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B-29轰炸机

开始在海军长期服役之前，我决定去拜访那些著名的B-29超级空中堡垒的小伙子们，他们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轰炸日本。我有“亲戚”在B-29上飞行，我想我可以一举两得，一边参观一边写作。于是，我穿着衬衣坐在带帘子的门廊上，舒服得像只猫，浪头拍打着海岸，一群轰炸机飞行员在前方游泳。B-29的小伙子们，从指挥官到最低级别的士兵，都过得很惬意。他们对自己的好运气全都心存感激。当然，他们都想要回家，但谁不想回家呢？

我去拜访的是杰克·贝尔斯中尉，他也是一个农场男孩，来自印第安纳州达纳附近。杰克算是我的侄子。实际上他算不上我真正的侄子，但解释起来太复杂了。我曾经把他抱在膝盖上，诸如此类。但是现在他已经26岁了，而且开始像他的“叔叔”一样变秃了。杰克的父母仍然住在离我们农场只有一英里（1.6千米）远的地方。杰克离开农场后去了伊利诺伊大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正当他准备成为一名著名律师时，开战了，他应征入伍。他当了一年兵，然后被任命为军官，1944年10月从内布拉斯加州随B-29飞机飞过来。

我打电话给杰克，说我大约一小时后过去待上几天，他说他会在自己的临时军营为我多放一张行军床。我到达那里时行军床已经搭好，上面铺着毯子和床垫罩。杰克告诉战友们他有一位客人，六个热心的志愿者以为来的是个女人，一直在帮他搭床。又瘦又秃的我出现了，这太令人失望了，但他们依然彬彬有礼。

杰克和其他10名航空兵住在一座钢制匡西特小屋里。他们大多数都是飞行员，但杰克是一名无线电技师；他和另一个人负责全中队的所有无线电。除了偶尔检查一下，他不用去执行任务。但我得知，令我惊讶和自豪的是，他参加过的任务比所在中队其他任何人都更多。事实上，他参加的次数太多，以至于他的中队指挥官有一段时间禁止他去执行任务。他并不是出于喜好；除了怪胎，没有人喜欢去执行战斗任务。他去是因为他有东西要学，也因为他在那儿对任务有所帮助。但这种严峻的考验并没有让他看起来紧张兮兮的；他说坐在营地里太单调乏味了，他有点期待执行任务，只为换个心情。再过一两次，完成配额的他就能回休息营地休整一段时间。

飞行中杰克坐在飞机后部的一个小隔间里，没法往外看。在日本上空执行的所有任务中，他只看到过一架日本战斗机。他们周围并不缺少战斗机，但他忙得很少有时间找个窗口看一看。有一次他去看了，一架日本飞机从下面猛冲而过，距离近得几乎要把他的皮给撕下来。

像所有战斗飞行人员一样，杰克整晚和至少半个白天都躺在自己的行军床上。他保持着“床上时间”的纪录—这意味着他躺在自己营房的行军床上什么都不做。他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两次任务间隙没有多少事可干，既然没有其他事情可做，那就躺着吧。杰克说他已经懒得无法在战后好好做一份工作，所以他希望再次回到学校来逐步适应平民生活。

B-29的航空兵睡在折叠帆布行军床上，铺着粗糙的白色床单。在海岛上睡觉是件美事，清晨快到的时候，你通常会拉一条毯子盖在身上。每个航空兵都自己打造了一个木架子当衣橱，周围摆着几张自制的桌子。墙上贴满了地图、快照和海报女郎—但我注意到，比起电影美人，真正的海报女郎（妻子和母亲）占据上风。小屋里的十个男人中有八个已经结婚。

虽然食物很可口，但大多数小伙子都收到了家里寄来的包裹。一个家伙写信告诉家人慢一点，他已经被包裹埋在下面了。杰克从我的玛丽姨妈那里得到了两罐印第安纳炸鸡。她把它装在罐头里，封在梅森玻璃瓶 里。炸鸡非常好吃。在法国时她给我寄了一些，但它还没到我就已经离开了。有一天，杰克为在东京上空的午餐带了一些炸鸡。我们山地人 总是会到处走动，印第安纳州的鸡也一样。

当一个标题写道《超级空中堡垒再次轰击日本》，那并不意味着日本被炸上了天，或者日本将在一两个星期内被炸得退出战争。情况并不是那样。当时，我们刚刚开始一个困难重重的长期轰炸计划，即使有猛烈和持续的攻击，单靠轰炸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降服日本。而我们当时的轰炸还不是很猛烈。此外，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主要是距离；其他还要应付日本战斗机、高射炮火和恶劣的天气。日本上空的天气是敌人最好的防御。正如一位飞行员开玩笑地建议：“小日本应该每天晚上向我们播报天气，这样我们双方都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几乎所有B-29机组成员问我的第一件事都是：“国内的人们是不是认为B-29飞机会赢得战争？”我告诉他们，报纸大肆渲染空袭，许多一厢情愿的人认为轰炸可能会扭转局势。他们说：“这正是我们担心的。自然，我们希望得到我们应有的荣誉，但我们的空袭肯定无法赢得战争。”

B-29的空袭很重要，就像每一个被占领的岛屿和每一艘被击沉的船只都很重要。但如果说它们是我们太平洋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那就太离谱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B-29的小伙子们，因为他们很出色。我这么说是因为他们自己希望国内的人们能够理解这一点。

他们的任务十分艰巨。最可怕的是，他们去日本走过的每一英寸路程都在水面之上，返回时同样如此。而且，兄弟，那是茫茫大洋。他们每次任务平均需要超过14个小时的时间。日本上空的高射炮火和战斗机足够棘手，但那段神经紧张的时间是相当短的。他们在日本帝国上空只停留20分钟到一个小时，具体取决于他们的目标，离开海岸之后日本战斗机会尾随他们大约15分钟。返回途中，小伙子们需要打起精神在大洋上“熬过”六七个小时，这让他们极为紧张不安。更倒霉的是，这通常发生在晚上。有些飞机无疑被打坏了，只能摇摇晃晃地往前飞。由于各种各样的过度消耗，汽油总有耗尽的危险。如果你有一个引擎坏了，其他的引擎也有可能停止运转。如果有什么事发生，你就会掉进海里；这就是所谓的迫降。在B-29基地周围，你听到“迫降”这个词的次数几乎比其他任何词都多。在太平洋上迫降不像在英吉利海峡上迫降，在那里你被救起的机会非常大。在这里，它通常是致命的。一套搜救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但在很大很大的海洋里，要找到几艘小橡皮艇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我们确实救出了大约五分之一的迫降机组人员，这令我惊讶不已。是的，轰炸后返航的那段漫长路程，无疑是对精神的一种戕害，这也是为什么小伙子们最后会坐在那儿发呆。

也许你听说过步兵中的“伙伴系统”。他们在B-29轰炸机上也应用了这种制度。例如，如果一架飞机在返程路上遇到困难掉了队，另一架飞机会和他一起落后，让它有个伴。他们知道有飞机在“伙伴”的陪同下一直开回了基地，你可以坦率地说，如果没有战友给了他们额外的勇气，有些人可能就回不来了。但伙伴系统的重要之处在于，如果一架飞机真的不得不迫降，战友可以确认它的确切位置并让水面救援队出发。

一次任务结束后的一个早上，我的朋友杰拉尔德·鲁宾逊少校躺在他的行军床上休息，他回忆说：“当其他人遇到麻烦时，你会感到他妈的无能为力。空中到处是那些人的无线电呼叫，说他们只剩两台引擎，或者他们的汽油快用完。我很幸运，我可以坐在那里，有4台引擎和1000加仑（3785升）的额外汽油。我可以向他们任何一个人提供一台引擎和500（1893升）加仑汽油，只要我能送到他们那里。这让你感到他妈的如此无能为力。”

我侄子所在的B-29中队是由宾夕法尼亚州普利茅斯的约翰·H.格里斯思中校指挥的。我在那里的第一个晚上，他走进我们的匡西特小屋，相互介绍时，他咧开嘴笑的样子有些熟悉。我模糊地感觉我们以前在某个地方有过交集，但我想不起来了。最后他说：“还记得朗伊蒂基吗？”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当然了。”我说。朗伊蒂基号是1942年秋天把我们从英国带到非洲的那艘船。那次旅行格里菲斯中校住在附近的船舱，我们混得很熟。但战争规模巨大，时间飞逝，你还是会忘记了。

格里菲斯中校在英国和非洲都执行过飞行战斗任务。而现在在世界的这一边，他已经11次飞向日本执行任务。但从那时起，作为一名指挥官，他每月出动的次数被限制在4次。在之前的一次任务中，投弹手的腿几乎被炸断了。格里菲斯中校把他拖回驾驶舱时，不小心摘下了自己的氧气罩。他很快就昏过去摔倒在地。但奇怪的是，他倒下时脸正好落在面罩里，于是得救了。

虽然还很年轻，但格里菲斯中校已经在军队待了8年，并计划战后继续留下来。他的妻子、孩子和狗在伊利诺伊州的拉格兰奇帕克等着他。

中校一直和飞行员们住在匡西特小屋里，但在我抵达前几天，他们盖好了他的新房子。你应该看看它。那是一个由二乘四的框架结构，大约30英尺（9米）见方，顶上盖着帆布，四面只围着丝网，是热带风格。屋顶四周悬垂部分大约有6英尺（2米）宽，用来排出雨水。在房子内部，他们用棕色粗麻布在屋脊下方隔断空间，使它看起来有多个房间。它看上去有客厅、卧室、浴室、厨房和采光走廊，尽管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大房间。这个地方非常舒适。它有四张桌子、两张行军床和十把椅子，但还剩下不少空间。这里有一台冰箱、一台收音机和一部野战电话；一个大衣柜、一个洗脸盆和一个淋浴喷头，水来自山坡上两个50加仑（189升）的桶。顺便说一下，格里菲斯中校还带着他将近三年前去英国时带的那个闹钟。

木质地板被漆成蓝灰色。格里菲斯中校喜欢保持地板的清洁，他的纱门上有一个很大的指示牌：“进门前请脱鞋”。他并没在开玩笑。他甚至在自己的指挥官来访时让对方脱鞋。他为他的客人提供额外的袜子，以防万一他们的脚冷，当然他们没这种感觉。

房子建在支柱上，在月桂和其他野生绿色灌木丛中，离海只有50英尺（15米）。你可以顺着斜坡向下沿一条从月桂树丛中开出的小路找到它，一旦进入房子，你就完全与世隔绝了。在你面前只有弯弯的潟湖，以及100码（91米）外礁石上不断拍打的大浪，还有远处蓝天上的白云。一天数次突如其来的热带阵雨将这里浇得透心凉。在美国想要有这样的房子，你每个月要花上200美元租金，然而整个房子是由包装箱、金属炸弹箱和军队剩余物资建成的。

我的电讯就是在格里菲斯中校的门廊上写的。我没能写得更好，唯一的理由是我似乎无法远离门廊尽头那张低矮的折叠帆布躺椅。而且我一直抬头往小路上看，看萨迪·汤普森 是不是打着伞走了下来。

B-29无疑是一架出色的飞机。除了著名结实耐用的老道格拉斯DC-3飞机之外，我从来没有听到一架飞机被所有飞行员如此一致地称赞。到达马里亚纳群岛不久，我第一次坐上了飞机。不，我没有去日本执行任务；我不相信人们会去执行任务，除非他们必须这样做，飞行员们也都同意我的看法。我只是去参加了一次一个半小时的小型轰炸练习。飞行员是杰拉尔德·鲁宾逊少校，他住在我们的小屋里。顺便说一下，他的妻子住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南吉拉德街123号，与我们的白房子就在同一条街上。

在起飞和降落时，我都坐在飞行员中间的一个箱子上，和我以前飞行时一样，那是一种真正的兴奋。这些岛屿都相当小，你刚离开地面就已经在水面上了，这感觉很有趣。如果气流有点不稳定，坐在飞机头部的感觉十分奇特，B-29太大了，以至于机头不会颠簸或下降，而是如柳叶飘飞。这就像坐在绿色枝头，随之四处摇摆。

B-29载有11名机组人员。一些人坐在驾驶舱和驾驶舱后面的隔间里。另外一些人坐在靠近尾部的隔间里。尾部炮手一个人孤独地坐在尾部炮塔里。B-29的机身塞满了油箱和炸弹架，没有办法从前舱到后舱，所以制造商在飞机上建了一个隧道，就在屋顶上。这条隧道是圆形的，刚好够你匍匐着进去，里面铺着蓝色的布。它的长度超过30英尺（9米），机组成员一直在里面来回爬行。拉斯·切弗少校宣称，有一天他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在隧道里转身。

在执行任务时，一些机组成员会进入这个隧道睡上一个小时左右。但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他们说他们有幽闭恐惧症。B-29上曾经有一些床铺，但它们被拆掉了，甚至连躺在地板上的空间都没有。一个人在14个小时的任务中确实会感到困倦，大多数飞行员在自己的座位上打盹。我认识的一位飞行员把飞机交给了他的副驾驶，回到隧道里“小睡一下”，6个小时后才回来，就在他们到达日本海岸之前。

B-29是一种非常稳定的飞机，即使在恶劣的天气下也几乎没有人想吐。小伙子们在飞机上抽烟，食堂给他们提供一小份午餐在路上吃，包括三明治、橙子和饼干。在执行任务的日子里，所有的飞行人员，甚至那些不参加任务的人，都可以无限制地获得他们想要的煎蛋 作为早餐。那是他们唯一有鸡蛋的日子。

机组人员执行任务时穿的和平时一样，通常是工作服。他们不必穿厚厚的有羊毛衬里的衣服，或者其他那些笨重的服装，因为机舱里有暖气。但在接近目标时，他们会麻利地穿上沉重的钢铁防弹衣。除了在目标上空时，他们不戴氧气面罩，因为机舱是密封和“增压”的，模拟8000英尺（2438米）的恒定高度。炮手坐在普列克斯 “瞭望罩”里面，十分罕见的情况下，内部巨大的压力会把它吹破，然后每个人都要匆匆忙忙拿起自己的氧气面罩。经过目标时，机组人员总是戴着氧气面罩，因为要是飞机被一发炮弹击穿，机舱就会立即“减压”，每个人都会昏倒。

小伙子们经常谈到在日本高空遇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强风。遇到每小时150英里（241千米）的风并不稀奇，我的侄子说，有一天他的飞机遇到了每小时250英里（402千米）的风。

另一件经常困扰和逗乐这些家伙的事情是，他们还有一半路程才到家时就会从收音机得到消息，他们的轰炸任务已经在华盛顿公之于众。全世界都知道这事儿了，但在完成任务之前，他们还要穿越1000英里（1609千米）的海洋。

我一直觉得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的著名的500英里（804千米）汽车比赛是我所知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就让人提心吊胆而言。B-29前往东京的任务伊始，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几乎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比赛同样紧张。

任务当天，人们早早地就出来观看启程。士兵们成群结队地坐在场地周围最受欢迎的高处—建筑物顶上，沿跑道排开的推土机，以及视野更好的小丘—一些大胆的人甚至站在跑道的最末端，这些业余摄影师要抓拍飞机轰隆隆从自己头上飞过的照片。飞机滑行出去，就像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汽车离开检修加油站排队等候发车一样。你专门向自己的朋友挥手告别，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你自己最喜欢的地方观赏奇观。

我第一次看任务启程时，我的侄子杰克没有参加，也不当班，于是我们把吉普车开到跑道的远端，停在跑道旁边的高处，头上是飞机必经之处—没准地上也是。“如果一架飞机开始脱离跑道，”杰克说，“我们必须拼命跑。”大多数飞机还没到我们面前就已经飞上天空了。但有几架飞机要么是起飞遇到了困难，要么是飞行员控制不让上升，它们在跑道的最后几英尺才勉强升空，业余摄影师们竭尽全力卧倒在地，我们忍不住笑了出来。

它们之间的间隔是完美的；从来没有空白，从来没有延迟。当我们看到一架飞机安全地离开地面时，就会有下一架飞机冲下跑道。所有起飞的飞机都会在几秒钟内飞出水面。当看到一架飞机距离悬崖仅有几英尺，然后冲向水面不见了，你会惊出鸡皮疙瘩；那是飞行员为了获得更高的飞行速度而稍微俯冲了一下。很快他们就会再次出现在你的视线中。

那一天起初没有发生事故，但不是所有的飞机都能起飞。有两架在地面上还没起飞就被取消了，有两架跑到了跑道的一半，然后切断了动力滑到一边，就像烧坏的赛车一样。其中一架刹车被锁住了，勉强把自己拉出跑道让开通路。它就待在跑道边上，其他飞机全从它身边呼啸而过，从我们的位置看，双方的机翼几乎触手可及。最后，它们全都升空，组成飞行编队，消失在天空中，有些人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一样，有许多车和人，其中一些你还认识。他们训练了几个星期就为这一天。最后这一刻终于到了，在几个小时的胆大妄为中，一切都将被改变。有些人将在胜利中获得荣耀，有些人将在挫折中被打倒，有些人将成为失败者，而有些人—很有可能—将被杀死。这就是B-29战机起飞时我的感觉。这只取决于命运。15个小时后，他们会回来—那些将要回来的人。但我们无法提前预知那会是谁。

长途飞往日本的编队刚消失在北方，个别飞机就开始返航了。这些被称为“中止”，是“流产”的简称。这是一个轰炸机基地周围经常使用的词，它意味着禁止那些遇到问题的飞机继续漫长危险的旅程。有时飞机起飞后会立即遭遇“中止”，有时飞机快要抵达目的地时才发生这种问题。这些“中止”的飞机一天到晚都在返航，只间隔数小时。

那天第一架飞机“中止”是因为炸弹舱的门打开，而且无法关闭。第二架飞机整流罩挡板部分松动，一个机械师无疑为此挨了一顿臭骂。第三架飞机一个引擎停机，一个螺旋桨掉了。我的朋友沃尔特·托德少校，来自犹他州奥格登，中止了飞行。他炸掉了一个汽缸盖。事情发生时，日本已经在他视线范围之内，他只比别人早回来半个小时。那天他飞了13个半小时，甚至没被记下完成了一次任务。事情就是这样的。

留在场地上的人无所事事地看着手表消磨漫长的一天，心里计算着战友的进展。“他们现在快要看到大片陆地了。”你听到有人说。

“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在目标上空了。我敢打赌，他们正大吃苦头。”稍后又有人说。

接近傍晚时分，你知道现在这时候无论结果是好是坏，事情都结束了。我们知道他们已经远离海岸，所以最后一架日本战斗机已经转身返航了，留下他们独自面对黑夜、麻烦和接下来的漫长路程。我们的飞机编队轰炸，互相支持，同舟共济，直到离开日本海岸，然后散开各自返航。他们在黑夜里单独飞行超过6个多小时，然后在前后几分钟之内全部抵达小小的岛屿，这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从下午晚些时候开始，无线电信息就不断传来。一个飞行负责人会通过无线电报告天气情况，以及是否有人在目标上空坠落。这并非完整的图景，但这些报告被拼凑在一起，让人们大致了解发生了什么。

那天我们损失了一些飞机。有些在目标上空坠落。有些就这样消失了，而其他人永远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有些人拼尽全力让受损的飞机继续飞行，然后不得不迫降在海上。

一架顽强的飞机奇迹般地回来了—这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他们在目标上空被击中，不得不独自下降并独自返回，和其他失去战斗力的飞机一样，遭到了日本战斗机的袭击。5架日本战斗机就这样肆意攻击，而我们的小伙子们对此却无能为力。但他们还是坚持下来，没人知道是怎么做到的。两名机组人员受了重伤。水平尾翼被打掉了。飞机被打得千疮百孔。飞行员只能通过引擎来保持控制。每隔半小时左右，他就会用无线电通知他的伙伴飞机：“我在向右盘旋，要失去控制了。”但他会再次夺回控制权，飞上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再一次通过无线电告知他正在失去控制。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回到了家，不得不在失去控制的情况下降落。虽然他表现十分出色，但并没有完全成功。飞机撞到跑道的尽头，发动机被甩出去，烧了起来。机翼掉落，巨大的机身断成两截，在地上歪歪斜斜地猛冲。然而每一个人都活着从里面出来了，甚至包括伤员。

另外两架严重受损的飞机在降落时撞毁了。对已知损失和失踪的飞机进行了统计，最终数字直到深夜才出来。然而几乎就在最后一架返航的轰炸机降落的同时，一架孤独的飞机在夜色中起飞向北而去，在黎明时分到达了报告说有飞机迫降的区域。至于其他人，兴奋地讲述完他们的故事之后，疲倦地躺到床上。

一架B-29的机组有5名军官和6名士兵。同一机组的所有士兵都待在同一间营房里，因为伙计们希望如此。因此一间匡西特小屋里通常有3个机组的士兵，每组6个人。士兵的房间比军官的更拥挤，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区别。不执行任务时，他们比军官干的活儿多一些，但仍有很多空闲时间。

“我的”机组人员是一群大男孩，我想大多数机组都是这种情况。在执行任务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很难入睡，在起飞前他们神经紧张。正如其中一个人某天早上出发前在飞机上说的那样，“你如何摆脱你胸中的那种空虚感？”

不过每当和伙伴们一起安全返航，他们就会放松下来有说有笑，心情愉快得有些飘飘然了。我的机组中有6名士兵，分别是来自长岛伍德黑文的乔·科科伦中士，来自新墨西哥州得梅因（拉顿附近）的福阿德·史密斯，来自新墨西哥州盖洛普的乔·麦奎德，来自俄亥俄州哥伦布西二大道333号的约翰·德瓦尼，来自明尼苏达州威尔蒙特的诺伯特·斯普林曼和来自芝加哥南加利福尼亚大街1343号的尤金·弗洛里奥。斯普林曼和弗洛里奥是无线电员，其他所有人都是炮手。

科科伦中士是机组中年龄最大的。我第一次走进他们的小屋时，他从他的行军床上叫道：“嗨，厄尼，我最后一次见到你是在鹳鸟俱乐部 。”

“可是我这辈子都没进过鹳鸟俱乐部。”我说。

所以我们苦苦思索了一阵子，最后判断那一定是另外两个人，否则就是我一直过着自己不知道的双重生活。科科伦中士在战前是一名按摩师，给小伙子们提供免费治疗。他在长岛的牙买加区行医三年，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我问他，一个按摩师怎么会成为B-29飞机上的侧翼炮手，他说见鬼，他要是知道就好了。

同一机组有两个人来自人口稀少的新墨西哥州，这很不寻常。史密斯和麦奎德在那里相遇之前从未见过面，然后两个人发现他们在同一天加入军队。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麦奎德是圣菲 的消防员，而史密斯曾拥有一家杂货店，但最后不得不卖掉它。他们刚刚收到信说家乡的气温在零度以下，他们至少庆幸能离开那里。

这两个家伙都是有经验的。麦奎德曾担任炮手随船两次前往阿留申群岛，与此同时史密斯正在海外进行他的第二次空战之旅。早些时候他是B-17战斗机上的炮手，在南太平洋飞行了53次。他把全部任务都记录在自己皮制飞行夹克的背面—黄色的炸弹表示南太平洋，红色的炸弹表示日本。他说，他的夹克上只够再执行27次任务，然后他就得辞职。我问史密斯中士，他是否像我一样讨厌回到海外。

“我两倍于你。”他说。

“不可能。”

“好吧，那就同样讨厌，”他说。“但是自从我们来到这里后，我还没像这样发过牢骚。它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糟糕。事实上，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和在美国时一样舒服。”

史密斯中士有一个奇怪的叙利亚教名—福阿德。他长了一小撮有趣的长方形山羊胡子，像煤一样黑，我问他打算留多久。他说，“可能只留到上校碰巧注意到它为止。”

有一天，我们都围着科科伦和史密斯的行军床，科基把手伸到自己床下，拿出一个巨大的老鼠夹子给我看。似乎他们的小屋里有一只老鼠，它吃了他们的糖果和肥皂，是个不折不扣的讨厌鬼。他们找不到捕鼠器，所以设下这个大老鼠夹子。每天晚上，老鼠先生都会把所有的奶酪吃掉，甚至把活塞舔干净，但是老鼠夹子太牢固了无法启动。所以最后科科伦把线穿过奶酪，希望老鼠用牙齿咬住时把老鼠夹子扯下来。

鲁宾逊少校是机组的飞机指挥官，在他们来到海外之前，已经带领他的小伙子们完成了近两年的训练。“在一起这么久，这意味着很多，不是吗？”我问道。

“这意味着一切，”其中一名军士说，“我们是一个团队。”

机组人员都很幸运。除了投弹手的腿几乎被炸断，然后被送回夏威夷的医院，他们全都毫发未伤。士兵们特别要求我把投弹手记下来，因为他仍然是机组成员，尽管他已经不在那儿了。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而且他们非常喜欢他。他是保罗·奥布莱恩中尉，来自俄亥俄州的代顿。

我的机组成员有一个迷信，或者说这只是一个传统。他们开始执行任务时都会戴同一种帽子。那是一顶深蓝色的棒球帽，帽顶上有黄色数字“80”。几年前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得到了这顶帽子，当时他们赢得了某种嘉奖，到那里来一趟周末旅行。“80”是他们那时的部队编号，尽管部队早已不复存在，他们还是坚持保留着它。鲁宾逊少校偶尔会忘记自己的帽子，士兵们会在任务开始前派人回来找它。不过他们已经少了两顶帽子。一顶是奥布莱恩中尉的，他撤离时带走了它。另一顶是鲁宾逊少校的。他的帽子被奥布莱恩中尉的伤口弄得血淋淋的，他不得不把它扔掉。

我的队员们在战场上失去了他们的第一架飞机，当时日本人的炸弹炸到了它。这架飞机以鲁宾逊少校妻子的名字命名为“战斗的贝蒂”，所以他把下一架飞机的名字从“小鱼”改为“战斗的贝蒂II”。

正如我之前说过，鲁宾逊少校每次执行任务时都带着一台摄影机。一天晚上，他在东京上空执行完14个小时的任务后走进小屋，举起他的摄影机让我看，并说：“现在我可以心满意足地退役了。我今天拍到的画面足以画上句号。一架日本战斗机向我们前面的中队俯冲。它显然根本没有看到我们，因为它拉起机身，把腹部对着我们，就这样悬在那里，门户大开。我们中队的每一门炮都打中了它。它就这样被炸成碎片。而我从头到尾都拍下来了。那么现在我准备把它放在一边。”他在回家之前无法将影片冲洗出来，只能将胶片封在防潮布里以抵抗热带气候。

轰炸机上的大家庭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是地勤组长，尽管他不飞。他是保证飞机飞行的人。一个好的地勤组长值得等重的黄金。鲁宾逊少校说他有马里亚纳群岛最好的地勤组长，见到他之后我相信了。他是杰克·奥尔中士，住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诺曼底街3737号。他是个已婚男人，高大、英俊、谦逊—而且认真得让人心疼。他在执行任务时比飞行人员自己还要努力。

鲁宾逊少校说，一次出动中他们遇到了麻烦，其他人降落后很久，他们才最后进场。奥尔中士在“停机坪”上等着他们。当他们走出飞机，他围着他们转，像只小狗一样上蹿下跳，大喊大叫，还拥抱他们，他们几乎无法让他安静下来，他太高兴了。鲁宾逊少校说他有点尴尬，但这个故事我听他讲了两三次，所以我知道他是多么感动。战争中确实有一种手足之情是国内的人很难体会的。

在我们这个B-29飞行员的小屋中，最有趣的人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比福德的比尔·吉福德上尉。他是一个消瘦、粗俗、诙谐的人，说起话来像典型的南方人一样拉长腔调。他长长的脖子，金发梳成大背头，嘴巴很宽，一个非常诚实正派的人。在我来之前，吉福德保持着B-29基地最瘦的纪录。其他家伙叫他“97磅（44千克）的奇迹”。但是，当我们去户外淋浴时，我代替他成了他们嘲笑的对象。

比尔·吉福德在航空界是一位老前辈。他今年36岁，比他的飞行员同伴们大得多，已经飞行了大约17年。正如他所说，他“太他妈老了，不适合干轰炸这种活儿”。他声称自己在日本上空被吓得几乎无法思考，我想这是真的。但我注意到，当某项特别艰难的任务需要执行时，他会主动请缨。

事实证明，吉夫和我在早期航空邮件时代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如迪克·梅里尔、吉恩·布朗和约翰尼·凯特，所以我们几乎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就像甘地双胞胎。比尔一直在这个航空世界里。他一开始飞过夜间运送邮件的飞机，然后在南美为泛美航空公司工作。他曾在加拿大皇家空军服役，曾七次穿越大西洋，将轰炸机运往英国。

值得买张票听听吉夫返航后讲述自己的任务。他在半个屋子里手舞足蹈，会说的词用上了一大半。他先是高兴，然后又发火。似乎在吉夫执行任务时一切都会出错，有一次我在那里帮他印证了这一点。（我去邻近的小屋转了几分钟，他找不到我，否则我就会和他一起去了。谢天谢地，我似乎总能在适当的时候溜走。）

总之，就在晚饭前半小时，吉夫接到紧急命令要他迅速赶到机场，驾驶一架飞机试飞半小时。他飞得很好，但当他准备降落时，轮子却没法放下。吉夫用无线电通知机场，然后开始修理那些轮子。当然，巨大的B-29飞机的自动机械如此复杂，你的一切行动都要通过小型电子开关和杠杆，而不是用手。“有些人肯定花了一整天时间把那架飞机上的电线搞得一团糟。”吉夫回来后说。“轮子没有放下来，投弹舱的门却打开了。我想要关上它们，结果上层炮塔的机枪开始射击。我错按了电灯开关，尾橇滑落下来。为了好玩，我试着放下襟翼，结果投弹舱的门却关上了。那时我把飞机交给副驾驶，回到投弹舱，试图从转换开关盒中找出一些线索，让设备重新运转起来。但是，我找不到它的头绪。我在这个该死的东西上干了半个小时，每分钟都在发火。最后，我再也气不过，举起螺丝刀狠狠地打了一下这该死的开关，然后开始往外走。就这样，轮子下来了，一切都好了。”

吉夫看起来更像一个得州牛仔，而不是一个轰炸机飞行员。出于良心，他反对任何形式的训练。所有的飞行员都睡上整晚和半个白天，但吉夫睡得比他们任何人都多。他大部分时间都只穿着白色的内裤到处走。他可能是这支部队中最没有军事素养的人—只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南方人，而且非常豪爽。他的墙上挂着一张太平洋的地图和他妻子的照片。

吉夫右手的前两根手指齐根断掉了。不，他的手指不是被高射炮或日本战斗机炸掉的。许多年前，他猎鹌鹑时用猎枪打掉了它们。他用拇指和最后两根手指夹住笔，写得一手好字。他也用同样的方式拿啤酒罐。

吉夫把他的飞机称为“本州汉克”。他想成立一个新的兄弟会，名为“富士山，44”。它的成员将仅限于那些在1944年执行轰炸任务时飞越日本的人。他说，如果他一生中不再执行任何任务，“富士山，44”会很适合他。

长期跟随美国军队行动，我培养出一种结交最优秀军人的爱好。由于一些奇怪的原因，这种人往往通常会在厨房里工作。这难道不奇怪吗？

米基和比尔是马里亚纳群岛的默特和杰夫 ，他们在我们的食堂里上菜。他们工作起来忙得像条狗，急匆匆地跑来跑去，你以为他们一直在对每个人发火。但他们并不是这样的人，只是他们脸上专注的表情看起来如此。每当我们给他们时间放松，他们就是你见过的脾气最好的一对。

这两个家伙是来自圣路易斯贝尔特大街3347号的托马斯·比尔中士和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爱德华兹维尔短街49号的米奇·罗温斯基下士。他们就像白天和黑夜截然不同，但工作起来就像互相咬合的齿轮。比尔中士又高又瘦，皮肤雪白，有一头黑色卷发和一张善解人意的脸，他不怎么说话。米奇很矮，可以站在比尔的胳膊底下，他的皮肤很黑。他的眼睛几乎是闭着的，一直说个不停—而且是以那种方式！你没法复述米奇的话，因为他那样说话你什么也记不住。他的声口难以归类，完全是罗温斯基的风格。他对自己的好恶直言不讳，会和要求提供额外服务的军官吵上一架，但他们了解米奇，不会为此生气。他是一个活泼、爱说俏皮话、心地善良的小家伙；他总是把帽子转到前面，显得狂妄自大。他从来没有笑过，但他十分开心。

在所有的飞行员中，那些小伙子特别喜欢我的朋友比尔·吉福德上尉。他总是送他们东西，晚饭后坐在食堂里和他们聊天，结果只要他稍一建议，他们就会熬上一整夜不睡。幸运的是，我加入了这个三人组，每天晚上我和吉夫都不去吃晚饭，直到其他人都吃完了，会有两个人收拾好桌子明天早餐再用。然后，我们在黑暗中闲逛，我们四个人会有一场宴会—比如牛排和法国炸土豆。小伙子们会做好饭，然后我们都坐下来吃，开始不着边际地聊天。

第一次东京任务是米奇生命中的高光时刻。飞行员们在执行任务的前一天晚上总是很紧张，米奇和他们之间也有烦恼。“他们为东京起飞了六次，”米奇说，“我的意思是，他们连续六天被安排出动，他们全都脾气暴躁，在晚上想要准备万全，然后第二天早上任务就会被推迟。这是他们第一次去那里执行任务，他们听到传闻说有1300架日本战斗机在天空中排成一排，就像一堵墙，他们心情紧张，郁郁不乐。吉福德上尉也一样，我总能看出他第二天是否要出发。他在晚饭时不像平时那样多话。他只想得到大家的特别关注，然后统统闭上嘴让他一个人待着。好吧，他们这些飞行员很紧张焦虑，他们五个晚上没有喝任何啤酒或什么东西，最后在第五个晚上，他们半夜起来大喊大叫，然后第二天早上他们真的出发了。这些小伙子们同样难以忍受。好在他们终于走了，否则我就要抗命了。我已经烦透了在那些该死的飞机上放食物。我打算在第七次拒绝。我说除非上军事法庭我才会第七次往飞机上放吃的。但那一次他们走了。”

然后吉福德上尉接话说：“你那天早上应该在那儿。这次任务命令下达得如此之快，没有时间分批次预热发动机，所以他们在机场各处一次性把它们全都发动起来。整个岛被震得摇晃。我起飞时不得不穿过推土机，在吉普车之间穿梭，跨越甘蔗地，我一直在想我们听说的那1300架战斗机。我肯定后悔当初掺和进这件事。但结果是好的。”

“吉福德上尉回来后，”米奇继续说，“他已经变了一个人。他仍然很紧张，但他想聊聊，他想让我从冰箱里拿来啤酒。”

比尔中士坐在那里，一边听一边笑，自得其乐，几乎什么话也没说。他和米奇都是已婚男人，尽管他们分别只有24岁和23岁。战前比尔是一名卡车司机，米奇是一名机械师。比尔中士有一个孩子，米奇有两个。米奇记得他最小的孩子的出生日期，那是小日本第一次来轰炸B-29基地的那个晚上。

他们必须在早上5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左右。他们甚至没法去看电影，因为他们从未按时完成工作。但他们似乎并不在意。他们为自己拥有这么好的东西而感到幸运。

在我要离开的那天，他们给我提供了米奇所谓的“欢送早餐”—三个煎蛋！在这支军队里，没有什么比认识最优秀的人更重要。

各地的战斗飞行员都有很多空闲时间，因为他们在工作时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需要大量的休整恢复。在太平洋地区，有三种动机让你把几乎所有空闲时间都花在“床上”，无论睡着还是睡着。

首先，14个小时的任务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小伙子们说，这种“累”有所延迟，他们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真正感觉到。然后他们就疲惫不堪，其中一些人花了两三天时间才恢复正常。

第二，气候温暖，令人萎靡不振，总是昏昏欲睡。我自己也发现写专栏时倍感吃力，就是无法保持清醒。

第三，除了躺在你的行军床上，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战斗机组人员在两次任务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工作，除了一些自娱自乐的活动，没有任何事情可供休闲消遣，于是他们只能躺着聊天，再多躺一会儿。结果就是，你变得比犯“懒惰”之罪的人更懒惰。正如一位飞行员所说，“我已经懒成这样了，我该死的余生都不会再努力了”。

部队指挥官知道重要的是让他们的人忙碌起来克服“岛屿神经症”或“菠萝疯”，但对战斗人员来说这很难做到。后来组织了新的课程，飞行人员每天都有一部分时间去学校。那些特别优秀的人参加进一步的强化训练，成为“带队者”，从早到晚都待在学校。

每座帐篷和每间匡西特小屋里都有没完没了的谈话。他们可以为最稀奇古怪的事情吵起来。一天下午，几位飞行员讨论倒飞时做事是否要反过来做。他们都是资深的飞行员，但在这个问题上大致分成旗鼓相当的两派。还有一天，他们开始争论是什么原因让飞机在高空留下雾化尾迹。我一直以为是排气管的热量凝结了螺旋桨末梢的水分。这开启了一场无人获胜的漫长争论。

他们谈论上帝，他们讲述训练期间发生的有趣故事，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不做这个或那个。有些人在玩单人纸牌游戏，有些人一直在写信。一位飞行员告诉我，他给多年未曾谋面的人写信，不是因为他想收到回信，只是想找点事做。其他一些人，除了时间之外一无所有，什么也写不下去。他们阅读杂志，但很少看书。起初他们花了几个星期用包装箱为自己做家具。

某些人每天都会游泳，而且每天都会洗澡。营地里到处都是混凝土地面的浴室，没有屋顶。水来自附近支柱上的水箱。浴池没有暖气，虽然天气一直很暖和，但早上洗冷水澡还是相当刺骨。最好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左右，那时太阳已经让水变得舒适温暖。

飞行员将一些衣物送到军队的洗衣房，但这需要十天左右的时间，所以大多数人都是自己洗。每个洗浴间里都有一台白瓷外壳的托尔洗衣机和烘干机。飞行员会用废弃的木材生起篝火，用大罐子烧热水倒进洗衣机，然后把开关打开。任意两座匡西特小屋之间，总有一根挂满衣物的晾衣绳在风中飞舞。

有些日子他们打排球，有些日子他们做徒手体操，有些日子他们游泳。我的朋友比尔·吉福德上尉对以上所有事情嗤之以鼻，只是躺在床上。每天他们都问他是去不去“P.T.”，也就是体能训练，他说：“该死的，不，我太老了，不能出去像该死的俄罗斯芭蕾舞演员那样上蹿下跳。”

在驾驶B-29战机飞往东京执行任务的人中，有些已经在欧洲战场上完成了一个服役期，我对此感到惊讶。在我们小屋里的十个人中，有两个是久经沙场的老兵，尽管他们非常年轻。

来自新泽西州贝海德的威廉·克拉克少校乘坐B-17飞机在非洲执行了50次任务，宾夕法尼亚州马拉扬克的沃尔特·凯利上尉也有类似经历。实际上，凯利上尉和我两年前曾一起在撒哈拉沙漠边缘的比斯克拉空军基地工作。他们都是冷静、睿智的飞行员，学会了在热带地区如何穿短裤，如何花一半时间躺在行军床上。他们似乎一点也不介意在世界的另一边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之后，在世界的这一边又重新开始了。

要鼓舞这里飞行员的士气，最重要的是为他们设立某种目标—飞行战斗任务的明确次数，然后回到休息营。当时的情况是，他们只是在黑暗中飞行，不断地飞行，直到死亡追上他们。世界两边的战争都太绝望了，无法设定最终的任务总量，让B-29飞行员永远离开战场。他们只是去了休息营，然后再回来执行更多的任务。小伙子们宁愿躺在自己的行军床上也不愿去休息营。他们想要的是改变，某些遥远的东西—灯光、女孩、交往、现代化的东西和玩乐。 uP7gP8z8ic/24C6ZfM28DHOLgqmdIrdoj2v2RKr6yN89wKgXyMNFXcAmf7eIRv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