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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作为一种人类探索世界奥秘的科学哲学思想和科学研究方法，自 19世纪中叶创立以来逐渐发展成熟，成为现当代哲学思潮中一个重要的流派。科学主义诞生于 19 世纪 60 ～ 70 年代，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 世纪 30 ～ 40 年代至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第二阶段为 20 世纪 30 ～ 60 年代；第三阶段为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作为与人文主义思潮相抗衡的人类精神家园里又一朵美丽的奇葩，科学主义提升了人们认识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能力，对科学进步、科学方法论、科学的标准以及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等一系列关于科学发展的重大课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主要表现为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三个理论形态。
实证主义哲学思潮产生于 19 世纪 30 年代的法国，40 年代波及英国，其哲学宗旨是以实证科学精神改造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孔德、英国哲学家穆勒和斯宾塞。在思想路径上，实证主义是对休谟经验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在方法论上，实证主义抛弃了 17 ～ 18 世纪哲学家的机械论，接受了 19 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方法。
（一）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
奥古斯都·孔德（Auguste Comte，1798 ～ 1857 年），实证主义的创始人，生于法国蒙特彼利尔一个笃信天主教的税务官家庭。1814 ～ 1816 年就读于巴黎综合技术学校，在此受到科学的熏陶和著名科学家的教诲。1817 ～ 1827 年，担任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秘书，其思想虽然深受圣西门的影响，但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存在严重的分歧。1826 年起开设讲堂讲授实证哲学，1833 年之后到巴黎综合技术学校担任数学教师，1848 年，组织了专门传播实证主义思想的实证哲学研究会。孔德的代表作有：六卷本的《实证哲学教程》、《论实证哲学的精神》、《实证主义概论》、《实证政治体系》、《实证宗教教义问答》等。在这些著作中，孔德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实证主义哲学体系，把哲学和科学、社会和政治、宗教和道德等各方面的理论“综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他称之为“实证”理论。
孔德认为，哲学不应当介入神学和思辨形而上学所研究的绝对的、终极的和无法证明的抽象本质，而应该以实证自然科学为根据，以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和可以验证的知识为内容，这就是“实证哲学”一词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在孔德看来，实证就是指“实在”、“有用”、“确定”、“精确”、“肯定”、“相对”等；实证哲学则是一种向人们提供实在、有用、确定、精确、建设性、相对性等作为人类智慧“最高属性”的知识的哲学；实证哲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各门自然科学的规律和方法，以此为基础推演出一般科学的规律和方法。
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欧洲科学发展的潮流。众所周知，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主义哲学对科学的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许多哲学家试图把他们的哲学当作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使得哲学成为专注于思辨的形而上学。到了 19 世纪，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于是，冲破作为思辨形而上学的自然哲学对实验自然科学的桎梏，就成了时代的呼声。孔德顺应时代要求，其实证哲学思想就是这种顺应并解答时代课题的产物。但是，孔德在反对思辨形而上学对科学的束缚时，否定了对事物和世界的本质进行研究的整个哲学本身，否定了哲学作为本体论和世界观的意义，这样，孔德将哲学和科学局限于现象世界的范围之内，从而使哲学和科学失去了现实的客观基础。孔德宣称，实证哲学及实证科学的任务就是要“精确地发现”自然规律，强调人的思想必须服从外部世界的规律，具有合理因素，但孔德的自然规律不是指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内在必然性，而是指诸现象之间的外部联系，这又与辩证唯物主义相去甚远，在一定程度上陷入现象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泥潭。
（二）穆勒的归纳主义哲学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 ～1873），19 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是英国实证主义的最早代表。他出生于伦敦市一个学者家庭，父亲詹姆士·穆勒是 19 世纪英国休谟派哲学家、著名的功利主义者边沁的学生。穆勒没有进过正规学校，其知识的获得途径主要靠其父指导和启发下的自学。他 5 岁开始学习希腊文，12 岁时已经阅读了大量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文史类书籍。1819 年读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1820 年赴法国，学习法国语言文学、化学、动物学、逻辑学和高等数学，并结识了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他读过法国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等早期著作，并深受其影响。从 1841 年开始，穆勒与孔德有过一段时间的书信来往，他赞同孔德的基本哲学观点，称孔德的实证主义是“时代的共同财产”。穆勒 1823 年随父到英国东印度公司担任秘书，直到1858 年公司解散。穆勒的一生除了打理公司事务外，主要从事著述，1865 ～ 1868 年任英国国会下院议员，在政治上接近自由党。
穆勒最大的哲学贡献是他的逻辑学理论。他在《逻辑体系》一文中称逻辑是一块中立的土地，不同哲学立场和不同学派的人可以在此相会，握手言欢。在穆勒看来，哲学不应当去寻求经验以外的世界的本质和基础，即不要去研究形而上学问题，而应当成为以经验为基础的一切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哲学的任务是从主体的经验中去寻找相对稳定和有秩序的东西，即经验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这一任务就是逻辑学所应该担当的。也就是说，穆勒试图取消作为关于世界观的哲学，建立作为方法论的哲学。换句话说，即把哲学归结为逻辑学。穆勒主张，逻辑方法不仅应该成为物理学等各门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应该成为包括心理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在内的精神和道德科学的方法，在这里，逻辑成了一种普遍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穆勒逻辑学崇尚归纳主义，反对把理性演绎法的作用夸大到极致的演绎主义。在西方逻辑史上，演绎主义认为，一切真理的发现及逻辑上的推论和证明，都以少数具有普遍必然性的不证自明的概念及命题为基础，而以三段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演绎推理则是逻辑推理的基本形式。这种观点在近代受到了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派哲学家的批判。他们提出并发展了与演绎主义相对立的归纳主义。演绎主义和归纳主义的争论是理性派哲学和经验派哲学争论的集中表现。这种争论在 19 世纪中期仍在继续，而穆勒则是这一时期归纳主义的最大代表。
穆勒以数学的性质为考察点，展开了和演绎主义者的论争。他认为，数学具有某些不同于一般经验科学的特性，几何学的命题不以事件的连续为转移，数学的真理与因果律没有必然联系。像欧氏几何定理这样的数学定理是由具有真假值的假设推论出来的，而假设总是和事实相关涉。也就是说，即使像数学这样靠少数公理和公设推论出来的演绎系统，归根结底都是来自于经验，它们都是“观察和经验的结果，简言之，都以感官证据为基础。”
在与演绎主义的争论中，穆勒论证和发展了培根以来的经验归纳法，他认为，一切推理和证明，一切真理的发现，都是从归纳法和对归纳法的解释得来的。只有归纳法才能使人们从已知推论出未知，从而推动科学的进步。穆勒认为，简单枚举的归纳法和不完全归纳法都不能完成上述所说归纳法的使命，这是因为，简单枚举的归纳法从前提不能推导出可靠的结论，而不完全归纳法只是对某一类所有单个事实的综述，其所推论出的结论并没有超出前提所定的范围，因此也不能为科学的进步作出贡献。基于此，穆勒认为，科学归纳法的基本特性应该是能够通过已知推论出未知，也就是由考察某个（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属性而推论出该类所有事物均具有这种特性。他说：归纳是“心智的这样一种活动，借助这种活动，我们由知道在某种或某些特殊情况下为真的东西推断出与前者在某些指定的方面相类似的一切情况下也为真”。
为了能从某一类事物中的某个或某些事物属性推论出该类其余事物具有相同的属性，就必须首先假定自然界的各类事物具有齐一性，也就是同一类事物和现象有共同的、一般的规律。这是进行归纳的前提。在这个基础上，穆勒提出了著名的“归纳五法”，即：求同法（契合法）、求异法（差异法）、剩余法、共变法、求同求异并用法。
穆勒对演绎主义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演绎主义者把一般概念与特殊经验割裂开来、把一般概念绝对化以致视为一切知识和真理的来源的错误。但是，他把一般命题视为特殊命题的集合，视演绎推理从属于归纳推理则是片面的。穆勒的归纳主义强调通过实验研究发现事物的自然规律，对于推动人们深化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促进科学的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他的归纳五法仍然是比较简单的、初步的方法，它只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适用，而在认识和分析存在着复杂联系和矛盾的事物面前却常常是力不从心。穆勒的归纳主义没有把因果联系视为事物之间存在的客观的必然的联系，而是看做现象之间的前后相继，终究没有超出经验主义和现象主义的藩篱。
（三）斯宾塞的经验哲学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 ～ 1903），出生在英国德比尔的一个具有浓厚宗教氛围的家庭。他和穆勒一样，没有进过正规学校，但一生勤学不辍。17 岁时，斯宾塞被聘为伦敦——伯明翰铁路的工程师，1848 年至 1853 年曾任《经济学家》杂志的编辑，这期间他开始了大量的阅读和写作，为《威敏斯评论》杂志撰写过不少文章，其思想倾向初露端倪。斯宾塞的哲学知识是通过与当时思想家和科学家交往，以及阅读通俗读物中获得的。他与达尔文、赫胥黎等人友谊深厚，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边沁的功利主义以及孔德、穆勒的实证主义对他的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斯宾塞一生笔耕不辍，在现代西方哲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声望，是现代英国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重要代表，也是英国 19 世纪社会科学发展历程的历史见证人。斯宾塞著有一整套“综合哲学”，其中包括：《第一原理》（1862）、《生物学原理》（2 卷，1864 ～ 1867）、《心理学原理》（1855，后分作 2 卷，1870 ～ 1872）、《伦理学原理》（2 卷，1892 ～ 1893）、《社会学原理》（3 卷，1876 ～ 1896）。
斯宾塞在其著作《第一原理》中指出，科学和哲学都应该以“现象世界”为研究对象，即它们应该研究有限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和可分类的东西。他认为，人的全部认识功能一言以蔽之为整理经验，至于由现象而达到本质的理性思维则只能和经验等量齐观。他说：“思维就是发生关系，任何思想都不能表达关系以外的东西……理智的作用只能限于处理现象，如果我们试图用它去处理现象以外的东西，那就会使我们陷入荒谬。”
斯宾塞把知识分为最低级的知识、科学知识和哲学三类，认为三者均以经验或者不可知的表象为对象，都是关于现象的知识，它们的区别不在于内在本质，而只是联系程度不同而已。“最低级的知识是完全不相联系的知识，科学是部分有联系的知识，哲学则是完全相联系的知识”。
在斯宾塞看来，哲学虽然是联系程度最高的知识，但这并不表示哲学更深刻地反映事物的普遍本质和规律，因为后者并不属于哲学的范围，哲学只不过是充当在不同的现象领域进行探索的工具。至于科学，他认为只能以经验为对象，而经验并非客观实在的反应，而是不可知的东西的表象。这些表象可分为两类，即清晰的表象和模糊的表象。前者在感觉的条件下发生，是原始的表象，后一类在回忆、想象或观念的作用下发生，是后继的表象。
像康德一样，斯宾塞承认现象背后有实体存在，但却是不可知的。在他看来，可知的只是实体的表象，是经验现象；不可知的则是绝对的实体，即他所称的“力”。他认为物质是经验性派生物，就其最后本质来说是绝对不可知的。他声称，宇宙显示给我们的力量完全不可思议，而力之所以不可知，是因为证明这种力的试验都要预先假定这种力的存在，经验方法却不能用来证明力的恒久性。这种不可知的力在斯宾塞的哲学中有着确定的地位和作用。它是一切终点的终点，是物质、运动、空间、时间等所有科学上终极观念的最后实体。斯宾塞还认为，从力的恒久可以推论出各种力之间的关系恒久，可以说明进化和变化的一般原因。斯宾塞强调知识、科学有不可超越的界限，因为科学探索总要碰到一个不可解的谜，而科学所逐渐接近的那种最抽象的概念，则溶解到不可知的概念里面。他认为，知识限于经验范围之内，科学不过是将经验系统化，它的作用就在于解释现象的秩序。斯宾塞的逻辑是：对一切可理解的东西的解释只说明后面还有不可理解的东西存在；可知物与不可知物具有天然的相关性。
（四）石里克的逻辑实证主义
如果说，孔德的实证哲学、穆勒的归纳主义哲学、斯宾塞的经验哲学是实证主义思潮发展的第一次高峰，那么，以石里克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则是实证主义思潮发展的第二次高峰。
弗里德里·奇阿尔伯特·莫瑞兹·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 ～ 1936），是现代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由他开启的维也纳学派是现代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主流。石里克生于德国柏林，曾在柏林研究物理学，1917 年起先后在罗斯托克和基尔担任大学教授。1922 年到维也纳大学担任归纳科学的哲学讲座教授，曾两度赴美国作访问教授，1936 年被一个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拥护者暗杀。主要哲学著作有：《普通认识论》（1918）、《伦理学问题》（1939）、《自然哲学》（1949）、《石里克哲学论文集》（2 卷，1979）。石里克的哲学思想继承了英国贝克莱、休谟的经验主义传统，是一种与现代自然科学、数学和逻辑学密切联系的现代经验主义哲学。其哲学思想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哲学思想以其《普通认识论》一书为代表，被称为批判的实在论；后期哲学思想深受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的影响，被称为彻底的经验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
石里克断言自己的哲学标志着哲学的一个伟大转变，这一转变的重要基础在于确认了科学是知识体系，而哲学是一项活动。他指出，哲学是确定和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科学则是一种知识体系，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则使命题得以证实。他说：“我们认识到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这一点积极表现了当代的伟大转变的特征：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科学研究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是命题的真正意义。”
就其内容而言，知识体系属于经验命题的体系，换句话说，知识体系是以认知的经验内容为标准的。科学以真的经验命题为基础，通过逻辑的联系和数学的公式，构成一个知识体系。相反，哲学命题没有经验内容，所以哲学不能被称为知识体系。他说：“每门科学（我们用这个词是指它的内容，而不是指人们为取得这个内容而作的实际活动）都是一个知识体系，即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而全部科学，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命题在内，都是知识体系，在这以外，再没有一个‘哲学的’真理的领域。哲学不是一个命题体系，它不是一门科学。”
在这里，石里克实际上区分了两种哲学，一种是传统的思辨哲学，即形而上学；另一种是澄清命题的意义的活动，即作为“授义活动”的哲学。他不是泛泛地反对哲学，而是反对那种视“哲学是一切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为圭臬的传统哲学，他拒斥不从事实出发而从普遍的原理、自明的公理、思辨的概念及其内在联系出发，并企图充当普遍科学的知识体系的形而上学。他认为，哲学问题不是关于事实的问题，而是关于语言的问题，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辨明陈述的意义，而哲学要完成澄清命题意义的活动，就必须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
石里克在批驳形而上学时，将有意义的命题划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他认为，分析命题即那些不以经验为转移、仅根据命题本身的用语就能决定其真假的命题，其中真的命题称为“重言式命题”，假的命题称为“矛盾命题”。综合命题即那些对事实进行描述，因而可以被经验验证的命题。这两类之外的一切命题都是没有认识意义的，而形而上学就属于这类命题。形而上学命题之所以没有意义，是因为它们既不能根据命题本身的用语来判断命题的真假，也不能通过经验的验证来确定命题的真假。判断分析命题的真假比较简单，而要通过经验来验证综合命题的真假则比较复杂。为此，石里克非常强调命题的“证实性”。
由石里克为创始人的维也纳学派也以宣言的形式支持了石里克的主张，宣言认为，科学的世界观的特征是：“首先，它是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只有来源于经验的知识才存在，这种知识是以直接给定的东西为基础的。这种特征为具有合法性的科学的内容设定了界限。其次，这种科学的世界观是以运用某种方法，也就是说，是以运用逻辑分析方法为标志的。科学家努力的目标，就是通过把逻辑分析运用于经验材料达到目的，即统一的科学……。如果对所有这一概念都彻底进行这样一种分析，那么它们就会被安排成某种具有还原性的体系，即被安排成某种‘具有建构性的体系’。这样一来，以具有建构性的体系为目标而进行的各种研究，包括‘具有建构性的理论’，就构成了人们可以在其中根据这种科学的世界观进行逻辑分析的框架……这种科学的世界观的代表都坚定地坚持有关单纯的人类经验的立场。他们满怀信心地进行着消除几千年来形而上学和神学残片断瓦的工作……。因此，这种科学的世界观非常接近当今的生活……。我们正在亲眼目睹的是，这种科学的世界观的精神越来越广泛和深刻地渗透到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形式之中，渗透到教育过程之中、培育过程之中、建筑之中，以及渗透到根据各种合理性原理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塑造过程之中。这种科学的世界观为生活服务，而生活也接受它。”
该宣言强调：要把一切形而上学当作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除；不存在作为基础的或作为普遍科学而与经验科学相并列或凌驾于经验科学之上的哲学。
石里克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想特征是提倡经验主义和拒斥形而上学。不过，与休谟的经验主义有所不同的是，它认为科学知识的基础不是依赖于个人的经验感觉，而是依赖于公认的实验证实，他不像马赫那样，认为形而上学完全是一个错误，而是认为它没有意义。另外，无论休谟还是马赫都是以心理分析为其方法论根据，忽视逻辑的作用，而石里克的逻辑实证主义则把数理逻辑作为哲学分析和论证的主要工具。
批判理性主义是继逻辑证主义之后影响较大的一个科学主义哲学流派，英国哲学家波谱是这一流派的创立者。卡尔·波普，（karl Popper，1902 ～ 1994）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人家里，父亲是一位律师。波普于 1918 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1928 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曾在维也纳任中学教师，1929 年出版其成名作《研究的逻辑》。1928 年迁居新西兰，在坎特伯雷大学任讲师，研究社会政治和历史问题，并于 1944 年出版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波谱的哲学思想是一个包括科学哲学、历史哲学、社会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宇宙论等在内的庞大思想体系，其“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对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波普的主要著作除了《研究的逻辑》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外，还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猜想与反驳》（1963）、《客观知识：进化的观点》（1972）、《自我及其大脑》（1977）等。
在本体论上，波普宣称自己是一个笛卡尔式二元论者。他把世界分为三大领域，第一是物质世界，包括物理的对象与状态；第二是精神世界，包括心理素质、意识形态等；第三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包括科学理论、文学艺术、语言、神话等。这三个世界都是实在的，它们之间具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波谱哲学思想的核心是批判理性主义。在欧洲近代古典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家那里，理性通常被视为对知识的直觉能力或是对经验的归纳能力。波普一反传统的理性观，认为“我们的理性能力只不过是批判的论证能力”
，理性主义传统应当是批判讨论的传统，这种传统“乃是扩展我们知识的唯一行得通的途径”
。在此基础上，波谱提出以证伪原则为核心的理论。
波谱强调人的认识的“易谬性”，他认为，即使目前被证明正确的理论，也可能在将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者是有缺陷的，因此，要发扬批判精神，随时发现理论的谬误，只有不自满于现成的理论，才能推动科学不断进步。逻辑实证主义者大多持归纳主义立场，认为科学知识仅仅来自于对经验的归纳，科学发现的逻辑与归纳逻辑是一致的。波谱不同意上述立场，认为以经验证实理论，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总是具体的事实经验，而理论是普遍性的命题，有限的具体事实只能证实单个命题，而不能证实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理论。我们能够用经验加以证实的仅仅是那些表述个别经验的单称陈述，而科学理论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必须具有无限的、普遍的有效性，它只能是严格的全称陈述，而严格的全称陈述是不能靠经验加以证实的。他说：我们不能搜遍全世界，以求确定某种东西现在不存在，过去不存在，将来也不存在。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严格的全称陈述是不能证实的。所以，科学理论不能依靠经验来证实。
科学理论虽然不能被证实，但却能够通过经验加以证伪，即严格的全称陈述可以为个别的经验事实所否定。例如，“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个严格的全称陈述，虽然不能依靠我们看见过的千万只白色天鹅加以证实，但是可以被我们所见的一只黑色天鹅所证伪。他由此断定，普遍性的科学理论命题完全能被个别的经验事实所证伪，他把理论不能证实只能证伪的原则叫做证伪原则。他说：“我的建议建立在证实和证伪之间的非对称关系之上，这种非对称关系是从全称陈述的逻辑形式中产生出来的。因为全称陈述决不能从单称陈述中推演出来，但可以被单称陈述所证伪。因此，借助于纯粹演绎地推理（即借助于古典逻辑中的否定后件的推理）就可能从单称陈述的真推出全称陈述的假。”
在证伪原则的基础上，波谱主张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就在于它的可证伪性。他认为，科学不同于真理，因为真理是与事实相符合的，而科学理论总是推测性的，是不确定的，任何理论都不能说是永恒的定论。证伪原则正是建立在一切科学理论都是推测、都具有自己的不完全性的基础之上。理论的证伪性越大，它的科学性就越大。总之，理论的科学性的标准，就是理论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科学家对待理论的态度不是要证实其永恒性，而是要找出它的可证伪性。科学的发展就是在否定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理论。波谱说，人们尽可以把科学的历史看作发现理论、摈弃错误的理论并以更好的理论取而代之的历史。科学的进步是通过尝试错误而取得的，理性和批判就是科学方法的本质特征。波谱把科学发展的模式概括为“提出问题——进行猜测——反驳与批判——新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以波谱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的出现冲击了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观念，无论是在科学方面还是在哲学方面，波普都是 20 世纪的实证主义的批判者。实证主义声称，有意义的陈述必得是可以验证的。而波普则主张，某种普泛的理论的验证，需要在每一可能的例证中都得到肯定的结论，未来的例证是永远也不能观察到的，因此它就永远不能作为一种确定的知识。在波普看来，一贯正确的知识基础或例证，感觉经验、直觉知识都是难以获得的。我们的知觉能力和思考能力只能是对我们周围世界的特定的和有限的理解。我们不是上帝。
在波谱看来，假说意味着始终不抱着一种自命不凡的教条思维，更意味着理论本身需要批判的检验。检验只意味着否证，任何理论永远都不会被确证。因为一旦确证就难免会排斥批判。按照波谱的观点，科学理论应该始终对批判保持着开放的姿态，科学理论也只有在批判中才能生存发展下去。当然，作为理性的题中应有之义，批判在整个西方哲学史的理性主义传统中从来都没有被完全排斥过。如果说，构建是人类理性之一面，批判则是其另一面。构建若是理性地进行，批判也就难以避免。为理性所构建的，最终都要受到理性的审判。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演变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波普突出强调理性的批判功能，并最终将理性定位在批判本身而形成一种批判理性观，这种批判理性主义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它告诉我们，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性的知识理论，也没有任何知识理论拥有自命不凡的优越感。这对于我们确立一种更为彻底的开放态度，从而避免陷入僵化教条的泥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发。
历史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 ～ 1997）。库恩生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城，1943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物理学系，先后获得物理学和哲学博士学位。1958 ～ 1968 年先后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讲授科学史，1979 年以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哲学和科学史教授，曾担任过美国科学史学会主席和美国科学院士。主要著作有《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1957年）《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 年）、《量子物理学的历史资料》（1967 年）《必要的张力》（1977）、《黑体理论和量子不连续性，1894 ～ 1912》（1978 年）等。其主要思想体现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
库恩的历史主义是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共同的对立面。他以哲学思考为指导，以科学史为材料，把科学哲学研究和科学史研究结合起来，强调用心理学和社会学来说明科学的进步。传统的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一点一滴的累积过程，只有平稳的进化，没有飞跃和革命，科学就好像是堆积“轶事和年表”的货仓，其成果不过是一件件或一批批加到这货仓中去而已。库恩不同意这种静态发展模式，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描绘了一幅“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的动态图景。
库恩不同于其他科学哲学家的特点在于，他认识到科学的进步不仅同科学本身有关，而且还与科学发展的社会背景以及由这种社会背景决定了的科学家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有关。他着眼于科学的历史与现状，在科学中引进了科学以外的因素，如社会环境、科学家心理、科学家集团的要求和心理状态等。正因为如此，库恩被称为历史主义哲学思潮的代言人。
库恩反对把科学和非科学对立起来，认为科学是由非科学转化而来。他以大量的科学史实证明，一种科学理论既不会由于反面论据而被证伪，也不会由于正面论据而被证实，科学的发展不单纯是理论与经验完全符合的问题。库恩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把科学看成是许多孤立命题的集合，认为科学理论是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库恩的这些思想都集中体现在他的科学“范式”理论中，或者可以说，“范式”理论是库恩历史主义学说的核心。库恩说：“‘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
换句话说，“范式”就是指某一科学家集团围绕某一学科或专业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科学家集团有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为他们提供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规定共同的发展方向，限定共同的研究范围，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科学传统。库恩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在形成公认的范式前，各种假说相互排斥与竞争，没有被公认的权威性理论，这就是前范式或前科学阶段。范式的形成，标志着该科学趋于成熟，进入常规时期。在常规时期由主导范式提供研究方向、规定研究方法、统一研究思想，科学共同体在这种范式指导下进行释疑活动，从而推动科学的发展。如哥白尼的天文学、牛顿的力学以及富兰克林的电学都是指导一个历史时期的常规科学，即科学范式。随着科学的发展，总会出现用原有范式解释不了的反常现象，随着反常现象的增多，原有范式陷入了危机。危机意味着科学革命即将来临。在危机中通过竞争，新范式取代旧范式，新的科学共同体取代旧的科学共同体，这就是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后又出现一种新的常规科学，进行新的释疑活动。这样，库恩提出了量变和质变相互交替的科学发展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和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
库恩在发展观上提出科学革命的理论，强调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对于科学理论或科学范式的确立所起的积极作用，并把“范式”概念当作自己哲学的核心，认为“范式”规定了科学共同体所特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在发展机制上，把范式之间的竞争和选择提到很重要的地位等等，都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为了同“知识直线积累”观相区别，库恩用“不可通约”这个术语来表征新旧范式之间的质的区别。但是，他否认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可通约性”，对超出共同体之外进行思想和理论的交流和沟通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则是不客观的。他说：“只有承认牛顿的理论是错误的，爱因斯坦的理论才能被接受。”
而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是，在新范式和旧范式下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时常互相交流，甚至还会改变彼此的观点。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盛行之后，相继出现了许多哲学流派，尽管它们在科学哲学的许多基本问题上存在分歧，但都主张科学是哲学的研究对象，并在表述自己哲学立场的同时，形成了一些共同特征。
科学主义思潮追踪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轨迹，提出了科学发展中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其中，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在表述自己思想观点的同时，触及或揭示了以实证、怀疑、批判、创造为主要特征的科学精神。在实证主义视域内，实证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和科学创造的重要环节和内在要求。它主张，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马虎，不虚构、杜撰、伪造、篡改任何一个经验事实材料和数据，通过批判理性主义思潮，我们则可以捕捉到一种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如批判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波谱认为，任何一种科学理论必然存在着某种错误，即使这个理论暂时经受了某些实践的检验，但错误最终会暴露出来，进而遭到实践的反驳与证伪。任何理论即使经受过严格的检验，也还是可以被推翻的。比如，牛顿理论曾获得惊人的成功，但还是被爱因斯坦的理论所代替。从这个意义上说，波谱批判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中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道出了科学精神的真谛。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库恩以“范式理论”描绘了科学从量变到质变交替发展的动态进化图景，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实际过程，他将科学家的信仰、价值观念与科学创造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闪烁着人文的光辉。
当然，由于历史和现实以及个人学术经历的局限性，科学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往往脱离社会历史实践反思科学问题，这就使得他们的理论不可能全面准确地概括出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表现出理论的不成熟性。各个流派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往往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把自己的观点推向极端，呈现出明显的片面性。如逻辑实证主义在反对“形而上学”的同时，取消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波谱在合理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片面性的同时，又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即夸大证伪的作用，割裂证实和证伪的辩证关系。历史主义代表人物库恩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的静态分析，提出了科学从量变到质变交替发展的动态过程，但他对这一过程的理解也有片面之嫌，即把范式的更替归结为科学家内心信仰的改变，否定了科学发展的内在联系与客观基础，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非理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