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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叔本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等西方哲学家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由这些思想家推动的一浪又一浪哲学思潮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于是，追踪这些思潮的来龙去脉，审视它的涨涨落落，分析它的利弊得失，发掘它的重要启示，对于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社会思潮，一般是指在某个学科领域或在某个时期的社会生活领域产生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是社会主体对社会状况的动态反映，属于文化范畴。如：哲学思潮、经济思潮、政治思潮、文艺思潮、科学思潮等等。哲学思潮是特定社会文化的理论内核，是各种社会思潮的集中表现。社会思潮有如下特点：第一，时代性。社会思潮总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并带有时代的印记，对该时代人们的价值取向、精神气质、生活观念起着重要的影响。第二，民族性。不同民族国家由于生产方式、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差异而生成形态各异的社会思潮，彰显该民族的特点。第三，群体性。社会思潮必是在一定阶级或阶层的人群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和传播，取得群体性共鸣。第四，目的性。社会思潮作为一定群体的愿望表达，总是这一群体利益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因而带有明显的目的性。第五，变异性。社会思潮的时效和功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当它与主流意识形态方向一致时，就能保持、维护、控制在稳定的状态；反之，就会刺激社会信息反馈机制的调整，迫使意识形态以新的面目出现。
在我国，梁启超开启了作为现代学术重要向度的社会思潮研究。他在 1902年所著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指出：“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凡‘思’非皆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
在这里，梁启超强调了社会思潮与时代变迁的关系。他认为，并不是每个时代的思想文化长河中都会有思潮激荡，时代之进步、环境之变迁、群体心理之感召，正是这些因素的因缘际会推动了社会思潮的变化与消长。在他看来，中国自秦代以后，历史上说得上有“时代思潮”的，只有“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就是以思潮及其转变来考察清代学术史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也是以时代思潮作为通篇的体裁，与梁启超用时代思潮描写历史不同的是，冯友兰将时代思潮归结为哲学问题。
目前，学界普遍认同中国大百科全书对“社会思潮”的解释：社会思潮是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社会思潮有时表现为由一定理论形态的思想作主导，有时又表现为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综合表现形式。社会思潮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的综合表现，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具体来说，就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思想文化因素。任何一个社会思潮的产生、发展离不开上述这些因素。其中，经济因素是决定性的，政治因素和思想文化因素对社会思潮的产生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一，作为社会意识的综合表现，社会思潮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之上，以一定社会的经济条件为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社会思潮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经济生活，它是当时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生活中突出矛盾的反映。比如，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人文主义思潮，就是基于当时社会的经济条件而产生的。中世纪后期，即 14 世纪末到 17世纪初，欧洲封建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解体，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形成。在这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是指通过对经济资源在各种可能的生产用途之间作出选择，以求获得最高效率。由于市场经济体制采取的产品交易方式主要是以契约形式为主的自由平等交易，其组织形式表现为由各独立主体构成的无外部强制、无权力中心的平面网络，所以，经济组织内部的参与者都是彼此独立的经济主体，人们对交易的产品和服务拥有所有权，并能依照个人或交易主体收集到的市场价格信息自主地作出决策。这种生产方式层面的变革引发和带动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人们的思想逐渐从封建神学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一个以高扬人的地位、弘扬人的价值为主题的人文主义思潮就这样形成了。由此可见，经济因素对社会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即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总是要体现在社会思潮之中。普列汉诺夫曾说：“如果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引起了某种本质上的变化，那么，这些阶级的心理也会发生变化。同时‘时代精神’和‘民族性’也就跟着变化。这个变化，表现于新的宗教信仰或新的哲学概念以及新的艺术风尚或新的审美要求之中。”
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不仅对社会思潮有着根本性的制约作用，有时，它的变化还会直接促进相关社会思潮的发生，如绿色和平主义思潮就是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直接作用下形成的。由于生产力迅速发展，自然资源消耗日益加剧，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平衡不断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应该树立怎样的发展观，如何有效控制和减少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防止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建立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世界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绿色和平主义思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第二，作为社会意识的综合表现，社会思潮依赖于特定时代的政治变迁。无论人们对政治有多少歧义，也无论人们对政治有何种偏见，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和政治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人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政治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定的政治形势和政治气候，是社会思潮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在社会处于大变革、大转折、大危机的时代就更是如此。在这个时期，民众的社会情绪、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十分活跃，为了改变社会政治现状，促使社会顺利转变，或者是为了挽救政治危机，人们会提出种种政治设想、政治理论并进行传播，最后发展成为形态各异的社会思潮。同时，一定的政治运动、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对社会思潮的产生、发展、传播也有很重要的影响。比如，1840 年鸦片战争以及后来国内出现的种种政治事件，为当时戊戌改良主义思潮准备了肥沃“土壤”。又如五四运动的兴起，既是新文化思潮以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结果，同时，又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新的条件。在社会思潮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政治家和思想家起着很大的作用。他们往往能够预见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敏锐感知社会的潮起潮落，紧紧把握时代潮流，根据民众的要求和利益，提出符合进步要求的思想政治学说，为社会思潮的传播与发展“推波助澜”。
第三，作为社会意识的综合表现，社会思潮依赖于一定的思想文化滋养。思想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人的重要存在方式，它承继过往，又通向未来。一般说来，传统文化的积极成分是新思潮产生的文化基础，消极成分则是新思潮产生与发展的文化障碍，新思潮在对传统文化“既克服又保留”的扬弃过程中诞生。如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理论来源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就是在对上述三种社会思潮的批判继承中产生的。又如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元素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由于社会思潮具有开放性特征，所以外来思想文化对本土社会思潮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对此，毛泽东曾经说过：“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或者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是学习外来文化的结果。在社会思潮形成过程中，作为思想文化的理论形态，理论观点具有激发民众情绪、启发民众觉悟、裹挟民众心理的力量，有没有思想理论做主导，是社会思潮有无生命力、是否进步、是否科学、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社会思潮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功能。
第一，社会思潮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仅明确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也指出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恩格斯曾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与欧洲其他各国工人运动比较起来为什么‘优越’，为什么‘如此辉煌地经受住了这样艰巨的考验’，为什么能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导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验方面（反抗资本家）相互配合、相互联系、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前进的很慢，其主要原因就是对一切理论的漠视’，‘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因原始的蒲鲁东主义传播而发生着混乱与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由于巴枯宁滑稽化的蒲鲁东主义传播而发生着混淆与动摇’”。最后恩格斯指出，怎样才能使工人运动在“伟大事变”中“稳有把握，应付自如”呢？必须把“日益明朗的意识（把科学社会主义），用有他无己的热忱传播到工人群众中间去……”。
特别是在新旧社会变革中，先进的社会思潮是新社会产生的催化剂，是旧世界灭亡的挽歌，如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等；而落后的社会思潮是阻碍新社会诞生或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如新中国诞生前的民主个人主义思潮、第三条道路思潮等。由于社会思潮的表现形式不同，它起作用的方式和程度也就不同。在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冲突加剧时期，社会思潮往往表现为狂风暴雨的形式，这种社会思潮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比如，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潮，中国近代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潮、五四新文化思潮、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思潮等，就属于这一类型的思潮；在社会发展的和平时期，社会思潮往往表现为相对温和的形式，它不是对社会现实的线性肯定或线性否定，而是通过社会改良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二，社会思潮是了解国情民意的窗口。人类社会既是一个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物质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的结果。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有两股思想大潮在涌动，即历史的潮流和思想的潮流，前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层面，后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精神层面。历史的潮流处于历史运动的深层结构之中，是隐藏在各种历史现象之下的规律性，而社会思潮则处于历史运动的浅表结构之中，是历史运动在人们意识中激起的思想泡沫或浪花。一般情况下，社会思潮较为活跃的地方，说明有深层的历史潮流在发展。透过社会思潮的表象，可以洞察深层历史变动的端倪。正因为如此，任何有远见的政党或政府，都密切关注和考察附着于社会思潮表面的民众的社会心理和思想意向，认真分析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人们的利益需求，紧紧抓住人们思想和心理的兴奋点，为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寻找坚实的抓手，为推动历史的发展奠定广泛的民意基础。
第三，社会思潮是社会控制的安全阀。社会思潮不仅表现为相对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且内蕴着相对活跃的民众情绪。经验表明，在时代课题转换、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社会思潮中的民众情绪常常处于高昂、紧张和无序状态。其中的破坏情绪对社会整合危害极大。因此，如何通过社会思潮这个文化载体，使民众的情绪得以释放，社会矛盾得以缓解，就成了国家和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问题。导之以渠，不能堵之以堤。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尔将社会思潮形象地比喻为社会控制的“安全阀”。他认为，破坏情绪的表达有三种方式：一是通过作用于真正的对立面而将破坏情绪发泄出来，二是通过作用于替代目标而将破坏情绪发泄出来，三是通过酗酒、哭泣、喊叫等无目标行为发泄出来。社会思潮就是这样一个安全阀：它允许人们声张个性需求、表达群体差异、传输社会情绪，是不良情绪和破坏情绪的仪式性表达，它通过释放被封闭的社会情绪，起到维护社会关系、整合社会结构的作用。
按照不同的参照系来划分，社会思潮有不同的类型和表现形态。哲学思潮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特定社会文化的理论内核，是各种社会思潮的集中表现。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哲学是其他一切学科的母亲，它生育并抚养了其他学科。因此人们不应该因为哲学的赤身露体和贫困而对她进行嘲弄，而是应该希望她那种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会有一部分遗传给他的子孙，这样它们就不至于流于庸俗。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发展态势宛如一幅写意画，它斑驳陆离，异彩纷呈，要对这一时期的哲学发展做一个十分准确的历史把握和现实观照，确乎是一件困难的事。究其原因，不单是 20 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过程的起伏和突变左右着这一时期哲学观念的变化，而且也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给哲学观念形成的强大冲击，使得这一时期哲学发展的情景极为复杂。当代西方哲学思潮作为西方世界中的文化巨系统，其中的每一个浪潮由于其理论取向、思维方法不同而显现出独有的文化特色，本书无意也无力评介所有的西方哲学思潮，而是围绕现时代思想领域里的三大问题论争，拣取最直接回答或最能引发思考的思潮而开展研究。黑格尔认为，任何哲学作为精神发展的全部锁链里面的一环，都属于特定的时代。当今西方哲学思潮作为在 20 世纪已经展翅的“密涅瓦”（猫头鹰），不仅要回眸人类自身与世界文明的百年历程，还要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审视新世纪遇到的种种新矛盾与新问题，虽然它们为了强调自己的思想主张而常常失之于偏颇和固执，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真理火花的闪烁中，领悟到人类“合目的性”的社会文化理想和文明发展趋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社会存在着三大思想论争。
第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论争。作为认识和把握自然世界和人类自身的不同方式，科学与人文是人类精神家园里两朵最美丽的花朵，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把它们视为人以“外向地认识自然”和“内向地观察自己与生活”的方式进行自我理解的两种缺一不可的方式。但是，近代科学传统的建立和巩固使得二者发生了分离，特别是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科学与人文的矛盾、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论争成了当今思想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哲学难题。科学主义坚信科学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正确方式，而一切不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事实、现象抑或所谓真理，都是无意义的，都不能作为哲学关怀的对象。科学主义所秉承的质疑、批判、实证精神无疑是科学进步的助推器，但是现代科学及其科学主义思想观念也日益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世界观念中人与自然的对立，发展观念中“GDP崇拜”和科学发展的冲突，意义世界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生活世界中物质享乐与精神追求的错位就是这一问题的主要表现。如何架起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互沟通的桥梁，通过二者的对话、交流和借鉴，全面回答人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遇到的新问题，这是研究西方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的学术宗旨之所在。
第二，一元性与多样性的论争。在思想世界里，可以把共性、共识、统一、普遍等概念名之曰“一元性”，而将个性、差异、多样、特殊等概念名之曰“多样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统一的，也是多样的。正是建立在世界统一性基础之上的多样性为人类展开了一个具有无限可能和无限丰富的世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在技术、资金、原材料和人员全球流动的同时，经济强国的文化产品也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席卷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通用电气前CEO韦尔奇的传记上了亚洲国家的畅销书榜；非洲的电影院能与美国同时上映最新的好莱坞大片……外来文化以渗透的方式在全球迅速蔓延，不仅使在全球化中处于劣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感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就是在全球化中受益颇多的一些发达国家也有着同样的困惑。人们意识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与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一样，国家观上的霸权主义、两性关系中的男权主义也在不同程度地模糊着世界的多元色彩，人类必须找到一条维护多样性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发展道路，达到“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目的。在此，是“全球化思潮”、“普世伦理思潮”、“女性主义思潮”这一只只哲学土拨鼠，为人们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松动排他主义的坚硬土壤、打破男权社会的壁垒、撬动文化沙文主义的铜墙，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第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现代性既是指一种与工业化相适应的文明状态，也是指一种与中世纪世界观相决裂的思想方法。无论就文明状态还是思想方法来说，现代性都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作为一种文明状态，现代性“将 20 世纪的社会推向了极限：在经济领域，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导致了不受限制的物质主义的资本主义和生态毁灭的消费主义；在政治领域，斯大林式的军事和独裁共产主义导致了压迫性的权力集中和共同体的瘫痪；在社会领域，法西斯专政导致了种族歧视、大屠杀和暴力。”
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曾经闪烁着耀眼光芒的核心概念如确定性、稳定性、一致性和封闭性等，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性的贪婪和无度，造成了思想的固执和僵化。如果说一个时代出了问题，那一定是这个时代的哲学出了问题。要避免灾难再次发生，对现代性进行哲学反思既是一种逻辑的必然，也是当代思想家的使命。绿色和平主义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就是这种反思的哲学产物。
科学史上的每一个划时代变革，都与研究方法有密切的关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有目的、有计划的复杂精神活动，不同研究方法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研究结论的正确与否。正因为如此，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著名文艺理论家莱辛指出：上帝如果一只手拿着现成的真理，另一只手拿着寻求真理的方法，让他二者择一，他宁愿选择后者。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
第一，唯物史观方法。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它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人们思想动机的物质根源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阐明了社会意识的本质及其对社会存在的能动作用。恩格斯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一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社会的生活方式，也决定着这一社会文化的形成及其特色。因此，研究西方哲学思潮，必须首先弄清楚思潮赖以产生与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西方比我们较早经历了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也比我们较早遇到了发展过程中这样那样的问题。作为一种哲学思考，西方哲学思潮所关注的社会问题、所分析的社会矛盾或许也是我国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于是，如何从思想潮流中把握历史规律，减少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中的类似问题，有效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就是唯物史观研究方法所体现出的现实性关怀。
第二，现代诠释学方法。在西方，诠释学作为一门指导文本理解、解释和应用规则的学科，已有很长的历史。在经历了作为圣经注释学、罗马法解释理论、一般文学批评理论以及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之后，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了现代诠释学。它包括三个基本要素：理解、解释和应用。现代诠释学摈弃了古典诠释学脱离实践脉络而评价知识和理论的素朴的客观主义观点，强调三要素的辩证统一。它强调对文本的理解、解释和应用必须与时俱进，必须具有实践性和创造性。传统诠释学以获得经典的科学知识为目的，以探求创作的客观历史背景、创作者的主观意图、政治倾向、生活态度为宗旨，力图重现和恢复历史的真面目。现代诠释学则认为，任何历史都是当时的人们创造的历史，所以从本真意义上恢复历史的真面目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它侧重于从今天的具体境遇中理解文本。它认为，生活世界的实践境遇是所有诠释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地，文本的意义不是作者的意图，解释作品也不是重新体验和重新构造作者的生命，相反，作品的意义在于沟通过去与现在。本书力图借鉴现代诠释学的有益启示，既重视对西方哲学思潮的文本解读，从而品味思潮的西学意蕴，又注重对西方哲学思潮的现代性和中国化诠释，从而揭示思潮之于当代中国的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