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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其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那么它也就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为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一种批判” [1] 。其生态批判理论主要有三个批判对象：第一，资本主义在本性上反自然、反生态；第二，马克思主义存在自然与文化的“理论空场”；第三，苏东式社会主义的实践产生了严重的且自身无法解决的生态失衡问题。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保护生态环境，资本主义在本性上反自然、反生态。永无休止的扩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是生态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生态危机通过一系列危机表现出来，其实质也是一种社会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中寻找生态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资本寻求利润的本性具有反人道和反自然的倾向、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整个生态系统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以及严重异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必然引发生态危机，这些使得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生态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在现行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没有办法解决不断加剧的生态危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者资本的逻辑就是无止境地追求利润。“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追求利润、积累资本、按照资本的逻辑运行的社会”……“资本的逻辑由于对不带来利润的环境保护毫不关心而破坏了环境”。 [2] 奥康纳认为，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资本主义企业把追求最多的利润当做经营活动的唯一目的，根本不会考虑人和自然的和谐问题。以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为根本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会引发深刻的生态危机，而且还会引起其他一系列的危机如过度积累危机、再生产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低估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枯竭以及自然界的退化的厉害程度” [3] 。资本主义生产对不可再生的资源、对可再生的资源如土地、水资源、空气、野生动物等以及整个生态系统都会产生破坏性的作用。资本不断破坏自身的生产条件，它具有自毁根基的倾向。资本的扩张逻辑是反生态的、反城市规划的以及反社会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采用的技术类型及其使用方式以及其他的一些生产条件发生退化，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趋势” [4] 。
高兹把生态危机归结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动机。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把降低成本看得比保护生态环境更重要，因为生态环境的破坏并没有使企业增加财政上的负担，这必然引起生态问题并最终造成社会问题。他在《作为政治的生态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中三种不可或缺的条件和前提：“（1）到目前为止，自然资源（空气、水、各种矿物质）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并被当做免费的货物看待，因为它们不需要被再生产（即被替代）；（2）生产资料（机器，建筑物等）即固定资本，它们最终将成为过时的，并且因而必须被效率更高、更强的生产资料所代替（再生产），以便给公司带来超过竞争者的利益；（3）劳动力，它必须被再生产（即工人必须有住房住，有饭吃，经过培训并且保持健康）。” [5] 在高兹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这些要素联合在一起就能生产出最大限度的利润（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自己的将来感兴趣，也就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并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 [6] 。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怀有兴趣，企业对利润目标的追求会对生态环境产生深刻影响。资本主义企业“首要关注的并不是如何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使生产与自然相平衡以及人的生活相协调，或者确保它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它首要关注的是花最少的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交换价值” [7] 。因此，获取剩余价值与利润的动机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无法克服的，利润动机必然驱使资本家去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已经导致了它为生产的目的而生产，为增长的目的而要求增长，这浪费了不可替代的资源并掠夺了星球。利润的逻辑为了满足最基本的需要（呼吸、舒适、清洁、居住、闲暇等）而使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复杂；随着资本主义增加大量商品企图替代过去免费的空气、阳光、太空、森林、海洋，也增加了人们的普遍失望。资本主义必须承认，它不能再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否则，将会引起一场威胁地球上更高级生命形式存在的灾难。” [8]
高兹认为，生态保护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增长的目标是相冲突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仅仅是使资本自身增殖，保护生态环境的斗争常常遭到经济增长者的强烈反对。生态运动必然与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发生冲突，顺利地开展生态运动就必须面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从这一意义上说，生态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斗争场所。在指出生态运动斗争的严峻性的基础上，高兹分析了目前生态运动斗争的焦点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企图在转嫁和治理生态危机中获得私利，而生态运动必须冲破这一功利主义。
阿格尔和莱斯偏重于批判工业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所造成的有害于生态的后果。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的消费需要和消费选择的向度服从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向度。异化消费实质上是一种过度消费、一种不必要的且有害于生态的消费，结果必然会使人们的消费需求超出有限的生态系统所能承担的程度。异化消费支持着异化生产制度，而异化生产（实质上是一种过度生产的趋势）“从生态的角度来说不仅是破坏性的、浪费的，而且本身也是有害的”。 [9] 个人通过高消费来寻求幸福，对本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异化消费”所引起的这种生态压力是非常大的，它使得资源极度浪费、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导致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异化消费”无疑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和消费模式建立在贫富不均、特权和追求利润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保护生态环境。由于零增长或负增长意味着停滞、失业和贫富之间的差距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不可能去限制和压制经济增长，它只可能会不断地生产新产品，去冲击市场使旧产品贬值，同时再生产出新的不平等和等级制度。
福斯特指出：“为自然中所有事物设定商品价格并且建立市场（经常通过人为的手段）以解决污染和资源耗竭等问题，虽然这种在经济中内化环境的方式经常被视为解决我们生态问题的出路，但这些解决方法只能在短时期内使问题缓解，最终还是会加剧所有矛盾，既破坏了生活条件，也破坏了生产条件。” [10] 在保持生命多样性方面，市场的作用是极端低效的。他进一步指出：“自然不是商品，任何试图把自然看做商品和让自然从属于自我调节市场规律的做法都是非理性的，都会由于自然赖以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再生产能力的丧失而导致生物圈的严重破坏。” [11] 自由市场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好手段。
佩珀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具有追求利润这个唯一的目的，资本主义生产必然要不断地掠夺自然，把自然当做获取利润的对象。在市场法则的支配下，资本主义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总是千方百计地将治理环境的费用转嫁给社会或者子孙后代来降低生产成本。这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滋生出生态矛盾即“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倾向于破坏和贬低物质环境所提供的资源与服务，而这种环境也是它最终所依赖的” [12] ，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可解决的矛盾。“绿色的”或者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只可能是一个美好的幻想。
奥康纳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在提高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时，会直接导致自然环境恶化的后果。他以洛杉矶盆地及附近地区的自然界转型为例，他批评这种转型是“非常腐败、愚昧和可恶的，归根到底，在生态和经济的维度上也是愚不可及的，各种内在矛盾以与不动产、积蓄、信贷基金及财富的增长相似的速度不断地积累起来” [13] 。
那么，应该怎样评价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企业重视环境保护的现象呢？高兹特别提醒人们，千万不要被这些现象所迷惑，必须考虑到以下两点。第一，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而且这样做的范围和效果十分有限。目前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地区，人群的拥挤、空气和水的污染已经达到了一个极点，如果要使工厂继续进行生产并实现利润的增长，就必须处理其有害气体和工业废水。也就是说，工厂现在必须重新塑造适合于进行生产的环境和自然资源，在此以前，这些环境和自然资源被看做是自然的一部分，可以任意拿取。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重视环境保护的动机还是处于确保增加利润的需要。问题在于，治理污染的装置尽管十分必要，但须大量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这又与其嬴利的目的相矛盾。因此，资本主义环保企业的收效不会有大的空间。第二，他们这样做有利可图，因为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有利可图的生态商业同样遵从市场的赢利规则。的确，当代资本主义正在不断将环保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寻求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甚至发展高赢利的生态商业，采取不同的资本密集型技术生产可循环的工业品。但从根本上说，这只不过是扩展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范围，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趋向，甚至会带来生态技术的法西斯主义，加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穷人相对来说会变得更贫穷，富人会变得更富裕，各种社会问题更是层出不穷。鉴于其资本主义性质，发达国家不可能解决本国或者局部地区的生态危机，也不可能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佩珀认为，尽管西方世界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上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在总体上做到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来应对巨大的环境难题如全球变暖、由消费主义产生的废物的生产和处置、全球贫穷等问题。
总之，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调节的是私人利益、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资本主义市场对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调节的失灵，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问题，市场调节不仅解决不了最紧迫的生态环境问题，反而随着自身的发展，进一步使这个问题恶化。” [14]
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追逐利润的特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不会以生态原则为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技术会破坏人们的生活方式，它们的功能在于直接或间接地阻止工人、消费者以及社区进行技术的设计、建构和使用。
福斯特指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解决环境问题的标准方法就是引导技术向较良性的方向发展：生产的能源效率更高，汽车的单位里程油耗更低，用太阳能替代矿物燃料以及资源的循环利用。此外，还经常倡导环境改革，例如降低人口增长率，甚至降低消费量。但截止到目前，技术的魔杖最受欢迎，似乎可以提供改善环境又不影响资本主义机器顺利运转的可能性。” [15] 福斯特的观点是，作为富裕资本主义国家解决问题的王牌，新技术或者新应用的技术在经济扩张的同时不能防止环境恶化。因为，“正如K·威廉·卡普在《私营企业的社会成本》一书中所宣称的那样，资本主义必须被视作未付成本的经济。‘未付’是指实际成本中的相当一部分还未分摊到企业的支出费用里，而是将其转移到并最终由第三方或由整个社会负担” [16] 。在资本主义的现有的生产体制下，开发出更高效率的技术毫无意义，这好像把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体制以及其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在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上，富裕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王牌已经没有往日的威力和效力。因为，技术本身无助于人摆脱环境难题，这种环境难题只会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日趋严重。只有社会经济制度本身才能真正解决环境难题。福斯特主张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支配社会的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奥康纳揭露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通过资本主义市场来实行生态殖民主义的罪恶行径。他认为，资本主义生态殖民主义制度的发展，加大了南北贫富差距，北方国家对全球尤其是对南方国家资源的殖民掠夺使得南方国家的资源日益枯竭，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这种破坏已获得全球向度。福斯特认为，“生态帝国主义只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就制造出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将地球生态置于危险可怕的境地。今天，在一个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种不顾环境限制而一味追求经济大规模增长的策略，如果不采取措施遏制其发展趋势的话，最终会导致生物圈在人类发展的时间过程中吸收、补充和恢复的主要能力不堪重负” [17] 。在他看来，生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倾向，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以及资本的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
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反自然、反生态的本性。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运用奥康纳和福斯特的观点做个小结。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反自然、反生态性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从潜在的交换价值的角度来定位自然，根源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或者说资本的自我扩张与自然界的自身有限性之间的总体性矛盾。资本主义反自然反生态本性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技术的利用、资本主义式的城市化和资本主义生态殖民主义制度的发展等方面。如果用“生态可持续性”来给“持续”下定义的话，“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这个问题的简短答案就是：不，如果答案稍长一点的话那就是：‘大概不’” [18] 。“完整的答案是：‘除非等到资本改变了自身面貌以后，到那时，银行家、短期资本经营者、风险资本家以及CEO（执行总裁）们在镜子中看到的将不再是他们现在的这副尊容，舍此之外，这种生态上具有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绝无可能’。” [19] 资本主义的趋势是自我毁灭的，并已经步入了严重的危机。所谓“绿色”资本主义，前景十分暗淡。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要关注经济增长和利润，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行为，其所引起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会使整个世界的生存都成问题。“全球环境危机的性质已关系到整个星球的命运，并且社会和生态相关的极其复杂的问题都可追溯到现行的生产方式。要想遏制世界环境危机日益恶化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仅仅解决生产、销售、技术和增长等基本问题是无法实现的。” [20] 资本主义在生态、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都是不可持续的，它必须被取代。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把自然看成是一种物理性的实在，而非一个自主的合作者，这是不正确的；而且，马克思主义只看到了人与自然的技术联系，而没有看到人与自然之间的文化、价值联系。马克思本人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自然对人类和社会发展施加影响的程度，而是夸大了人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可能起到的改造作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时代局限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探讨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时，集中于从经济、政治方面来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以及异化劳动，等等，缺乏一种社会、文化和生态的批判线索。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从生态学角度来着重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他的后继者似乎也忽视了这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具有明显的生态思维痕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以生态学的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观念，重新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然”概念，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文化和价值的联系，以此来扬弃“技术决定论”和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中存在自然和文化的理论空场，“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解读模式缺乏‘文化’和‘自然’的线索（或没有获得其应有的地位）” [21]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致力于把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范畴结合起来，填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自然与文化的理论空场。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相对忽视或者轻视了自然所具有的“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和“自然的终极目的性”这两个重要特征。“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是指人类在通过自身的劳动活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自然界也在改变和建构自己。马克思在许多时候把自然界当做人类对象的外在对象，自然界只是消极和被动的自然。“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凸显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却没有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 [22] “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没有一种（或只在很弱的意义上具有）研究劳动过程中的生态和自然界之间之自主过程（或‘自然系统’的自然理论）。” [23] “自然的终极目的性”是指自然界本身的存在就是它自身的最终目的，这一目的具有无条件的至上性。自然并不仅仅是人类生产、生活的资源和驯服的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强调的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自然界自身系统的自主性和不可预测性以及自然界本身的生产问题没有被强调。他们两人“确实没有把生态破坏问题视为其资本主义的积累与社会经济转型理论中的中心问题” [24] 。
莱斯认为，尽管马克思合理地表明了“控制自然不是个别社会变化的重要因素” [25] ，但由于时代的技术和阶级意识等情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必须进行补充和修正，重新评价控制自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奥康纳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变化的新理论，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马克思的“理论空场”的存在。“对土地的挚爱，地球中心主义的伦理学以及南部国家的土著居民和农民的生计问题，这些政治生态学所主要关心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难道不是被遗忘了吗？答案是肯定的，是，绝对是。其实，正像我们将看到的一样，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的确存在着上述所论及的以及其他的一些理论空场……” [26]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长点在于马克思存在着这样的“理论空场”，这也使得建构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可能。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和实践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特别是指出了传统社会主义在生态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从苏联和东欧以及其他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看到了社会主义与自然关系上的否定性后果——大规模的污染和环境破坏。他们把生态批判理论的矛头毫不留情地指向了苏东式社会主义实践忽视了生态问题，认为苏东式社会主义难以承担解决生态危机的重任。“我们可以从东欧和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所犯的错误中，看到社会主义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后果——大规模的污染和环境破坏。” [27]
在苏东社会主义模式实践中，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因素，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有着非常迫切的要求，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工业化实践中所产生的严重的生态问题也没有得到重视和及时整治。在奥康纳看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遵循着一种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工业化的思路，其所导致的生态方面的后果非常严重。具体说来，苏联尽管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承认水污染等区域性环境问题，但并没有对此采取有力和有效的举措，致使中亚地区、贝加尔湖、波罗的海等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收效甚微。1986 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令世人震惊。由于政府长期坚持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和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政策，波兰在工业化的实践中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生态问题，饮用水源严重被污染，1 /4 的耕地因过度开发而无法再用于农业生产。20 世纪 80 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欧洲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
高兹认为苏联社会主义“计划”模式无法避免生态破坏和环境退化的恶果。在他看来，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权一直相信，通过“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使工人和他们的功能相互一致、使个人的目的与集体的目标相互一致、使个人的利益与全体的利益相互一致，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生产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灾难；而这种一致性的最好体现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计划”。但是，在苏联社会主义“计划”模式中，计划并没有使组织起来的各个生产者真正与他们的生产过程统一起来，反而造成个人意志和愿望的丧失，并且导致国家机构的独裁专制和各种层面的腐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幅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滑稽的放大画面。它把追求积累和经济增长作为其主要目的，它试图使这种追求合理化的方法是，用精心规划的、中心化的、外在的整体经济控制的市场取代了自发的外在控制。在一切行为领域中，它使得体系的全面的合理性所要求的功能行为与个体的自我控制的行为方式的合理性相互分离。” [28] 尽管苏联进行了经济改革，但这种改革的基本思路仍然遵循着消费主义的思路。苏联的计划社会主义模式奉行的也是经济理性，而不是生态理性，它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所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
福斯特认为，与资本主义世界一样，苏联模式以及效仿苏联模式的大多数东欧国家的模式在农业土地养料循环问题上没有取得成功，主要原因在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沿袭了美国所使用的方法，不够重视养料循环，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部分抵消了对土壤的养护，土地养料循环出现了严重断裂。因距离遥远、能源和财务成本昂贵等原因，聚集的养料无法回归到农作物的产地。这种发展趋势给环境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莱斯认为，社会主义曾许诺把人们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合理的控制之下；但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却使人们面临着一个强大的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早已把整个地球置于达摩克利斯剑之下。这无疑是一种讽刺。
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过分增长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苏联式社会主义忽视环境保护，错误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对自然的统治绝对化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在它看来，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不仅是一个非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变种的崩溃，而且是由社会主义奠基人所定义的权威性的社会主义概念（共产主义）的崩溃。只要受制于经济理性，不管是用计划还是用市场进行调节，都不会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不过是发达工业社会的变种，同样存在不自由、异化、严重的生态失衡等问题。
[1]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29 页。
[2] 岩佐茂：《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生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 年第 4 期，第87页。
[3]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8 页。
[4] 同上书，第 331 页。
[5] Andre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 ，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pp.4～5.
[6] 同上书，p.5。
[7] 同上书，p.16。
[8] 同上书，pp.77～78。
[9]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96 页。
[10]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5 页。
[11]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3 页。
[12]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前言第 2 页。
[13]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 页。
[14] 刘仁胜：《90 年代以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中国人民大学 2004 年博士论文，第 101～102 页。
[15]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6 页。
[16] 同上书，第 95 页。
[17] 同上书，第 79 页。
[18]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77 页。
[19] 同上书，第 382 页。
[20]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版。
[21]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0 页。
[22] 同上书，第 8 页。
[23] 同上书，第 198 页。
[24]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8 页。
[25]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岭等译，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6 页。
[26]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6 页。
[27]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前言第 1 页。
[28] Andre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9，p.42.