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菜市口

一

当梁启超前往日本使馆求助时，他尚未出现在拘捕名单上，在喧闹的维新舞台上，他只是个边缘性角色。1898年9月21日上午11点，一队骁骑涌入米市胡同，在飞扬的尘土中包围了南海会馆，要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兄弟。

领兵者崇礼是慈禧太后最信任的人之一，他勤奋却平庸，在三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从未留下特别的政绩。不过，在这个系统中，忠诚总比能力更重要。甲午年（1894），他被加太子少保，与李鸿章同时被赏黄马褂。戊戌年（1898），他又被授刑部尚书，兼步军统领。位于帽儿胡同的步军统领衙门，成立于康熙十三年（1674），统领满、蒙、汉军八旗步兵和京师绿营的马步兵，掌京城守卫、稽查、门禁、巡夜、禁令、保甲、缉捕、审理案件、监禁人犯等职，俗称九门提督。除去维持京城治安，它也在最高层的权力斗争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康熙末年，因为步军统领隆科多的介入，四皇子胤禛才在九子夺嫡中胜出，成为后来的雍正帝；辛酉政争，也是在听命于奕和文祥的瑞常成为新任步军统领后，对肃顺的清算才开始。从这场政争中胜出的慈禧，深谙它的重要性，在光绪执意一战的甲午年，她调荣禄出任步军统领。在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当日，崇礼接替荣禄署理步军统领。

在维新热情高涨的初夏，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任命，当时的北京充满着对未来的狂想，康有为是中心人物。不过百日，故事的方向却彻底逆转了。“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历史学家从未在清宫档案找到这条谕旨，其中一位推测说它可能来自慈禧的口谕，她跳过军机处直接下旨给崇礼。 另一位则在军机大臣廖寿恒的日记中发现，谕旨正是廖所撰写，立刻面交崇礼，甚至未经军机章京登记。

在南海会馆，官兵没找到康有为，却捕获了康广仁。或许自认危险并不急迫，他没有随兄长而去，似乎并不知关于自己的谣言已四处蔓延。人们说这位博济医院毕业生经常夜入紫禁城，为皇帝呈上药水，以致后者疯癫。有人说，他是如厕时被捕的，还有人说，他是在煤堆里躲藏时被发现的。这两种说法皆认同会馆长班背叛了他，主动引领官兵搜捕，据说康广仁对仆从很是苛刻，两天前还责打了他。搜捕持续到下午2点，除去康广仁，两名康门弟子程式谷与钱维骥及三位仆从一并被捕。官兵搜寻了屋内，翻检了信件，将其中一些可能作为证据的带回衙门，剩余“所有无关紧要者付之一炬”。

官兵也到了张荫桓 的宅邸。人人相信，这位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是康有为权力之路的引介人，怀疑康藏匿此处。东华门外的锡拉胡同拥满了围观的百姓，都以为是搜捕张本人，家眷、细软及仆从已挪移一空。“又闻张樵野查抄，康圣人拿问，此局全翻矣。”叶昌炽 在日记中感慨。

9月22日下午，剪掉辫子、换上西装的梁启超乘火车前往天津时，京城的气氛更为紧张了。紫禁城、西苑与颐和园外加强了巡视。早晨一班火车停运，一些人说，这与英俄在珲春开战有关，另一些人则说，这是为了捉拿张荫桓和康有为。 搜捕的范围也越出京城，上谕命直隶总督荣禄前往天津紫竹林火车站及塘沽一带严密查拿；山东巡抚与上海道台则稽查到港轮船，防止康有为躲入租界。维新派官员们普遍错愕，礼部尚书李端棻 “扫兴矣”，御史徐致靖 “更卧不安席矣”。 谁也不知道还有谁即将被捕，与康有为平素关系紧密的人皆陷入惊恐。

9月23日清晨，搜捕的名单又加长了。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榜上有名，他们是变法新贵，似乎都被划为康党。从慌乱的清晨开始，他们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被捕。当官兵来到杨锐的寓所时，这位章京才睡下，睡前，他在灯下修书给友人，说若不速驱康有为，必然酿祸。结果，祸先向他袭来，他还来不及穿上衣服，就“裸体下狱”。刘光第则是在进入午门时被捕的，他当时正如常前往军机处入值。

对于谭嗣同，这反而是尘埃落定的一刻。自与梁启超在日本使馆一别，他就做好了流血的准备。在徐致靖的府邸饮酒时，他对徐说：“变法维新失败了，任公我已托日本使馆掩护他到津，由海道赴日，贼党追捕康先生甚急，吉凶未卜。”徐问他作何打算，他用筷子敲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谭嗣同还与王正谊和胡致廷商量，是否可能营救皇帝。江湖上，这两位分别以“大刀王五”与“通臂猿胡七”闻名，谭曾向前者学习单刀，后者则教他形意拳和双刀，他们喜欢称这位贵公子为“谭七爷”。他们谋划着潜入西苑瀛台救出光绪，护送他南下。这想法大胆、富有豪侠之气，却缺乏实现手段，面对宫廷重兵，江湖实在过分脆弱。王五也劝谭七爷速离北京，“君行五从”，若不走，“君死五收君骨”。 当夜，谭嗣同闭门谢客，焚烧信件，模仿父亲谭继洵的笔迹修书一封，斥责自己是不忠不孝之人。谭公子远没有他在文章中展现出的那种冲破伦常的决绝，伪造书信与拒不离京，可能皆为了减轻给父亲带来的不良影响。9月23日清晨，官兵闯入了浏阳会馆。

9月24日的上谕是对抓捕迟来的确认。除去四章京，还添加了张荫桓、徐致靖和杨深秀，“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 搜捕者来到上斜街徐致靖府邸时，徐外出未归，不久，他即往赴刑部自首。 张荫桓已于前一日被传唤至步兵衙门，枯耗一天后被押往了刑部。住在同乡林怡书家的林旭，早晨被礼亲王世铎派人叫走“面话”，他“不及待车，步行而去”，旋即被捕。他早已被恐慌占据，被捕的前一天在路上遇到马建忠 ，他哀求马代向李鸿章求救，又到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的堂前哭诉，还夜访郑孝胥 ，说自己并非康党。 至于杨深秀，不见有描述他被捕经历的记载。

消息传遍京城，没人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闻说张荫桓送刑部，外有杨深秀、刘光第、杨锐、谭嗣同、林旭、徐致靖、康有为之弟广仁等七人……未知何事俱皆拿问。”胡寿颐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叶昌炽还得知北洋兵正在追捕康有为，认定御史杨崇伊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面对这位“沉深阴鸷”的对手，康门“嘐嘐然志大而才疏，本非其敌”。郑孝胥则听到街市上的传言，说缇骑逮了七人，除去四章京，其他三人未详，稍晚才被朋友告知是张、徐、杨。他还听朋友说，宫中终夜扰动，已发了三封电报，催促荣禄来京。张元济 致信汪康年 说起北京风暴，对于逃走的康有为颇有同情，“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他本想打电报给上海，预感到更大风暴的到来，担心被追究，遂改为写信，并嘱咐汪阅后即焚。

“又传闻圣躬不安。又传闻皇上暂居静室，不接臣僚。”9月24日，《国闻报》发表了《记天津八月初六初七初八惶惑情形》。 这是新闻界第一次刊登有关政变的消息，其中对西方人即将干预的忧虑非常强烈。对于北京正在发生的一切，外人的确倍感惊异。他们猜测着权力的转移，考量着可能的冲击。24日晚，伊藤博文一行受到李鸿章宴请。因与慈禧的密切关系，这个被剥夺一切官职的老人再度成为政治风向的象征。宴会上，逃亡的康有为是话题中心。李问伊藤，如果康有为逃往日本，贵国是否会把他遣送回来惩办。伊藤说，若康有为的罪责与政治无关，或许可以遣返，若与国政有关，按照《万国公法》则不能。“若系谋反干国政之罪，不交还”，李鸿章必熟知《万国公法》中这一段落，仍故意感叹，日本竟与英国同出一辙，还列举孙文一例，说他本已被中国驻英国使馆拘押，却为英方营救。在座的日本上院议员大冈育造追问康有为所犯何罪，李轻描淡写地说，“无非煽惑人心，致干众怒”。相比伊藤博文的审慎，大冈对中国维新者表现出更强烈的同情，说康有为近日所为不过是李种种举措的扩充，建议与其将康捉拿，不如培养他成为李中堂的左右手，为中国未来振兴所用。李鸿章则反驳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康“了无异能耳”。李保持着他一贯的傲慢，故意贬低大冈不过是伊藤的伴游。 这不仅是个性与立场的相左，也是两种不同政治理念的冲突，即便是当时最富开放精神的中国官员，也很难理解这种保护政治犯的主张。

9月25日，搜捕的范围继续扩大，不安蔓延到南方。当日上谕要求两江总督刘坤一访拿可能在上海的文廷式 ，将其押解来京。孙文也被再度提起，上谕命刘坤一与两广总督谭钟麟等“赶紧设法购线密拿，务期必获，毋任漏网，致滋隐患”。当日另一条上谕令情况更为扑朔迷离，皇帝自称“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令各地举荐“精通医理之人……即日驰送来京”。有太监说，“皇上有病，正须静养，不能接见臣下”；有大臣说，皇上因服用康有为的药，病甚危；还有人说，“上已大行，俟康拿到，讯明鸩弑逆谋之党方声张”。杨崇伊上奏，建议荣禄来京，李鸿章回天津署理北洋大臣。北京充满了强烈、矛盾的情绪，一些人陷入恐惧，另一些人欣喜若狂。“署中人员闻之，喜从天降，无不感太后之德云。”当上谕宣布恢复被裁掉的衙门时，被裁撤官员们如此反应。郑孝胥在日记中感慨：“从此又是偷生世界，亡可立待矣。”

二

混乱中，很多人猜测这一切缘何发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历史学家曾一致认定，9月21日的政变以及随后的抓捕，皆因袁世凯的告密。但不同的声音也逐渐浮现，一位历史学者考证说，与谭嗣同在9月18日夜会晤后，袁世凯并未返回天津向荣禄汇报，他是在9月20日向光绪皇帝请训后才返回的天津。当夜，他前往总督府拜会荣禄，汇报了法华寺一幕、康党围园锢后的计划，并拼命自我澄清。“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他日后写道，似乎很担心是自己的行为导致皇帝深陷困境。他们的谈话被访客打断，袁告退。翌日一早，未等袁世凯前来晋见，荣禄就到了袁的住所，他一定是被昨晚的谈话深深震惊，二人或许都度过了一个难眠之夜。袁世凯再次向荣禄描述了法华寺的详情，说到有诛杀荣禄的计划时，后者“大惊失色”。袁再度强调此事与皇上无关，想稳妥处理此事。

当晚，荣禄又招袁世凯前来。杨崇伊刚从北京赶来，他志得意满地向荣禄汇报京城的变局，想必认定是自己的上书导致训政，令太后重掌朝纲，或许，也会不无遗憾地说起康有为的漏网。袁世凯也为他提供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这位河南人仍处于忐忑中，荣禄要他喝茶时，摸着茶杯笑说，“此非毒药，你可饮之”。 袁世凯或许没有直接导致政变，却可能引发搜捕的陡然升级。一位历史学家猜测，返回京城的杨崇伊即刻会把这新情报禀告慈禧，令她陷入新的悲伤与愤怒，她从未料到自己会有生命危险，而皇帝是幕后主使。据说，太后与皇帝在勤政殿相对而泣，前者感慨自皇帝五岁起就抚养他，“今长大如许，乃欲幽废予，老妇其何辜？”皇帝“亦痛泣不敢言”。 皇帝也定陷入了冤屈与惊恐，他只想推动变法，却成为一场阴谋的主角。他一头雾水，没办法做出任何辩解。惩罚随即到来，皇帝被置于西苑的瀛台上——它四面环水，通过板桥与陆地相连。六个太监因与皇帝关系亲近被斩。

对被捕者的处置也迫切起来。9月26日，崇礼等上奏，七名人犯已于前一日移交刑部，因案情重大，请派大学士与军机大臣会审。 严惩与营救的呼声皆强烈起来。高燮曾上奏，请“皇太后、皇上当机立断，将张荫桓、徐致靖、康广仁、谭嗣同、林旭五人速行惩办”，尤其担心张荫桓“勾串西人，变生意外”，希望将康有为、梁启超抓捕回京，或就地正法，“以免蔓滋难图”。 这也是令人感慨的一刻，这位兵科掌印给事中去年还帮康有为上折推动变法。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描绘了一张更为可怖的阴谋之网。这个网络以康有为兄弟为中心，“内则以张荫桓、徐致靖、谭嗣同、林旭为渠魁，而杨深秀、宋伯鲁等扶助之；在外则以黄遵宪、熊希龄为心腹，而陈宝箴、徐仁铸等附和之”。在这位御史心中，梁启超处于边缘地位，只不过与“麦孟华等数十百人，蔓延固结，党羽遍布，甚至有徐勤等赴日本，与叛贼孙文设立大同会”。他劝太后与皇帝“将已获之犯速行处治，以绝其望”。 刑部尚书赵舒翘则增加了新砝码，在被慈禧召见时说，“此辈无父无君之禽兽，杀无赦，何问为。若稽时日，恐有中变，盖惧外人交涉也”。

营救也同时展开。杨锐的被捕令张之洞焦虑不安，9月24日下午起，这位湖广总督就不停地给北京、天津、上海发电报，借由私人网络来营救自己的得意门生。他请军机大臣王文韶与裕禄帮助营救，致电直隶总督荣禄表示要亲自为杨锐担保，并说杨是陈宝箴举荐，“与康丝毫无涉”，且杨“素恶康学，确非康党”。 庆亲王奕劻也出现在他的乞恩之列。林旭的岳父沈瑜庆前往拜会荣禄恳请相助，荣禄曾对林旭倍加赏识。作为沈葆桢之子，沈瑜庆在官场颇有人脉。张荫桓的遭遇在外交界引发了强烈反应，他是总理衙门中少见的通达精干之人，曾被维多利亚女王授予勋章与爵士封号。9月25日，英国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致信李鸿章，说如果秘密处决像张荫桓这样一位在西方各国知名的高级官员，将会引发很坏的结果。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也加入了营救行列，9月24日，他夜访贤良寺，说服李鸿章伸出援手。

营救者的努力有了结果。9月26日，一道上谕把张荫桓从死亡清单中救出，称这位户部侍郎“屡经被人参奏，声名甚劣，惟尚非康有为之党，着刑部暂行看管，听候谕旨”。 9月27日，张之洞松了口气，他的儿子张权通过刑部的朋友确认，杨锐与刘光第“或可无虞”，且杨曾弹劾康有为，在谭嗣同保举康有为、康广仁时，刘光第也曾拒绝署名。长沙的陈宝箴也得到消息，“杨、刘平安，喜极……大抵只查抄……似此不与钩党之狱矣”。对于曾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的梁启超，陈宝箴似乎并无特别的同情，“惟康、超为洋船接去”。

徐致靖之子、湖南学政徐仁铸上书，主动承担罪名，因为“臣父一生忠厚笃实，与康有为素不相知”，只因自己与梁启超相识，听说了康有为的品行才学，“一时昏聩，慕其虚名，谬谓可以为国宣力”，于是要求父亲保荐康，这一切都是“臣妄听轻举之所致也”。 徐家也通过李鸿章求情，徐李两家的友情足以追溯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徐致靖的父亲徐家杰曾在考场上替正在害疟疾的李鸿章誊写考卷，助他考取进士。据说，李鸿章曾找荣禄说情，称徐“是个书呆子，好唱昆曲，并不懂新政”，荣禄以此来说服慈禧。

外交界更陷入混乱。在北京，各国公使于9月27日下午在俄使馆议事，商讨如何应对变局，直到夜半两点才结束。英国与日本的公使未参加。 这两个国家此时正在远东问题上达成新的联盟，共同对抗咄咄逼人的俄国，也一致营救维新者，以表明自己是文明国家。在上海，各国领事纷纷拜会盛宣怀，探听北京政情。英国领事甚至恐吓说，若中国发生内乱，会调三十万印度兵来华。

三

被捕者们对外部风暴所知甚少，除去忧虑个人命运，也要面对琐碎事务。在刑部监狱，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谭嗣同收禁在北监，刘光第、林旭、杨锐在南监。谭嗣同写信给仆人，要他送来棉布、紫棉马褂、枕头、呢大帽、铜脸盆等，还要大刀王五通融监狱的饭食，执意要在监牢中维持一个公子的生活。张荫桓则饱受勒索之苦，在万两金的贿赂之后，他才从一个黑屋搬到更体面的房间，“并准家人服侍，亲友往来，安置行李”。 相比谭与张，其他五位所能动用的资源少得多。

面对完全莫测的未来，他们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杨锐泰然自若，“自揣实无罪，谓即讯不难白”。 刘光第也有类似的自信，诵读随身的《朱子全书》《周易》，身为刑部主事，他确信，一经审理，就可确认自己无罪。林旭“秀美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谭嗣同则“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以地上的煤灰在墙上作诗。 至于康广仁，有两种截然的传闻，一说他“在狱言笑自若，神气如常，曾不少变” ，一说他头撞墙，痛哭失声，哀叹说，哥哥的罪行，缘何由弟弟承担。 他或许也确认了围园锢后的密谋，还“诬攀百数十人” ，这激起慈禧更大的愤怒。

没人预感到血光之灾的迅速到来。9月28日，天色未明时，奕劻请陈夔龙、铁良来到庆亲王府，和他一同前往刑部参与会审，奕劻是领衔的会审大臣，后两位则以精明强干著称。对于狱中人物的命运，甚至连审判者也毫无头绪。奕劻深知此案之重大和疑云重重，陈记得，奕劻对杨锐、刘光第颇富同情，“均系有学问之人，品行亦好”，建议对六人的审判分别办理，否则“罗织一庭，殊非公道”。

但会审尚未开始，一纸上谕就已到来：“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 审官们错愕不已，狱中人更感意外。刘光第本来安慰痛哭的康广仁说，“未提审，非就刑，毋哭”，当狱卒把他们从西角门牵出时，他惊愕不已，那是死囚的出口，不由叫骂起来：“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愦乃尔！” 刑部官员唐烜记得，刚毅被任命为监斩大臣，崇礼已经调京旗各营健卒在署外巡查，“前门、顺治门一带，皆派兵防护不测”。 五城御史司坊官开始预备囚车，召集刽子手、青衣等差役，满汉提调则到狱中提人，北监的刘光第、林旭与康广仁先被绑缚，接着是南监的谭嗣同、杨锐与杨深秀。在提牢厅跪听上谕后，他们由青衣带上囚车。

突然到来的上谕与宫廷内不断增加的焦虑有关。慈禧对外人的干预深感愤懑，把张荫桓从斩首名单中去除已令人恼火，而贻谷当日的奏折更可能激化了这种愤懑。这位国子监司业担心，若不早定罪，如外人干预，定令朝廷陷入尴尬，“从之则无以彰国法，不从又无以顾邦交”。

这一天，菜市口沿途戒备尤其森严，“步兵统领衙门派出重兵沿途警戒，队伍直排至菜市口刑场，惶惶然如临大敌，这种排场是平时所未有的；而且把谭先生绑在囚车上，也是一个例外”。 胡七跃在房顶上看到这一景象，意识到劫法场、救谭七爷的打算没法实现了。

东起铁门南口、西至丞相胡同北口的菜市场，是清代处决犯人之所，这里还有一家鹤年堂老药店，它的牌匾据说是著名的明代奸相严嵩所书。每当行刑，它就暂时关闭，监斩官会在此休息。犯人由东向西排列，刽子手顺序斩决。这六位受刑者被砍头的顺序，未见确切的记载。据说头一刀是康广仁，谭嗣同是第五个。他们临死前的反应，也各有不同。杨锐与刘光第当场询问自己的罪名，监斩官刚毅则拒绝回答。杨锐愤慨地说：“我蒙皇上召见两次，未尝一妄语。”就刑后，“血喷涌丈余”，传说“此冤气也”。刘光第甚至拒绝下跪，惹得杨锐喊道：“裴村跪！跪！遵旨而已。”跪下后，刘光第仍“神气冲夷，澹定如平时”，而行刑后“身挺立”，据说他还追问了“皇上何如”。林旭要求说几句话被拒，他“仰天冷笑”，并与谭嗣同“皆谓我等为挽救中国而死，毫无恐怖，且今日杀一人，后起必有千人，与我辈同心保国”。谭嗣同的情绪则更为激动，他不仅“语尤悖戾”，且拒绝谢恩，大声呼号：“是日每斩一首级，则异日必有一千倍人起而接续维新。”一位目击者说，他拒绝北向谢恩，大叫“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据说，他死亡的过程尤其痛苦，被砍了三十几刀，头颅才最终落地。这些日后的记录，很可能是事实与想象混杂，尽管在死亡面前，勇敢、怯懦都会被高度放大，但如此富有戏剧性的场面，仍显得失真。

大多数围观者可能并不清楚这六人姓甚名谁，又犯了何罪。他们对行刑本身更感兴趣。公开处决是朝廷彰显权威的一种仪式，它也是一场暴力狂欢，总吸引着围观者的雀跃，作为他们单调日常生活的调剂。在一张记录犯人被砍头的旧照片上，围观者几乎拥到了受刑者的身前，眼里并没有同情或恐惧。一位英国旅行家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法场：“犯人们任由官差将他们从囚车中带到满是泥泞的刑场，并且跪成一排。刽子手用一柄弯刀，砍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头颅，每一个头颅都是一气呵成。刀刃一旦变钝，他的下手就会立马给他换把新的。”死亡的方式也明码标价，若想减少痛苦，可以贿赂刀斧手让其一刀毙命，甚至可以使用特别的麻药。连受刑者似乎都是麻木的，“犯人在面临死亡之时通常是面无表情的，偶尔他们被恐惧全面地侵袭了，他们在死前会发出最后的嚎叫：‘救命！救命！’” ^[1]

午后路过菜市口的叶昌炽，“见人头拥挤，知为行刑”，听说其中有徐致靖后，“惊惨几欲放声”，知徐不在六君子之列，又为杨锐悲痛，六君子“虽良莠不一，要之皆中国之隽才也”。即使他这样消息灵通的官员，也要在翌日的朱谕后才知道他们的确切罪名，“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而这康党“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 这皇帝亲批的谕旨，多少出自真心，又多少来自无奈，无人得知。这个被困于瀛台上的年轻人想必被惊愕、无奈与悲愤左右，万万想不到自己对杨锐、林旭的求计之语，成了对太后的阴谋。

不审而斩六人，除却慈禧的个人愤怒和对外人干涉的忧虑，或许还有另一层原因。陈夔龙日后意识到，太后可能是担心审问会把皇帝牵连出，“一经审问，恐诸人有意牵连，至不能为尊者讳。是以办理如此之速”。 这解决方案也可能是来自荣禄，这位直隶总督9月26日进京，27日被召见，28日旋即被任命为军机大臣。他是太后最信任的人，贻谷正是他的门人。

菜市口围观的人群逐渐散去，而收尸者则要独自承受悲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中国人对于尸首的分离尤感不安，为此，被斩首者的家人会花大代价将头颅重新缝合回身体，以维持死者的尊严。白天时，没人给康广仁收尸，直到日暮，南海会馆的长班才偷偷来到刑场。因为康广仁是钦犯之弟，下葬广东人的义园拒收，最后只好暂时下葬在龙泉寺。

四

六君子被押于狱中时，梁启超与王照 正在大岛号上给伊藤博文写信，请他救助受困的光绪以及狱中的谭嗣同、康广仁等人。他们尚不知一切为时已晚。逃亡路上，梁启超只能得知零星的消息，他可能是从偶尔读到的《国闻报》，也可能是从日本使馆人员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了谭嗣同等人被捕的消息，至于更全局性的图景，则毫无头绪。他也不知等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维新同志们的安危，身在上海的家人如何……更重要的是，老师康有为是否身陷危险。

康圣人再度证明了自己是个幸运儿，他不仅奇迹般地躲过劫难，且自己浑然不知。在北京已经深陷谣言与恐慌的9月20日，他从塘沽登上了招商局的新济号。但该船要到21日下午才开，又无舒适的大餐间可住，于是他下船入住天津客栈。有人看到他与朋友在酒楼话别，丝毫没有感到即将到来的危险。9月21日，他搭太古公司的重庆号，于上午11点离津，丝毫没有逃离的慌乱。当对他的搜捕扩散到紫竹林火车站一带时，他已处在渤海湾中。22日下午，荣禄派飞鹰号追赶重庆号，并发电给登莱青道的李希杰与上海道的蔡钧，要他们悬赏搜捕。

命运再次垂青了康有为。飞鹰号的速度虽是重庆号的两倍，不想途中煤却烧尽了，只能折返。或许，这也是管带刘冠雄的有意为之，他是甲午海战的幸存者，对于在逃的维新者不无同情。而李希杰当日在胶州，随身带走了电报码，因此烟台官员无法翻译来自天津的电报。重庆号在烟台停泊时，康还悠哉地上岸散步，随手买了梨与石子，捡了贝壳。9月23日晚，他乘船继续前往上海。李希杰错过了康有为，蔡钧则做足了准备。9月23日，蔡钧连发三电给总理衙门，说明搜捕的进程。当日抵沪的黄浦、顺和、开平、新济四船均被搜查一遍，一无所获后，又从新济号的司事口中得知康改搭重庆号的插曲。他还听闻康有为与孙文勾结的消息，“在东洋交银二十万元，已交过陆万”。他也敏锐地注意到上海的外交界，尤其是英国人对于康有为的特别兴趣。9月24日，他再发电给总理衙门，说英国已开始派人寻找康，担心“康有为果为英人拿，必任保护”，决心要抢在英国人前面，“密派亲信员役，俟重庆到后，上船查拿”。

英国人的反应与上海道台直接相关。9月23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Byron Brenan）接到蔡钧的信息，要他搜查从天津来的英国船，逮捕康有为。蔡道台还派秘书私下通知领事，“光绪已经死了，是康有为进奉某种毒药害死的”，并送来一张康有为的照片以便辨认，还许诺两千元的酬金。 白利南确信，康有为将搭重庆号抵达上海。他也知道，上海滩很多衙役与侦探都期待拿到赏金。想必，白利南得到了窦纳乐公使的指示。营救维新者既可为文明国之表率，也是为了现实利益。维新者代表反俄亲英的力量。或许，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的劝说也发挥了某种作用。

9月24日清晨，重庆号驶入黄浦江，一艘蓝烟囱驳船迎了上去。两个英国人爬上客轮，手持照片去找康有为。领头的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是《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说一口流利中文，与北京的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一直在争夺伦敦编辑的关注。日后，他将以慈禧太后的传记作者闻名于世。他自告奋勇承担这一责任，比起使馆直接介入，他的身份更为恰当。重庆号将要停靠的码头属法租界，他们最好在吴淞口外拦截。当濮兰德出示上海道台的逮捕信后，康有为颇为吃惊。他对北京正在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康登上驳船，转往停在吴淞口外的英国轮船琶理瑞号（Ballarat），而炮船埃斯克号（Esk）在附近警戒。琶理瑞号泊入吴淞口时，船长担心船上的中国工人贪恋重赏出卖康，派遣了武装人员守候在他的舱门。

按康有为日后的描述，听到皇帝可能驾崩的谣言，他准备蹈海一死，濮兰德安慰他这未必确实。他以诗移情，其中一句日后广为流传：“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青天夜夜心。”他还起草了遗书，说“我专为救中国，哀四万万人之艰难而变法以救之，乃蒙此难”。他也准备好面对不测，向最信任的弟子徐勤 托付了家事。

蔡钧的人马在重庆号上扑了个空。听闻康登上英船的消息后，他照会英国领事，要求协助查询。接下来两天，康困于琶理瑞号，留在重庆号的行李被取回，包括几篮烟台水果与石子。英国领事班德瑞（Frederick Bourne）上船来访，康有为向班德瑞说起宫廷内的斗争。皇帝病情的传闻完全不实，皇帝不仅身体健康，且“实在是位博学、聪明、勤奋的仁君”，只因变法问题与太后产生冲突，皇帝亲英，太后亲俄。他当然也说起皇帝给他的密诏，甚至建议，英国派两百名士兵，就能帮助皇帝重掌政权。对于康有为的表述，班德瑞不无怀疑。“（他）是一位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领导者。很显然的，他被爱好西法的热心所驱使，同时又被李提摩太的一些无稽之谈所迷惑”，他在给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中写道，相信“康有为是无罪的，西太后的重新当政是一种退步，且对沙俄有利”。

直到9月27日凌晨，琶理瑞号才启动。英国人一直在等待从威海驶来的巴那文契号（Bonaventure）巡洋舰，它将护送琶理瑞号前往香港，以防可能从福州开出的中国军舰的拦截。在香港，康有为将有更明确的安全保障。英国的力量被动员了起来，在华的英国舰队司令西摩（E. Seymour）向海军部通报，一艘巡洋舰正护送“一位以前是皇帝的导师”，如今的“政治亡命徒”前往香港。

在船上，康有为接连写信给李提摩太。第一封信满是对慈禧的谩骂，称她是“淫后”，恳请李提摩太向英国政府求救以保护皇帝，恢复他的权力。紧接而来的第二封信中，康请求李提摩太帮助寻找康广仁的遗骸，担心无人敢收。这封信由怡和洋行的轮船交给何东，为了保密，他嘱咐信件要用英文写。他请李提摩太将两封信转交给容闳 与杨米裳，后者是杨深秀之子，“其父无辜被戮，殊可哀痛，故寄此信慰之”。他也惦记每个遇难者的尸骨，期待李提摩太能施以援手。第三封信中，他提到他已命两名弟子陈介甫和梁元理前往北京，收拾康广仁的遗骨，希望李提摩太能提供协助。

9月29日晚11点，琶理瑞号抵达香港。在鲗鱼涌外，华民政务司、缉捕以及当地华人领袖何东早已乘坐小火轮等候。他们在马利埔头登岸，前往中环的警察总署。香港总督对于这位流亡者颇为重视，担心他可能被清王朝暗杀，甚至下毒，遂安排他住进这座密布警卫的维多利亚风格的两层小楼。

这也是香港价值的另一种体现，它不仅展示了另一种经济、社会与技术理念，还接纳失败的改革者。在这个受英国殖民统治的港口，王韬 开始了自己辉煌的新闻生涯，孙文找到了革命道路，康有为也一定记得，是1879年的香港之行激起了自己对西方事物的兴趣。

港英政府不干涉清朝内部事务，却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立场。这个策略与英国政府的外交态度及具体执行者的性格有关。两年前，前任总督威廉·罗便臣（William Robinson）驱逐了孙文，担心孙会给港英当局与清政府的关系蒙上阴影。现任总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则热情地接纳了康有为，尽管在给外交大臣的电报中，他分享了上海领事馆对康的怀疑，认为康的改革并不“明智与理性”。

刚在中环警署安顿下，康有为就收到了贝思福（Charles Beresford）的邀请。这位52岁的勋爵有着漫长的海军与政治生涯，这一年刚被擢升为海军少将，并再次当选议员。他受大英商会联合会委托，前往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地考察商务环境，此刻正在香港中转。在巡捕的保护下，康有为前往贝思福的寓所。“为了了解改革派对于开放中国，以促商贸发展之可能性的看法。”贝思福这样形容会面的目的，他知道康是“中国最负声誉的学者之一”。康有为再次为北京失败的变法辩护，说他们只是想把西方的理念引入中国。他也表达了对英国的倾慕，想要请英国帮助中国的改革。他说起北京的惨剧，包括弟弟在内的六人被杀，又拿出一份名单，说他们都是求新者，其中不乏地方大员。“康有为的忠君、爱国及无私献身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真诚无可置疑。”贝思福日后写道。当然，他也为“改革派方法失当”而惋惜，认为“从理论上说，他们所追求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也确实有利于他们的国家；但从实际考虑，他们并没有做好安排，以使他们的理论能够付诸实施”。贝思福也再次重复了很多外来观察者的判断：“在这个帝国行之数千年的方法、风俗、法律与制度，不可能由于来自北京的一纸诏令，而在几个月内彻底改变。” ^[2]

在康有为自己的记述中，一切都更富有戏剧性。他误认贝思福有着更显赫的地位，是前海军部大臣，“盖雄才热血，不可得之人也”；并说贝思福也热烈地回应了自己的求助，当自己以俄国在旅顺屯兵来刺激这个英国人时，他“指头誓死以救我皇上”。

在中环警署居住了七天后，危险稍有缓解，康有为移往何东家居住。在香港，这位逃亡者不断地激起令人敬佩又怀疑的情绪，也招来新的仰慕者。36岁的何东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一位，他的经历也象征着香港精神——东与西的交逢。他是一名“欧亚人”，一名荷兰裔犹太人与一名广东女人之子，常年出任怡和洋行的华人总经理，不仅积累了巨额财富，而且影响力遍及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被称作“香港的洛克菲勒”。尽管没有像何启 那样直接参与中国变革的辩论，但他一直对其保持着关注。

搬到宽阔、舒适的何家大宅的第一天，康有为就接受了《德臣西报》（ The China Mail ）的访问，何东担任翻译。在香港的康有为，无奈而焦灼地看着中国的变化。他必定会接收到各种混杂的信息，从北京的宫廷之变到家乡亲人的安危，都让他深陷焦灼与无力：“忧君亲之亡，哀家族之危，闻捕杀之信。” 发表讲话成了唯一可做之事。他利用每一个机会，创造自己对于中国变革的叙事，塑造自己的神话形象。怀揣光绪皇帝密诏，是他的权威性来源。

“像貌聪明、中等身材……但仪表并不怎样威严，谈话时的态度是从容不迫的，无拘束的”，记者这样描述这个改革者，“具有惊人的现代知识”，虽然某些见解似乎不免近于幻想，但他的态度无疑是真诚的。康有为攻击慈禧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人，性格保守，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宠幸李莲英有甚于李鸿章。康声称自己见过慈禧，还意外地赞扬了她的外表，说她“中等身材，仪表威严，举止安详，皮肤苍白而略呈暗色，眼睛好像杏仁一样，相当长，高鼻，外表极为聪慧，而且眼睛是具有表情的”。

回顾了与皇帝的密切关系、改革运动的兴衰与逃亡后，康有为强调自己的使命是代表皇上对外求援，而英国是他的首选，因为它“是以世界上最公正的国家驰名的”，更重要的是，皇帝的命运与英国利益紧密相连，“英国如果能利用这个机会支持中国皇帝和维新党，是于他本身有利的，因为这样去做，就无异乎同时也协助了中国人民，而中国人民则会视英国为他们最好的、最可靠的朋友。如若英国不能及时而起，那末，西伯利亚铁道一旦竣工，恐怕俄国势力就会在全国各地取得压倒一切的优势。如果英国能协助皇帝复辟，我将毫不踌躇地说，皇帝和维新党的领袖们都不会忘记他的盛情”。他还劝英国人设法救助梁启超在新会的亲人——此时，梁的继母、婶母、叔父等诸多亲人已被捕。

康有为广泛散发求援信号，想前往英国与美国，或许它们更有力量来援救光绪皇帝，他也主动接触德国和法国的驻港领事。他也想投奔日本，日本是他理想的变革模式，他的学生徐勤在横滨办学，与日本政界亦有联系。

日本人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康有为的消息。不管官方还是民间，日本对这位逃亡中的维新者表现出强烈的兴趣。9月30日，日本驻香港领事上野季三郎电告首相大隈重信：“（康）现在住在中环警察署，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 康有为派遣两位学生王觉任和何树龄到日本领事馆，提出希望会见上野，并带去给北京公使矢野文雄 的电报：“上废国危，奉密诏求救。敬诣贵国，若见容，望电复，并赐保护。” 当上野于当日下午3点半以个人名义来到警署时，因署长不在，会面未遂。

10月7日下午，上野前来何东家会见康有为，但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康表达了自己对矢野的失望，认为日本政府未表现出足够的热情。他决定前往英国，但仍心有不甘。“在前往英、美途中，无论如何也要顺便前往本邦（日本），将清国皇帝的密旨交给我国政府之当政者”，上野向大隈首相报告说。康也再次将北京的权力之争演绎为国际竞争，“此次北京政变，与其说是守旧、改革两党之争，毋宁说中日、英党与俄党之争，若此际不谋使皇帝复权而制俄党，则不唯皇帝有被弑之祸，则无疑是悉举清国委之俄国矣”。因此，他“帮请日、英两国合援，用日、英之力以拯皇帝之难”。

10月9日，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收到大隈首相的电报：“通知康，他将在日本受到适当的保护。” 上野也为康有为的路费忧虑：“该氏素来清贫，且由于此次事变，自然亲朋故旧之财产多被抄没。” 因此，在收到来自东京的拨款前，他自己支出350美元作为康的旅费。

在何东家，康有为也两次接见了宫崎滔天。27岁的宫崎满脸虬髯，典型的大陆浪人形象。他生于熊本县荒尾村，父亲是一名下层武士，以开设武馆、传授剑术为生，从小就向他灌输“要做英雄”，“死于枕席之上，是男儿莫大的耻辱”。在家中，因参与西乡隆盛之叛乱（西南战争）而亡的大哥被视为英雄。14岁，宫崎入读德富苏峰创办的大江义塾。德富倡导自由民权，用新型的教育方法塑造这些少年，学生不许叫他先生，要直呼他的名字；学生没有来自校方的指令，要制定自我管理的规范；学风则鼓励辩论，尤其是运用西方知识的辩论，“人人以辩士自居……其口中竟常征引罗伯斯比尔、丹顿、华盛顿、克伦威尔”。 宫崎却并不满足，内心总有种无法实现抱负的惆怅与虚空。这抱负是什么，他似乎也无法言明。日本最富戏剧性的年代已然过去，他只能生活在维新英雄们拖长的阴影之下。他前往东京，成为基督徒。他的二哥给他带来一个崭新的理念，认为他们应协助古老、衰败的中国变革，若中国可以兴起，可能也会促进印度、暹罗、安南、菲律宾乃至埃及复兴……在这个恢宏的计划中，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所在：既实现了那种高度理想主义的武士精神，帮助弱小者，实现更大的正义；又有足够辽阔的舞台，整个亚洲都是一家。中国成了一个既充满诱惑、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具体对象，又是不知如何下手的抽象之物。他试图学习中文，潜入中国考察，不过，他和有类似抱负的同志都深信：“中国的事只在于人。如果有一位人杰奋起，则天下事一朝可定。”这个人须是“通晓西洋学问的汉高祖”式的人物。

最终，他找到了孙文，把自己的生命与志业投射在了这个比自己年长五岁的广东人身上。一开始，他对孙印象不佳，这位大名鼎鼎的流亡者，“口未漱，脸也未洗……对他举止动作的轻忽、略失庄重之处，则不免感到有些失望”。接着，孙梳洗完毕，换上衣服，端坐起来，却“实在比得上一个好绅士”，但仍让人觉得缺些威仪。当孙开始讲述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及欲实现的共和理念时，则显露出另一种景象：“静若处子的他，想不到竟如脱兔一般。不，一言重于一言，一语热于一语，终于显示出深山虎啸的气概。”“他的谈吐虽不巧妙，但绝不矫揉造作，滔滔不绝地抒发其天真之情，实似自然的乐章，革命的旋律，使人在不知不觉间为之感动首肯。” 他们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托付彼此，四处串联、募集资金、发展同志、购买军火、发动起义……

途经香港的宫崎想拉近康与孙的距离，促其共同改造中国。起初，身在警署的康还无法会见宫崎，或许也是对他有一丝怀疑，便派了王觉任和何树龄前往会晤。相较于对孙文的革命气质的折服，对于这些维新派的胆怯和无力，宫崎颇感不耐烦，认为他们总是哭哭啼啼。他发现，康有为也总是陷入焦虑，比如询问他能否找到日本志士前往北京刺杀慈禧，并忧虑新任驻日本公使李盛铎 可能对自己的安全不利。

五

比起康有为不停歇的行动，困在大岛号上的梁启超一无可为。这艘巡洋舰建成于1892年，荒木亮一中佐是第七任舰长，他与航海长平贺皆是新一代的海军精英，以确立日本的海上霸权为己任。他们定想不到，自己将因营救中国的维新者而被载入历史。他们一起等待接防军舰驶来，大岛号之后才能起航。

对于梁启超来说，这是段焦灼、苦闷的时光。他必与王照做了无数次的讨论，检点变法失败的缘由，猜想维新同道的去向，诅咒守旧派……他们或许还对伊藤博文有一丝期待：他会伸出援助之手吗？平山周 、山田良政也定会向伊藤博文提供自己的意见，自9月抵达北京后，他们目睹了北京政局的戏剧性变化，并劝说王照迅速离京。

10月11日下午，大岛号终于驶离塘沽港。这是一种解脱，梁启超不用担心搜捕者的到来，也意味着更深的愧疚，自己不仅对现实无能为力，还要逃离灾难现场。在他被封闭舰上的时光里，时局进一步恶化，速度超越想象。这一天，慈禧太后发布懿旨，要求各省督抚严查各种结社，“拿获在会人等，分别首从，按律治罪，其设会房屋封禁入官”。她还任命荣禄为钦差大臣，统一节制宋庆、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的军队。从一场未遂政变的惊恐中摆脱出来的慈禧，愈发想要把军事权力抓在手中。张荫桓也踏上了流放新疆的路，“不准沿途逗留，所有经过地方，着各该省督抚随时电奏”。

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的声讨仍在继续。江南道监察御史徐道焜上折，“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国所不容，必以外国为逋薮”。他听闻按照外国通例，倘若逃犯犯了公罪（政治罪），比如“叛逆也、无君党也、变政也、报馆也、译书也”，他国会给予保护；而私罪不予保护，如“欠债也、无耻也、弃妻纳妾也、言不践行也、负款潜逃也”。这位御史相信，康梁同样犯了私罪，建议朝廷以私罪之名，向外国讨要他们。他建议“饬下总理衙门，密派能员，将康梁两逆居家交友一切劣迹，及拐骗译书报馆巨款，详细访察”，并以外国人最鄙视的劣迹四处公告。他相信此后，当外国人得知这些罪行，或者归还康梁；即使不归还，也不会严肃地看待他们，“斯祸根可拔，而奸宄无藏身之地矣”。

梁启超的朋友们即使躲过一劫，也处于惴惴不安中。张元济去信汪康年，说北京的气氛惊恐异常，“今日又有洋兵入城，而诸人睡梦益浓，深恐祸在旦夕”，他准备南下上海。在北京的外国人则看到反潮流的不可逆转。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在致伦敦同事的信中写道：“太后一反皇帝之道而行之，旧的科举考试制度又恢复；报纸被禁止，记者受到惩罚；新开的机关被关闭，而旧的衙门又开张。官员们在紧张不安地观望。”英国公使窦纳乐也呼应了这股情绪，在给外交大臣的电文中，他报告说：“反对维新的退步运动日益进展……帝党的维新人物中似乎没有一个具有魄力的人来继续支持变法运动，而光绪自己更是驯顺地屈服于暴风雨之中。” 梁启超将所有的情绪寄于诗句中。在洋洋洒洒的《去国行》中，他感叹“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他自比为新时代申包胥，“我来欲作秦庭七日哭”，向日本求援。他倾慕明治维新，“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更钦佩倒幕维新中的英雄的勇气，“一夫敢射百决拾，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他以幕末维新英雄自励，“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 ，“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阴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 。在诗的结尾，他自我勉励说：“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大岛号遵循着它惯常的路线，返回日本。10月12日，日本驻烟台领事发电给外务省：“大岛舰本日下午离此前往吴（淞），梁、王在舰上。”

[1] Bird, The Golden Chersonese and the Way Thither . 转引自［加］卜正民等著：《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张光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30页。

[2] The Break-up of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Its Present Commerce, Currency,Waterways, Armies, Railways, Politics and Future Prospects , Harper &Brothers Publishers, London and New York. 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第838—840页。 ++Be7txEfEAnaTiHxm5Y8WddiUnC5f6xD7hou/L3goIPjHWC8Va61kpOXxbIQMm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