匪孙文谋叛不成,逃之外洋后,康有为乃接踵而起”,更对他的人格极尽污蔑,说他在上海狎妓,拒付嫖资,跑上船避难……他诅咒了康的一切,充满了恶作剧式的谩骂,“我大清国,我孔子教,我广东人不幸有此无父、无君、无人理之逆犯康有为,罪通于天,愿天诛之……”
这也是令人感慨的一刻。梁鼎芬曾是康的挚友,并以“万木森森一草堂”赠予,如今却不共戴天。这篇文章不仅在上海发表,还被翻译成日文分四次刊登于《东京日日新闻》。张之洞要将自己树立为慈禧的忠诚捍卫者。这也是他与小田切万寿之助
交易的结果,小田切始终认定,张之洞这样的地方大员才应该是日本与之合作者。11月,小田切来到武昌,先后与张之洞会见五次。小田切完全站在张之洞一边,张不仅要反驳和丑化康梁,还希望日本驱逐他们。12月2日,小田切致电新外相青木周藏:“张之洞要求我秘密报告日本政府:康有为及其同党在日逗留,不仅伤害了两国业已存在的友好情谊,而且也妨碍他实施诸如由日本军事顾问训练军队的计划,由此应将他们逐出日本。”青木回电说:“帝国政府甚不愿为康有为及其党人提供政治避难,由于国际惯例,也不可能违背其意愿将其遣送出境,但将尽一切努力以达此目的。”小田切还将梁鼎芬的文章寄给外务次官都筑馨六,请他在日本的报纸上发表。小田切虽然承认“其文辞之间虽亦不免有鞭死尸贬生者而大为过甚者”,但也说自己的确听说了康类似不少事。
紫禁城也终于听到了康有为的海外言论。10月25日,内阁学士兼礼部右侍郎准良读到《国闻报》转载的康有为谈话,上奏说:“报馆邪恶说请饬查办。”朝廷随即下谕,令直隶总督裕禄派人密查,设法严禁。
没有资料显示,慈禧读到这些攻击时是什么反应,或许身边人已小心翼翼地将其中最刺眼的话删除掉。杨崇伊则相信,危险不仅来自言辞,他在密折中称康梁在日本必然会依附孙文,孙文才是最大的威胁,“此人不除,中华无安枕之日”。他认定孙正在推行新计划,“勾结长江上下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诸匪,与西人为仇,激成教案,以困朝廷”。
慈禧听进了这个声音。11月16日,一道上谕派遣知府衔道员刘学询、员外郎庆宽赴外洋内地游历,考察商务。明眼人看得出,他们是要去东京刺杀康梁。12月5日,又有两条密令下发,一条给沿海沿江各督抚:“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罪大恶极,均应按名弋获。朝廷不惜破格之赏,以待有功。”另一条电寄驻日公使李盛铎:“闻康有为、梁启超、王照诸逆,现在遁迹日本,有无其事?该逆等日久稽诛,虑有后患。如果实在日本,应即妥为设法密速办理。总期不动声色,不露形迹,豫杜日人借口,斯为妥善。果能得手,朝廷亦不惜重赏也。”
矢野文雄很快得知了这一消息,他在12月9日致电外务省:“各种渠道的报告声称,慈禧太后于12月6日通过总理衙门秘密命令清驻日本公使,运用一切手段将康及其党人捕拿或暗杀。”
慈禧追杀对手,也试图重塑自己的形象。12月13日,她在紫禁城接见了北京公使夫人团,以展示对西方世界的亲善,这也是外国女人首次进宫。刻薄与观察力皆惊人的德国公使海靖夫人伊丽莎白(Elisabeth von Heyking)发现太后“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10岁,依旧素面朝天,只是眉毛处稍稍描了几笔,更加深了脸部刚毅的神情”。慈禧也展现出和善的一面,与在座的夫人饮茶后,她在每人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然后宣布,“从现在起,我们都是姐妹了”。而皇上有一张“招人喜爱、很有亲和力的脸庞”,“神态中略显悲伤和疲倦”,看到如此之多奇装异服的欧洲妇女时,“兴奋劲儿显然盖过了淡淡的忧愁”。他甚至还激起了海靖夫人母爱式的同情,她与皇帝握手时,希望自己能够讲汉语,“向他表示我对他这次失败的努力的同情和慰藉”。
英国公使夫人也充满同情地打量了年轻的皇帝,得出了相似的印象:“他眼神忧郁,人显得纤弱,从脸上看不出什么性格,整个觐见过程中,他几乎没有抬起眼睛。”太后则征服了所有人,美国公使夫人发现,她“神采飞扬,脸上满是善意,看不到残忍的痕迹。她用直截了当的方式欢迎我们,动作自然、温暖”。没人比戈颁(Henry Cockburn)的判断更权威,这位英使馆的中文秘书已在中国待了二十年,精通中文,判断力敏锐,还曾救助过康有为。他发现,康有为是个爱说谎的人。即使他不同意康对慈禧的那种恶毒看法,也多少会相信流行的说法(这是个恶毒和无能的太后),但如今,他却觉得她“亲切柔弱”。窦纳乐随即向伦敦报告:“皇太后谦恭有礼、和蔼可亲,留下极好的印象。进宫时,大家以为会见到一个冷淡傲慢、不可一世的人,没想到,太后陛下竟是个如此友善殷勤的女主人,带着女人的善解人意和温柔。”
天平迅速地偏向慈禧这边时,流亡者的脆弱也展现出来。11月24日,日本华商孙淦致信汪康年,说康有为初来日本时,“日人皆谓奇特之士。近来日著论说,一味蛮骂,又印康工部求救文,分送各处,见者轻之,想亦无能为矣”。
《亚东时报》在第四期刊登了一篇名为《论京师变故》的文章,作者认为是康有为过分孤立的行动得罪了守旧派,而中国有着广泛的维新力量,不该因为康有为而废除变法努力。
大隈重信也对康有为既不能致力于国内政治,又不能抑制名利之心感到遗憾。
伊藤博文最终展现了自己的态度。尽管被中国维新者寄予厚望,伊藤对于北京发生的一切始终困惑,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不明白中国之事”。伊藤离开动荡的北京后前往上海,沿长江而上到达武汉,受到张之洞的热情接待。比起北京的维新者,他似乎与张之洞更为相投,也对《劝学篇》大加赞扬。更重要的是,湖北的铁矿石对于日本的钢铁事业至关重要,正在兴建的八幡制铁所急需这些矿石,八幡正是依赖《马关条约》的赔款而建。回到东京后,他始终未接见流亡者,包括自己一手救助的梁启超。外务省11月30日发现,“伊藤侯已看穿康有为乃是年少气盛,轻率短虑而不足以托大事之人,因此开始对其采取敷衍的态度”。
在12月10日宪政党的招待会上,伊藤更是开始公开批评中国维新派的策略:“惟仆察彼所谓革新党者之所为,其画策未可谓尽得其当,窃料其事难成,果不出数月,其党立败,进锐速退,自然之理。然遽于以数千年所继承之文物制度,以及土风民俗,一旦革故鼎新,此岂一朝一夕之所能哉?必俟有英迈逸群之帝者出,而以才识卓拔之士为之辅弼,然后能创立一大英业也。”
他对中国政治保持旁观,对经济合作则充满热忱:“清政府如斯疲弊,然人民之勤勉世间无有能及。此实为彼之无尽财富。若革新财政方针,施行诸般改良,中国成为日益发达之帝国绝非难事。”他确信,无论中国政府怎样、主权如何,中国人民的需求一定会日渐增长下去,而日本处在满足中国需求的最有利位置。
内部分裂加剧了流亡者的困境。11月3日,在平山周的引介下,王照拜访了犬养毅。王照滔滔不绝地表达对康有为的不满,说光绪密诏是伪造的,皇帝只让康前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并没有叫他求救,连谭嗣同的绝命书也是伪造的,他就住在南海会馆隔壁,耳闻了梁启超、唐才常和毕永年的商议过程。“皇上本无与太后不两立之心,而太后不知,诸逆贼杀军机四卿以灭口,而太后与皇上之遂终古不能复合。”
他说,光绪深陷不白之冤,真实的密诏只有袁世凯或者军机四卿的家属见过。他为皇上深感不安:在内,荣禄与刚毅为自己的权力玷污他;在外,康梁为了个人而伪造密诏,同样是陷皇上于不义。王照的笔谈是多日怨气的发泄,既有关政治理念,也有关个人作风。夹在一群南方人中间,这位脾气暴躁的直隶大汉深感不适。康党的作风也显露无遗。前来拜访的陈少白记得,有一次他去拜访康梁,厅内还坐着王照,他们围着一张圆桌坐下,坐在他身旁的王照带着怨气说:“请你先生评评理,我们住在这里,言语举动,不能自由,甚至来往的信,也要由他们检查过,这种情形,实在受不惯。”
抱怨引起了康有为的不满,他忿忿地对一旁的梁铁君(康有为的学生,身形彪悍,会武功)说,你把他领到外边,不要在这里啰唣。梁铁君便起身强拉了王照出去。
在富有影响力的《时事新报》眼中,康有为更令人怀疑,他缺乏殉死的决心,“不与其他同志相议,率先由北京逃出,在其同党中评价不高”;梁启超“虽尚年轻,但其改革之意见甚有条理,在对此次政变的态度上,尚有并不卑下之好评”;王照的人气最高,他“离开北京之前,其同志虽频劝其避难逃亡,但其挂念皇帝之安危,从容不迫,大有臣子为王事而死之意”。
对流亡者的失望与来自中国国内的压力,引起了东京更直接的反应。12月16日,楢原陈政前来拜访梁启超。36岁的楢原曾在中国驻日使馆学习汉语,与何如璋、黄遵宪相熟,后随何前往中国,拜在俞樾门下学习。他曾出任伊藤博文的中文翻译,参与过《马关条约》的谈判,还是驻中国使馆的一等翻译、二等秘书。梁启超逃出北京时,他恰好在日本。尽管以私人故旧身份到访,他也隐隐代表政府意愿。他劝梁启超离开日本,并以金玉均为例证,说日本政府曾限他八小时出境,令这位朝鲜流亡者困窘不堪。他劝梁,“去外务省,察其实情,弟等好决定行止”。
这不无威胁的口吻令梁启超颇为不悦,一口拒绝。两天后,楢原又前来横滨的大同学校找梁启超,不遇后,前往学校协理林北泉处询问。当林前往东京告知梁启超时,楢原也赶到了,他再次对梁说明:日本帝国的内阁已变更,不能充分保护他们这些流亡者,不如早去美国,日本政府可以提供3000元旅费,若还不够,尽可商议。这激起了梁启超的愤怒,他一口回绝,端茶送客。
12月20日晚7点半,楢原再度前来,提到伊藤访问中国时与李鸿章的会面。他告知梁启超,李对伊藤说,如果日本保护清国的亡命者,将会产生外交上的冲突。因此,日本可能最近会驱逐他们,建议梁最好在驱逐令下达前,前往美国或英国,旅费由日本提供。他还说,朝鲜流亡者朴泳孝也将同期被驱逐,朴是朝鲜另一位著名改革者,与金玉均同时来到东京,为朝鲜的命运焦灼不堪。面对这明显的威胁,梁再次拒绝。楢原没准备放弃,又来信催促,称“危机已逼,晏然安之,洵为非策”。他知道自己的举动不无侮辱,但“敢为尽言,若徒稽留以贻悔,仆亦不能再为力也”。两天后,他甚至为梁启超的离去提供了具体的建议,28日有船从神户前往香港,“南游为妙”,还问他康有为是否已决定。楢原的行为让康梁深感愤怒。康有为致信柏原询问这位外务官,为何“不烦日日奔走经营,又其费百千金,真怪事也”,而在日本的孙文似乎并没有妨碍邦交。
接踵而来的压力,逐渐冷却的日本舆论,皆迫使梁启超寻找新基地。横滨的南京町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