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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不只是我，被过去三年驯养出一些新习惯，比如时常翻相册，回忆过去的旅行，再比如旅行变得不再必须，还不如见朋友或就近散步这些即刻的放松，到后来演变出什么“city walk”的时髦说法，其实首先都有一重无奈在里面。
翻看旧照片，起初也只是无聊时的消遣，自己跟自己的游戏，后来竟越来越认真，变得煞有介事起来。尤其是那些较难到达或有过特殊经历的地方，虽然一直记得，可是面对当时留下的记录，还是生出一种更确凿、更清醒的震动。
去阿尔及利亚的时候，出于谨慎和害羞，我拍下许多纯然的风景，淡白的天空、碧蓝的地中海南岸以及散落其间风化严重的古罗马废墟，取景都很重复，乍一看跟北岸风光也差别不大。不过，一些有意无意中拍到的人，复原了更全面的记忆，他们在公交车站等车，在街边走走停停，在广场上追逐、舞蹈、踢足球，从旧城小巷卡斯巴（Kasbah）里冲出来，提醒我这里是北非！而在柬埔寨的镜头里看见的生活，全是在各种各样的水上展开的，老人在海边钓鱼，小孩子在瀑布下游泳，在雨后的泥地玩排球，在船上的学校上课，往洞里萨湖里丢椰子壳，流着鼻涕大笑着往我身上钻……
这些照片和上亿字节的数据一起躺在电子设备里，很久没有动弹，也没有被妥善地归类，暂时失去了温度，仿佛一座几乎快要湮没于荒原的仓库。摄影天生就是一门面向过去的艺术。除了著名的“刺点”理论，罗兰·巴尔特还有一个说法叫作“滞点”，大意就是人的情感有时会出现暂停，不再向其他事物或与他人的共同生活进行精神投入。亲眼见过巴尔特上课的陈传兴老师，则喜欢把摄影比作幽灵，甚至用它来“招魂”。而像我这样的业余者，在陌生的地方，在没有胆量的过去，只敢取一个远景，任凭路人偶然闯进来。此刻看来，竟也有些隐喻性——巨幕之下，哪里都是微末的人。
我又想起波兰之旅，重读当时写的文章，继续翻拣过去。那趟旅行的主题就是拜访遗迹，二战中纳粹和苏联留下的各种损毁和创伤，波兰人自己不断起义反抗在城市里留下的痕迹，还正巧赶上了祭奠逝者的诸圣节（All Saints’Day），跟着市民一起去郊外扫墓。当时看到的华沙，四处是“斑驳的杂色、衰败的青与黄”，仿佛置身一场长久的默哀。还记得华沙王宫里有一座背着时钟的老人雕塑，面目凝重，佝偻着腰，和这个国家一样，始终扛着历史的包袱。
米沃什的解释是，“没有影子的东西没有力量活下去”，出于一种幸存者的内疚，他坚持用波兰语创作，在作家生涯里继续“和死者交谈”。这种带着重负的写作，可能比任何其他形式的生活都更真实，也更可靠。因为只有它拒绝撒谎，也不会因为权力的粉饰或时间本身的冲洗，就轻易抹去或抵消那些已经铸成的错误。
这几年，我们重新接近这种心情，一晃又回到当年华沙的午夜。“街上依然没什么人，路灯比人还多，有些路段就我一个人在走，前后左右的路灯齐齐对准我，一会儿照出六个影子，一会儿又变成三个，浓淡不一，死死地跟着我。”人在有些时候有些事件中会暂时变成一个怀旧老人。即便可以再次旅行，也很难逃开过去的梦魇。顶多只能以退为进。
也许，被封印的三年，就是我们这代人的“滞点”。当我们重返世界，有一部分的自我已经停住了，滞留在一个荒谬的半空，滞留在无数的回忆、想象和愤恨中，滞留在一部每日按时消毒的电梯里，很像一块格但斯克（Gdańsk）盛产的琥珀。
撰文：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