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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卿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抵达东京九天后，梁启超才坐下来给妻子写信，对她的勇气和韧性大加赞扬。
李蕙仙值得这褒奖。1898年9月24日，她在逃亡中生下女儿思庄，不仅无暇休养，还陷入恐惧与奔波，不知丈夫是生是死。男女之情不是信的主体，梁启超甚至没问一句孩子，他最担心的是父亲梁宝瑛，遭此变故会过分抑郁，故请妻子务必宽慰。他也听闻李端棻被发配新疆，尚不知性命如何，对此深感愧疚。李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却受到牵连，仿若某种恩将仇报，每念及此就流泪。他也关心家庭琐事，嘱托妻子京城的百川通票号尚存有译书局款两万余金，他离京前已托付十五兄李端燊，可以去信索取。他告诉妻子，自己还写信给浙江的吴小村，托其代为筹款。他再次说起父亲，劝妻子将手头的四百余金分出两百给他，以免老人家“手内无钱”，又不好意思索要，“则必生烦恼矣”。他了解父亲的性格，总容易陷入哀叹和烦恼。对于流亡的况味，梁启超只字不提，只在信末安慰妻子说，自己在日本受日本政府保护，且“甚为优礼”，“饮食起居一切安便”，仆人张顺也不避危难，随他一路逃离，忠诚可靠，“身边小事，有渠料理，方便如常”。
11月19日，他再次去信，话题仍围绕父亲展开。对于二弟梁启勋与庶母，他相对宽心，前者“慷慨激昂，必不忧悲”，后者不甚敏感，“不知忧悲，亦不足为念”，只担心“父亲之苦楚不知若何耳”。他说，如果父亲需要，他即刻前往澳门，否则第二年正月或二月也一定归家。只在信尾，他流露了少许的儿女之情：“虽想思甚切，不敢涉私情也。”
梁启超对父亲的担忧不无道理。对于这位老派乡绅，这的确是个令人困惑的时刻，曾经光耀门楣的儿子突然成了危险的来源。春天还陪他赴京赶考，寄望以更大的荣耀，不想秋天就失去了一切，不仅全家因此四处奔逃，连生命都陷入危险之境。他特意写了一篇《戊戌遇变赋》，以示心境。10月20日，《申报》刊登了两广总督谭钟麟的追查结果：梁启超“自今年起，久已不在新会居住，广东省城中亦杳无踪迹”，而“逆首康有为之家属，早已闻风远遁……其原籍房屋已经发封，屋内仅存床几桌椅等件，并破书数十箱……”
11月26日，梁启超又致信妻子，充满不安的自我辩解，想必李蕙仙的来信中充满了沮丧与抱怨，促他接自己前来东京。他解释说在这患难中，断无接妻子来而置父母兄弟于不问之理，若接全家来又太费事。况且，国家大义才是他的首要考虑，“所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说自己数年来行踪不定，在国内时如此，如今在异域更是，未来还可能在五大洲“随处浪游，或为游学，或为办事，必不能常留一处”。他还忧虑日本“异服异言，多少不便”，妻子来了也不一定能安居，不如仍在澳门。
梁自己能适应这新生活吗？穿和服，跪坐在榻榻米上，品尝酱汤、酱菜，在笔谈之外，挣扎着学一点日文……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日文化名——吉田晋。这是一个亡命者的安全考虑，也是赋予自己一种新使命。他将效仿吉田松阴与高杉晋作
，不惜自我牺牲以完成维新事业。
流亡者生活在一个错乱的时空中，比起他们自比的幕末，日本早已是另一个面貌。东京已迎来维新后的第三十个年头，上野公园立了一尊西乡隆盛的铜像，高大肥硕，右手牵一只小狗。这纪念也意味着那个时代的彻底逝去。工厂、银行、教会、大学、宪法、议会、报纸、电车、铁路、海外扩张，以及日本是否需要二次维新，这些才是人们关心的话题。流亡者的历史类比激起了一些同情，却更多是一头雾水。“哭秦庭”只存于历史典籍，在现实政治中，它显得不无荒诞。书写是他们唯一的武器，太后之恶毒、皇帝之英明、六君子之鲜血，他们需要一遍遍讲述这个悲壮故事，引发同情。
上野公园西乡隆盛铜像，20世纪初
大岛号上写作的《去国行》刊登在11月1日的《日本》杂志“文苑”栏，其中的悲愤定打动了日本士人。汉学家桂湖村还特别撰写评议，称赞梁启超为“清国志士”。
东亚同文会则在其机关报《东亚时论》创刊号上，刊登了梁启超的《上副岛近卫两公书》和《论支那政变后之关系》，这两篇文章是梁启超流亡后写的第一批政治书简。第二期《东亚时论》几乎是谭嗣同的纪念专号，卷首是谭嗣同合掌跪坐的半身像，取自他与梁启超等人在光绘楼合影的局部，题词“支那大侠浏阳谭君遗像”是梁启超的墨迹；正文则刊有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撰写的悼念文章。它接着便被翻译为日文刊登在《日本》上，《知新报》又将它翻译为中文，以《清国殉难六士传》为题刊登。《知新报》篡改了原文，不仅把谭嗣同描绘成康有为的弟子，还加入两封谭嗣同的绝命书，分别表达了谭对康梁的期待。在其中一封中，谭嗣同写道，“千钧一发，惟先生一人而已，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很明显，这里的“先生”自然是指康圣人。在另一封绝命书中，谭则说，“嗣同生不能报国，死亦为厉鬼，为海内义师之助。卓如未死，以此书付之，卓如其必不负嗣同、皇上也”。
谭嗣同不是康有为的学生，绝命书也是康有为伪造的。幸存者常会陷入某种罪恶感，认定自己的生是建立在同伴的死之上，对亡者的追忆与纪念，往往能减缓生者的愧疚，也能变成新的武器。为了武器的锋利，他们不惜扭曲事实。这正是康有为一派的惯常做法。
有关流亡者的各种传闻与谣言，也不断回到中国，变成了新神话。一些人说，康有为住在日本宫城内，大隈重信、近卫笃麿曾亲往横滨迎接他。这些谣言即使不是康发出，他也乐见于此，虽逃离中国，却有更大的力量可借助。光绪密诏更是愈演愈烈，在康有为的版本中，皇帝处于危难中，明确地要求他向外求助。先是香港的《德臣西报》以英文刊登，接着上海《字林西报》予以转载，《新闻报》又将其翻译为中文刊载，引发了舆论的巨浪。
刘坤一称“情词极为狂悖”
，张之洞更为愤怒，说康“狂悖凶狠，令人发指眦裂”。
张总督也在努力撇清与康梁的关系，政变后的9月22日，他即发电给孙家鼐
，说万不可令梁启超前往上海接办官报，“梁乃康死党，为害尤烈”。接着，他派幕僚梁鼎芬乘坐小火轮前往长江焦山取回题诗，即刻焚毁——他曾在松廖阁题诗感慨时局，赞赏维新诸人。
10月27日，梁鼎芬在《申报》刊登了《驳叛犯康有为逆书》，不仅驳斥了康有为的学说和政治主张，将康与孙文视作同样的叛逆，“自逆匪孙文谋叛不成，逃之外洋后，康有为乃接踵而起”，更对他的人格极尽污蔑，说他在上海狎妓，拒付嫖资，跑上船避难……他诅咒了康的一切，充满了恶作剧式的谩骂，“我大清国，我孔子教，我广东人不幸有此无父、无君、无人理之逆犯康有为，罪通于天，愿天诛之……”
这也是令人感慨的一刻。梁鼎芬曾是康的挚友，并以“万木森森一草堂”赠予，如今却不共戴天。这篇文章不仅在上海发表，还被翻译成日文分四次刊登于《东京日日新闻》。张之洞要将自己树立为慈禧的忠诚捍卫者。这也是他与小田切万寿之助
交易的结果，小田切始终认定，张之洞这样的地方大员才应该是日本与之合作者。11月，小田切来到武昌，先后与张之洞会见五次。小田切完全站在张之洞一边，张不仅要反驳和丑化康梁，还希望日本驱逐他们。12月2日，小田切致电新外相青木周藏：“张之洞要求我秘密报告日本政府：康有为及其同党在日逗留，不仅伤害了两国业已存在的友好情谊，而且也妨碍他实施诸如由日本军事顾问训练军队的计划，由此应将他们逐出日本。”青木回电说：“帝国政府甚不愿为康有为及其党人提供政治避难，由于国际惯例，也不可能违背其意愿将其遣送出境，但将尽一切努力以达此目的。”小田切还将梁鼎芬的文章寄给外务次官都筑馨六，请他在日本的报纸上发表。小田切虽然承认“其文辞之间虽亦不免有鞭死尸贬生者而大为过甚者”，但也说自己的确听说了康类似不少事。
紫禁城也终于听到了康有为的海外言论。10月25日，内阁学士兼礼部右侍郎准良读到《国闻报》转载的康有为谈话，上奏说：“报馆邪恶说请饬查办。”朝廷随即下谕，令直隶总督裕禄派人密查，设法严禁。
没有资料显示，慈禧读到这些攻击时是什么反应，或许身边人已小心翼翼地将其中最刺眼的话删除掉。杨崇伊则相信，危险不仅来自言辞，他在密折中称康梁在日本必然会依附孙文，孙文才是最大的威胁，“此人不除，中华无安枕之日”。他认定孙正在推行新计划，“勾结长江上下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诸匪，与西人为仇，激成教案，以困朝廷”。
慈禧听进了这个声音。11月16日，一道上谕派遣知府衔道员刘学询、员外郎庆宽赴外洋内地游历，考察商务。明眼人看得出，他们是要去东京刺杀康梁。12月5日，又有两条密令下发，一条给沿海沿江各督抚：“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罪大恶极，均应按名弋获。朝廷不惜破格之赏，以待有功。”另一条电寄驻日公使李盛铎：“闻康有为、梁启超、王照诸逆，现在遁迹日本，有无其事？该逆等日久稽诛，虑有后患。如果实在日本，应即妥为设法密速办理。总期不动声色，不露形迹，豫杜日人借口，斯为妥善。果能得手，朝廷亦不惜重赏也。”
矢野文雄很快得知了这一消息，他在12月9日致电外务省：“各种渠道的报告声称，慈禧太后于12月6日通过总理衙门秘密命令清驻日本公使，运用一切手段将康及其党人捕拿或暗杀。”
慈禧追杀对手，也试图重塑自己的形象。12月13日，她在紫禁城接见了北京公使夫人团，以展示对西方世界的亲善，这也是外国女人首次进宫。刻薄与观察力皆惊人的德国公使海靖夫人伊丽莎白（Elisabeth von Heyking）发现太后“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10岁，依旧素面朝天，只是眉毛处稍稍描了几笔，更加深了脸部刚毅的神情”。慈禧也展现出和善的一面，与在座的夫人饮茶后，她在每人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然后宣布，“从现在起，我们都是姐妹了”。而皇上有一张“招人喜爱、很有亲和力的脸庞”，“神态中略显悲伤和疲倦”，看到如此之多奇装异服的欧洲妇女时，“兴奋劲儿显然盖过了淡淡的忧愁”。他甚至还激起了海靖夫人母爱式的同情，她与皇帝握手时，希望自己能够讲汉语，“向他表示我对他这次失败的努力的同情和慰藉”。
英国公使夫人也充满同情地打量了年轻的皇帝，得出了相似的印象：“他眼神忧郁，人显得纤弱，从脸上看不出什么性格，整个觐见过程中，他几乎没有抬起眼睛。”太后则征服了所有人，美国公使夫人发现，她“神采飞扬，脸上满是善意，看不到残忍的痕迹。她用直截了当的方式欢迎我们，动作自然、温暖”。没人比戈颁（Henry Cockburn）的判断更权威，这位英使馆的中文秘书已在中国待了二十年，精通中文，判断力敏锐，还曾救助过康有为。他发现，康有为是个爱说谎的人。即使他不同意康对慈禧的那种恶毒看法，也多少会相信流行的说法（这是个恶毒和无能的太后），但如今，他却觉得她“亲切柔弱”。窦纳乐随即向伦敦报告：“皇太后谦恭有礼、和蔼可亲，留下极好的印象。进宫时，大家以为会见到一个冷淡傲慢、不可一世的人，没想到，太后陛下竟是个如此友善殷勤的女主人，带着女人的善解人意和温柔。”
天平迅速地偏向慈禧这边时，流亡者的脆弱也展现出来。11月24日，日本华商孙淦致信汪康年，说康有为初来日本时，“日人皆谓奇特之士。近来日著论说，一味蛮骂，又印康工部求救文，分送各处，见者轻之，想亦无能为矣”。
《亚东时报》在第四期刊登了一篇名为《论京师变故》的文章，作者认为是康有为过分孤立的行动得罪了守旧派，而中国有着广泛的维新力量，不该因为康有为而废除变法努力。
大隈重信也对康有为既不能致力于国内政治，又不能抑制名利之心感到遗憾。
伊藤博文最终展现了自己的态度。尽管被中国维新者寄予厚望，伊藤对于北京发生的一切始终困惑，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不明白中国之事”。伊藤离开动荡的北京后前往上海，沿长江而上到达武汉，受到张之洞的热情接待。比起北京的维新者，他似乎与张之洞更为相投，也对《劝学篇》大加赞扬。更重要的是，湖北的铁矿石对于日本的钢铁事业至关重要，正在兴建的八幡制铁所急需这些矿石，八幡正是依赖《马关条约》的赔款而建。回到东京后，他始终未接见流亡者，包括自己一手救助的梁启超。外务省11月30日发现，“伊藤侯已看穿康有为乃是年少气盛，轻率短虑而不足以托大事之人，因此开始对其采取敷衍的态度”。
在12月10日宪政党的招待会上，伊藤更是开始公开批评中国维新派的策略：“惟仆察彼所谓革新党者之所为，其画策未可谓尽得其当，窃料其事难成，果不出数月，其党立败，进锐速退，自然之理。然遽于以数千年所继承之文物制度，以及土风民俗，一旦革故鼎新，此岂一朝一夕之所能哉？必俟有英迈逸群之帝者出，而以才识卓拔之士为之辅弼，然后能创立一大英业也。”
他对中国政治保持旁观，对经济合作则充满热忱：“清政府如斯疲弊，然人民之勤勉世间无有能及。此实为彼之无尽财富。若革新财政方针，施行诸般改良，中国成为日益发达之帝国绝非难事。”他确信，无论中国政府怎样、主权如何，中国人民的需求一定会日渐增长下去，而日本处在满足中国需求的最有利位置。
内部分裂加剧了流亡者的困境。11月3日，在平山周的引介下，王照拜访了犬养毅。王照滔滔不绝地表达对康有为的不满，说光绪密诏是伪造的，皇帝只让康前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并没有叫他求救，连谭嗣同的绝命书也是伪造的，他就住在南海会馆隔壁，耳闻了梁启超、唐才常和毕永年的商议过程。“皇上本无与太后不两立之心，而太后不知，诸逆贼杀军机四卿以灭口，而太后与皇上之遂终古不能复合。”
他说，光绪深陷不白之冤，真实的密诏只有袁世凯或者军机四卿的家属见过。他为皇上深感不安：在内，荣禄与刚毅为自己的权力玷污他；在外，康梁为了个人而伪造密诏，同样是陷皇上于不义。王照的笔谈是多日怨气的发泄，既有关政治理念，也有关个人作风。夹在一群南方人中间，这位脾气暴躁的直隶大汉深感不适。康党的作风也显露无遗。前来拜访的陈少白记得，有一次他去拜访康梁，厅内还坐着王照，他们围着一张圆桌坐下，坐在他身旁的王照带着怨气说：“请你先生评评理，我们住在这里，言语举动，不能自由，甚至来往的信，也要由他们检查过，这种情形，实在受不惯。”
抱怨引起了康有为的不满，他忿忿地对一旁的梁铁君（康有为的学生，身形彪悍，会武功）说，你把他领到外边，不要在这里啰唣。梁铁君便起身强拉了王照出去。
在富有影响力的《时事新报》眼中，康有为更令人怀疑，他缺乏殉死的决心，“不与其他同志相议，率先由北京逃出，在其同党中评价不高”；梁启超“虽尚年轻，但其改革之意见甚有条理，在对此次政变的态度上，尚有并不卑下之好评”；王照的人气最高，他“离开北京之前，其同志虽频劝其避难逃亡，但其挂念皇帝之安危，从容不迫，大有臣子为王事而死之意”。
对流亡者的失望与来自中国国内的压力，引起了东京更直接的反应。12月16日，楢原陈政前来拜访梁启超。36岁的楢原曾在中国驻日使馆学习汉语，与何如璋、黄遵宪相熟，后随何前往中国，拜在俞樾门下学习。他曾出任伊藤博文的中文翻译，参与过《马关条约》的谈判，还是驻中国使馆的一等翻译、二等秘书。梁启超逃出北京时，他恰好在日本。尽管以私人故旧身份到访，他也隐隐代表政府意愿。他劝梁启超离开日本，并以金玉均为例证，说日本政府曾限他八小时出境，令这位朝鲜流亡者困窘不堪。他劝梁，“去外务省，察其实情，弟等好决定行止”。
这不无威胁的口吻令梁启超颇为不悦，一口拒绝。两天后，楢原又前来横滨的大同学校找梁启超，不遇后，前往学校协理林北泉处询问。当林前往东京告知梁启超时，楢原也赶到了，他再次对梁说明：日本帝国的内阁已变更，不能充分保护他们这些流亡者，不如早去美国，日本政府可以提供3000元旅费，若还不够，尽可商议。这激起了梁启超的愤怒，他一口回绝，端茶送客。
12月20日晚7点半，楢原再度前来，提到伊藤访问中国时与李鸿章的会面。他告知梁启超，李对伊藤说，如果日本保护清国的亡命者，将会产生外交上的冲突。因此，日本可能最近会驱逐他们，建议梁最好在驱逐令下达前，前往美国或英国，旅费由日本提供。他还说，朝鲜流亡者朴泳孝也将同期被驱逐，朴是朝鲜另一位著名改革者，与金玉均同时来到东京，为朝鲜的命运焦灼不堪。面对这明显的威胁，梁再次拒绝。楢原没准备放弃，又来信催促，称“危机已逼，晏然安之，洵为非策”。他知道自己的举动不无侮辱，但“敢为尽言，若徒稽留以贻悔，仆亦不能再为力也”。两天后，他甚至为梁启超的离去提供了具体的建议，28日有船从神户前往香港，“南游为妙”，还问他康有为是否已决定。楢原的行为让康梁深感愤怒。康有为致信柏原询问这位外务官，为何“不烦日日奔走经营，又其费百千金，真怪事也”，而在日本的孙文似乎并没有妨碍邦交。
接踵而来的压力，逐渐冷却的日本舆论，皆迫使梁启超寻找新基地。横滨的南京町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