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太平洋战争

最后还是要动身了。

去海外的时候，你一般不会在运输系统工作人员最初预定的时间离开。我记得自己第一次上战场时耽搁了几天，等得都快疯掉了。可是时移世易，现在即使延误数天不能出发，我也只会给每个人一个大大的拥抱。我愿意这么说：“哦，我的宝贝，你让我梦寐以求。你又让我多了一天安全的日子—我珍惜备至。”

不过该来的还是会来—刚刚进入1945年2月—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我又穿上自己的军装，把便服交给一个洛杉矶的朋友代为保管。

我们晚上离开旧金山。我们乘坐的是海军航空运输处（NATS）运营的四引擎巨型陆上飞机。陆军的同类机构是空运司令部（ATC）。我在它们的飞机上飞过很多次，都快飞成股东了。它们的飞机按时间表飞往世界各地，越过每一片海洋和每一座高山，运送战时邮件、货物和乘客。我已经四次飞越大西洋，但这是头一次飞越太平洋。从加利福尼亚直飞夏威夷，距离和横跨北美大陆差不多，但是却像从阿尔伯克基 飞到洛杉矶一样便捷。

我们吃完晚饭后不久就出发了，第二天天刚亮就到了檀香山上空。起飞之后没多久，我拿了一些毛毯躺在飞机后部的地板上。黎明时分我醒了，我们只剩下一个小时的行程了。我喜欢这样飞越海洋。

我们离开加利福尼亚时全体都穿着冬天的呢绒制服。在檀香山下飞机之后，那些厚重的衣服差点没让我们生病。办完着陆手续离开机场的时候，我们全都在擦身上冒的汗。

在檀香山，我住在一位海军朋友的家里。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换上轻薄的卡其布衣服，吃了一盘美味的黄木瓜。一种奇妙的热带幸福感油然而生。一个叫弗洛雷斯的海军男仆照顾我们，他是关岛土著。他为我们洗衣服、整理床铺，一天到晚为我们准备果汁和木瓜。一个矮墩墩的夏威夷女人，穿着宽松的蓝色长裤，缠着红色头巾，一遍一遍又一遍、极为悠然地给草坪浇水。艳阳高照，远处青山的山脊被白云绣上一道道花边。棕榈树发出沙沙的下雨声，从下方港口出港的船只传来低沉的汽笛声。这里，毫无疑问，确实是太平洋。这次旅行没有耗尽我多少力气，但气候的变化却让我精疲力尽，我一整天什么都没做，只是虚度光阴，晒着暖和的太阳。

然后我开始到处溜达，向海军报到，再去看看朋友。马克斯·米勒少校和我囤积了一些香烟，以防再往西可能供应不足。其实我们可以在檀香山市中心买到香烟（还是我们最喜欢的牌子）。檀香山没有任何配给制度，也不再有任何灯火管制。没有配给制度是因为那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军用品，而且来自大陆的船舶货仓自然而然地限定了配给量。

满大街的军装、10点钟的宵禁以及珍珠港事件后轰轰烈烈开展的建设始终提示着人们战争仍在继续。除此之外，战争似乎离我们很远。檀香山珍珠港的气氛没那么压抑了。大体来讲，刚到这儿的人会觉得这里气候温和，处处令人赏心悦目，比在家里的时候更远离战争。

因此，我把自己的檀香山插曲当作另一个缓刑期。我和老朋友们待在一起；我多愁善感地拜访怀基基海滩的小型热带公寓，七年前我和“那个女孩” 在那里住了一个冬天；我去参加聚会，听到夏威夷人甜美的歌声几乎落泪。那段不长的日子让我心满意足，甚至假装自己还没开始报道太平洋战争。

该来的一切未免来得太快了。

对我来说，报道这场太平洋战争如同学习在一个新的城市如何生活。战争方式、对战争的态度、思乡之情、距离、气候—一切都和我们在欧洲战争中了解的不一样。起初，我似乎既不理解它也不了解它。我怀疑自己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去适应。

距离是主要的问题。我指的不是与美国的距离，因为我们在欧洲的战争同样远离家乡。我指的是你进入战场之后的距离。整个西太平洋都是我们的战场，在欧洲最多只会跨越几百英里，在这儿却有几千英里。而且中间除了水，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在一座岛屿的战场上，与此同时他身后1000英里（1609千米）之内空无一物。一名士兵告诉我，他登陆一座岛屿拼杀了三天，第四天早上看到海面上空空荡荡，他的心情颓丧低落到了极点。整个护航船队卸下货物开往别处，唉，留下孤零零的他感觉被遗弃了！

一位海军将军说，指挥这场太平洋战争就像看一部慢动作电影。你筹划了几个月，付诸实施的重要时刻最终来临了，结果数天或数周后才会发动攻击—因为到达战场就要花费这么多的时间。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他们的感受，海军印发了一张题为《太平洋地区航空距离》的精美宣传画，在它的底部印着“我们的敌人，地理”。在这里，后勤不仅仅是一个词，还是一场噩梦。例如，1944年2月在意大利的安齐奥，第3师为它筋疲力尽的步兵建立了一座休养营地，距离前线只有不到5英里（8千米），受到敌人炮火持续不断地攻击。但在太平洋，他们把所有人从西部岛屿全都带回珍珠港的休养营地—相当于把安齐奥滩头的一名战士一路送回堪萨斯城休息两周。珍珠港和马里亚纳群岛之间隔着3500英里（5633千米）的大海，但每天有数百人乘飞机前往，就像你每天早上上班一样稀松平常。

此处的另一个敌人是我们在欧洲从未深刻体会过的—单调乏味。哦，当然，无论哪里的战争都是千篇一律的可怕。然而在太平洋地区，快乐的日子也会变得单调乏味。天气风和日丽，在我们建立的岛屿基地上，人们吃得很好，邮件送得也很快，几乎没有敌人来犯，无尽重复的日子能把人逼疯。这种情况有时被称为“菠萝疯病”。岛上和军队的报纸都老实地讨论过我们回国人群中居高不下的精神病比例。一个人未必要冒着炮火待在前线才会承受不住而崩溃。如果他孤独地思念家乡，如果他孤身一人、前途茫茫，即使拥有再多的温暖、阳光、美食和安全，他的精神也可能垮掉。

另外我还必须转变对敌人的态度。在欧洲，我们觉得敌人残忍恐怖、与我们不共戴天，但仍不失为人。但在这里，我很快就明白了，日本人被看作是发展程度低于人类的可憎的东西，感觉就像蟑螂或老鼠。来这儿不久，我在一个铁丝网围起来的院子里看到一群日本囚犯，他们就像正常人一样摔跤、大笑和谈话，然而他们却令人汗毛直竖，看过他们之后我想在精神上洗个澡。

在檀香山，我们离所有的家或看起来像家的东西都很远很远。离美国有5000英里（8047千米），离我在德国边境作战的朋友有12000英里（19312千米）。西迪布兹德、韦纳夫罗、特罗伊纳和圣梅尔埃格利斯 远在12000英里之外—这些名字在世界这一侧的太平洋闻所未闻，就像在另一侧也不知道夸贾林岛、父岛和乌利希 一样。太平洋上的名字对我来说也是全新的，除了那些出众卓绝的。打一场战争的人不会太关心另一场战争，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战争是最艰难和最重要的战争。毫无疑问它确实是。

我们从檀香山乘飞机去马里亚纳群岛。天气很好，但是行程如此漫长而痛苦，以至于记不住时间，到最后我甚至想不起我们是哪一天离开檀香山的。其实就在一天之前。我们坐的还是从加利福尼亚来时搭乘的那种飞机—一架巨大的、四引擎道格拉斯运输机。我们一飞上天，海军少校马克斯·米勒和我就摘掉领带，换上家用拖鞋。珍珠港再往西，军队的繁文缛节立即消失了。在檀香山，所有的海军军官都必须打领带，但一离开珍珠港他们就会摘掉。

马克斯和我读了一会儿自己带来的两本书—瑟伯的《我的世界，欢迎光临》，以及约瑟夫·米切尔的《麦克索利的美妙沙龙》。尽管这两本书都很好，但我们似乎都无法专心读下去，很快我们就转而入迷地读起了《西太平洋指南》—海军发给西行朋友的一本令人大开眼界的书。

在前往马里亚纳群岛的3500英里（5633千米）旅途中，我们只停留了两次，我不知道我们是如何找到这两个小岛的，那是广阔海洋中最微不足道的小点。但他们总是能找到它们，所以我还担心什么呢？我们的第一站是约翰斯顿岛，从檀香山过去需要4个小时。看到这座岛时我十分惊讶原来它才这么点大—几乎比连在一起的几艘航空母舰还小，上面连一棵树也没有。然而，它已被开发成一个可以起落最大型飞机的机场，有几百个美国人在那里居住和工作。这里气候顶呱呱，大多数士兵和水手只穿着短裤，被晒得黑黢黢的。我觉得在这里静静地避世隐居一段时间似乎很适合我，但这些家伙已经厌倦了逃避，这个单调的地方让他们心烦意乱。

傍晚我们在约翰斯顿停留了一个小时，然后起飞继续向西。天很快就黑了。乘客们一个接一个地在自己的座位上睡着了。窗外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我们眼前是太平洋上空的长夜。这个夜晚格外漫长，因为我们在追逐黑夜。飞行勤务员为每个人送来毛毯，乘客们都把自己裹了起来。但不一会儿大部分人都把毛毯拿掉了，机舱里有暖气，即使飞得这么高也还是太热了。

午夜过后，我们可以从马达的声音和耳朵里的压力判断出自己正在下降。虽然我们感觉不到，但飞机确实在转弯，因为现在月亮一会儿出现在我们一侧的高处，一会儿又出现在另一侧的低处。突然我们脚下亮起了灯光，看起来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城镇，然后我们终于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繁忙机场上着陆，到处都是人、灯光和飞机。这个地方是夸贾林（别太用力的话也不难发音。只要说“Kwa-juh-leen”就行了）。它属于马绍尔群岛。1944年3月和4月，美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在那里杀死了1万名日本人，打开了横跨中太平洋的岛屿之路。我们的美国海军工程营不得不挖掘日本人的尸体，才能为下水管道挖出一条沟。但即便如此，该岛还是大变了模样，实际上我们夺取时摧毁的所有岛屿都被迅速地加以改造。它现在是一个巨大的空军基地。

接机的海军军官们不管现在都几点了，把我们塞进吉普车带到几百码外的食堂。一阵凉爽的夜风吹来，再次站在地上感觉似乎很不错，即使是这样又窄小又可悲的一块地方。那一个小时，我们围坐在一张白色桌子旁边，喝着咖啡，抿着冰果汁。你几乎忘了自己不在美国。然后，我们又出发了，在什么也看不见的夜里飞行，向西，继续向西。

起飞后，我们的飞机发出巨大的噪声，费力地爬升了大约半小时，然后进入平飞，稳定地嗡嗡作响。地面上的热带酷热逐渐消退，机舱里笼罩着一阵寒意。飞行勤务员打开暖气，温度设定为我们穿着轻薄的衣服，甚至不穿外套都很舒服。在到达马里亚纳群岛之前，我们不会再做停留。

在飞机停止爬升改为平飞之前，乘客不能吸烟。随后飞行勤务员站在机舱前部，用动听的海军语调喊道“吸烟灯已经点燃”，送来纸杯充当烟灰缸。大约每隔三小时，他还会叫醒我们让我们吃饭—食物很可口，和普通航空公司一样装在盘子里。他们分发食物的方式在乘客中成了一个笑话。每一次降落他们都向我们提供食物，在空中大约每三小时分发一次。

飞行服务员也是海军军人，做着航空公司乘务员的工作。在我们漫长的旅程中，有两个机组人员和两个飞行勤务员陪伴我们；我们原来的机组人员在半路上停下来休息一天，然后新的机组人员顶替上来。

我们有16名乘客—12名海军和陆军军官（其中一名是海军陆战队将军），3名士兵，还有我，机上唯一的平民。我们的飞行勤务员都是了不起的小伙子，他们很照顾我们，很友好，乐于助人，对我们一视同仁，一点也不害怕机上的高官。他们穿着朴素的蓝色海军制服和蓝色衬衫，干活时卷起袖子。

我们的第一位飞行勤务员是来自得克萨斯州拉伯克的海员霍华德·林纳。在加入海军之前，他曾经卖过“佩珀博士” 。霍华德已经36次横跨太平洋，每一次旅行他都很开心。他经常回到旧金山，下一次回去时他的妻子要从拉伯克赶来见他。霍华德耳朵后面总是插着一支棕色的小铅笔。

另一位飞行勤务员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圣加布里埃尔的海员唐·雅各比。他系着一条编织皮带，上面挂着一大串钥匙和一把带鞘的猎刀。这是他的第七次旅行。他看起来相当成熟，不过我发现他只有18岁，是从高中退学加入海军。他的目标之一是在战后完成学业，然后接着上大学。

在飞机座位上接近24小时不动是非常累人的，即使我们的座位可以向后倚靠。最糟糕的是如何入睡，有一阵你昏昏入睡，然后你开始不舒服地扭来扭去，因为你伸不开腿，膝盖开始难受。有鉴于此，那些经常乘飞机旅行的人会试着寻找能躺下的地方。地板很好，一堆邮件袋更好。后面四个座位上堆满了邮件，于是我拿着毯子开始在邮件袋上调整姿势。一位陆军上校说：“我刚才试过，但不得不放弃。麻袋里面有太多的方盒子会戳到你。”不过我比上校的体形小，我发现自己可以像蛇一样挤在麻袋里的硬物中间。于是在去马里亚纳群岛的路上，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用这种方式睡觉。

不过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我以前坐飞机时从未遇到过。飞机震动得很厉害，我的脑袋只要碰到什么地方，这种震荡就会钻进脑子里。这还没什么，但不知身上哪里出了毛病，震动之下我的鼻尖奇痒难耐，忍不住挠起来没个完。于是我整个晚上迷迷糊糊、半睡半醒，一直在抓挠自己的鼻子。

从檀香山飞往马里亚纳群岛的最后一段漫长旅途中，唐·斯柯文少校担任我们的机长。他家在俄克拉荷马城经营大酒店，即使素不相识，你也能从斯柯文布满皱纹的手和脖子看出他不是得州人就是俄克拉荷马人。不过，斯柯文少校从未在酒店业工作过。他忍不住要在世界上自由自在地游逛。他已经飞了18年，在南美为石油公司飞，在革命期间去西班牙开飞机作战。我们的战争开始后，他进入海军在南太平洋做战斗飞行员。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大飞机，当时是那些跨越太平洋的大型客机的机长。

天亮前斯柯文少校派勤务员到后面叫醒我，请我去前边的驾驶舱。他让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从这架空中巨兽高高在上地望去，我能清楚地看见曙光一点点照亮广袤太平洋上空大片棉花般的云朵。飞行大多数时候单调乏味，但每次飞行中总有一些壮丽伟大的时刻。目睹黎明的到来就是其中之一。那是一种狂喜，我忍不住激动万分。斯柯文少校喜欢拍电影，他拍摄这样的黎明和日落花费了1500英尺（457米）的彩色胶卷。他说家里人在信里写道，能经常看到这样的东西，难怪他喜欢飞行。

黎明刚过，我们脱离无尽的天空飞到要去的岛屿上空。这座绿色的岛屿很美丽—离家非常遥远。我们如此精准地在广大的太平洋里找到它看上去令人难以置信。这好比盲人穿行旷野，将手指直接放在预先指定的铁丝网的某根铁刺上。但正如我所说，这只不过是他们的日常工作。

斯柯文少校问我着陆时是否愿意待在前面。我很乐意，这种邀请难得一见。我就站在两位飞行员身后，我们绕场飞一圈，降低高度，再绕场飞一圈。降落这些巨型飞机就像在学校里训练一样。副驾驶从仪表板上取下一份盖着有机玻璃板的、打印好的清单。然后，他开始从上到下大声念清单。每念完一项，飞行员就回复“没问题”。把天上飞的飞机成功降落到地面，需要花上5分钟完成所有复杂的调整。打出来的清单总要大声念出来进行检查，确保没落下任何事情。

于是我们准备降落。快落地时我们热得汗流浃背。副驾驶通过无线电请求机场让我们着陆。斯柯文少校在座位上更用力地扭着身子，紧紧握住驾驶盘，向前推杆，我们就这样落地了。

飞行途中你对速度毫无概念，好像永远坐在一个地方没动。但是当你降落时，大地扑面而来的速度让人惊骇。所有的东西都越来越快。每个人都很紧张。整个地面向你冲来，仿佛做了一场噩梦。这是飞行中最激动人心的事情。随后你就融入了大地。那些飞机太大了，立在那儿太高了，我感觉轮子落地之后，我们还在50英尺（15米）高的空中。飞机沿着跑道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向前冲去。

跑道很长，斯柯文少校叫道：“我们会到跑道尽头，我认为不用踩刹车。”我们逐渐慢了下来，快要停住的时候，一辆吉普车开到我们前方。它的后面有一块大黑板，上面写着“跟我来”。吉普车慢慢地把我们带到停机的地方。然后副驾驶宣读另一份清单，驾驶员拉动杠杆、转动开关，喊叫“没问题”。一分多钟以后，那只巨大的金属鸟从神奇的活物变成地面上毫无生气的东西。然后门打开了，我们踏上马里亚纳群岛的陌生土地—终于接近了太平洋上蔓延辽阔的战争。

那里是热带地区，妙极了。它看起来像热带，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给人的感受像热带。我们到达的季节气候宜人，就像家里夏天最舒服的日子一样。

我们从海军那里得到一顶长帽檐的“棒球”帽，用来帮眼睛遮挡阳光。我们的衣柜里总是亮着一盏电灯以保持干燥，这样我们的衣服就不会发霉。我们把皮表带换成了帆布表带，因为皮革会在我们的手臂上发霉。我们又穿上厚重的高帮鞋，因为下了一些雨，红土地变得泥泞。你可能觉得我们会穿上凉快的薄袜子，实际我们穿厚袜子，这可以让大号的鞋子更合脚，同时可以吸收潮气。军官们把他们的太阳镜盒挂在腰带上。这儿没人打领带。

窗户上没有玻璃。在所有的永久性房舍中，宽大的斜檐都伸出窗外很远，因为雨下得真的很大。正像有些人说得那样，这里下雨是“横着”下的。雨季本该结束了，每次白天下雨时，营地里的加利福尼亚人都会指出这种天气“不常见”。

马克斯·米勒少校和我住在单身军官宿舍—简称BOQ—的一间屋子里。我们著名的美国海军工程营在我们从日本人手中夺取的所有岛屿上都建造了这种宿舍。这些弧形宿舍是放大版的匡西特半筒式铁皮屋，用波浪形金属板搭建，铺着混凝土地板。其中一些甚至还有二楼。每间宿舍的中间是一座宽阔的大厅，两边有独立的房间。墙壁刷成乳白色，外墙上几乎都是窗户，好让空气大量进入。这些窗口都有帘帐，但没有玻璃，因为永远不会有人冷得想关窗户。不过晚上凉爽宜人，我们睡觉时就盖一条毯子。

每个房间有一个衣柜、一个脸盆架和一个五斗柜。另外还有两张床。这些床是马里亚纳群岛的谈资。它们是美国床，有双层床垫，又软又好睡。大家都说它们比你在家里的床还要舒服。我偶然遇到一位曾在欧洲服役的陆军军官，他笑着说：“受过了那边的罪之后，在这里睡这样的床让我很不好意思。不过如果海军愿意提供这些床，我肯定要睡在上面。”

当然在岛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生活条件；宿舍只提供给像我这样的临时访客和参谋人员。辛劳的海军工程营和部队住的大型营地主要由配备普通行军床的帐篷组成。但总体上说，这些岛屿经过几个月的改造之后，每一个人生活得都很舒适。

马克斯和我走进我们的房间时遇到一个接待委员会。半打海军工程营的兵正把旧板材扔进我们屋子窗外的一辆卡车。我们进屋还没两秒钟，一个海军工程营队员就从窗口叫了起来，“说，你不是厄尼·派尔吗？”我说：“对。”他说：“谁能想到我们会在这儿遇到你？我见过你的照片。”其他人全都停下手头的活儿聚集在窗外，我们隔着窗子聊天。来到陌生遥远的马里亚纳群岛刚刚几分钟就受到这样的欢迎，让我一整天都有好心情。打招呼的人是海员彼得·泽莱什，来自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密歇根大街1117号。

海军为这些房间配备了打扫卫生的勤务人员。他们大多是有色人种的普通士兵。我们的勤务兵随即走了进来，他开始盯着我看，我也盯着他看，因为他看起来很眼熟。他的个子很高。他笑了起来，我们握了握手。进占西西里岛时，我们曾在同一艘船上。他当时是个餐桌服务员。他名叫伊莱贾·斯科特，来自底特律加菲尔德街261号，是二等舱的乘务员。他已经在世界另一边待了将近一年，在美国待了8个月，现在他在太平洋，几乎和我同时到达。

而这还没完。又过了半个小时，有人敲门，一位陆军少校龇牙咧嘴笑着走进来。“好吧，”他说，“我看比起以前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时候你一点也没变胖。”他是来自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皮特·埃尔德雷德少校。他曾在西西里岛担任第7军的公共关系专员。在西太平洋中部他是一名新闻检查员，坐在我的床上聊过去的事情。有时候，世界变得那么小，几乎有些可笑。我感觉父亲和玛丽姨妈随时会从窗户外爬进来。 DA0vU+OKMUwlD5hsOkUphI42XMvVGD71pckYTSWzg5AY38ZPgUPhmlvRStvgkw9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