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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文化前提

在人文主义哲学思潮的发源地——西方,人文主义是一个含义多变的概念,它既指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指文艺复兴运动对古代哲学智慧的追慕;既指基督教对人的关切,也指反基督教的无神论主张;既指科学实证的精神,也指怀疑科学的精神……在中国,“人文”一词最早来自古代典籍《易经》,和“天文”相对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人文”即人的、人类的东西;“天文”,即非人的、自然的东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然现象。人文主义在我国经常被翻译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性主义、唯人论等等。这种不同译法源于这一词语的含义在西方的不同时代发生的变化。当“人文主义”被冠之以“现代”时,它主要是指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任何思想大厦都不会平地而起,而是以特定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基奠,以特定时代的现实要求为契机。作为一股西方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有着重要的文化前提。

一、传统积淀

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是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中世纪神学对立物的传统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于 14 ~ 15 世纪的意大利,其基本思想倾向是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人权、反对君权,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桎梏。众所周知,在中世纪的西欧,其典型社会特征是:附庸从属于封君,帮工依赖于行东,农奴受制于领主,整个社会织就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严密网络之中。与此相应,天主教神学鼓吹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神本”说教,主张人们要按照神意的安排与教会的训导,安贫守份,绝对服从。这样一来,人完全丧失了独立性与自主性,丧失了个体的价值与尊严,丧失了追求世俗幸福生活的权利。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壮大,新兴资产阶级以思想观念的更新为契机开始了反神权、反封建的斗争。受新时代的感召,一批人文主义者在思想文化领域积极地除旧革新,喊出了“个体本位”的时代强音,即一切以个人的意志、利益与欲求作为观察、思考与判断事物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尺度。他们把尊重和发扬人的个性、促进人性的解放当作理论的出发点,号召人们冲破传统神学(特别是基督教禁欲主义)和经院哲学的禁锢,把注意力由彼岸的天国拉回到现实的人间。这一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主要特点是反对神学与科学对人的漠视。它认为,无论是神学还是科学,都没有把人作为哲学研究的中心和主要研究对象,背离了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传统,使人成了神学的附庸和科学的奴隶。比如,封建神学把人视为神的秩序的一部分,而科学观点则把人视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人的价值、尊严感被强大的神学光环和科学强力所湮没。于是,人文主义反其道而行之,主张人的经验是所有人可以依据的唯一的东西,应该将哲学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人身上,特别是人的经验身上。在这一时期,哲学家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从旧式的神学禁欲主义禁锢下解放出来,面向现实人生。对人文精神的倡导是当时哲学的主旋律。理性在当时实际上被理解为具有广泛意义上的人性;而世界在人的目光下也同样具有丰富多彩的特性。甚至在马克思称为“近代英国唯物主义的鼻祖”的弗兰西斯·培根那里,人和世界大体上仍是活生生的,“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 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继承了传统人文主义的这一思想,把人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从哲学上思考关于人的各种问题,形成了与只注重科学认识论而不研究现实人生的科学主义相抗衡的重要哲学思潮。

二、哲学矛盾

问题是接生婆,它能促使新思想的诞生。西方人文主义在现代发展的机缘是“由于欲对治或反抗某种文化上的偏蔽而兴起”(唐君毅语)。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和矛盾是催生现代西方人文主义的重要因素。

西方哲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几次重大转折。如果说,从多姿多彩的古希腊罗马哲学转向中世纪神学曾被比喻为从白昼进入黑夜,那么,从中世纪转向“文艺复兴”则被视为新的黎明的开始。不可否认,从文艺复兴时期到黑格尔时期,近代西方哲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第一,理性主义精神得以凸显。这一时期欧洲哲学的人文精神突出地表现为理性主义精神。许多思想家对中世纪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的经院哲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论证和讴歌了人本身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在 17 ~ 18 世纪的欧洲哲学中,尽管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验论和唯理论等各种派别的分野,但各派在提倡理性、限制信仰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扬弃前人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理性主义体系,西方哲学史上的这个历史时期也因此被称为理性主义时期。第二,理性精神与科学精神彼此促进。在当时的文化思想领域,自然科学从神学和以神学为基础的经院哲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开始成为真正的科学,科学的主体——科学家也已不再依靠“神力”和“天启”去参悟某种神秘本质,而是凭借人本身固有的意识和理性能力去认识客观世界,上帝万能被代之以理性万能。然而,近代西方哲学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即已包含了内在的缺陷和矛盾。其主要表现是:对理性的倡导由于走向极端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理性万能取代上帝万能导致了理性的独断;用理性主义精神构建的哲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凌驾于科学和现实生活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在这里,人和世界都被狭隘化了。在唯理论者和思辨哲学家那里,理性成了与人的现实存在相分离的思辨理性,在经验论者和实验自然科学家那里,理性成了与人的现实存在相分离的工具理性。人的存在被抽象化为理性的化身,世界成了由人的理性所构建的世界。当哲学家用这样的理性构建关于人与世界的哲学体系时,这种哲学便成了与人的现实生活相分离的形而上学。

早在 19 世纪上半叶,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占据欧洲半壁江山时,就有一些哲学家公开向传统的理性主义挑战。他们继承发展了康德“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思想,主张哲学应当超越理性派形而上学的独断,突破以二元对立为出发点的认识论界限,转向对人的本真存在的哲学思考,重新认识宇宙人生的意义。具体说来,就是要超越理性主义思想家对普遍的人性,即人类共同本性以及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颂扬,转向人的独特个性、生命、本能的研究,冲破以往哲学家用绝对的理性概念编织的束缚人的独特生存和个性的罗网,发现和发挥人的内在的生命力和创造性。这些思想为后来的许多西方哲学家所继承和发展,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中一股重要的人文主义思潮。 dI31kor7VKkJ5FBQ/cOh5YcnGsE4u9lL40KbySfv4sdEQ5rlASv4bYvoaffmLM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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