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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汪曾祺散文，常被他温情和乐观的文字打动。
汪曾祺有一个名篇我很喜欢，叫《多年父子成兄弟》。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讨论原生家庭的各种问题。好的亲子关系或养育方式，我觉得是汪曾祺与孩子相处的这种方式。
父母与子女实际上是人生路途中的伙伴，一定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汪曾祺在孩子面前就很真实，不藏着掖着。他曾对子女坦承，年轻时悲观厌世，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信任和尊重，甚至想过自杀。但他最终从低谷与泥潭里走出来，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人，是美的，有诗意的。我对生活，基本上是一个乐观主义，我认为人类是有前途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愿意把这点朴素的信念传达给人。”
“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吗呢！”“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
每当看到汪曾祺这两句话，总觉得我们当代年轻人真应该更加乐观，更加充满活力。
有时候，年轻人的焦虑在于不能自我接纳，其实我们要避免陷入完美主义的陷阱。年轻人横冲直撞，不可能是百分百完美的，人生中必然是糙快猛的状态，并且充满缺失感。完美主义的标准和价值，其实都来自既有的老模式，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要突破这种既定的完美主义，是需要经过历练的。
当代青年是现代中国的第一代人，没有原型，没有前例，只有走出农业社会单一活法的热望。司马迁在《史记》中盛赞张骞有“凿空”之功。何谓凿空？唐代的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解释得特别贴切：“谓西域险厄，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
今天的年轻人，面临着一望无际的空白，探索之路比两千一百余年前的张骞通西域还坎坷。这是一个前后接力几代人的历史过程，谁也无法指导，一切都在实践中。
每一个中国青年都很宝贵，皆有无限可能，但也需要伟大的开拓精神，需要创造新观念、新价值、新文化、新文明。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份自己不喜欢但钱多的工作，还有一份喜欢但钱不多的工作，应该怎么选？其实没有既定的正确答案，前提还是先要去尝试。要在工作中，把自己的喜欢变成真实的行动。一个人的特性天赋，以及与世界的连接方式，决定了自己最适合哪一种工作。只有经过真实的尝试与探索，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去抱怨，如果尽心尽力，到最后还是不喜欢，也不会没有收获。
我们应该在生活中面带微笑，输送一点儿温暖。送出一点儿温暖，会收获更大的温暖。这个世界真正的痛苦，是自己处在焦虑中，也给他人制造焦虑。有的人会说，我已经这么难这么苦了，凭什么要去关心别人？越是这样，越容易坠入暗黑的心境里，这对自己是一种负面的消耗。我们应该用微笑的态度，去看待生活中的人与事，这样才能消解日常生活不断累积的压抑感。
我们要乐观，但同时要明白：人生并没有那么轻松。汪曾祺说“给人间送一点小小的温暖，这大概可以说是我的写作的态度”，这是一种特别好的心态。
汪曾祺的乐观通达，在于他了解人性。不仅散文，他写小说也是如此。我印象深的是他的短篇《航空奖券》，情节写实又滑稽，有些像契诃夫的小说，但又是中国人的味道。
汪曾祺笔下的云南特别动人，我也曾经在云南生活，并多次在文章里忆及那段美好的岁月。若干年前，我曾和几位友人回到云南，重返芒合寨，站在波浪飞动的大河边，眺望大山的云开云散。一位朋友忽然对我说：“今天来到这里，才真正了解了你，知道你热爱什么样的生活。”那一刻被深深地感动，满眼都盛开着山茶花。
我常常想，在芒合那两年的时光为什么如此令人难忘？也许，是那里山高水长的苍郁气象；也许，是那里淳朴奋勉的乡民。细细体会，更还有那永不褪色的生命体悟。芒合寨的乡民给了我们一片菜地，紧靠在大河边。种下的番茄、辣椒、玉米、扁豆、茄子，从娇弱的幼苗，到碧绿的枝叶，最后是沉甸甸的果实。当吃下第一口自己种出来的番茄时，那喜悦盈满身心。那一刻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种出来的果实最香甜，一切其他都显得虚浮。也就在那个时刻，明白了幸福与快乐的区别：快乐是轻松欣喜，来源于一切得到；而幸福，那是一路艰辛的奋斗，是生命的展开，是一步一步地活过。
对于昆明的记忆，也与汪曾祺的文字有许多重合。
昆明的夏，时晴时雨。雨常常夜里来，雨点把梦打醒了，夜很漫长，却很美很美。
汪曾祺抗战时读西南联大，在昆明住了七年，他称为“第二故乡”。最难忘的是他写的缅桂花，淡淡而来的清香：“若园巷二号院里有一棵很大的缅桂花（白兰花）树，枝叶繁茂，坐在屋里，人面一绿。花时，香出巷外。房东老太太隔两三天就搭了短梯，叫那个女孩子爬上去，摘下很多半开的花苞，裹在绿叶里，拿到花市上去卖。她怕我们乱摘她的花，就主动用白瓷盘码了一盘花，洒一点清水，给各屋送去。”
“给各屋送去”——战乱年代，多么美好的画意！而汪曾祺不仅写出了缅桂花的美好，还点了一句，说房东之所以送花，是怕他们自己随便乱摘。
汪曾祺是一个真实的人，表达着最真实的情感，就像他自己所言：“我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写作。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
这是汪曾祺作品仍然让我们感到亲近的原因。读汪曾祺的散文，总的感受是：我们应该去热爱真实的世界。
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而他的文字里，让我特别着迷的，还有那种浓厚的乡土气。
对于很多当代年轻人的处境，有一个说法是：“北上广容不下肉体，家乡留不住灵魂。”
乡愁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很无奈的情感，我看所谓的为难、自我矛盾，就在这里。
但我觉得，拥有这份乡愁要比没有好很多，我们要珍惜，可能我们是最后一代有这样乡愁的人，因为我们的城市化在发展。这四十来年，农村进入城市的人达到了近四亿，接下来的二十年，还有几亿人要迁往城市。这样的人会有乡愁，等到都城市化了，乡下没人了，他们的后代就不再会有乡愁。
在城市定居的人把孩子带回故乡，孩子会玩得很高兴，他小时候没有在这儿抓过鱼，也没在这里爬过树，更没有在这里上小学，参加劳动，还有什么乡愁呢？也有很多人说，恨不得把自己原来乡村的根都砍掉，抹去前半生，移植一次，嫁接到一座新的城市，当一个崭新的“城里人”。然而在新的城市生活中，他们虽然满怀拼劲，仍旧感到自卑，因为会被本地人鄙视，被骂“乡巴佬”，所以乡下人就变成一个贬义词，变成落后和土气的代表。
在这样的风气下，人们尽量想摆脱自己的乡土气，清理自己来自农村的痕迹，这很不成熟，非常可笑。家乡是我们精神和成长的发源地，是生命的基础和支撑，赋予我们一种成长力，塑造我们热爱劳动、热爱自然、朴素坚韧的品质。
我有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家乡是江苏省泰兴市的一个乡村，我到他们的乡村里去，感到特别温暖。一家人正吃着饭，突然一个邻居或远亲来了，问他吃了没有，他说吃过了。他也不客气，坐在旁边跟大家聊天，非常亲切，这种情况在城市里根本见不到。人情社会当然有它的弊端，彼此介入，互相压制。但另外一方面它也体现了人类彼此的感情，从乡村进入城市，就是要把乡村最宝贵的东西带进去，同时吸收现代社会的平等、自由，两相结合，就是现代生活。
我观察一个年轻人，会看两点：
第一方面，是看他身上有没有朴素的农夫气质，有没有春种秋收的长情。因为是流动社会，甚至是碎片化社会，每个瞬间都在变化。但世界上的很多事情还是需要坚持，做一件事，要细细地播种、养育、去除杂草，最终才是收割、精加工，生产出高质量的、有内涵的产品。这是一个年轻人应当具备的朴素耕种能力。
第二方面，是看他有没有水手一样远航的能力，面对世界有没有自由探索的心志，有没有面向远方的开拓性。自从1492年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以来，人类历史开始了“哥伦布大交换”，整个世界飞速发展，人流、物流穿梭不停。流动不居的新世界需要我们不停地去原创。所以光靠农民那种春耕秋收的能力还不行，还需要凿空开创的激情。具备这两个能力，他才是一个优秀的当代青年。
一个人，特别是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人，如果连乡愁都没有，这是多么可怕、冰凉、单薄和脆弱。只有在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到一定程度，对文化、土地、人类生活有非常丰富的理解，身上有一种全面打开的多元性的时候，他才会对家乡有温柔的感情。
几年前，我去雄安新区调研，跟当地人交流的时候，一个村委主任告诉我，雄安出现了一个情况，很多五十来岁的人，原来准备在外定居，现在却回到雄安了，为什么呢？在外打拼多年，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了，没有温饱之忧，开始怀念儿时的村庄，于是回来。他们在白洋淀上驾着小船，钓钓鱼、吹吹风、唱唱歌，当然也做一些新的产业，如新农业、新渔业等，活得很快乐，不用朝九晚五，把自己挤压得像一个工具。这种“归来”的新感觉必须建立在“出去”的奋斗历程之上，不然人生会很遗憾，从来没看到外面的世界。在外奋斗那么多年后，乡村才会反而成为他们想要回归的地方。
我相信，再过一二十年，你现在很想与之割裂的乡村，最终还是你离不开的地方，你的童年、你的少年，你的精神深处就是你的故乡。那时候你会有一种愿望，把自己的生命再投射回去，让家乡有新的发展。那时回到乡村的人，他看到的将是一个经历过种种发展的新空间，他可以把城市里的资金、技术、能力、事业以及观念带回去，打造一个不一样的家乡，他的价值也就体现出来了。
我的一个热望，是进入城市的乡村青年，也千万要保住自己身上的乡土气，千万不要一刀斩断自己的根，变成一朵浮萍，在城市里漂流，最终想回去却回不去了，因为你精神上经历了一次斩断后，再想重建跟乡土的关系，就很难了。
汪曾祺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我也一直想鼓励大家做一个汪曾祺式的“斜杠青年”。“斜杠”实际上是一种人生展开与探索的方式。我很欣赏的摄影师布列松，其实最初的人生经历跟摄影没有直接关联。他在入伍后，甚至被连长大骂废柴，说他以后肯定一事无成。但退伍之后，布列松偶然得到一台相机，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最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并成为世界顶级摄影大师。
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政治家丘吉尔，也是如此。有一部奥斯卡获奖影片《至暗时刻》，就是以丘吉尔的故事改编的。二战中，这位大政治家领导了英国人民抵抗纳粹入侵。但战争结束后，他却在大选中落选，被人民“抛弃”了。丘吉尔非常愤怒、失落，认为英国人民忘恩负义，并且避居乡下。后来，他在亲戚的引导下，偶然开始画画，结果一下子就沉浸其中。画画的爱好，后来一直陪伴着他，给了他很多慰藉。
我们所处的时代，比布列松、丘吉尔所在的时代，有更迅猛的发展。现在的年轻人，会面临很多新产业的诞生、新工作的选择。另外，在信息全球化的环境里，每个人都有可能归属于跨国界、跨领域的朋友圈、文化圈，越来越容易成为“斜杠青年”。
我很喜欢汪曾祺那篇《自得其乐》的散文。一个人可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但在尝试的过程中，要深入到一定程度才行，否则无法得知自己和一件事的联系。没有人能一步到位找到最适合、最能发挥自己创造性的事情。哪怕在尝试的过程中，最终发现这件事并不是自己喜欢的，也没有关系，因为前面努力的过程不会白费。当我们以后进行第二次尝试和探索时，会拥有更大的力量。只有在不断尝试新事物的过程中，去发掘和深化，才能真正找到自己能长期去做的事情，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斜杠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