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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10月16日，大岛号抵达吴港。吴有着多样的历史起源，其中一种是中国三国时代的吴国人，经由朝鲜抵达此地，他们被称作吴人，此地因此得名。作为天然良港，它在明治维新中大放异彩。吴港建于1889年，是日本的重要军港，也是正在迅速扩张的日本帝国的象征。它所隶属的广岛，正是甲午战争时伊藤博文的大本营。
中国逃亡者未能即刻下船，在舰上停留两日后，方才踏上日本土地。外务省秘书高桥琢也前来迎接，特意为梁启超和王照带来换身衣物，以解逃亡狼狈。
10月20日夜，梁启超和王照以及一直伴随左右的仆人张顺抵达东京，入住三桥旅馆。这家位于麹町区平河町四丁目三番地的旅馆，由三桥常吉所开，时髦一时，将出现在1899年5月刊的《新撰东京名所图绘》中，电话号码是1304。它也是不断增加的中国客人的首选。几年后，一位名叫周树人的浙江留学生也暂居于此，他看到旅馆周围“有几家马具店和帽子店等陆军御用商，还有一排黑漆门的官邸。排子车在路上发出响声走过，街上有煤气灯，大杂院的屋梁上到了傍晚挂起油灯，炊烟从朝东开的窗子缕缕上升”。
旅馆并非久居之地，尽管闭不见客，逃亡者的消息也很容易扩散出去。日本政府尚未考虑清楚如何处置他们。原本，他们被安排搬入柏原文太郎的家中。比梁启超年长四岁的柏原，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深受英国式自由主义的影响，日后将以教育家而闻名，他有一张忠厚的圆脸，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是文部大臣犬养毅最信赖的助手。因柏原的居所过于狭小，高桥琢也再次伸出援手。10月22日，梁启超三人在中西正树陪同下，迁入早稻田鹤卷町四十番地的高桥家。
访客接踵而至，大内畅三、鸠山和夫、高桥橘三郎、吉田俊雄、西乡吉义、柏原文太郎、中西正树、平山周，负责追踪这些中国流亡者的警察记下了一连串名字。日本的警察制度是世界上最严密的监控制度之一，由梁启超崇敬的西乡隆盛一手建立，是萨摩藩人的势力范围。警察事无巨细地记下种种信息，据说关于梁启超就有3600页之多。
拜访者或隶属东亚会，或是同文会成员。东亚会成立于1898年春天，进步党派政治家、《日本》杂志的编辑记者以及东京专门学校的学生是其主要成员，陆羯南
、井上雅二、江藤新作、内田良平、头山满是其中的著名成员，犬养毅则是其灵魂。
43岁的犬养毅是位典型的明治之子，就读于庆应义塾，曾为福泽谕吉做演讲记录。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崭露头角，对西南战争的报道轰动一时。1881年，他追随大隈重信进入政坛，1890年当选第一批众议院议员。他也以对中国的兴趣著称，喜欢自称“木堂”，取自《论语》中的“刚、毅、木、讷，近仁”。在甲午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在《太阳》杂志上发表文章，警告那些主张全面征服中国的人，想要占领中国绝对不像一些人想得那么简单。他也是平山周与宫崎滔天的支持者，并劝说后者投身中国革命。在一张照片上，他头发短促，胡须浓密，面颊消瘦，单眼皮，还有一对招风耳，笃定又超然，“当他左手拿着烟盘，右手握着烟盒，飘然步出的情景，真有神仙的风采”。
东亚会一开始就高度重视中国维新者。早在1898年初，主要成员之一佐藤宏就与汪康年联络，请求将日文的《日本》《日本人》与中文的《时务日报》《知新报》《湘报》《国闻报》互换。1898年3月，佐藤宏在《日本人》上发表《说支那朝野真相而论改造该国为日本人责任之所以》，认定日本政府背离了甲午战争的目的，不是灭亡而要改造中国，日本的民间志士不能放弃原初的目标；帮助中国也是日本自身的需求，一旦中国被瓜分，日本也将面临危机；而且中国亦已展现出革新的迹象，湖南、广东以及海外的兴中会已展现出新的力量，因此，“吾人如欲成大事于清国，就须与此等志士深结，谋缓急相救之计”。但很显然，他对中国的维新力量并不十分了解，将张之洞、康有为与孙文并列为代表人物。6月，中井喜太郎在《日本人》发表文章，高度肯定康有为的国内改革与外交主张，康以明治维新为样板的主张，尤其打动他们。10月，《日本人》刊登了池边吉太郎的文章，批判日本政府救援不力，相信中国变法失败不仅是光绪与康梁的失败，也是日本志士的失败。
与东亚会偏重言论、思想不同，成立于1898年夏天的同文会更富实干精神，其成员足迹遍布上海、福州和武汉，领域跨越医药、报纸、汽船运输等，渴望在中国领土上扩展日本的影响力，宗方小太郎
、白岩龙平、田锅安之助、中西正树、岸田吟香、中岛真雄，皆是其中重要人物。同文会与中国维新者的关系更为密切，1897年初在上海时，宗方小太郎就曾与梁启超、汪康年把酒言欢。徐勤和罗普
这两位旅日的康有为学生是同文会的早期会员，他们也曾邀请康有为和梁启超入会，唐才常则在《湘报》上介绍过这个组织。
近卫笃麿是同文会领袖。这位35岁的贵族院议长身材健硕，精力旺盛，上唇是精心修剪的两撇胡，这在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风行一时。不管是血缘还是个性，他都是天生的领袖人物。近卫家足以追溯到13世纪，与九条氏、鹰司氏、二条氏、一条氏一样，是最为尊贵的皇族。近卫笃麿出生于幕末时期的京都，14岁搬到东京，他学习汉文经典、书法、诗歌、英语，对相扑兴趣浓厚。他原想去英国或美国留学，但父辈担心他受到自由、民主的影响，其中一位建议他前往崇敬皇权的俄国，最终，他就读于德国的波恩大学与莱比锡大学。在前往欧洲的途中，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屈辱。在香港和新加坡，他看到亚洲人处于白人的压迫下，一种朴素的种族意识从此在他心中升起。回国后，他受封公爵，出任贵族院议长，在政界以地位超然与正直著称，可以为原则说出心里话，而不管其后果如何。明治天皇曾称他是“名门伟器”。他对教育与外交皆兴趣浓厚，更有一种强烈的人种焦虑。“东洋前途，终难免人种竞争之舞台……最后命运在于黄白两人种之竞争，此竞争之下支那人与日本人共为白人种仇敌之地位”，1898年初，他在《太阳》杂志上这样写道，认定亚洲应该推行门罗主义以复兴亚洲，为此，日本要扮演引导中国的角色。
正处于能力与声望顶峰的他，喜欢在家中从早到晚地会见客人。他还是个不知疲倦的日记作家，在10月21日的日记里，他匆匆记下“梁启超已抵东京”，并抄录了旅馆地址。
东亚会与同文会是在日本已持续二十年的亚洲主义传统的延续。1877年，曾根俊虎发起振亚社，这位海军军官受过汉学与西学训练，考察中国后完成《清国近世乱志》和《炮台诸图》等著作，被称作“对支问题第一人”。在咄咄逼人的西方面前，他试图“振起亚洲诸国之衰弱，挽回往昔之隆盛”
，联合日本、清国和朝鲜等黄种人，共同对抗白人的西方。1880年，振亚会由抽象概念演化为一个具体组织。在一家名为卖茶亭的西洋酒楼，曾根俊虎与十几位同志创建了兴亚会，倡导日中共同抵御扩张的俄国。在倒幕运动中影响卓著的伊达宗城
出任会长，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虽缺席了会议却邮寄了会费，著名的朝鲜改革者金玉均
也加入其中。三年后，兴亚会更名为亚细亚协会，并以汉文出版杂志《亚细亚协会报告》，编辑吾妻兵治期望可借此促进日中朝三国间的文化交流，也督促三国的通商贸易，与西方争夺商权。1891年，更富影响力的东邦协会成立，分任正、副会长的副岛种臣
和近卫笃麿皆是声誉卓著的政治人物，成员则有陆羯南、大井宪太郎、志贺重昂、福本诚、中江兆民、板垣退助、小村寿太郎等著名人物，几乎覆盖了日本全部的政治光谱。它宣称要“引导未开之地，扶持不幸之国”。
他们认为，清国与朝鲜正是这不幸之国和未开之地。
这个协会也吻合了日本的新思潮。试图取悦西方的鹿鸣馆时代结束了，新一代日本精英认定，日本与西方的对抗不可避免，必须依靠实力赢取平等与尊重。到了1894年8月，该协会成员名单又加入了伊藤博文、井上馨、胜海舟、矢野文雄、德富苏峰，皆是政界与舆论界的领袖人物。甲午战争反而加速了这股潮流，德、法、俄强迫日方退回辽东半岛的举动，令日本陷入愤怒与焦灼，“日清提携论”再度升腾，他们要帮助清国获得富强，以共同抵御白种人。这股潮流中的政治光谱很复杂，既有充满战略与现实利益考量的藩阀、外务省、陆军、海军，也有充满理想主义的媒体和民间组织。它还有明显的地域特性，福冈与熊本的成员普遍有汉学素养，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与救世精神，宫崎滔天正是其代表。这些人大多出生于1860年代，成长于自由民权衰退而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壮志未遂，在一个可能发生巨大变革的清国，他们找到了自己抱负的投身之地。这股潮流中的险恶一面，尚未展现出来。日后，日本向亚洲扩张，在其中扮演显著角色的黑龙会等皆从中酝酿而出，给20世纪亚洲带来了持久的历史阴影。
亚洲主义也激起了清国维新者的共鸣。时务报馆不仅帮助散发《日本》和《日本人》杂志，更是访问上海的日本人的必经之所。到了1898年春天，这关系更为密切，汪康年、文廷式、陈季同、郑观应等与福本诚共创上海亚细亚协会，以作为对东京同文会的呼应。梁启超错过了上海的盛会，但他对中日的某种联盟关系却充满期待，并特意为一本名为《大东合邦新义》的著作作序。这本书从日本视角诠释了日清紧密合作的迫切性。
百日维新及其失败，给了这一合作潮流以新动力，也令东亚会与同文会找到了明确的着力点。当梁启超困于大岛号上，康有为在香港亦不知何去何从时，东亚会的江藤新作、池边吉太郎、陆羯南和三宅雪岭等在万世俱乐部会晤，在不知中国维新者生死的情况下发起了营救行动。1898年10月2日，他们上书大隈重信：“梁启超、康广仁为东亚会会员，吾等以友人情谊，不能坐视彼等受冤屈，被处死刑。”他们想去营救，但觉力所不及，故恳请大隈忠告清政府“减判梁等之罪”。他们还期待日本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提出英国人已出面庇护康有为，若日本不做努力，可能会使清国人丧失对日本的信心。甲午之战后，两国情谊好不容易复苏，“如再使其冷却，将来重温旧交，实不可能”。他们恳请大隈电告北京公使馆，“速设法缓梁等之刑，如可能，祈尽力使其全免之”。
10月16日，犬养毅与日本政府交涉，从外务省机密费中支出日币两千元，作为同文会的善后费用，还建议派人前往北京和上海考察。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可以国事犯之名义予以保护，并建议“梁可直接来日本，康置于英国保护之下，再委托于日本”。
他们对康有为不无怀疑，当晚的聚会中，多数会员的意见是，可以暂时援救康有为，但不可令其永留日本，也不让他与人接触，以待送往英美。东亚会还委托中西正树和柏原文太郎为这两位流亡者准备住所。
10月19日，大隈重信在东邦协会第七届大会上明确地说，“中国是自古以来以孔孟之道而锻炼的国民。如能得到扶助与诱导，必能大有进步，定可成为世界上强有力的国家”，而“日本与中国有唇齿的关系，同一人种，同一文字，故不可不扶助中国”。他还传达了新的消息：“中国皇帝陛下安泰无恙。前数日，身体欠佳，经法籍医师诊治，现已恢复健康。”尽管近卫笃麿一直在主动地营救康梁和王照，但在会见前来求救的徐勤时，他表示，“在西太后之方针未明确前，日本难以决定应采取之态度”。
在涌来的拜访者中，尤令梁启超欣喜的是徐勤与罗普，他在万木草堂的同窗。自1897年末抵达横滨，徐勤已执掌大同学校将近一年，并为这所学校注入新风，将之改造成了康有为学说的追随者。罗普则是第一个就读东京专门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日语流畅。他们二人积极地卷入东京的社交世界，促进中日民间交流。北京政变发生后，他们一直积极地展开营救。
他们都在等待老师的到来。1898年10月25日早晨，康有为抵达神户，梁铁君、李唐、梁炜、桑湖南、何树龄与女儿康同照皆随行，长髯的宫崎滔天不离左右。他们乘火车前往东京，夜晚10点半抵达新桥。“清国亡命者康有为一行，于昨日25日午后11时30分到达麹町区平河町四丁目三番地旅舍，由桥常吉方接待”，当地警察如是报告。
没有记载表明，梁启超是否也在车站等待。在近卫笃麿的日记中，中西正树到场迎接。或许，梁也不清楚康有为到达的确切时间。10月26日，他曾写信给柏原文太郎，奉告康已抵达神户，准备迟些再前来东京，并请柏原代为寻找房屋给老师一行。梁深悉康的奢华作风，担心东京“屋宇多狭小者，即尽力完之，恐亦未能适用”。他想起泷川辨三的一处宽阔宅邸，不知出租与否以及租金如何，请柏原询问并前来见面，“南海极相念也”。
同日，梁启超还致信大隈重信，继续请求日本政府伸出援手。在对日本政府表示感谢之后，他对时局作出分析，认为政变有四个原因，分别是帝后之争、新旧之争、满汉之争以及英俄之争，但其本质是皇上与太后之争。前者维新，重用汉人，联合日本和英国以图自立；后者则守旧，用满人，联俄以求保护。他称光绪“英明仁厚，真旷古所罕有”，只要掌握权力，三年之间能尽扫千年之旧弊，兴欧美之良法。他将此刻的中国比作幕末日本，光绪是孝明天皇，代表进步，慈禧则是幕府将军，代表保守，因体制与规模不同，中国的变革比日本更为艰难。他确信，中国变革与日本未来息息相关，若日本帮助光绪夺回权力，不仅中国重获平稳，东亚也能应对西方挑战。
这次上书洋洋洒洒六千余字，是给伊藤博文上书的延长版。梁似乎毫不在乎日理万机的大隈是否有时间与耐心读完它。
10月27日，梁启超拜访志贺重昂，托他将这封信上呈大隈。这位35岁的前外务省官员是大隈信任的人，出生于冈崎藩的武士之家，毕业于札幌农业学校。这所学校由美国人威廉·史密斯·克拉克（William Smith Clark）创建，试图将科学及基督教精神传输给日本青年，内村鉴三、新渡户稻造皆是其著名毕业生。1886年，南洋旅居九个月时，志贺深感处于西方殖民统治下的屈辱。在随后出版的《南洋时事》中，他主张“保存本民族和固有禀赋，以维护日本独立”。1888年，他与作家三宅雪岭、陆羯南等结成政教社，试图寻找日本精神。志贺以地理环境视角赋予富士山以前所未有的意义，认为其不仅是一座名山，更是日本的象征。透由风景，他为日本找到了独特性和优越性，中国则成为反面例证，北方“满眼望去，皆为黄色，其间没有一山一峰耸起，景色之单调真是倦杀行人过客”，南方“森林则因几千年来的滥伐而缺少巨木高树的幽邃，仅能靠文人的水墨山水画来‘卧游’而聊以自慰”；在日本文士中享有盛誉的洞庭湖，不仅水浅且水色浑浊，“使人极为扫兴，无法涌起思念向娥之念”，西湖则“因其处在潮湿之地，疟疾频发”，雨天时“细菌滋长”，晴日时则“沼气蒸发”。
“江山洵美是吾乡，谁人不言自己家乡之洵美”，他在1894年出版的《日本风景论》中这样写道。这本书响应了高涨的民族热情，他也因此被称作“日本的罗斯金”
。读者们不难发现志贺笔下美景的扩张意味，“如今我皇的版图已经扩张到台湾岛，热带圈的景象也因此被纳入到我皇的版图中”，因此台湾的玉山可更名为“台湾富士”，日后将山东吞并，泰山则成为“山东富士”。
内村鉴三看出了这股热情背后的危险，这是一种“爱国偏执”。
梁启超无暇去关注这些言论。或许，他也不清楚这论调。“久闻高名，曾读《日本风景论》及其他地学各书，略窥硕学之一斑，今日相见恨晚。”梁启超以此开始笔谈，他感谢了日本的优待，分析了北京的政局，荣禄则成为新的替罪羊。他说，慈禧与光绪固然不和已久，但政变不尽是慈禧而且是荣禄所代表的满人集团所为，他们以为改革对自己不利，在慈禧面前谗言，说皇上准备驱逐满人，且要除掉太后，因此引发政变。他强调说，中国政局牵动全球局势，与日本尤其相关。若中国能自立，日本的边防、商务和工艺皆会受益。中国自立的关键是能否实施改革，端赖光绪皇帝是否掌权。光绪有权与否牵动日本的命运，深望日本能帮光绪复权。他还给出了更具体的解决方案：日本出手援助定会激起满人的顽抗，建议日本与英国、美国联合干预，给出每年五百万金来赎买太后的权力，做出安全保证。他相信，慈禧只对纵欲娱乐有兴趣，只要能确保她的生活，且外有列邦的压力，内有志士的愤怒，她定会让光绪复权。梁启超还回忆了与矢野文雄的交往，以及感谢了大隈重信、犬养毅与志贺重昂等对中国的帮助。对于梁启超的判断，志贺颇为认可，他特意提到，矢野文雄回到北京觐见了光绪，“皇上健然。吾辈得报欢呼”。他也请梁放心，他虽离开政界，但对光绪复权的事，“亦私有所谋，贵下请少放念”。
翌日，梁启超再度来访。他继续分析时局，认为满人与老臣毫无政策，只是偷生贪禄者，而更富有活力的年轻辈，则大多主张革命之说。他坦白自己也曾倾向革命，因为朝局无可为，所以不得不倡导自下而上的革命。光绪皇帝在四月稍掌权力，有志之士才知他是有为之君，从前十余年的腐溃政策绝非他的原因。他这才幡然悔悟，辅佐皇帝行新政。他认为，革命的主张是下策，在此刻的中国尤不可行，在外患方殷、强邻环伺的情况下，革命未起，中国已经被分割。他对光绪充满信心，认为只要他能掌全权，则“新政已行，旧弊已去，国体已立矣”。他畅想了未来中国的两种景象：慈禧与满人继续掌权，不及数年必被分割；另一种可能是，革命导致西方列强入侵与内部草莽起义，瓜分同样到来。故而与其冒险革命，不如借助友邦力量自上而下推行改革。志贺同意梁的分析，说日本也期待光绪复权。他再次问梁，光绪该如何复权。梁说，半个月前还认定只要日本出力即可，如今须要结成日清英美四国联盟，共同向北京施压。若日本应允，他将再赴美国与英国寻求帮助。他提到，容闳将在一个月后来日，然后随康有为奔赴英美。他与老师正是这样分工的，他留在日本，而康前往英美求助。
就在他们讨论中国与亚洲的前途时，儿童的嬉戏声不断从隔壁传来，打断两人的谈话。志贺四岁的小女儿正在与女仆玩闹。志贺抱歉地说，她“不觉异邦志士在邻室，旁若无人，请勿咎小儿无心”。
这嬉闹声或许也激起梁启超的另一种情绪，思顺已经六岁，她与母亲状况如何？
康有为带来了家人的消息，梁家老小皆已在澳门，蒙何廷光
照顾。万木草堂的几位忠诚门徒也聚集在那里，大井头四号的知新报馆是他们的集会地，构成一个小小的流亡社群。
尽管未见描述梁启超再度见到康有为的场面的记载，按照康一贯的戏剧化的能力，两人会相拥而泣，扼腕叹息。个人情感和家庭琐事远不比国事迫切，他们要尽快地说服日本政府援助光绪皇帝。他们将之比作“哭秦庭”，春秋时代的申包胥在秦国哭了七天七夜，终促秦国发兵救楚。但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哭秦庭”是否还有效？
不过，康有为的确为东京的这股中国热提供了新燃料。传奇般的逃亡，在香港接受的一连串采访，已使他成了一位国际知名的人物。日本影响最巨的综合杂志《太阳》，本年10月号便刊登了康梁的合照。在黑白照片中，他们皆长袍马褂，留着辫子。额头宽阔、蓄着两撇胡子的康有为坐着，一脸镇定；站立一旁的梁启超稚气未脱，甚至有点怯生生。
康有为那独特的风度和滔滔口才，皆使初识者印象深刻。“康氏是个中等身材的人，很粗壮，看来很健康。他的眼睛黑而明亮，眼光敏锐；眉毛高而黑，成弓形。其面色浅黑，前额高而匀称，鼻子和厚唇端正。上唇上方留着整齐的黑胡子，耳朵不大，但很相称。他的手指（左手的三指和四指）留着长长的指甲。头部和手掌长得都不大，但形状好看。脸部表情十分机敏，聪明而且迷人。一对黑黑的眼球闪闪发光，十分迷人。其人举止庄重且大胆。人们一看，就觉得他不是一个寻常的人”，一位人士回忆道。
传说中的皇帝密诏，对于慈禧绘声绘色的攻击，更给予康有为特别的权威与神秘感。日本政界以更庄严的态度应对他。10月28日，大隈重信会见了康有为，此前，大隈定已读过梁启超的上书。当时已60岁的大隈是历史的幸运儿，30岁出头就执掌过明治政府的多个部门。他是自由民权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于1882年成立立宪改进党，赢得了青年官僚和新兴商人的支持。这个新政党与板垣退助
一年前组建的自由党交相呼应，后者主要依靠武士与地主。大隈与板垣皆厌恶长州与萨摩主导的藩阀政治，比起寡头们习惯的暗箱操作，他们更善于动员公众，知晓如何应对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热忱。大隈那条残废的腿也是动荡的政治生活留下的痕迹，它是一次刺杀的结果。在政界与新闻界，他常被称作“独腿人”。1898年6月30日，他就任首相。这是一场漫长斗争的胜利一刻。大隈与板垣共同创建的宪政党迫使长州寡头伊藤博文辞职，日本政治自此开始了政党政治的新篇章。
在对外政策上，大隈更富理想精神，立志要帮助朝鲜和中国摆脱专制体制，获得自由与民主，这被称作“大隈主义”（Okuma Doctrine）。对于北京的维新，他不无期待，赞许光绪皇帝“年少气锐，改革之志甚急……是进步主义的良友，为人所尊戴，吾人一定采取拥护的方针”；慈禧发起政变后，他则更是强调，“吾人基于从来所主张的自由进步主义，最为尊重人权，而且热烈期待进步的朋友。今将此事普于世界，聊表吾人的抱负”。他也期待英国展开行动，“如有与日本帝国在对华政策上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国家，而且该国能始终遵守人道之大义、文明之通义，公正之真理的话，日本将与之携手合作，共同处理目下的清国事变”。
会见康有为时，大隈大为感慨中国变故，同情康的境遇，赞赏他的言行。
然而，将同情转化成具体的行动是另一回事。大隈自身也陷于困境，新内阁自成立起就冲突不断，先是板垣要求大隈辞去兼任的外相一职，接着是文部大臣尾崎行雄在演讲中公开宣称日本可能建立共和政府并嘲讽财阀，说总统候选人可能来自三井与三菱。这令天皇与权贵们愤怒不平。10月27日，大隈以犬养毅替代了尾崎，却没能安抚板垣一方。这个临时合并的政党处于崩溃的边缘。
康梁没等到大隈的正式回复。10月30日，梁启超又将书信分别寄给近卫笃麿和副岛种臣，期望他们能够发挥作用。对于明治元老，康梁更有着过度期望。他们自比幕末维新一代，也认定更能获得后者的理解。但这些残存的元老显得过分冷静。他们前往拜会闻名久矣的胜海舟，却发现话不投机。这位与西乡隆盛谈判促成江户和平开城的老人告诫他们，不要进行急剧的变革。“梁和康都是很伟大的学者，但并不是政治家。他们说过想效仿日本建立立宪政体，依靠日本的援助来实现支那的改革，所以我怒斥他们道：‘你们身为支那人，怎么会不知道支那的长处呢！当下支那的政治是尧舜之治，没有比模仿日本的立宪政治更为愚蠢的了。日本的那些支那豪杰们不要折腾了，给我老老实实地安静一些。借他国之力来进行自己的改革，简直是荒谬。日本幕末的时期，也有过这样荒谬的男子，荒唐之极。’他们就是一根筋的学者。”胜海舟在谈话录中写道。
据说，康有为压抑不住怒火，率梁启超拂袖而去，胜海舟则保持了风度，送他们至大门口仍说：“望公等再仔细玩味余今日之言。”
梁启超也致信品川弥二郎
。55岁的品川是吉田松阴的门人，在老师遇害后整理了他的文集，对中国流亡者有深切的同情。在信中，梁谈到吉田松阴对自己的影响，说早在万木草堂时，康有为就以《幽室文稿》示学生，气馁时读，“胜于暮鼓晨钟”。他借吉田松阴自辩，在幕末的压抑气氛中，松阴曾言“观望持重，今正义人比比皆然，是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直率，打破局面”，“天下之不见血久矣，一见血丹赤喷出，然后事可为也”。此刻的中国，局势比日本幕末时还糟糕，面临“数千年之疲软浇薄”，“非用雷霆万钧之力，不能打破局面”。梁也相信，失败亦是转机，“自今日以往，或乃敝邦可以自强之时也”。他请求拜访，还希望获得松阴的其他著作。
借吉田松阴自辩，与他们遭受的质疑越来越剧烈有关。东京以一种复杂的心情迎接这些中国维新者，在日文中，他们被称作“亡命者”。
对于北京的维新，日本的舆论界表现出一种迟来且矛盾的兴趣。在9月11日的《万朝报》上，年轻的主笔内藤湖南
写道：“清国改革之气运，往往未甚足恃也。为改革派领袖之康有为、汪康年等年轻人，皆非有扭转乾坤之大气魄、大力量之人物，加之一国人民柔惰怯懦之风，不容易拔除之也。虽改革之言议层见叠出，以此为其风气大开之征，则言之过早也。”维新失败后，他又在10月27日、29日、30日接连发表《支那改革说的两个时期》一文，追溯中国近代的变法历程。他认为，第一期改革在太平天国之后，凭借李鸿章、张之洞等当权者的努力，建立兵工厂、造船厂、电报线、铁路、总理衙门等。这种改革与日本幕府末期颇为相似，都“以苟且之手段，试图屑屑于细节之修补，以为顺适大势之运行，则免于败绌者寡也”。
10月20日，小山正武在《太阳》发表《清国政变与俄国外交术的关系》一文。这位东邦协会评议员提出，政变是俄国人的阴谋所致，慈禧、奕劻、荣禄一干满人只是工具。胶州湾事件后，满人“依赖俄国的后援，想保住爱亲［新］觉罗的江山社稷”，而“革新派人物中缺乏人才，张荫桓迂阔、幼稚，康有为一派志气慷慨有余，经世才干不足，在谋划机密大事方面多有疏漏和失误，遂造成了西太后一派先发制人”。同一期杂志还刊登有题为《清国政变的真相》的文章，署名“某清国外交通”，明确反对把政变归于俄国阴谋，且对满人颇有辩护，认为发生政变的主要原因是“满人与汉人的冲突，渐进党与激进党的斗争”，“满人立朝，如裕禄、如荣禄，虽说他们不是卓越的人物，但也不是太保守的人物。何况满人拥戴的西太后，作为卓越的女主，从同治帝去世光绪帝继位以来垂帘听政二十余年，其间她施政有失误也有功绩。尽管女主的政治动辄任用小人，然而如从她强行执政后的淑德看，任用李鸿章，改进了政治，这一决定不是寻常的保守人士所为。不用说，她只不过是反对康有为等高唱急进突飞的学说而已。现在她以六十四岁的高龄，还尽力卫护自身的政权，其老健矍铄、在政治上锐意进取，令人钦佩”，而年轻的光绪帝“起用康有为等少数书生作为助手，决心实行满朝的大改革，绝不是谨慎行为。故导致他的壮举半途而废，乃至他本人遭到了改革反对党的幽闭”。很有可能，这位“某清国外交通”就是矢野文雄。
作为日本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对中国的看法与近卫笃麿和大隈重信截然不同。早在1884年，他就在自己创办的《时事新报》预言，中国将在1899年被瓜分，成为“东方之波兰”，还大胆地劝告日本加入欧洲，并与腐朽的中国和朝鲜斩断关联。尽管他在文中强调“入欧”，并未提出“脱亚”，却仍被后人认作“脱亚入欧”的肇始者。即使三国干涉还辽激发日本的焦虑，福泽仍坚信“只要中国继续尊崇孔教，只要清廷延续其统治，（日本）与中国就不会有真正的联盟、合作或亲近”。他对中国变革的前景不乐观，对康有为印象亦不佳，更不相信日本用三十年实现的变革，中国三年就能达成。对于同文同种之说，他做了这样的类比，日本像狗，中国则是象，“狗只要一声指令，就开始全速奔跑，象却发现很难移动，甚至花了很多时间才移动一足，这是自然规律。因此，日本只须一年完成的任务，中国却要好几年”。他批评热心的日清提携论者，“不要用狗的头脑去引导大象的行动”。 [1]
直到9月22日，他才表现出对北京维新的少许兴趣，在《时事新报》上写道，“中国终于从长长的昏睡中醒来，意识到自强之道在于采纳西洋文明……中国人转向日本的方式就好像他们正在寻求与日本人建立兄弟之谊。我非常吃惊于这种态度的陡变”。
维新失败后，他不支持日本卷入中国的改革，也不建议接纳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东京。《时事新报》一直对中国的维新者抱有怀疑，在其刊发的《论康有为》一文中，就曾批评康缺乏改革的方法，反对日本接纳康有为，这可能给日中关系带来不利影响。
康有为和梁启超一定多少惊异于这扑面而来的批评。比这批评更糟的，是日本国内政治的动荡。11月7日，只存续了四个月零八天的大隈内阁倒台，维新者们最重要的支持者失去了权力。在很多方面，新首相山县有朋与大隈截然相反。时年60岁的山县也是吉田松阴的门人，40岁就成为日本新式陆军的缔造者，并击溃了西乡隆盛的反叛。他寡言少语，缺乏个人魅力，却果断残忍，曾一次性枪决53名军官，只因为他们抗议降低军饷。他也对政党和民权运动充满愤恨。因为无法赢得大众的支持，就通过军队与其他寡头竞争。他更是“利益线”这一概念的发明者，强调对中国的领土要求。他挑选的外相青木周藏时年54岁，是日本第一代职业外交官，曾留学德国，出任过德国公使与临时外务大臣。新内阁更强调日本的实际利益而非某种理想，更没有中国情结。
新内阁的冷淡态度立刻传到了这些亡命者身上。不过，近卫笃麿代表的民间力量仍对他们展现出热忱，尽管是有限的。11月2日，东亚同文会在万世俱乐部召开成立大会，宣布东亚会与同文会合并。由此，东亚同文会成为最重要的亚洲事务组织，陆羯南、池边吉太郎、田锅安之助、井上雅二出任干事，近卫笃麿当选为会长。当日，近卫就收到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来书。康称自己“受衣带之诏、万里来航，泣血求救”
，期望能拜访近卫；梁启超则将写给大隈的书信抄录给近卫。第二天，柏原文太郎与宇佐穗来彦先后来访近卫，磋商康梁之事。宇佐尤其担心政府会将康有为与孙文同样对待，恳请近卫能与康有为一晤。11月12日，康有为终于见到近卫笃麿。在表示了关切与理解之后，近卫劝告这位急切的、以日本为师的中国维新者说，“我国的维新变革，并非始于明治的前两三年，其由来甚久。而且在这段期间中，牺牲了很多人的生命，经过各种的演变才得到今日之结果”，所以中国此次的维新，“只是变革的开端罢了”。他还安慰康有为不要气馁，同时“以此为前车之鉴，今后采取渐进稳重之方针以推进之”。康有为沉溺于自己的想象，说董福祥的部队已被驱逐出直隶，袁世凯也并非臣服慈禧而实是改革的支持者，只要日本“能乘此之际，借一臂之力，驱逐太后之势力，恢复皇位，必可成功”。近卫冷静地回应：“外交之事，绝非贵我两国所能解决。如此之大事，必观察欧美列国之态度决定之，甚难断言可否。且此事不可冒然放言。”
倘若日本人令人灰心，老朋友们则带来慰藉。10月26日，宗方小太郎前来叩门。两个月前，他刚从中国返回日本。上海一别已近两年，他们“握手一笑，谈新话旧”。他发现，梁启超与王照“二人皆断发，着洋服”。
三天后，山本宪也到访。1852年，山本出生于一个汉学世家，青年时代曾是自由民权运动的参与者。1883年，他在大阪开设梅清处塾，是个汉诗的爱好者。两年后，他因参与试图插手朝鲜内部改革的“大阪事件”而获刑入狱。1897年，他在游历上海时见到了梁启超，在日记中匆匆记下了对梁的印象：“为《时务报》主笔。将赴长沙中西学堂聘。年未壮，文名甚高。”他也记得聚丰园餐厅“楼宇壮大，划房九十云”，而上海歌舞者与日本不同，“妓歌清远，与乐器叵辨，不似本邦妓歌，与乐器背驰”。
山本密切地关注中国的变革，这已是他第二次来到东京试图营救康梁。这也是令人感慨的重逢。一年前，踌躇满志的梁启超不会想到自己的流亡命运。梁感谢了日清协和会对中国的帮助，再次咒骂了慈禧，把她比作汉代吕后与唐代武则天，并说此刻唯有效仿周勃和徐敬业起兵。他感慨中国力量单薄，需要寻求日本的帮助，“不能不为秦庭之哭也”。
更令梁启超欣喜的，是毕永年
与唐才常的到来。9月21日清晨，毕永年疾驰出京，在上海听到六君子遇难的消息后，他自断辫发，发誓颠覆清廷。之后随安永东之助东渡，前往横滨投奔徐勤。应谭嗣同之约北上的唐才常，刚抵汉口就收到了政变的消息。谭嗣同的死讯传来时，他在极度悲愤中含泪写下一副长长的挽联：“与我公别几时许，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他本想前往北京为谭收尸，得知骸骨已南归后，便赶往上海转日本寻找康梁。毕永年与唐才常在横滨的大同学校相遇，湖南人郑晟礼接待了他们。19岁的郑晟礼原本计划与林圭、范源濂相约前往日本就学，林与范皆未成行，他只好只身前往横滨，住进了大同学校，暑假时正好留在校内学日语。这三位湖南人谈起谭嗣同的死亡，“相向而哭”。
10月31日，宗方小太郎与柏原文太郎前来拜访康有为，发现唐才常亦在座，正大谈起兵之事。唐想发动起义，为谭嗣同复仇，救助光绪皇帝。康有为补充说，南学会（南社）会员有一万两千名，均为士绅，前任湖南巡抚陈宝箴为会长，徐仁铸和黄遵宪为首领，“一旦举事，将引军直进，略取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然后移军北上”，甚至张之洞也会响应他们。他们相信，官军仅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三军能战，合计不过三万人。康与唐都认定，只要日本声援与出兵，大事可成。谈话酣畅淋漓，从上午11点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
激情澎湃的康有为与唐才常似乎对现实一无所知。北京的一纸上谕早已令南学会解散，陈宝箴和陈三立父子正上折交卸回籍，身体不佳的黄遵宪在日方的营救下躲过一劫，返回嘉应。维新者从来人数稀少且力量脆弱，何来一万两千之巨，此刻更是消散殆尽。这狂想与梦幻，似乎是应对现实无力的最佳方式。
这些来访者中，最令人不安的一位是孙文，另一位狂想者。自从令他声名大噪的伦敦蒙难之后，他一直住在横滨。他隐藏了自己的身份，以一中文教师的身份示人，还起了日文名字“中山樵”，自此，一些人开始以“孙中山”称他。听闻康有为抵达东京后，他就想去探望，表示慰问，也期待与他们结成联盟。这也是犬养毅和宫崎滔天等人的意愿。犬养毅与孙文一见如故，“扺掌谈天下事，甚痛快也”
，并认定：“一、他是一位诚实不说谎、言行一致的人物；二、他笃信自己的学说，提倡共和主义，竖立平等的旗帜，这是谁也不能动摇他的。他的这种人格可能由宗教信仰上而得来的，以这种伟大的人格有笼盖无数人心的威力；三、清廉节俭，不爱金钱。”
在犬养毅与宫崎滔天的头脑中，这些中国变革者若能达成一致，必定是一股更强的力量。
康有为保持着一贯的傲慢，与四年前在广州一样，他拒绝了与孙的见面。他认定自己是皇帝的人马，而非孙文式的叛逆。即使犬养毅亲自出面召集，康也只是派梁启超出面。对于孙，梁启超的偏见则少得多。早在1892年，梁就听闻孙的名字，也曾在《时务报》上编译关于他的文章，或许对于他的大胆不无钦佩。康的不在场使谈话更为热烈，梁启超与孙文和陈少白的讨论，一直持续到翌日天明。他们都认定合作有利，梁许诺会与康商议。
亡命者们逐渐感到，内部的热烈难敌外部越来越低的温度。他们的主张难以激起外人的共鸣，甚至曾经热情的朋友也冷淡了下来。11月27日，梁启超在柏原文太郎和中西正树的陪同下拜会了近卫笃麿。在日记中，近卫流露出不耐烦：“他们总是以皇帝复位之事相谈，余虽期待之，但非如康所说的那么容易，需要有充分的实行决心才可。”他对梁启超说，英俄两国对波斯、阿富汗与朝鲜诸国，都是利用宫廷纷争介入，而他对中国的内情并不熟悉，“不可冒昧从其事”。
近卫的谨慎与北京的局势变化有关。政变最初的混乱已经过去，慈禧似乎牢牢地重掌了权力，各国的态度也随之而变。英国的立场已从对维新者的同情，重回慈禧太后这边。“最近两周，英国的立场对中国（政变）的态度完全改变了……英国人总是本着他们做事情的惯例，抢先站到势力最强的一边”，俄国驻伦敦大使电报外交部。
10月19日，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侯爵（Marquess of Salisbury）对日本驻英公使加藤高明说，“不必担心外国利益会因反改革运动（政变）而受到特别的损害，中国的政治将如以往那样发展下去”。
11月11日，驻北京的英国公使则更直截了当地说，“维新党的计划是不合实际的，光绪皇帝可能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太后是宫廷中唯一头脑清晰的人，而她之及时干涉是有裨于时局的”。
俄国公使发现，“英国迅速地改变了对北京的政策的方向，最近急剧地转向慈禧太后及其同党一边，日本目前的态度极端审慎和矜持，这些看来已经使康有为深信他的指望落空了”。
亲改革的《字林西报》（
North China Daily News
）嘲讽这股新气氛说，“好像大家对于中国之返回到野蛮状态，有坚决赞助的意见”。
东京的舆论也越来越坚定于这种倾向：“我当局是不指望年轻的康有为等一派的改革取得什么功绩，而是把希望寄托于有头脑、有地位、有名望的实力派，如李鸿章、张之洞等用有秩序、有规律的方法，循序渐进地革除旧习。”
外务省的新态度也开始展现出来。11月26日，矢野文雄向青木周藏报告北京的时局：“清廷的方针已稍稍从极端守旧中脱出，虽未见改革之实，至少有了些进步……下官考虑，将来如有时机，我国有必要进一步地经常给予忠告与鼓励。”矢野没收到外务省的回应，外务次官都筑馨六批注道：“清国内政之改进主义或守旧主义，其当国者知否，对我并不重要，重要者只是以我邦利益为唯一标准而利用机会。”
与此同时，流亡者内部的纷争也开始出现。
[1] Sushila Narsimhan, Japanese Perceptions of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fluence of Fukuzawa Yukichi , New Delhi: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1999, pp. 181-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