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航空母舰上的生活

我有过在航母上当海上步兵的经历，那艘航母参与了第一波对东京地区的打击，也协助过在硫黄岛的行动。从一开始，我就试图描述航空母舰上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当一个大型特混舰队出动追击敌人时是如何行动的。

首先我们登上飞机飞了很久，降落在一个热带阳光下白得耀眼的小小珊瑚岛上。高大歪斜的棕榈树树冠绿叶摇曳。岛屿被广阔翠绿的水域环绕，而水域周围又围着一线雪白的海浪，起伏着在水下的礁石上拍打出泡沫。继续向外看，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波涛汹涌、蓝得发暗的深深海洋。在那片深蓝色的水面上停着美国舰队—成百上千的船只。海军官方说，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战斗舰艇最大规模的集中。

那是能让你屏住呼吸的东西。的确，我见过更大的舰队；在攻击西西里岛和诺曼底时，我们有更多的船只，但它们大部分不是战舰。它们主要是登陆艇和运兵船。另一方面，在这里的是战舰—世界上最强大的战舰。战舰、巡洋舰、航空母舰和不计其数的驱逐舰，以及与之配套的一群群护卫舰、拖船、油轮和维修船。而这并不是唯一的舰队。其他舰队从散布在太平洋上的其他锚地出发，离我们有数百或数千英里。它们按时间表离开，以便能同时在太平洋北部汇合。

如果你对即将到来的严峻考验感到孤独和恐惧，那么当你成为这支超凡舰队的一员时，这种感觉就消失了。当我们驶入日本和硫黄岛的水域时，我们有近千艘船和超过50万人！无论你遇到什么问题，你肯定会有很多同伴。

一艘小型快速汽艇，它的前部像草原上的大篷车一样覆盖着帆布，把我从岛屿运到指定的航母上。这是一条很长的路，我们在浪花中上下晃动了半个小时。船只太密集了，我们不得不在它们周围来回穿梭。水面上星星点点的小艇从一艘船开往另一艘船，也在船与岛之间往返。天气很热，有时我站起来让水浪溅到身上，这种感觉很好。

战时没有一艘船会用涂料在船身上标明它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数字。海军的每艘船都有名字和编号，但它的名字在这段时间是隐藏起来的。对于新手来说，所有的航母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通过船头的编号来辨别。我曾要求被安排在小型而非大型航母上面。原因有很多。首先，大型航母如此巨大，携带数量如此庞大的船员，住在上面就像住在纽约中央车站一样。我觉得小型航母会让我更快地体会航母的生活，我可以更融洽地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分子。另外，小型航母的名声不显，几乎没有任何荣誉，而我对那些被忽视的可怜小船总是有一种渴望。还有就是（尽管这与我的选择当然无关，当然，当然）有一个老太太的迷信，大意是日本人的第一目标总是大航母而不是小航母。进一步的调查显示，这纯属虚构，不知者不怪。于是我兴高采烈地登上了我的新家—好奇，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对初次体验太平洋海战并无太大兴趣。

一艘航空母舰是一种崇高的东西。它几乎缺乏一切显示崇高的东西，但骨子里的崇高就在那里。一艘航母没有平衡可言。它没有优雅可言。它头重脚轻，向一方倾斜。它的轮廓就像一头吃得太饱的牛。它不像巡洋舰划开水面，罗曼蒂克地破浪前行。它不像驱逐舰跳跃欢腾。它只是奋力向前。你觉得它应该带着一个煤斗。然而，航母是一种凶暴的东西，它的崇高来自其战斗传统。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支海军都把摧毁敌方航母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这种光荣很危险，但值得引以为傲。

我的航母是一条骄傲的船。她很小，除非你有儿子或丈夫在她上面服役，否则你永远不会听说过她，但她仍然很骄傲，而且当之无愧。1943年11月以来她一直在海上航行，没有回过家—比太平洋地区的任何其他航母时间都长，只有一艘例外。她个头不大，但她的飞机在空战中把228架敌人逐出了天空，她的火炮在自卫中击落了5架日本飞机。她自尊心太强以至于没有记录自己摧毁的小船，但她把29艘日本大型船只送入了海底。从最大的战列舰到最小的沿海双桅纵帆船，她的炸弹和空投鱼雷击中过各式各样的日本船只。

她经受了五次台风的考验。她的人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踏上比农场大小的无人环礁更大的土地。他们将近十个月没有看到过一个女人，不管是白人还是其他人种。在离开美国的一年零三个月时间里，她总共航行了149000英里（239792千米）！四个不同的空军中队从她这里起飞降落执行任务，然后返回美国。但是船上的船员们一直在坚持—坚持，再坚持。

她在舰队中被称为“铁娘子”，因为她参加了太平洋地区1944年的每一场战斗，以及1945年至今的每一场战斗。她的战斗纪录听起来就像太平洋战争的地图—夸贾林岛、埃尼威托克岛、特鲁克岛、帕劳群岛、霍兰迪亚、塞班岛、父岛、棉兰老岛、吕宋岛、台湾岛、南西诸岛 、香港、硫黄岛、东京……以及其他许多地方。

她知道什么是不幸。她死去的飞行员两只手都数不过来，但比例总是差不多—大约每10个“高贵种族” 被送往极乐世界就有一个美国人死去。她曾两次被日本人的炸弹击中。她曾在海上举行集体葬礼……无泪的船员给他们朋友的尸体系上40毫米炮弹，把他们沉入海底。然而，她甚至没有回到珍珠港去修补她的伤口。她在奔波中修修补补，准备好参加下一场战斗。船员们半开玩笑地咒骂她的首席工程师把她的状态保持得如此出色，以至于他们没有借口回到檀香山或美国本土进行大修。

我的航母，即使被列为“轻型”，仍然是一艘非常大的船。她的长度超过700英尺（213米），上面住着1000多人。她有一座小城市的所有设施，也有所有的八卦和闲聊。最新的新闻和流言从船长本人传到船上最远的角落只需要几分钟。她缺少的只是一个拴牲口的架子和一个有把手的城镇水泵 。

她有五个理发店、一个洗衣房、一个杂货铺。在她的肚子深处有成吨的炸弹。她有一份日报。她携带的消防设备，美国一座5万人口的城市都会为之自豪。她有一个牧师，她有三个医生和两个牙医，她有两个图书馆，除了作战的时候，每天晚上都放映电影。但就航母来说她仍然是个小家伙。她是一个“婴儿航母”。

她在外面待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她的人更在乎他们的船而不是他们的船长。他们看到船长来了又走，但他们和这艘船却永远待在一起。他们不会将自己的长期驻留视为浪漫传奇。他们憎恨它，他们持续不断、喋喋不休地抱怨着。他们可怜兮兮地渴望回家。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是自豪的—为他们的船自豪，为他们自己自豪。

我上船的第二天，乘务长来到我的船舱，高兴地宣布他为我准备了一个蛋糕，但它太大了，他不知道如何处理。有一阵子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不过最后他说清楚了。似乎夜间的面包师为我做了一个巨大的蛋糕，准备在当晚的晚餐上享用。乘务长担心蛋糕太大了，他们没有足够大的板子来放它，因此没法摆在桌子上让大家都能看到。但是那天晚上我们下楼吃饭的时候，蛋糕就在我的椅子前面、桌子中间，几乎把桌子占满了。他们让木匠做了一块木板，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白色的蛋糕顶上用粉红色的糖衣写着这样的话：“欢迎加入，派尔先生。”被称为“派尔先生”让我大吃一惊，起初我并没有认出这个名字。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官方蛋糕，我很高兴也很尴尬，当然我也不得不接受朋友们的戏弄。他们说自己在那艘该死的船上苦干了一年，从来没有人特别为他们烤制过蛋糕。船上的一个摄影师过来拍下了我假装切蛋糕的照片，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切。然后我们吃了它。

晚饭后，我摸索着穿过下面迷宫般的通道，终于找到了那个烤蛋糕的贴心人。他是雷·康纳，来自俄勒冈州勒格朗德的二级面包师。勒格朗德位于俄勒冈州东部，离彭德尔顿不远，雷正在为他已经三年没有看到著名的彭德尔顿牛仔竞技会垂头丧气。我问他怎么会突然为我烤了一个蛋糕，他说，嗯，他前一天晚上完成常规烘焙工作后还有点时间，而且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就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雷的父亲是一名教师，雷也曾学习当一位老师，但他相当怀疑自己战后想去学校教书。

如果我必须待在海军，我想我最想当的就是一名面包师。蛋糕店总是干干净净，而且总是闻起来很香。而且实际上你就是你自己的老板。雷对他在海军中的际遇相当满意，主要因为面包店干净得不可思议。他说：“我无法忍受在肮脏的环境中工作。”

我对自己的蛋糕相当自傲，第二天晚上我们下楼吃晚饭时，旁边的桌子上有一个大蛋糕。我谨慎地打听了一下，我刚刚庆祝完，是谁这么大胆这么快就在自己面前排上蛋糕。我得知这是为昨天在我们航母上第8000次着陆的飞行员准备的。似乎传统上每1000次着陆就会有一个蛋糕。

饭后我走过去向这位好汉介绍自己。他是加利福尼亚斯托克顿的范弗兰肯中尉。我说：“我很伤心。我以为我是这里唯一一个评上蛋糕的人。”

而他说，“嗯，我很嫉妒。你有摄影师为你的蛋糕拍照。但我会有一个摄影师吗？没有。”

于是我说，“嗯，这还差不多。那么你完成了第8000次着陆？那一次干得漂亮吗？”

他咧嘴一笑，说：“好吧，我上船了。”然后他补充说，“事实上，这是一次相当好的降落。如果战后你在加利福尼亚，请到斯托克顿来，我们会有比蛋糕更好的东西。”

范弗兰肯中尉并非着陆航母的生手。来到我们的船上之前，他已经在航母上降落了大约120次，到那时，他总计已经降落了200次左右。一个在航母上降落那么多次并且还在做的人，可不是在函授学校学会的。

8000次着陆对大型航母来说是小事一桩。其中一些航母的服役时间要长得多，而且每天有三倍的飞机要降落。我想我们最老的航母上的纪录是80000次左右。但我们喜欢我们船的8000次，而且无论如何我们没有足够的面粉做80个蛋糕。

第一次看到飞机降落在航母上时，你几乎快要死了。第一天结束时，我的肌肉因为观看飞机降落时全身绷紧而酸痛。速度如此之快，时间如此之短，空间如此之小—有人说，航母飞行员是世界上最好的飞行员，他们必须是，否则不会有人活下来。

飞机接近航母的方式和陆上降落时不同—从很远的地方开始长时间的滑降。相反，它们看起来几乎是偷偷摸摸地靠近，好像要给它一个惊喜。它们的位置如此棘手，飞行角度如此疯狂，你不知道它们到底能降落在什么样的地方。但这是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也是最好的方法。在飞行的最后几秒钟，一切都被理顺了。确实如此—如果成功降落的话。

在这最后几秒钟里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很久之前有一次，失速的飞机旋转着落入船后的水中。也有飞机直接撞向船尾的情况。气流总是很紊乱。船的“岛” 扭曲了气流使之杂乱无章。甚至船舶的尾流—被螺旋桨搅动的水—也会影响飞机必经之地的气流。

如果有半打飞机进场而没有一架被信号员“挥手驱去”，你就做得相当成功。因为降落在波涛汹涌的海中一艘小型航母的甲板上，就像伴随着飓风和地震降落在半边拥堵的主街上。

如果一架飞机进场时两个轮子同时着地，在甲板中央笔直前进，被横亘甲板的第三根钢索拦住，你就可以称之为完美的着陆。但很少有降落是完美的。它们以一千种不同的方式进场，如果它们表现得太糟糕，信号员就会再次向它们挥手示意。

它们有时进场速度太快，结结实实撞到甲板上，以至于爆了一个轮胎。它们有时斜向一边进场，被钢索猛地一拉就会在轮胎的尖啸声中打转。它们有时进场离甲板边缘太近，偶尔会直接冲进舰外走道。它们有时进场飞得太高，错过所有着陆制动装置，重重地撞上跨越甲板中部、被称为“栅栏”的高缆。它们有时会在栅栏上翻个筋斗，来个仰面朝天。它们有时会四处弹跳，撞到岛上。有时它们弹到空中50英尺（15米）高，仍能顺利落地。有时它们会着火。

攻击东京期间，在我们附近行进的一艘大型航空母舰10分钟内损失了三架飞机。一架被击落，不得不迫降在船附近的海上。另一架飞机撞到了岛上，被撞得七零八落，他们只能把残骸拖到一边。下一架飞机撞上栅栏，烧得一干二净。

另一方面，你可以在数周时间内降落飞机而不发生严重的碰撞。我们在刚出发的头三天就撞坏了三架飞机，之后再也没有撞过一架。

我第一次看我们的小伙子降落时，他们的表现很糟糕。他们大概有两个星期没有飞了，有点生疏。一艘船在港口停泊一段时间后总是这样。头两三天每个人都忧心忡忡。

我看着第一个飞行中队的飞机一架接一架进场，我的室友阿尔·马斯特斯少校走到我身后说：“嗯，我看到你已经有了航母的架势。我注意到你弯着腰过来帮忙把它们拉到位置上。”

所有的飞机都回来之后，我走到空军指挥官阿尔·格尼身边说：“如果我全程都要看这个，你就得给我一些治心脏衰竭的药。”

他回答说：“那好吧，为我想想。我已经看了两千次了。这会让你发疯的。”

我们这艘船的前任船长最后难以忍受，拒绝观看飞机进场。他只是站在舰桥上目视前方。而我的一个船员几乎一样糟糕。他是水手长乔治·罗，来自得克萨斯州沃思堡切诺特街3301号。他的绰号是“鲶鱼”。

“我在这艘船上待了一年之后才看到飞机降落的全过程，”他说，“我只是不忍心看它们。”

但随着旅程的继续，小伙子们的情况有所改善，我自己的神经也变得更为坚韧，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在接下来的旅程中我们设法让所有飞机安全降落，无论它们还是我都毫发无损。

我们启程前往日本时并不引人注目。我们只是在一天早上8点左右起锚，然后开始航行。整件事情看起来是平静的例行公事。我们的船只很分散，看起来并不像实际上那样强大无敌。当我们起锚前往西西里岛和诺曼底时，舰船大规模聚集，成群结队，此起彼伏，简直覆盖了整个水域，这一次不是这样。一旦到了海上，我们的部队就分成了几个事先安排好的分队，每个分队都和下一个分队之间拉开一定距离。每支分队都是自给自足、自成一体的。每支分队都有战列舰、航空母舰、巡洋舰和驱逐舰。每支分队都能保护自己。

我们所在分队的编队很容易就一览无余。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我们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两侧更大船只的轮廓，尽管它们看起来渺渺茫茫和我们并不相邻。舰队的其余部分在视线之外，远远超出地平线。这些船总共应该覆盖了100英里（161千米）的海域。这些编队由舰队司令指挥，在他们之上的是海军上将马克·米彻尔。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们船只之间的对话在空中你来我往。传递信息有很多种方式：信号旗、闪光信号灯、驱逐舰运送的留言，甚至还会有飞机慢慢飞过，向甲板上投下信件。

指挥我们分队的司令官是一个非常亲切友善的人，我在出航前就见过他。出发后第三天，他给我们的船长发了一条信息说：“厄尼过得怎么样？他是否希望回到散兵坑里？”我们回信说，我很高兴，还没有晕船，我希望我未来的散兵坑都能像这个一样舒适。

我们保持无线电静默—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发送任何长距离无线电信息，以防日本人知道我们的位置。从起点出发，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路线也迂回曲折，我们航行数日才到达日本附近的目的地。我们航行的距离足以横跨大西洋—如果我们在大西洋上的话。

不过那些日子很忙。我们的飞机在启航后就开始运转。我们出发一小时后，原本驻扎在岛上的三架战斗机起飞并降落在船上，以填补我们的飞机编制。我们每天早上都在黎明前起床，我们的飞机在日出前就已经升空。我们在船只上空保持不间断的空中巡逻。有些飞机飞得很高，完全看不见。另一些飞机则在中等高度飞行。还有一些飞机在我们头上只有几百英尺的地方漫无目标地绕着大圈子飞行。我们的小驱逐舰在外围海面上乘风破浪，始终警惕着潜艇或飞机。在你周围有这样的警卫，你真的没法不感到安全。

船上的生活非常舒适。我和来自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的阿尔·马斯特斯少校共用一个船舱，那里离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只有几英里。在我们的舱室里有金属壁橱和写字台，还有一个带冷热水的厕所。我们有一部电话，还有一个有色人种小伙子负责打扫房间。我们的床铺是双层的，床垫很好，我睡上面那张床。食物很可口，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每天可以买一整盒香烟。除了打仗的时候，我们每天晚上都看电影。前四个晚上我们看的是《纽约城》《大人与小孩》《激情摇摆》和《克劳迪娅》。我对电影了解不多，不知道这些电影是否过时，但对一个没回过家的水手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影响。

我带着很多脏衣服上船，因为自从一个月前离开旧金山后，我就没有洗过衣服。一天早上9点半左右，我们的客舱服务生把我的衣服送到洗衣房。当我一个半小时后回到船舱时，我的衣服已经被洗得干干净净，甩干熨烫好放在床上。多棒的一条船啊！

在军舰上很容易和人混熟。水手们和我在世界另一边认识的士兵一样友好。此外，他们非常高兴可以看到一个陌生人，可以和新人聊天，没有一点疏远和冷漠。

他们全都极度厌烦广阔太平洋地区的隔绝孤立和单调乏味。我认为他们甚至比欧洲的士兵更多谈到想要回家。他们的生活真的很空虚；他们有工作，有电影，有邮件，这就是他们拥有的全部。也没有什么可期待的。除了自己，他们从未见过任何人。他们没完没了地航行，从未到达过任何地方；他们甚至一年都没有见过一个村庄。他们三次抵达过太平洋上没有生命的偏远沙洲，被允许上岸几个小时，坐在棕榈树下喝三罐啤酒。仅此而已。

然而他们确实生活得很好。他们的食物是我在这场战争中吃过的最好的。他们有牛排和冰激凌—他们可能比在家里吃得更好。他们每天都会洗澡，洗衣店也会为他们洗衣服。宿舍很拥挤，但每个人都有一个带床垫和床单的铺位，还有一个私人储物柜存放东西。他们工作很辛苦，但工作时间是固定的。

小伙子们问了无数次另一边的情况如何。我只能回答说这边要好得多。他们似乎期待我这么说，然而也有点失望。他们说：“但是离开家一年多，除了水和偶尔出现的环礁什么都看不到，这很不好过。”我说，是的，我知道是这样，但有些伙计在欧洲待了三年多，而且很多时候要睡在地上。他们说，是的，他们认为相比之下自己的生活相当不错。

海员保罗·贝格利以哲学的眼光看待他的战时生活。他是一个来自田纳西州罗杰斯维尔的农场青年，他的工作是在飞行甲板上推动飞机。他用明显的南方轻柔口音说了很多话。“我当然可以忍受这种单调的生活，”他说，“重点在于，我们有相当大的机会活过这段日子。想想那些必须占领海滩的海军陆战队员，还有在德国的步兵。如果我知道自己活着走出来的机会相当大，我可以忍受长期一成不变的生活。”但其他人会大喊大叫，觉得被挡在美国之外一年是一种虐待。我听到一些人说，“我随时都愿意用这里的位置换一个散兵坑”。对这种话你只能闭上嘴巴。

与我这样的新人交谈时，水手们至少有一半的话题是关于三件事：他们在菲律宾外海经历的可怕台风；他们被日本人的炸弹击中的次数；以及他们想回到美国的愿望。

台风是骇人的。许多人认为他们会和那三艘驱逐舰一样倾覆，无论如何，这艘船都摇摆倾斜得很厉害。颠簸极为猛烈的时候，她的烟囱抽打到水面，现在依然留有巨大的凹痕。在那场风暴中，很多有经验的水手都晕船了。

很少有小伙子会对大海产生真正的热爱—那种会吸引他们一生都回到大海的热爱。当然，如果战后生活变得艰难，有些人会回来。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临时水手，大海并未融入他们的血液。总的来说，他们是好人，做了要求他们做的事，而且做得很好。他们几乎都以自己的船为荣。

我想我被问了无数次，我怎么会碰巧上了他们的船，有那么多船可以选择。他们的腔调总是有弦外之音，希望我选择它是因为它有如此崇高的声誉。于是我告诉他们，我要求上一艘轻型航母，而不是一艘大型航母，而且，作为一个刚到太平洋的人，我不知道船和船之间有什么区别，而他们的船是海军安排给我的。但这也让他们很满意，因为他们觉得海军本身就认为他们的船更胜一筹—我相信它确实如此。

航空母舰上的人员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飞行人员，包括军官担任的飞行员和士兵担任的无线电员、炮手，他们是实际升空战斗的人。他们的全部工作就是飞行、制订计划和准备飞行。然后是维护飞机的人，包括空军军官和机械师，以及许多每天在甲板上转移、推动飞机的甲板机械师。这些人通常被称为“地勤人员”，但这个词在我们的船上用得不多；通常他们只是自称“推飞机的”。第三组是船上的船员—舱面水手、工程师、信号员、厨师、管子工和理发师。他们像管理海军中任何一艘船一样管理这艘船。

其他船员并不把飞行员视为神，但是尊重他们。船员中几乎没有人愿意和他们交换位置。船员们在甲板上看过太多摔机着陆，知道飞行员经历了什么。

但船上的普通船员和飞机维护人员之间有一种情绪—一种轻微的情绪。船上的船员觉得飞机维护人员自以为高人一等。一个人对我说：“他们地勤人员获得所有荣耀。从来没有人听说过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让这艘该死的船继续前进。”但在我看来，地勤人员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荣耀。而且他们的工作往往可悲可叹。他们的工作时间不近人情，紧要关头他们干起活来几近疯狂。我认为地勤人员无愧于他们得到的一点荣誉。

正是这些推飞机的人使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看起来像沃尔特·迪斯尼的动画片一样五光十色、绚丽多彩，因为他们穿着颜色鲜亮的衣服。他们穿戴着蓝色、绿色、红色、黄色、白色或棕色的布头盔和套衫。这种五颜六色的装备并不是一时兴起。每种颜色都标识着一种特殊类型的工人，因此他们可以被迅速挑选出来执行紧急任务。

红色代表汽油和消防小队。蓝色是为那些专门推动飞机的人准备的。棕色代表飞机维护长和机械师。白色代表无线电员和工程主管。黄色代表飞机引导员。飞行员一到甲板上就会寻找黄色，因为飞机引导员会像指引一个盲人一样指引飞行员。他们使用海军通行的身势语，严格遵循他们的指示，飞行员滑行时可以把飞机之间的距离控制在两英寸（5厘米）以内，而不用特意观察其他飞机。

所有的飞行员和船上军官都住在船头的“军官区”—舒适的船舱，可容纳一至四人。船员们则住在各种形状和大小的舱室里。有些舱室仅能容纳半打人；有些则很大，可以容纳一百人。海军不再使用吊床。每个人都有一张床，它被称为“架子”。它只是一个管子搭成的框架，上面绷着钢丝弹簧。它用铰链连到墙上，白天靠墙收起来。架子要到晚上7点左右才放下来（除了固定值夜班的人，他们必须在白天睡觉）；因此，即使真的有几分钟的空闲时间，水手在白天也没有固定的地方可以坐或者躺。

像我们这样的轻型航母，只有大型航母三分之一的飞机、一半不到的船员，但它所做的工作完全相同。在海军三种类型的航母中，我们航母的飞行甲板是最窄的。它太窄了，以至于飞机起飞时使用左侧甲板，这样它们通过舰岛时右翼梢不会撞上去。

我们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对我们拥有现存最窄的飞行甲板相当引以为荣。他们骄傲的是自己甚至可以降落在那该死的东西上。例如，他们喜欢讲这个故事：有一天，我们的一架飞机引擎出现故障，无法回到我们的船上。它不得不降落在离它最近的一艘航母上，那恰好是一艘大型航母。飞行员绕着它转了一圈，用无线电询问是否允许降落。得到许可后，他又发了一条信息，开玩笑地询问：“哪条跑道？”

我们正在启动我们上午10点的巡逻飞行。阳光明媚，天气温暖。一切都很宁静。我已经和一些飞行员混熟了，每次飞行前我都会去“准备室”，从黑板上找出他们驾驶的飞机的号码，这样我就可以在他们经过时辨认出来。

吉米·范弗利特中尉是我最熟悉的飞行员之一。我们相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战地记者克里斯·坎宁安，我曾同他住一顶帐篷，在突尼斯、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有时会住得更糟。吉米和克里斯来自同一个城市—俄亥俄州的芬德利。

在他启动的那一刻，我们就知道吉米有麻烦了。他的飞机向右急转，一大股白烟从他的右刹车带喷出。然后飞机慢慢转弯，速度越来越快地向左冲去。舰岛上的空军军官预感到不妙，把手放在了报警喇叭上。所有站在舰外走道上的水手，他们的脑袋都露在飞行甲板上面，飞快地低头躲闪。然而我震惊得全身僵硬，甚至都没有听到喇叭声。

显然吉米无法阻止他的飞机向左飞去。他的右轮被锁住了，轮胎在甲板上留下了烧焦的橡胶痕迹，依然无法让飞机转向。而他现在想停下来已经太晚了。该来的必定要来。在飞行甲板的中段，也就是正对着我所站的位置，他在发动机的咆哮声中全速冲向一侧。他的轮子擦过高射炮，他的螺旋桨离人的脑袋只有几英寸，他的左翼掉了下来，转眼间他就消失了。这一切几乎肯定不超过6秒钟。事情发生时我呆呆地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不可逃避的命运。我们都认为这就是吉米的结局。

再看见飞机的时候，它只有机尾伸出水面。然后，吉米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它旁边。他几秒钟内就出来了。“把你的烟幕弹拿过来。”空军军官通过喇叭向机组人员喊话。那是要给救他的船只指明位置。

待到吉米回来，他给我讲述了坠机以后发生的事情。他说飞机入水太深了，以至于驾驶舱内一片漆黑。吉米并没有因为坠机受伤，只是额头上有一个小伤口。他拉开各种各样的搭扣，打开舱盖，解开自己的安全带。结果他随即就向前摔倒（飞机自然是头朝下栽在水中），没一会儿，他就在水下倒栽葱了，而且极为糟糕的是丝毫动弹不得。他想方设法让自己站起来，但却无法逃走，因为头盔上连接的无线电线还插在座位后面的插座上。于是他从刀架上拿下带鞘的大刀，割断无线电线，然后小心地把刀放回去。他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它放回去。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水下，而且是在短短几秒钟之内。他往外逃的时候衣服不知哪里被夹住了，他猛地一拉挣脱出来，把救生背心 的气囊都撕破了，这样他就完全没有浮力了。但作为一个了不起的游泳运动员，他设法不让自己沉下去。

当吉米“自作主张”从船上掉下去时，一艘驱逐舰正在我们左边约一英里（1.6千米）处行驶。吉米又走了一次运，因为驱逐舰通常不会在那里；它恰好穿过护航船队，在另一侧运送一些邮件。我们看到这艘驱逐舰斜斜地拐出一个镰刀弯，当时吉米还没有落水。他们一直在用望远镜观察起飞，也看到他翻了出去。我们自己的船，毫无疑问，不得不继续往前走。而我们的下一架飞机没有丝毫延迟就起飞了，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驱逐舰在短短7分钟内就把吉米救上了船。他们没有放出一条船去接他，而是派了一个人腰上系着绳子游泳过去。他到得正是时候，吉米在他的怀里失去了知觉。由于没有救生圈，他在海上喝了太多的盐水。与此同时，驱逐舰放下一个金属担架，另一个人下水帮忙把吉米抬上担架。他们花了一些时间才把他弄上去，因为他死沉死沉的，而担架一直随着海浪起伏不定。但最后他们成功了。吉米安全地活了下来，尽管这个年轻人浑身湿透、神志不清。

驱逐舰喜欢从海里捞起飞机飞行员。营救吉米是他们的第15次飞行员救援。驱逐舰记录救援，就像航母记录他们击落的飞机一样。他们甚至还记下他们的速度，并且试图创造一个新纪录。他们的救援最快用时3分钟。

他们把吉米放在床上，把他身上的水弄干，给他注射了一些吗啡，然后把他头上的伤口缝起来。医生边缝边说笑，告诉吉米他很抱歉没能找到更大的针头，现在这样会更疼。吉米整个晚上都在做噩梦。第二天早上他试着吃点早餐，这时他才感到胃不舒服。第二天他头疼，但之后他就没事了。

驱逐舰像对待国王一样对待获救的飞行员。他们把吉米安置在船长的私人舱室里，既然船长任何情况下都夜以继日地待在舰桥上。吉米穿上了船长的浴袍、室内拖鞋和内衣。船长进来洗了几次澡，并为打扰到他而道歉。捞出飞行员的事情频频发生，以至于船长竟然在他的医药箱里为这种突如其来的客人放了一捆全新的牙刷。

吉米醒来的时候，洗衣店已经把他的衣服洗好熨平了。他没有带钱包，因此他的照片和私人文件没被水泡。

这艘不寻常的驱逐舰捞出过许多飞行员，他们已经印好了画卷，要做的就是填上名字。这是一份生动有趣的证书，就像你穿越赤道时得到的一样。在吉米的画卷上面印着以下字样：“他妈的落汤飞行员之家”。而接下来是这样写的：“你们知道，詹姆斯·范弗利特中尉在这样一个日子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幸福家园，由于他的到来如此不同寻常，他有理由被尊为他妈的落汤飞行员。”画卷上印着一只巨大的手臂从一艘驱逐舰上伸出，抓住屁股上的裤子把一个湿漉漉的飞行员从海里拖出来。

三天后，他们从旗舰上传递消息和邮件时把吉米还给了我们。他们让他坐进水手长的椅子，用一根挂在两艘船之间的粗绳牵引。我们把吉米拉上船，然后用椅子把20加仑（76升）的冰激凌送回驱逐舰。我们的航母在驱逐舰救出她的一名飞行员时总是这样做。显然其他航母都不会如此行事，因为那艘驱逐舰发回一张潦草的纸条：“非常感谢。这是我们遇到的最美好的事情。”

听完整个故事后，我们向驱逐舰发送信号询问救出我们飞行员的两个人的名字。驱逐舰马上回答。游过去的人是一等水兵弗兰克林·卡洛韦，来自费城奥克兰街4633号，而帮忙的人是三等无线电兵梅尔文·科林斯，来自爱荷华州奥图姆瓦市北藤街102号。

他们待在那艘驱逐舰上太明智了。几个小时后，又来了一条消息：“如果资料是给新闻界的，可以补充说，这两个人在去年秋天莱特岛附近的行动中因类似的救援工作获得了铜星勋章 。”

吉米·范弗利特25岁，在成为海军战斗机飞行员之前曾是一名学校教师。他的家在芬德利市学院街327号，但是他的妻子住在俄亥俄州肯顿市北大街339号。他从未见过自己七个月大的儿子。吉米问我是否去过维也纳。他的父亲在上次战争中是一名一等兵，在维也纳的一家医院待了三年，他一直想回去。那是他的梦想之城。

吉米唯一的兄弟，唐纳德·范弗利特少尉，也是一名航母飞行员，几个月前在台湾附近被杀。在他自己被击落之前，他在两个星期里击落了两架日本人的飞机。我们很感激大海让吉米回来了。

我在船上最先结识的朋友中，有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留八字胡的水手，名叫杰里·瑞安。他穿着工作服，有时抽烟斗，而且总是把袖子挽起来。他来自爱荷华州达文波特市西洛克斯特大街716号，但是他的妻子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他是一名一等锅炉工。杰里战前曾在海军服过一次兵役，他知道所有细枝末节，知道如何与人和睦相处。每个人都喜欢他。他并不特别健谈，但可以说他认识的人比船上其他所有人都多。

瑞安是海军中所谓的“好人”：工作熟练，值得信赖，而且非常聪明。他死也不会讨好任何人。瑞安是那种军官可以完全依赖的人—如果军官对他以诚相待的话。不过要是虚情假意，他看破人心的速度会让你头晕目眩。

瑞安的是非观极为明确，当危机来临，他的火暴脾气发作起来毫不犹豫。其他人告诉我一件事。有一天，日本鬼子的炸弹在菲律宾附近袭击了这艘船。甲板上被撕开一个大洞。有几个人被炸死，还有很多人受了伤。战友们残缺不全的尸体还横在甲板上，这时一个水手走过来看了看损失，几乎兴高采烈地说：“哦，伙计，这下子好了。现在他们终于要把我们送回美国修理了。”

瑞安一言不发，转身将他打倒在地。

瑞安管理着被称为“油房”的地方。这个小地方负责调节冷凝器。他有仪表盘、计量器、电话，还有记录每小时油压、水位和诸如此类信息的带弹簧夹的写字板。油房是一间和公寓小厨房差不多大小的小屋子，有一座金属工作台和装满工具的抽屉，还有一个折叠式帆布凳。

瑞安的油房是一个社交中心，总有人在那里闲逛。你可以在那里喝杯咖啡，看看海贝收藏品，观赏纸牌魔术，或者了解5分钟前从舰桥传开的最新流言。杰里用镀镍锅在电烤架上为客人煮咖啡，锅上的一道红色军龄斜条表示它在海军服役过。锅子在菲律宾的台风中凹了一块。很快他就会给它颁发紫心勋章 。

有些夜晚我们在油房里爆玉米花。小伙子们的家人给他们送来了罐装玉米，他们从厨房里讨来黄油，在烤架上的平底锅里爆了起来。瑞安来吃爆米花的朋友之一是个黑人—一个来自他的家乡达文波特的又高又壮的家伙。他们一起在船上待了一年，才发现他们是来自同一个地方。这个黑小伙子的名字叫韦斯利·库珀，是一名厨师。他在家乡是一个明星运动员，是全体船员中最好的篮球运动员。一份爱荷华大学的奖学金在等着他。

韦斯利几乎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后都会到小屋里来。他一只手举着自己抽的曲柄烟斗，一边听一边咧着嘴笑，没太多话。一天晚上，我们正在爆玉米花。一个人说：“韦斯，给我们再弄点黄油怎么样？”另一个人说：“韦斯，拿点盐来，好吗？”第三个人说，“你下来时给我带个三明治，好吗，韦斯？”韦斯咧嘴一笑，白牙闪闪发光，说：“我猜你们是想让我上去给你们来顿大餐？”他始终没动窝。

我的另一个至交好友是霍华德·威尔逊，一个二等水手长。和吉米·范弗利特中尉一样，他来自俄亥俄州的芬德利，事实上他们是好朋友。威尔逊是一个说话温和、英俊、非常聪明的人，今年35岁。在芬德利，他有一个漂亮的家，作为三家电影院的共有人和总经理事业有成。他不在的时候，他的妻子经营这些影院。在令人怀念的老家，过去的年月里遇到困难时，吉米·范弗利特经常向霍华德·威尔逊借钱。但现在年轻的吉米住在相对豪华的军官宿舍里，而年长的霍华德则过着水手的低级生活，睡在拥挤舱室的架子上，穿着工作服。

这就是战争时期的逻辑。霍华德年长又聪明，这没对他造成丝毫困扰。他平静地接受了这场战争和他自己的命运。其他飞行员知道他们的友谊，并问吉米他与霍华德搞好关系，可是为了确保战后自己能有一份工作。他说确实如此。

有些时候，开赴战争的航行与和平时期的漫游一样平静安宁。日复一日，我们在平滑温暖的海面上航行，头上是晴和的天空。我们没有任何紧迫的感觉。没错，我们一直在空中巡逻，但那实际上是一种练习的姿态，因为我们离敌人很远。水手们工作时不穿衬衣。小串飞鱼在蓝色水面上掠过。在甲板上你需要戴太阳镜。飞行员们在前甲板洗太阳浴。在宽阔的飞行甲板上，只穿短裤的牧师和副舰长正在打甲板网球。到下午升降机放下来，军官和士兵们打篮球。每天晚上，我们都在晚饭后看电影。我们很难牢记自己是一艘要去打仗的战舰。

随着我们向北推进，逐渐变天了。直到昨天天气都十分炎热，今天却出乎意料的舒适凉爽。明天会很冷。我们正在接近日本附近的大猎场。

最后一天，你在船上各处都可以感受到风雨欲来。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而是见微知著。我们长达几个星期的单调和等待结束了。飞行员们的每日简报愈发详细。船员中的花花公子做派少了。舰艇日常规范转为战时守则。所谓的“延长行动法案”开始生效。水手们可以在白天放下他们的架子，得到一点额外的休息。吃饭时间，不再是12点和6点整，而是从11点到1点，从4点半到6点半，这样站岗的人可以换班快速填饱肚子。船长无论吃饭还是睡觉都从未离开过舰桥。

进入自己的船舱时，我们发现床位周围已经包裹上了“防闪板”。这些用橡胶处理过的黑色板子保护船员免受炸弹烧伤。每个人都发了“防闪衣”。这一套由几样东西组成—一顶单薄的灰色兜帽盖住脑袋，往下遮住肩膀；一块橡皮筋上的白布盖住鼻子和嘴巴；云母护目镜；以及长长的灰色布手套，有一个长长的臂套。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大炮弹或炸弹爆炸时，使手和脸免受热浪和火焰的冲击。某些船上的人们往脸上涂防闪油，看起来就像马戏团的小丑，但我们船上的人不这么干。

下层甲板上每个舱室的门都是关闭的，因此如果一枚鱼雷击中了，只有遇袭的舱室会被淹没。船上所有其他地方都会与之隔离。船上的医院关闭了，医护人员在高层甲板上许多预先安排好的前线救护所里工作。他们甚至可以在食堂或船舱的十几个临时地点中的任意一个做手术。

我们还拿出防寒衣物应对未来冷得刺骨的日子。我们的铺位上额外多放了毯子。蓝色的海军毛衣第一次出现，还有蓝色的针织帽，以及几种帽子可以拉到头上的雨披。你甚至还能看到几件厚呢短大衣。我们也有秋裤。它以前从未启用过，天知道它被打包扔在船上仓库里多长时间了，有些已经发霉了。事实上，他们为船长拿出来的那一套衣服—嗯，他们不得不先匆忙洗净晾干再给他，毕竟霉味太重了。

攻击前一天晚上吃完晚饭后，我们看了电影《成功学校》 。我想这是一部老电影，但它很好看，非常有趣。至少我们这么认为，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面对险恶不平的前路，一个人越是紧张的时候，越难以厘清自己的感受。那天晚上就是这样，只是我发现看电影的人只有平时的一半。而电影结束不久，所有人就都已经上床睡觉了。他们知道第二天不会有休息。

我们在天亮前一个半小时就起床了，因为我们的飞机必须在黎明的第一缕曙光中升空。第一支巡逻队总是用弹射器发射，因为在狂风大作的半明半暗中，从摇晃的甲板上领先起飞太危险了。

看过最初几天之后，飞机起飞已经司空见惯了。我本想躺在床上不闻不问，但那是不可能的；弹射器的巨大发射装置就在我船舱的正上方，它每弹射出一架飞机，就像华盛顿纪念碑落在船上。瑞普·范温克尔 本人也不可能睡得着，所以我就起来了。

战斗机飞行员获得了他们最后的指示。在准备室里，中队指挥官和情报官用地图和黑板画向他们展示进攻的目的地。中队指挥官问有多少名飞行员没有戴手表。有六个人举起了手。由于船上没有多余的手表，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首先问这个问题。

然后他大致说了一下我们在日本上空的飞机总数，以及日本人可能拿出多少架来对付我们。他说：“所以，你看，我们每个人只需要对付三架日本飞机！”飞行员们全都笑了，不好意思地互相看着对方。（几天后，当最后的统计数字出来时，我们发现我们部队以九比一的比例消灭了日本人。）而在吹风会的最后，中队指挥官严令要求飞行员不要向打开降落伞下落的日本人射击。“他们惯常会对我们这么干，”他说，“但我们不应该这么干。”

轰炸机飞行员、他们担任炮手的士兵以及无线电员得到了同样的指示。情报官说完后，中队指挥官说：“扔炸弹之前我们要向目标低空俯冲。既然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冒险，除非能造成一些损失，否则根本没有必要去，所以要低空俯冲。”

对日本进行各式各样的打击时，我们的特遣部队从头到尾一直留有足够的飞机，不间断地保护着我们自己上方的天空。我还记得第一天在准备室的黑板上用粉笔写下的有趣标语，敦促我们的巡逻飞行员格外警惕可能从大陆偷袭我们的日本飞机。标语说：“保持警惕—记住你在船上吓坏了的可怜伙计们！”

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大陆上空出现的第一架飞机是否会给日本人带来惊喜。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尽管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知道我们的位置。在驶近的两天里，我们一直在击落击沉日本人的侦察机和纠察艇，我们希望在它们通过无线电向国内通报发现我们之前，提早击中这些分散的飞机和船只。我们的一艘驱逐舰甚至在一艘日本潜艇上方守了一整天，防止它浮出水面发送警告。但我们仍然没有完全的把握，所以第一个早晨就很紧张。我们对我方飞机首次飞越东京地区的时刻掌握得八九不离十。

我们到广播室去听。日本节目正在正常播出。我们看了看表。突然，就在正确的时间，日本电台全部停播了。几分钟内一片寂静。随后是你听到过的最像唐老鸭的尖叫和叽里呱啦声。播音员过于激动，我们忍不住笑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小伙子在那里。此后，对在船上的人来说，只剩下等待和期望，以及，正如黑板上标语所说，当好吓坏了的可怜伙计们。

除了6架外，我们所有攻击东京的飞机都返航并安全着陆。这6架飞机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飞行编队，我们无法相信所有的飞机都遇难了，所以我们的军官并没有太担心。这时，飞行编队长发来了一条无线电信息。一架飞机落入海中，其他5架在附近徘徊，试图引导一些水面船只来营救。这就是几个小时以来我们获悉的全部情况。

我们最终知道了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来自新泽西州克莱门顿的罗伯特·布坎南少尉，在东京以西约20英里（32千米）处向目标俯冲时被高射炮击中。布坎南本人没有受伤。他维持飞机不落地一直飞到海面上，但那仍然完全属于日本水域。事实上，那是在东京的外海湾—通往东京的两个海湾中较大的一个。布坎南少尉是一名王牌飞行员，他的功劳簿上有5架日本飞机。他成功迫降，坐上自己的橡皮艇离开。他距离海岸只有8英里（13千米），距离海湾入口处的大岛有5英里（8千米）。

然后由飞行编队长开始接手。他是约翰·费克上尉，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达克斯伯里。他也是一名王牌飞行员，而且是个老手。他已经击落了7架日本飞机。费克带着剩下的四架飞机开始寻找美国救援船。他们在离海湾入口约30英里（48.3千米）处发现了一艘。他们通过无线电告知它发生了什么，得到回信说这艘船愿意试一试，但希望飞行员保持联系并给予空中支援。于是费克上尉命令其他4架飞机留下来在船的上方盘旋，他自己回去寻找布坎南的位置并保护他。但费克到达那里时却找不到布坎南。他绕着东京湾飞了25分钟，正要绝望的时候，他的眼睛看到阳光一闪。他又飞了大约3英里（4.8千米），找到了布坎南。布坎南按照书上的方法动用了自己的信号镜。

与此同时，船的进展很慢。它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才赶到，空中护航的飞机开始一架接一架地遇到麻烦，费克一个接一个地命令他们返回我们的船，而我们的船却越来越远。

加利福尼亚州佩塔卢马的厄尔·松纳上尉失去了他的无线电，不得不离开。华盛顿州首府奥林匹亚的马克斯·巴恩斯中尉的汽油严重不足，费克让他返航。印第安纳州曼西的鲍勃·默里上尉也因为同样的理由返航。这样就只剩下费克上尉在橡皮艇中人头上盘旋，阿肯色州斯普林代尔的阿诺德·伯纳上尉孤独地在空中护送救援船。

最后，船已经过了海湾入口。船长开始担心。他必须在布满大炮的岛屿周围3英里之内航行；他离陆地只有5分钟的飞行距离，日本飞机可以把他干掉。此外，他看了看他的海图，发现自己正处于“限制水域”，这意味着那里可能有水雷。一艘船当然不应该去这种地方。

船长用无线电通知费克，说他不能再往前走了。费克回电说：“只剩两英里（3.2千米）了。请试试。”

船长回答说：“好吧，我们试试。”

于是他们成功了。他们直入狮子的嘴里，拉出我们的飞行员，安全地脱身。然后，留到最后的费克和伯纳才开始回家。所有其他人返回后3个小时他们才回到我们身边。本来3小时的任务他们飞了6个小时，但他们这样做帮助拯救了一个美国人的生命。

那天晚上，我躺在自己的铺位上读一本飞行杂志。那是将近6个月之前的10月份杂志。这是《海军航空》杂志的年刊。在第248页一篇题为《航母上的生活》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知道即使在东京港被击落，海军也会来救你，这种感觉太好了。”写这篇文章时，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这就是预言。

第二天，救援船通过无线电告诉我们，布坎南感觉很好，而且为了公平起见，他们还救了另一名海军飞行员—一名闷闷不乐的日本飞行员，以及一艘日本巡逻艇上一名蓬头垢面、孤零零的幸存者！

我了解到这并不是布坎南少尉和费克上尉第一次共同经历激动人心的时刻。去年秋天，在台湾附近，70架日本飞机扑向我们两艘严重损坏的巡洋舰。费克率领一个8人飞行队，布坎南是其中之一。这8架飞机迎战70架日本飞机。他们击落了29架，只损失了一架飞机，瓦解了攻击，拯救了巡洋舰。

费克和布坎南在那次行动中各打掉了5架日本飞机。两人都因为这项工作获得了海军十字勋章 。所以东京湾的小事件并没有让他们惊慌失措。

第一次看到费克上尉时，我对自己说：“这肯定是个西部人”。在真正了解他之前，我就喜欢上了他。他看起来就是那种饱经风霜的牛仔。然而他骗过了我，原来他是一个新英格兰人，在马萨诸塞州出生，是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毕业生，学的是商科（他26岁）。但他有西部人稳重的特点。他非常安静，有礼貌，知道如何处理事情，而且从不激动。他总共击落了7架飞机。其他人形容他是那种如果你遇到麻烦会希望他在身边的人。对此，布坎南少尉无疑会说：“同意！”

我们出击之后在南部岛屿的那个晚上，每个人都很放松，有一种完成一项危险工作的放松感。他们在三四天内第一次放映电影。那是一部西部片，叫《老圣达菲的灯光》 ，有标准的英雄和恶棍，还有脱缰之马和枪击等等一切。那些飞行员欢迎它，就像现代观众欢迎《醉汉》 一样。我们几乎把坏蛋从银幕上嘘出来。我们对所有暗箱操作喝倒彩，我们为所有的善举欢呼，当英雄把女孩抱在怀里时，我们吹着口哨鼓掌。

我想这是我们整个旅途中最喜欢的电影。

我们旅程中第一位击落日本飞机的飞行员是亚拉巴马州迪凯特的弗兰克·特鲁普少尉。那是一架侦察机，他在我们到达东京水域的前一天击落了它。这是他击落的第5架敌机，这使他成为一名王牌飞行员。特鲁普说，自己和队友同时发现了它，他抢先一步的唯一原因是他恰好比队友更接近它。巡逻队的小伙子们说，当他们发现一架落单的日本飞机，队里每个人都大开杀戒，就像赛马一样，看谁先进入射击距离。那次是特鲁普。

排在特鲁普后面的是鲍勃·希克尔少尉，住在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圣安娜街146号。希克尔已经逐渐加入“经常当伴娘，永不做新娘”的行列。他三次和特鲁普一起出动，特鲁普总能打下一架飞机。希克尔开玩笑说：“现在特鲁普已经有5架了，他必须开始帮我弄一些。”就在第二天早上，希克尔容光焕发地回来了，他打下了自己的第一架飞机。是的，特鲁普和他在一起，但希克尔完全是靠自己，没有任何帮助。我问希克尔感觉如何，他说他太兴奋、太急切，以至于日本飞机在空中翻转爆炸时，他几乎飞到了碎片里。

在我的其他飞行员朋友中，有来自印第安纳州谢尔比维尔的普莱斯·格林利上尉，他是战斗机中队的副队长。他个子不高，面容和善，吸烟斗，在船上总是穿着室内便鞋。他打下过一架日本飞机。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和他来自哪里之前，我问他是否与著名的山地人普莱斯·格林利有什么关系，我在印第安纳州见过后者几次。

“是的，”这位战斗机飞行员说，“他是我的父亲！”

年轻的格林利是安纳波利斯 的毕业生。他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住在谢尔比维尔，他的小屋里到处都是她们的彩色照片。他当时正利用业余时间用椰子为小女儿做一个小猪储蓄罐。

匹兹堡德文希尔大街623号的小赫伯特·吉德尼少尉是一名鱼雷轰炸机飞行员，飞越东京是他的第一次战斗出击。他说自己全神贯注于做好每一件事，所以一点也不害怕。吉德尼是个大个子。他曾就读于利哈伊大学，你可以赌咒发誓说他是一名橄榄球运动员。 不过，错了，他最大的爱好是滑雪。他经常到新英格兰地区去滑雪，甚至走起路来就像在滑雪板上滑行！吉德尼写信的方式我以前从未见过。他认为收到信件的唯一途径就是写信。所以他每周写16封信—不多也不少。他有一份16人的名单，像记分牌一样列在一张大纸上，他写完信后会逐一核对。

霍华德·斯基德莫尔上尉，另一位鱼雷轰炸机飞行员，来自伊利诺伊州的维拉格罗夫。当他告诉我时，我说：“哎呀，那是我母亲出生的地方。”然后我开始想我搞错了，她是在往南几英里的卡马戈出生的。现在我又不确定了。无论如何，斯基德莫尔上尉在我的家乡印第安纳州达纳镇附近有很多亲戚，他曾多次到那里去看望他们。他在我们船上有一次奇怪的经历。他坐在他的飞机上，发动机正在运转，准备开始起飞。而就在这时，一枚日本人的炸弹击中甲板，就在斯基德莫尔的飞机前面不到十几英尺的地方。它杀死了几个人，在甲板上撕开了一个大洞。然而，斯基德摩尔并没受到擦伤，近距离的爆炸甚至没有震聋他，也没有让他头痛。

飞机从一次攻击行动中返回时会围绕着它们的船转圈，直至收到降落的信号。然后，它们每次有一架飞机冲出队形，进入所谓的“着陆圈”。它们试图拉开空间，这样一架飞机着陆后能为下一架进场的飞机让开道路。

当准备进场的飞行员还有大约半英里远时，飞机起落指挥官开始用手势语向他发出指示。他被称为飞机起落指挥官，是船上最重要的人之一。他自己也是一名飞行员，但他的工作并不是在飞行员之间互相调换的兼职。他接受过特别训练，只做这一件事。

飞机起落指挥官站在船尾的导航台上。在他身后有一块大帆布，为他的信号提供背景。导航台下面有一张大绳网，如果他掉下来可以接住他。他穿着黄色运动衫，戴黄色头盔，这样进场的飞行员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他。他两只手中都有一个约为乒乓球拍两倍大小的拍子，有的是黄色，有的是亮橙色。这些是他的信号拍。

从飞机起落指挥官开始发出信号的那一刻起，进场飞行员就一直盯着他。飞机起落指挥官实际上是通过远程控制来驾驶飞机，而飞行员只是一个执行他指令的机器人。通过手势语，飞机起落指挥官告诉他太高或太低，太快或太慢，他的尾钩没有放下，或者其他一堆问题。飞行员进场时纠正了这些错误。如果纠正得很完美，飞机起落指挥官会在他到达飞行甲板前给他一个“关闭引擎”的手势。飞行员立刻把目光从飞机起落指挥官身上移开，再次自主驾驶飞机。只剩下几秒钟时间了。他必须快速行动，让飞机降落。但是，如果在最后一秒时进场方式不正确，飞机起落指挥官就会给他一个疯狂的“挥手离去”信号，飞行员就会“加速”，与甲板擦身而过，然后绕道再做一次尝试。飞机起落指挥官必须在最后一刻，实际上是在几分之一秒内，决定是否让飞行员尝试一下。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决定比这做得更快。在这个问题上，你肯定不能与任何人进行“讨论”。

我们船上的飞机起落指挥官是一个叫作比尔·格林上尉的好人，他来自爱荷华州的纽顿。他于1942年从爱荷华大学的商科毕业，并在那一年赢得了全美荣誉奖。他打算成为一名律师。

一个飞机起落指挥官首先必须是一个飞行员；第二，他必须是一个精神稳定、拥有良好判断力的人；第三，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心理学家，并且了解他的飞行员。比尔·格林具备这三点。每个人都喜欢他，每个人都信任他。有一个不称职的飞机起落指挥官，就会有一群可悲的飞行员。比尔对每个飞行员的飞行特点都了如指掌，以至于他根据飞机的运动就能识别出每一个飞行员，而飞行员离船还有一英里（1.6千米）远呢！

有一次，我在观察我们的着陆，我看到一个飞行员在进场时“挥手离去”了7次，我问比尔这是不是一个纪录。他说这当然不是。几个月前，他不得不向一名飞行员“挥手离去”21次，那人才终于上了甲板。这意味着有一个飞行员试图降落近两个小时！

飞机起落指挥官的工作很危险。很多时候，比尔不得不躲避、跳跃甚至奔跑。船上照相馆有一张不可思议的照片：比尔真的是被一架几乎要坠落的飞机追着穿过甲板。

每艘航母上总有一个助手，训练自己如何正式接受这项工作。比尔的助手是卡尔·波特少尉，来自犹他州奥格登。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在他们引导一整队飞机降落时回去和他们站在一起。你可以赌咒说每架飞机都会正好落在你的头上。还没结束我已经决定，如果我管理海军，我会让它们全部降落在水中。

关于航空母舰的运作方式，我一直不明白的一点是，当一架飞机着陆或起飞时，他们是如何处理其余飞机的。我曾以为飞行甲板必须清理得干干净净，一旦一架飞机起飞，他们就用电梯把下一架飞机从下层甲板带上来送走。

根本不是这样。在着陆和起飞时，总是有闲置的飞机留在甲板上。必须这样做，因为下面的机库甲板不够大，无法容纳所有的飞机。但是，这些闲置的飞机从来都不在甲板的一侧—它们在这头儿或那头儿。

他们是这样做的。飞机起飞和降落时总是从船尾到船头。起飞时，所有的飞机都紧挨着停在甲板后部。所有的飞机都有折叠式机翼，这个功能是这场战争的巨大贡献之一。否则航母很难携带足够的飞机为自己正名。

这些停放的飞机可能占了飞行甲板的八分之一—后八分之一。当他们准备让飞机起飞时，所有的发动机都启动预热，而这些飞机仍然紧紧地停在一起。噪声非常可怕。愤怒的螺旋桨在另一架飞机机尾方圆几英寸内打转。十几个推飞机的人在这些飞舞的螺旋桨左右、下面和中间匍匐前进，调整垫块，解开固定飞机的绳子。

他们准备好后，前排中间的飞机滑出几英尺。他的折叠机翼展开。飞行员测试操作，放下他的襟翼。站在他前面和右边的信号员用动作指示他何时启动。他踩住刹车，加快发动机的速度，直到噪声震耳欲聋，然后信号员俯下身子，戏剧性地向前挥动手臂，仿佛亲自为飞机提供动力。

飞机开始滚动，前方八分之七的甲板是空的—没有一架飞机或一个人。一架飞机刚走，下一架飞机就已经准备好了，展开翅膀，启动引擎。它们一架接一架地起飞，间隔不到一分钟，直到整个中队都升空。

飞行编队最后一架飞机起飞的那一刻，一个高音喇叭发出信号，偌大的飞行甲板瞬间人山人海。通常有几架飞机会留在甲板上，并未计划起飞。所有这些飞机都被立即拖到前面，重新停在那里，因为飞机返航降落时必须使用甲板后端。当它们降落时，整个前端都停满了飞机。一道由高过头顶的钢索组成的屏障横在甲板上，阻止任何野蛮降落的飞机撞上前面紧密停放的一堆飞机。

一架飞机刚降落，屏障就被放下，飞机从上面滑过去，屏障又为下一个进场的飞行员再次升起。刚刚降落的飞机停进前方其他飞机中间，飞行员关闭发动机。最后一架飞机降落后，高音喇叭响起，所有的人都冲出来，飞机被拖回甲板后部，准备下一次起飞。

在飞机实际降落过程中，升降机几乎从未放下。它只在两次飞行之间使用，用来将飞机运到车库或者把新飞机运上来。

这种将飞机从飞行甲板一头移到另一头的做法被称为“重置”。一天到晚都在干这种活，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这些飞机由小型福特森牵引车拉动。它们跑来跑去时看起来就像你们在嘉年华上撞来撞去的那些小电动车。

在晚上，大概有三分之二的飞机被放置在甲板上。它们被紧密地停在一起，用粗绳子绑在飞行甲板的格栅上。如果船驶入风暴中，则用钢索将它们绑得更牢。整晚都有人在它们中间坚守岗位，确保没有任何损坏或差错。

尽管这样，有时海洋是如此汹涌澎湃，甲板倾斜得如此厉害，飞机会摆脱所有系泊设备，呼啸着冲过甲板。那时候我就在船舱里，晕船晕得厉害。 QJq1m/FM1dhuDD11JKGVFX8Ri0vid0vrvJzgtK+pZUiVleh8o6uCr2FDmU5KoNs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